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時間2021年09月15日訊】歲月的風，從遠方吹來，拂過譯者的生花妙筆，傾聽家書的娓娓述說，捲起彼時的創傷悲鳴。曾經，花香琴朗情長在。今日，人去樓空怨難平。
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來到《百年真相》節目。今天讓我們走近中國著名翻譯家傅雷，一起回顧他最後走過的那段絕望、淒涼的歲月。
1966年9月3日凌晨，在經歷紅衛兵四天三夜的批鬥後，傅雷和太太朱梅馥將一床浦東土布做成的被單撕成長條，擰繩打結，掛到鐵窗橫框上，又在地上鋪了層厚厚的棉被。然後，他們腳下的方凳被踢翻，悶聲倒在棉被上，沒有驚動任何人。
就這樣，一代翻譯大師悄悄地、慘烈地結束了一生。不知道腳下懸空的那一刻，過往的人生場景，得意的，失意的，絕望的，是否像跑馬燈一樣，在他眼前一幕幕回放呢？
傅雷，字怒安，1908年出生在上海。青少年時期的他，就是個激進的左翼人士。在徐匯中學讀書時，他因為發表反迷信、反宗教言論，被學校開除；五四運動中，傅雷走上街頭，參加演講和遊行；北伐戰爭時，他又參與上海學潮。
1928年，20歲的傅雷到法國巴黎大學求學，主攻藝術理論。三年後，他學成歸來，開始翻譯法國藝術和文學作品，並形成自己獨特的文風。抗日戰爭時期，他閉門 翻譯《約翰·克利斯朵夫》這本巨著，書中主人公堅持獨立思考的精神，促使一些青年參加「革命」。
傅雷自己也從抗戰勝利至中共建政積極參加民主運動，和民主人士聯合發表「反蔣」宣言，寫下大量政論文章。他曾質問：「假如沒有言論自由，其它自由怎能保持呢？我們又怎能改正錯誤，反對專制呢?」 當時的政權並沒有充分的時間來回答這些問題。
1949年，中華民國政府遷往台灣，同時，中共建政，帶來了宣傳和口號聲中的「新社會」。這個社會，能實現傅雷爭自由、反專制的夢想嗎？事實很快證明，這是不可能的。傅雷在1950年6月27日給畫家黃賓虹的信中寫道：「方今諸子百家皆遭罷黜 筆墨生涯更易致禍懍懍危悚 不知何以自處」。他自稱「未能與世浮沉」，只不過是「苟全生命」而已。
但是到1956年，情況似乎出現了變化，中共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傅雷開始向黨靠攏，積極參政議政，學著適應新政治氣候。1957年3月4日，他被邀請列席中共中央宣傳工作會議，第一次親眼見到毛澤東。傅雷非常興奮，回來後對太太朱梅馥說，「這次會議，是黨內外人士一起參加的破天荒第一次。我們黨外人士大都暢所欲言，毫無顧忌，倒是黨內人還有些膽小。」
朱梅馥也給在波蘭留學的長子傅聰寫信說：「爸爸開會回家，還要做傳達報告給我聽，真興奮。⋯⋯（大家）在座談會上大膽談矛盾談缺點，大多數都是從熱愛黨的觀點出發，希望大力改進改善。尤其是以前被整的，更是揚眉吐氣，精神百倍。」
可是，這「百家爭鳴」不過是毛澤東口中「引蛇出洞」的「陽謀」，自由表達過意見的人，很快成了被打擊的「右派」。當時，傅雷仍然想努力適應中共的政治環境，所以他開始配合「反右」運動，連續公開發表三篇揭發和批判「右派」的文章，又是誇讚「反右」是「史無前例的大事業」，又是和「右派」劃清界線，還批評別人的「右派」言論。誰曾想，如此積極投身運動的他，自己居然很快成了「右派」。
1957年下半年，他被指控為親美反蘇的急先鋒、上海「中間路線」的代言人，說他堅持資產階級民主，反對社會主義民主，反黨反社會主義。接著，上海各大報紙也開始批判傅雷。幾個月前給兒子寫信報告「喜訊」的朱梅馥，這回寫信說，作家協會開了十次批鬥傅雷的會，他做了三次檢討都不能通過，一切工作停止，精神極度痛苦。
事情還在往更壞的方向發展。1958年初，中央負責「反右」的一位領導到了上海，認為上海右派太少。為湊名額，市委書記柯慶施就把傅雷加進去湊數。4月30日下午，傅雷被宣布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當天，他直到深夜才回家，回來後和妻子相對無言。不知過了多久，他長嘆一聲說：「如果不是因為（小兒子）阿敏太小，還在念書，今天我就……」那時，他就萌生了輕生的念頭。
然而，這不單單是一個人的苦難，中共最善於搞連坐。傅雷被劃為「右派」後，在波蘭的傅聰也成了被批判的對象。迫不得己啊，傅聰完成學業後出走英國，成了「叛逃」之人。這對傅雷又是一個沉重打擊，簡直是罪上加罪了。他從此深居簡出，不問世事。
