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專欄】禁止與中共合作不道德的基因採集

科學家們對中共收集DNA數據的做法越來越警覺。遺傳學家大衛‧柯蒂斯（David Curtis）認為，中共大量收集的DNA可以用作器官庫的數據庫，「打擊與防止活摘器官世界峰會」的組織者提議，抵制中國的醫療和科研機構。

在9月17日至26日舉行的峰會上，最有影響力的演講者之一提出，中共可能正在開發一個基因庫，以便通過大規模基因檢測有助於活摘器官。演講者大衛‧柯蒂斯教授是倫敦大學學院（UCL）的遺傳學家，他認為，由於中共嚴重侵犯人權的記錄，一些科學期刊可能會拒絕來自中國的投稿。

其他專家與中國科學家接觸時，也越來越提高警覺。

「還有其它與基因數據分析相關的（抗議）例子，尤其是在監控和／或識別方面，」瑪格麗特‧科薩爾（Margaret Kosal）教授說，她擔任多項職務，包括在喬治亞理工學院和帕克‧H‧佩蒂生物工程與科學研究所（Parker H. Petit Institute for Bioengineering and Bioscience）。

「我的工作涉及新興和顛覆性技術的安全影響，這些研究是中國使用遺傳學，機器學習算法和能力指標的最具體、最科學、記錄在案的開源範例。標誌著其研究能力。我在自己的研究文章和演講中，對在什麼情況下，甚至是否應該使用（例如：引用和參考）它們的問題上，進行了道德上的鬥爭。」

柯蒂斯表示：「我們知道，活摘器官正在（中國）發生。我們知道，人們受到任意逮捕、拘留，甚至失蹤——有時沒有經過司法程序。我們知道的第三件事是，這是最近才知道的，中共在整個人口中、少數民族群體和特定地區進行大規模基因檢測。」

他說：「人們有時會做醫學檢查，提供血樣，用這些血樣做的事情之一就是可以提取DNA。」

澳大利亞戰略政策研究所（Australian Strategic Policy Institute）發布的一份報告顯示，自2017年以來，中共當局出於執法原因，擬收集7億中國男性公民的DNA樣本。據報導，美國公司賽默‧飛世爾（Thermo Fisher）向中共當局提供符合其規格的DNA檢測試劑盒。

中共以前的DNA收集主要集中在少數民族，據柯蒂斯說，這使中共當局得以維護潛在器官捐贈者的數據庫，這些人可能會被活摘器官。

在中國，自願器官捐贈者相對缺乏，大規模的DNA採集在中國也遭到反對。人權組織認為，在一個很難說不的極權體制中，不會有真正得到同意的DNA收集，他們還擔心，廣泛的DNA測試，可能被用來懲罰持不同政見者和活動人士的家人。

據《紐約時報》報導，中國警察對在校男童進行大規模DNA測試時，要求提供血樣。《紐約時報》引用了另一個例子，其中一名31歲的男性在受到威脅後被迫提供血樣。來自中國北方的計算機工程師蔣先生，在2019年的採訪中告訴《紐約時報》，當局警告他：「如果拒絕採血樣，我們會被列為『黑戶』。」報導說，如果他不遵守，「將剝奪他和家人的權利，例如旅行和就醫的權利。」

考慮到中共的本性，柯蒂斯說：「很難理解為什麼（基於大規模DNA採集的活摘器官）不會發生。有收集樣本的政權……他們可以從所有人身上提取DNA。我們知道他們對逮捕和拘禁民眾毫無愧疚，我們知道，他們對活摘器官毫無愧疚，這給這個過程帶來了一個獨特的可怕的新維度。」

柯蒂斯認為，在中國，被活摘器官的潛在「捐贈者」已經從死刑犯、被定罪的囚犯擴大到一般的在押人員。現在，中共當局「可以檢查他們擁有的DNA數據庫，他們可以確定一個合適的捐贈者……不一定是被拘留者，因為可以是在街上走的人、上班的人、上學的人，或者在家的人，可能敲個門，那個人就會被拘留，被從家裡帶走，被從工作場所帶走——家人再也見不到他們了，因為他們跟需要器官移植的人匹配。」

柯蒂斯說，這創造了整個中國人口成為「潛在器官捐贈者的人類農場」的潛力，他強調，目前沒有證據表明這一點。但他說：「我們確實有證據表明，活摘器官正在發生，我們確實有證據表明有人被任意拘留，有人失蹤。我們有證據表明，大量的DNA收集正在進行中。」

