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領袖】加賽德：中共最懼怕中國人民

【新唐人北京時間2021年07月26日訊】這個政權外強中乾，加賽德說，「自2011年以來，（中共）國內安全的預算，已經超過了軍事預算。這是一個腐敗的體系，從上至下，從左到右，都腐爛透頂。」

中共對國內反對聲音的恐懼根深蒂固，還（飽受）正在醞釀的金融危機（的困擾）。能否有一場即將發生的政變，結束中國的一黨專政？

今天我採訪了羅傑·加賽德（Roger Garside），他是前英國外交官，曾兩次派駐英國駐北京大使館。作為一名長期關注中國問題的專家，他是新書《中國政變：邁向自由的大躍進》（China Coup, The Great Leap to Freedom）的作者。

「我們不能決定中國以何種方式治理，我們能做的，是幫助那些想要實現民主的中國人實現它。」加賽德說。

楊傑凱：這裡是《美國思想領袖》節目，我是楊傑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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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傑凱：羅傑·加賽德，很高興你能來《美國思想領袖》節目。

加賽德：很高興來這裡受訪。

楊傑凱：羅傑，你寫了一本非常非常吸引人的書，你預設了一種虛構場景，我認為，這在中國觀察家和中國問題專家中並不常見。然而，你似乎讓它顯得相當具有說服力。

你在書中提到非常有趣的一點是，這些潛在策劃政變的人，不是來自體制外，他們正是來自共產黨內部的最高層。可以說，他們這樣做也是為了他們自身的利益，這同樣與今天的一些普遍想法相反。請告訴我，這些高級官員為了何種自身利益，而希望看到中國進行系統性的政治變革？

加賽德：我認為這符合他們的自身利益，但我認為他們不僅僅出於自身利益的動機。正如我對這些現實生活中人物的了解——正如我對他們的描述，在書中有四分之一篇幅用於敘述半虛構的政變——他們對他們的國家感到憂慮，他們明白自己的自身利益和國家利益緊密相連，浮沉與共。

他們能夠看到問題，他們所擁有的極權獨裁製度在中國造成的根深蒂固的、長期存在的問題，對這些問題，他們比外界的人看得更清楚。

他們比大多數人看得更清楚，這個政權外強中乾，政治上衰敗腐化，他們能保住自身財富和權力的最大希望、以及中國的最大希望，就是策劃一場政變，推翻習近平，讓中國進入民主轉型。

楊傑凱：在你看來，有哪些關鍵性的、最好的手段可以利用？當然，你提到了最近通過的一些法律，以及這些法律的成功實施。但你認為還有其它方法嗎？

加賽德：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手段是，想辦法打破和突破中國（中共）的長城防火牆。在今天的中國，人們被洗腦，數以百萬計的人從未被告知真相，他們被剝奪了知曉我們自己國家和世界真相的權利。

我們必須找到一種方法，來突破（中共）極其嚴格的審查制度。因為我相信，當中國人民知道真相，當他們了解到他們一代又一代被灌輸謊言，慘痛歷史一代又一代被掩蓋，他們會怒火中燒。

楊傑凱：我想你說過，你實際上從1958年就開始觀察中國了。你能給我簡單介紹一下這個過程嗎？你也曾在中國擔任過外交官，還擔任過許多其它職務。告訴我一些你的過去，以便我們的觀眾能夠理解你的經歷。

加賽德：在香港邊境的一個觀察站待了10天，俯瞰一個平靜的、被邊境圍欄、鐵絲網穿過的山谷。

在山谷對面的山上，無疑有解放軍士兵在監視我們。那個山谷白天很平靜。但到了晚上，中國大陸的男人和女人就會從（作為邊境隔離物的）鐵絲網下爬過，以逃過飢餓、疾病和死亡，這些都是毛澤東的大躍進給中國帶來的災難。這讓我著迷，喚起了我對眼前這個巨大的、封閉的國家的迷戀，在之後的63年裡，這種感覺一直伴隨著我。

等我退役後，我上了大學，然後我進入了外交部門。我自願學習中文，我學了兩年。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我被派往北京。所以我親眼目睹了（中國的）無政府狀態和暴力。在那次任職後，我辭去了外交工作，因為我很灰心失望，看不出我的知識在中國能有什麼用，深受困擾。然後我去世界銀行工作，那是一次很棒的學習經歷。

