【名家專欄】中國惡化的法治和對世界影響

自從習近平鞏固了他的權力以來，中共本已存在缺陷和脆弱的刑事司法制度明顯更惡化。中共不僅實施了新的公然的非法拘留和調查方法，而且現有的正當法律程序和法律保障也被進一步架空。

「保護衛士」一直走在最前沿。這個組織發表的一系列報告揭露了這種法治惡化的發展及其對刑事被告和政治敏感人物的影響。（註：總部位於西班牙馬德裡的保護衛士，Safeguard Defenders，是成立於 2016年的非政府組織，致力於在亞洲一些最惡劣的人權環境國家從事並支持當地實地活動，以促進保障基本人權和法治，並提高當地公民社會和人權捍衛者的能力。）

無數的事態發展，無論它們看起來多麼雜亂，都是同一戰略的一部分：加強中共對社會的政治控制，讓目前的執政集團繼續掌權。最明顯的例子莫過於「獵狐行動」和「天網」。這兩個不同但相關的運動表面上是為了「打擊腐敗和政府瀆職行為」。它們都延伸到了中國境外。（註：獵狐行動是由中共公安部部署執行的追捕逃亡到境外人員的專項行動。天網行動是中共設立的一個逮捕外逃中共黨員和政府官員的反腐敗追逃追贓行動。）

自法治開始惡化以來，中共當局使用法律外的制度進行單獨拘留，「指定地點的住宅監視」，已經呈爆炸式增長。根據「保護衛士」向聯合國十項特別程序提交的全新證據，2019年至2020年期間，「指定地點的住宅監視」增加了約190%，達到約13,000例，甚至可能更多。

對那些被逮捕的人，即使法律賦予了他們某些保障，情況也在嚴重惡化。大約150名刑事辯護律師報告說，他們在審判前會見委託人的機會很大程度上被剝奪了，而且越來越糟糕。

正如最近的一份報告《中國消失的嫌疑犯》（China’s Vanishing Suspects）所揭露的那樣，在開庭審判前，嫌犯會被警方以假名拘留。甚至在正式的刑事司法程序中，有時嫌犯也會消失，有時長達數年之久。例如不顧個人安危而為法輪功學員辯護的著名律師王全璋。

正如即將發表的《中國法律封鎖》（China’s Legal Blockade）報告所表明的，那些能夠獲得法律顧問的人往往被迫違背自己意願接受政府指定的律師。

更惡劣的是，一旦被捕，嫌犯肯定會受到審判並被定罪。

正如題為《假定有罪》（Presumed Guilty）的報告所表明的，2020年，在審判前只有2.54%的案件被撤銷，因為檢察官認為證據不足。截至2019年，一旦開庭，被捕者的定罪率超過99.96%。在170萬個判決中，大約只有600個無罪判決。

對他們中的一些人來說，噩夢永遠不會真正結束。

另一份題為《中國的虛假自由》（China’s False Freedom）的報告記錄了那些被認為「敏感」的人在出獄後如何被安置在所謂的「非釋放」狀態中，即「被軟禁」，有時被關在祕密地點，數周到數月，在少數情況下甚至數年。

正如「指定地點的住宅監視」從最初只針對少數政治敏感案件的例外情況發展到當地警方廣泛採用的措施，隨著當地拘留中心越來越多地阻止律師接觸委託人，最初針對持不同政見者的「例外」很快蔓延到更廣泛的法律制度和更廣泛的人群。

中共用來擴大權力、架空法律制度的最得力的機構是國家監察委員會（簡稱國家監委），以及其廣泛使用自己的法外祕密拘留制度——「留置」。留置是中國監察機關在調查期間對瀆職官員所採取的強制措施，類似於「指定地點的住宅監視」，但根本不是司法系統的一部分。「保護衛士」發布的最新數據顯示，2019年至2020年間，該系統持續擴大近16%。2020年所估計的受害者人數（17,000人）可能遠遠低於實際人數。

更具諷刺的是，中共一方面欲圖通過破壞刑事司法制度來加強對權力的控制，另一方面又尋求通過「司法合作」迅速擴大其全球影響力。

中共架空司法系統的另一舉措是將這種國際合作的大部分責任交給在中共控制之下的非司法機構身上——完全在中國法制之外的國家監察委員會。

這些相互關聯的惡化是出於中共希望將其權力擴展到境外而非僅限於中國公民。因此，在對司法合作的後果進行適當分析之前，在了解中共通過國家監委尋求這種合作的真正動機之前，外國政府不應該盲目與中共簽訂「司法合作」的協議。

現在扭轉中國法治的惡化，或者阻止中共繼續擴大政府批准的失蹤事件，可能為時已晚。但是，是否與中共合作，特別是與國家監察委員會合作，是阻止這些權力超越中國自身邊界，並確保中共的行為不會被其它非民主國家效仿的關鍵。這種合作將把法治的國際準則推向危險的邊緣。

（轉自大紀元/責任編輯：浩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