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冬奧會上，中國14歲女跳水選手全紅嬋獲得金牌，帶出其家境貧寒，想拿冠軍掙錢為母親治病的淚目故事。年前中共總理李克強講話披露中國有6億貧困人口，加上近兩年越來越無法掩蓋的貧富懸殊國情，中國2021年初的基尼係數更高達0.45的危險水準。這無疑成為中共政權難以擺脫的執政危機。
中南海此時推出所謂「共同富裕」的「浙江模式」並不出奇，早在薄熙來落馬前主政重慶時，就有類似的模式。目前北京尷尬穿上老鞋，顯出窮途末路，拿不出迴轉的招數了。
中共選擇的「浙江模式」是什麼？
據多維網報導，7月20日，浙江省委機關報從頭版開始，連續4版刊發《浙江高品質發展建設共同富裕示範區實施方案（2021—2025年）》全文，正式樹起率先建設共同富裕「浙江示範區」的大旗。此前一天，該報頭版亦全文發表浙江省委書記袁家軍在通過上述文件時的內部講話，高調重提「蛋糕論」。8月8日，央視焦點訪談以「共同富裕 從『浙』起步」為題，為北京推出新政策站台。央視網稱，不久前，《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支持浙江高品質發展建設共同富裕示範區的意見》發布，浙江的具體實施方案也於近日發布。這意味著浙江將走在全國前列，探索和實現共同富裕。並稱，全面小康已經實現，共同富裕就成為接下來要實現的一個重要目標。目標是「在2025年，取得明顯實質性進展；到2035年，基本實現共同富裕」。
為顯示中央選擇浙江做「示範區」的正確性，為何共同富裕示範區這個重大任務會落在浙江，央視稱，「富」一直是浙江的標籤， 2020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5,2397元，居全國31個省（區、市）第3位、省（區）第1位。此外浙江也是中國城鄉區域發展最均衡的省份之一。2020年，浙江城鄉居民收入倍差為1.96，遠低於全國的2.56。
央視還舉出所採訪的兩個村的數據：奉化滕頭村和湖州織裡鎮。40多年來，滕頭村大力發展工業、農業和旅遊業等，全村的人均收入達到6.9萬元。
湖州織裡鎮有一家父子企業，父親20多年前在這裡白手起家開始創業，過去經營著一家羊毛衫廠，十多年前轉型為電子產品的配件製造，現在又開始謀劃第二次轉型升級。織裡鎮不少企業家勤勞奮鬥，用40多年將織裡從一個小鎮打造成全國最大的童裝生產基地。
提及示範區目標，央視引述說，到2025年，人均地區生產總值達到13萬元，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達到7.5萬元，達到中等發達經濟體水準，要比全國早十年實現這個目標。
央視稱，浙江在共同富裕示範區的實施方案中提出，把科技自立自強作為戰略支撐，聚焦「互聯網+」、生命健康、新材料三大科創高地建設，形成浙江特色全域創新體系。
「蛋糕論」 薄熙來的重慶模式PK汪洋的廣東模式
2011年，時任中共總書記的胡錦濤發表「七一講話」，之後數日，時任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和廣東省委書記汪洋，就胡的講話，分別提到做蛋糕，但調子大不同。BBC當時以「兩種有關蛋糕生產和分配的論述」為題報導稱，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從去年底至今前後數次以蛋糕做喻強調重慶的發展路線是重視分配的公正，「分好蛋糕」（發展的果實）再來做大蛋糕。值得注意的是，……數日後，在有關薄熙來主持市常委會貫徹胡的講話精神的報導中，除些官樣說辭和在結尾時再次強調重慶模式的意義外，通篇不見薄對胡的講話有一字評論。相反，7月11日廣東省委書記汪洋在省委會議上布置學習胡錦濤「七一講話」時，卻高調讚揚胡的講話，提出要弘揚改革之初「殺出一條血路」的銳氣，破除一切妨礙科學發展的路徑依賴，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不動搖，直言「分蛋糕不是重點，重點還是要把蛋糕做大」。且意有所指地說這點是有針對性的。BBC說，汪薄二人發展理念以及政治歸屬上的分歧，再一次明顯地暴露在公眾面前。
海外黨媒多維網今年7月21日發文《習近平重評蛋糕論 徹底否定薄熙來重慶模式》，稱10年前，……主政廣東的汪洋和主政重慶的薄熙來間發生的「蛋糕論」爭論有代表性。
多維說，他們的爭論代表了中共黨內左與右的路線分歧，對汪洋弘揚改革之初「殺出一條血路」， 「重點還是要把蛋糕做大」，當時在重慶唱紅打黑的薄熙來則針鋒相對，說分蛋糕前必須把蛋糕做大是錯的，我們不能把蛋糕做大，要扛起「共同富裕」的大旗，即所謂「重慶模式」。但圍繞「重慶模式」中「打黑」、「黑打」的黑幕曝光，民間及學界眾多尖銳的爭議，又隨著王立軍事件爆發，薄熙來去職，對重慶模式的負評逐漸增加。