由於頂著「右派」的帽子，傅雷的譯著被延遲或拒絕出版，稿費沒了著落；49年拒絕清華大學的邀請後，他一直是個體制外的自由職業者，也沒有工資可領。所以，傅家的生活陷入了極度窘迫，一向氣傲的傅雷，不得不措辭卑微，寫信向領導求助。
1961年9月底，傅雷終於摘去「右派」帽子，他沒有半點感恩之言，而是說：「當初給我戴帽，本來就是錯誤的。」他後來還對好友周熙良說：「如果再來一次一九五七年那樣的情況 ，我是不準備再活的。」看來啊，尋死的念頭，幾年來一直在傅雷心中藏著；而另一方面，政治形勢比他想像的要嚴峻得多。
1966年8月30日，上海音樂學院紅衛兵砸開了傅家大門——那是一棟位於上海江蘇路284弄5號的小洋房。領頭人是鋼琴系教師李名強，他曾經是傅家的座上賓，常 去傅家聽傅聰唱片，還是傅聰的琴友。現在，他卻進門大喝道：「傅雷，你的問題很嚴重！」傅雷回敬他說：「你混蛋！」
反抗並沒有用。紅衛兵布下了崗哨，限制傅雷夫婦出門，隨時接受抄家和批判。這天夜間，夫婦二人在小花園裡打著手電筒拾掇花草，結果被紅衛兵認為是在埋變天帳。於是，他們挖地三尺，搗翻花園，把50多種精心栽培的月季一株株連根拔掉，卻沒有搜到任何東西。
這些人又找到傅雷寫給傅聰的信的草稿，以為信中能有點什麼「叛國勾當」。誰知，傅雷傾訴的全是愛國之情。紅衛兵馬上認為，這肯定是階級敵人的障眼法。他們繼續抄家，把地板都撬了起來。終於，「反黨罪證」在閣樓上被查獲了：那是一面小圓鏡子和一張褪色的舊畫報。已經模糊不清的鏡子背面是蔣介石像，畫報上是宋美齡。這些東西裝在一隻箱子裡，是傅雷姑母1949年前寄存在傅家的，從來沒被打開過。
但是，紅衛兵哪管這些。「大右派傅雷窩藏反黨罪證！」他們群情激昂，又為自己取得的戰果而歡呼雀躍。在震天的口號聲中，傅雷夫婦被按倒在地，並被勒令跪下。連續四天三夜，批鬥一直沒有停。夫婦倆還被拉到大門口，站在長板凳上，戴著高帽，任人指點羞辱。這一切，難熬得彷彿沒有盡頭。傅雷和朱梅馥被逼上了絕路。
9月2日，夫妻二人以娟秀的小楷，把後事分條列項地交代清楚：存款600元贈予保姆周菊娣，作為她失去工作後的過渡生活費；一個小信封裡裝入了53.5元，是二人的火葬費；9月份的房租支付55.29元；親戚寄在家的東西被抄走應付的賠償等都有具體交代。
9月3日凌晨，傅雷夫婦雙雙自縊，告別了這個令他們難以承受的世界。隨後，他們的遺體被送到上海西寶興路萬國殯儀館。當時，傅聰在國外，傅敏在北京勞改自顧不暇，都無法趕過來，親友中也無人出面料理喪事。火化時，只有保姆周菊娣在場。但是，周菊娣想領取骨灰被拒絕，因為「反動」人物自殺是「自絕於人民」，骨灰不能被收留。
那是怎樣一個扼殺人性的時代。不過令人欣慰的是，在看似無邊黑暗中，仍透出點點良善之光。
忽然有一天，一位戴著大口罩的姑娘來到萬國殯儀館。她自稱是傅雷夫婦的「乾女兒」，再三請求工作人員把骨灰交給她，並在最後把骨灰以「傅怒安」的名字寄存到永安公墓。 這名女孩叫江小燕，當時29歲。她其實與傅雷一家並不相識，但喜歡看傅雷翻譯的著作，也喜歡彈鋼琴，還看過傅聰的演出。在鋼琴老師那兒得知傅雷夫婦自殺的消息後，江小燕悲傷不已，正義感促使她挺身而出。
之後，江小燕還給周恩來寫信，反映骨灰無人認領問題，她提到傅雷是愛國的。不料，這封並未署名的信竟落到上海市公安局的造反派手裡，江小燕被抓走、審訊了一整天。經過反復調查，公安局確定她背後沒有人「指使」，才把她放回。此後的十幾年間，江小燕一直活在巨大的陰影中，直到1979年，傅雷平反。諷刺的是，將傅雷逼上絕路和給他平反的，都是中國共產黨。劊子手怎麼有資格給被害者平反呢？
傅雷一家的命運沉浮，映襯著時代的悲涼與荒唐。心靈的傷口，泣血不止，永難平復。與這個家庭一同悲哀並痛著的，是整個中華民族，還有飽經滄桑的大地。回顧，是為了讓悲劇不再重演，讓生命不再迷航。
觀眾朋友，謝謝您的收看，我們下次節目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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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自大紀元/責任編輯：李樂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