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有句「名言」：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
當年，列寧和俄共搞的那場以所謂「十月革命」為標誌的共產主義試驗，確實贏得了相當一部分中國青年精英的關注、好感和嚮往，其中不僅有後來成為中共創始人的陳獨秀、李大釗等人，還包括胡適、魯迅和徐志摩等文化名人，甚至連蔣介石也在這份名單上，可見所謂「俄國革命」、「俄國道路」的迷惑性與蠱惑力。
其實，當年受迷惑和蠱惑的不止是中國的精英人物，在西方，許多知識精英同樣也對「十月革命」後的俄國心嚮往之。
據個例子說，20世紀影響最大的哲學家伯特蘭·羅素，是西方世界當時的公知領袖、才子班頭，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剛爆發時，他既興奮又期待，他不斷向英國駐彼得格勒的大使打聽俄國的近況，卻因為隔得太遠不得要領。
1920年，羅素甚至親自去了一趟俄國，與列寧等人做了長談。就在這之後，他對「俄國革命」的看法改變了。
親自了解到俄國情況的羅素認為，列寧的理論有兩大謬誤：一個是人性上的，一個是理論上的。
人性上的謬誤，是幻想通過宣揚仇恨，以鬥爭的形式促成美好結果，以天下大亂帶來天下大治——卻不去想，那些養成仇恨習慣的人，一旦得逞，就會馬不停蹄尋找新的仇恨目標。
理論上的謬誤，則在於他們堅信，經濟力量是唯一起支配作用的權力形式，如果國家成為唯一的資本家，就能馬上消除剝削和壓迫。但他們卻沒有意識到，這種做法只是造出了更加可怖的結果。
後來羅素寫了「布爾什維克的理論與實踐」，對在俄國發生的一些事情公開進行了否定的判斷。羅素認為，古今中外的人們總在幻想「醫治百病的靈丹妙藥、畢其功於一役的社會革命」，這樣的想法很不錯，但只能是痴人說夢。因為事實恰恰證明，給人類帶來了最多、最大災難的，正是那些高尚的野蠻和狂熱的信仰。
當年，羅素這種不與時俱進的反對態度惹惱了很多人，羅素成了當時輿論的靶子，左右兩派都給他起了外號。
羅素還因為自己的觀點，引發了不小的家庭內部矛盾，夫妻關係也搞得很狼狽。
羅素《論布爾什維克的理論與實踐》甫一出版，徐志摩就找來讀了，他還針對俄國問題發表了自己的看法：「俄國人相信天堂是有的，可以實現的，但在現實與那天堂中間隔著一座血海，人類得渡過這血海，才能登彼岸，於是，他們決定先實現那血海。」
胡適當時還沒弄明白，也不遺餘力地為蘇聯鼓掌，他認為蘇聯人是理想主義的政治家，正在做一個空前偉大的政治實驗。
為此，徐志摩曾經專門與胡適展開討論，胡適後來的轉變和認識應該也與徐志摩的影響有關。
離開俄國後，羅素應梁啟超邀請來華講學，對俄國模式提出批評，羅素對俄國的態度影響到了中國知識分子對羅素的態度。
羅素來中國後，力挺俄國的魯迅先生率先發難，寫文章諷刺羅素。李大釗、陳獨秀、李達、陳望道、邵力子、蔡和森等人火力全開，譏評四起。
今年是中共建黨一百年。了解中共的人都知道，中共發動的所謂「中國革命」，抄的就是「俄國革命」的作業。如果說「俄國革命」帶給俄國的巨大災難，為羅素當年對這場所謂革命的洞見提供了註腳，那麼「中國革命」帶給中華民族長達一百年的巨大災難則再次印證了羅素的睿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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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提供/責任編輯：劉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