但後來我重新進入了外交部門，返回中國，第二次當外交官。（在之前，）我曾經歷了一個國家的完全無政府狀態、暴力和文化大革命的無政府狀態，我又經歷了美國——一個法治國家——五角大樓文件（指1971年五角大樓越戰祕密文件被洩漏給媒體）的時代等等。因此，這對我來說是一個偉大的政治教育。

然後在1976年我回到了中國。我在那裡見證了周恩來的死亡，毛澤東的死亡，以及對繼承權的鬥爭，鄧小平勝出了。然後我休了兩年的無薪假，去了加州，寫了一本書，講述鄧小平如何贏得了這場繼承權的鬥爭，以及他打算用他的權力做什麽。

那次外交工作之後，我沒有再回到中國，之後我又做了其它事情。我過去10年在經濟上小有成就，但不是作為一名外交官，而是經營一家規模雖小但非常國際化的諮詢公司，為那些正在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國家，提供如何創建資本市場的建議。

我是在柏林牆倒塌的時候（註：發生在1989年11月9日）開始經營的，柏林牆倒塌幾個月後，我的公司開始運營，我們在匈牙利、俄羅斯和捷克共和國或其它地方工作。所以，我在第一線看到這些國家社會、政治和經濟的變遷，這些國家正在經歷巨大的轉型。

因此，當我退休後決定再次撰寫有關中國書籍時，我有一大堆的知識和經驗，這在中國相關書籍撰寫者中事實上是獨一無二的，我想這給了我一種信心，來判斷和下決心（書寫）中國現實，這種經驗也能使我看到表面背後的實質，我們之前談到過。

楊傑凱：我們剛才談到了中國共產黨治下的普遍缺乏信任的問題，而且是系統性的，以至於在某種程度上，在目前的體制運作方式下是不可避免的。

你在書中真正想處理的一件事情，是道德層面的問題，因為這種信任與黨應該成為道德等方面的決定因素的這種想法有關。但是你也提到，現在（中國）已經沒有這種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了，留下了一個道德真空，我想共產黨是沒有希望填補這個真空的。

加賽德：（在中共治下的中國）當然存在道德敗壞，存在道德真空：沒有信任，沒有真理。日復一日，人們在一個對他們撒謊的政權下度過了70年。中國互聯網上有一句話：如果他們（中國共產黨）否認了什麼，那可能就是真的。

很多中國人，幾百萬、幾千萬、幾億人，都已發覺繁榮的到來不足以使生活更有意義，不足以賦予生活意義。他們把目光投向宗教。自1979年以來，正如共產黨所劃分的，中國的所有五大主要宗教，都有爆炸性的增長。基督教在這方面尤其惹人注目，因為它吸引了中國許多最聰明、受教育程度最高、在社會和經濟上最成功的人。

因此，在這種公共道德喪失的同時，你看到了個人對意義和道德的尋求。在共產主義到來之前，在中國這片土地上，大部分歷史上是由道德而不是法律來統治的，由道德來統治。因此，中國人民本能地感覺到公共道德的喪失，非常深刻（地感到這一點）。

楊傑凱：就在前幾天，我和約翰尼·摩爾（Johnnie Moore）一起吃早餐，他是美國國際宗教自由委員會（USCIRF）的委員之一。最近，美國國務院制裁了中共610辦公室的一位官員（余輝），610辦公室的成立，實際上就是在我們錄製這次採訪的同一天，即6月10日，在1999年，基本上是為了消滅法輪功精神運動。在這個制裁發布的當天，約翰尼·摩爾遭到中共的報復性制裁。

當然，他是一個福音派的牧師，在這些圈子裡是相當有名的人物。我問他：「你認為他們為什麼在這之後專門制裁你？」 他說：「我認為他們（中共）害怕法輪功學員和福音派合作。」

這讓我想到，你在書中談到了這一點，中國共產黨最大的敵人，至少在你查看一下他們在安全方面支出時看到的，實際上是針對中國境內的。他們害怕中國人民，遠遠超過他們對任何外部敵人的害怕。

加賽德：這是事實。自2011年以來，（中共）用於國內安全的預算已經超過了軍事預算。人們只能得出這樣的結論：他們對國內的反對聲音的恐懼，要超過對外國敵人的恐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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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自大紀元/責任編輯：李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