汪洋的「廣東模式」把蛋糕做大，簡言之，背景即是「深圳模式」的推而廣之。2007年主政廣東後，汪洋看到廣東表面上是經濟發展面臨挑戰，其實是政治思想觀念束縛了經濟與社會發展。汪洋遂大力提倡思想解放，要賦予「深圳模式」以政治、文化與精神的內涵，在思想解放的口號下，廣東各地出現了諸多體制改革，有東莞的「騰籠換鳥」、廣州的財政公開、順德大部制改革和深圳的權力制衡試驗等等。
鄧小平「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導致貧富懸殊
20世紀80年代初，中共剛過十年浩劫，百廢待興，民怨沸騰，被迫給社會鬆綁，由鄧小平提出「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策略，以圖緩解民怨，恢復社會活力。結果，20年間，最先富起來的寶塔尖都是中共高官和他們的親屬，最終導致反腐敗、要民主自由的8964運動發生。其實鄧小平這句話還有後半句。鄧在三個時間點說過意思類同的話。他1985年10月23日會見美國高級企業家代表團時說：「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來，帶動和幫助其它地區、其他的人，逐步達到共同富裕。」
1986年3月28日，鄧小平在會見紐西蘭總理朗伊時說：「我們的政策是讓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以帶動和說明落後的地區，先進地區幫助落後地區是一個義務。」
1986年8月份，鄧小平在天津視察時說：「我的一貫主張是，讓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大原則是共同富裕。一部分地區發展快一點，帶動大部分地區，這是加速發展、達到共同富裕的捷徑。」
中國人被束縛慣了，一經鬆綁，各顯神通，依靠勤勞和智慧，國人生活有所改善。但極權體制下，所有資源被高層掌控，最終仍然導致分配極度不公，貧富極度懸殊。30年後，財富掌握在了共產體制內的極少數人手中，是高樓大廈下的國富民窮局面。
情非得已，中共只好又走回所謂「共同富裕」老路，而北京沒有膽量走回汪洋的廣東模式，又無法承認薄熙來的「重慶模式」，只好推出「浙江模式」這頭非驢非馬的四不像。
超越汪薄 ４個「親自」推出「浙江模式」成為習進軍20大「定海神針」
被中共重判的前國安特務、澳籍華裔楊恆均有比對汪薄模式的一段感性言論，主題為「重慶模式」與「廣東模式」最大的區別在哪裡?
楊文說，重慶模式的本質是用紅歌「教育」人民，用打黑對付不聽話的人民。而廣東模式，自從汪洋提出思想解放，到幾乎每年一次與網友交流，以及每年兩會等在各種政府部門會議的講話，汪洋幾乎從來沒有直接面對廣東民眾「發號施令」過，更沒有以任何方式要「教育」廣東人民(當然包括我在內)。他一方面同網友平等交流，另外一方面卻向官員聲嘶力竭地灌輸執政理念，他的很多講話，都能夠成為教育黨員幹部的經典(例如諸如「官員認為老百姓不聽話，老百姓認為官員不像話」等等)。自始自終，汪洋始終避免扮演一個「教導」民眾的導師角色，在廣東的民間，你幾乎聽不到有人會提起汪洋如何如何，而在重慶，民眾常常提起「我們的薄書記」……
聯想每年被熱議的中共北戴河密會，今年議題外界暫無從知曉，但習近平全力保大位毋庸置疑。此時習的智囊團一舉推出「浙江模式」，明顯也是為了順利就位第三期築高領袖地位的台階。在習宣布全國已脫貧，人民奔小康的虛幻時刻，「浙江模式」應運而生，絕不像表面看起來這麼簡單。分析政局走向可以發現，這個模式也是一步步醞釀後推出的。多維分析的有一定道理，即浙江省高調動作的背後，是習近平在曾經長期主政的浙江兌現其政治理想的意圖。
多維指，2020年春，習近平造訪浙江，首次提出要將浙江建成「新時代全面展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重要視窗」。2021年6月，北京下發文件《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支援浙江高品質發展建設共同富裕示範區的意見》，披露這一戰略為習近平「親自謀劃、親自定題、親自部署、親自推動」。
浙江是習近平第一個也是唯一一個作為「一把手」實現長期執政，並可以充分檢驗其執政設想的省份，在其心目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因此有觀點認為，事實上，習近平上台後所推行的諸多改革，都可以從浙江找到源頭或者雛形。
從鄧小平先富論一步步走到如今習改頭換面炒薄熙來冷飯的所謂「共同富裕」，怎麼看，都是中共維持政權，企圖度過危機，為政治需要而發動的無可奈何之舉。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轉自大紀元/責任編輯：劉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