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專欄】從美體操名將退賽看中國選手境遇

7月28日，在體操史上拿過最多獎牌的體操運動員西蒙‧拜爾斯（Simone Biles）退出了本次東京奧運會。在這位24歲的選手宣布退出後不久，美國體操協會發表了一份聲明。聲明中說，「經過進一步的醫療評估之後，為了關注自己的心理健康，西蒙‧拜爾斯決定退出東京奧運會的個人全能決賽。」體操協會「全心全意」支持她的決定，並稱讚「她把自己的健康放在首位的勇氣」。他們堅信，她的勇氣「再次表明，為什麼她能成為這麼多人的榜樣」。

無論你對拜爾斯的決定有什麼看法，這都是她自己做出的選擇。國家的榮譽擔負在肩，人們可以想像她的壓力。

心理健康是一個需要大家探討的重要問題。因此，說到這裡，我們關注一下參加東奧會的中國運動員。雖然有些運動員遭受過非人的待遇，但與拜爾斯不同，他們沒有權利退出比賽。他們比囚犯好不到哪去，經常受到殘酷和不同尋常的懲罰。

中共政權用虐待的方式「培養」體育人才。這種蘇聯模式的老派訓練方法，對贏得獎牌，更確切地說是贏得金牌，有一種狂熱的痴迷。

在中共政權的眼中，拿銀牌和銅牌的都算失敗者。中共在國內不斷加強要當全球第一的概念，根本不考慮第二和第三的可能。在這種絕對主義哲學的思想統治下，只有贏家和輸家，沒有中間的角色。沒有什麼比奧運金牌更重要的——運動員個人的身體或精神健康不重要，當然更談不上他們的家庭成員的健康。

2012年據《商業內幕》（Business Insider）報導，「奧運跳水運動員吳敏霞的父母，因為擔心影響她的訓練，隱瞞了她母親長期患乳腺癌的事實。」當時26歲的吳敏霞「也被隱瞞了她祖父母去世的消息」。然而，當她「在倫敦贏得雙人和個人3米跳板金牌」時，她的教練和父母「對這種爭議不屑一顧」。今天，中共政權釋放的信息和2012年一樣明確：運動員不能被「小」問題分心，即使是親人得了重病和去世。

2015年7月25日，在俄羅斯喀山（Kazan）水立方舉行的第16屆國際泳聯世界錦標賽首日的女子跳水雙人3米跳板決賽中，中國選手施廷懋（左）和吳敏霞慶祝獲得金牌。(Adam Pretty/Getty Images)

印第安納大學與普渡大學聯合分校（Indiana University-Purdue University）的體育系教授約翰娜‧多克博士（Johannah Doecke），在路透社（Reuters）發表了一篇相當發人深省的文章。

她在文中說，「你想知道為什麼中國女性會如此成功？」這是因為她們「實際上是被她們的教練（其中大部分是男性）打得服服帖帖」。

多克博士本人也是一位跳水教練，而且是一名精英教練。她的履歷上說，她在2008—2009年指導了中國跳水運動員陳妮，幫助她成為聯合分校首位進入全美國第一陣容（First Team All-America）的運動員。多克博士強調說，如果（中國的）運動員拒絕按照教練的要求去做，他們會被「懲罰」和「搧耳光」。這是一個殘酷的訓練體系。

和多克博士一樣，我也親眼目睹了這個體系：她的描述絲毫不差。運動員們被當作農場裡的動物。每週訓練6天，每天訓練8至10小時，許多人和家人分開幾個月，有的甚至幾年也見不到親人。越來越多的運動員需要心理輔助，而這類輔助即使有也很少。身體受傷了也得不到很好的治療，有時甚至不治療。我有個同事看到一些嚴重腦震盪的運動員不是去看急診，而是繼續訓練。

正如多克博士警告的那樣，這個體系是殘酷的。運動員們被滴注類固醇和止痛藥；他們沒有什麼機會受教育。生活條件也很惡劣，五六名運動員擠在一個只能容納兩個人睡覺的房間並不少見。幾年來，這些運動員（其中一些年僅10歲）在傷病和循環往復的現實生活中掙扎。只有少數人可以奮鬥到參加頂級比賽；絕大多數人則像廉價塑料袋一樣被拋棄。他們回到了正常世界裡，沒有文化又帶著身體的長期傷痛。政府告訴他們要自食其力。但絕大多數人因為缺乏資源和財力，根本做不到養活自己。

這就是中共競技體育的本質：只有強者才能生存；其餘的就拋開不管了。這就是有中國特色的飢餓遊戲。

記者漢娜‧比奇（Hanna Beech）的一篇討論中國女舉重運動員的文章相當引人注目，她在文中談到了「一位前全國冠軍」，「在退役後生活非常貧困，不得不在公共澡堂裡幹活」。比奇說，由於「在她年輕時被迫服用興奮劑」，這個可憐的女子居然長出了鬍子。別忘了，這是一個在頂尖比賽中贏得獎牌的運動員。如果中共政權對待拿獎牌的運動員尚且如此，試想一下，那些沒拿獎牌的又是怎樣的情形呢。

讓我們回到拜爾斯身上。雖然她的心理健康可能很脆弱，但至少她有機會接受一流醫學專家的治療。我相信，拜爾斯會得到她需要的幫助。然而，對於中國運動員來說，能夠幫助他們的心理健康專家，他們永遠也等不來。

（轉自大紀元/責任編輯：浩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