他問道：「如果一個有權勢的中共官員需要進行腎移植，因此需要找到一個好的匹配對象，那麼中共當局為什麼不從已在DNA儲存庫內的藏人、維吾爾族人和囚犯身上活摘器官呢？」

柯蒂斯說，如果基因庫被用於使用活摘器官的移植，那麼「這不僅僅涉及安全部門」。他接著說，「要想讓這項技術發揮作用，醫生、基因科學家和其他許多人」都必須參與到專業的科學和醫療網絡中。

他說，不像在英國，科學家會因為參與這種不道德的醫學手術而坐牢，中國沒有專業透明度和問責制。「在與政府意願不一的情況下，沒有反對政府和主張維護道德標準的機制。」

鑒於對強制基因檢測和活摘器官的了解，作為一名遺傳學雜誌的編輯，柯蒂斯對他收到的來自中國的投稿越來越感到不安。「當我知道（中國）科研機構和醫療機構願意容忍這樣的做法時，我為什麼要相信這些科學家們是以合乎道德的方式進行研究的了？」

柯蒂斯解釋說：「這給我們帶來了一個新的遺傳學方面的問題。」他說，我們應該做點什麼。「我們可以通過某種方式來影響中共的行為。」「有他們敏感的問題，也有他們關心的事情，其中之一就是他們的科學認知，以及他們的科學工作者的職業生涯。」

柯蒂斯提出了基於中國學者的科學論文被常規拒絕的問題。他在擔任《人類遺傳學年鑑》（Annals of Human Genetics）編輯時就這麼做了。《人類遺傳學年鑑》總部設在倫敦大學學院，由威利（Wiley）出版社出版。

柯蒂斯在一封電子郵件中寫道：「我覺得如果我必須繼續處理來自中國的投稿，我就不能繼續做編輯了。在與出版商的年度會議上，經過與董事會的討論，我們一致認為抵制是不可行的。在會議上，作為一種妥協，他們同意我可以發表一篇社論來闡述我的顧慮，並建議人們考慮抵制。

「我和托馬斯‧舒爾茨（Thomas Schulze，在德國慕尼黑大學和紐約州立大學北部醫科大學工作）撰寫了一篇文章。出版商看到這篇文章後，拒絕發表，並要求修改。我拒絕修改，因為對內容負責的應該是我，而不是出版商。由於他們不願發表這篇社論，我提交了辭呈。」

柯蒂斯、舒爾茨、比利時魯汶大學的伊夫‧莫羅（Yves Moreau）和奧地利維也納醫科大學的托馬斯‧溫澤爾（Thomas Wenzel）試圖在其它地方發表這篇題為「中國—是時候考慮抵制了？」（China—is it time to consider a boycott?）的公開信。

拒絕所有來自中國的文章的提議，與非歧視條款中經常出現的「反對基於國籍的歧視」的規則相衝突。但當一些國家犯下聯合國所定義的反人類罪和種族滅絕罪時，這樣的包容是誤導性的。

如果不允許這種「歧視」，尤其是對世界上最強大極權國家的歧視，將導致其權力的進一步膨脹。對這個國家的種族滅絕和反人類罪行不採取措施，就是不站出來反對這些最嚴重的不公正行為。我們不應該歧視種族滅絕嗎？在這種情況下，「不歧視」難道不是在共犯（complicity)加倍嚴重的歧視嗎？

其它拒絕發表這篇文章的期刊，包括：《柳葉刀》、《英國醫學雜誌》（BMJ）和《美國醫學協會雜誌》（JAMA）。

《衛報》在6月發表了該文。儘管兩家醫學雜誌否認對中共過於順從，但根據作者說，威利出版公司和《柳葉刀》表示，這篇文章的發表可能會給他們在中國的辦公室帶來麻煩。

柯蒂斯在一封電子郵件中解釋道：「根據我的合同，我對發表的內容負有全責，我可以簡單地拒絕來自中國的所有投稿，但我知道這不符合人們對我的期望，也不符合出版商的政策，也是編輯委員會不支持的行為（與他們討論過此事）。我意識到這是我的個人立場，於是我決定辭職。」

柯蒂斯於2020年9月辭去《人類遺傳學年鑑》編輯一職，以示抗議，此事於今年6月公開。他告訴《衛報》：「我辭職是因為威利的高管們阻止發表這篇文章，這些人對一份科學雜誌的內容沒有發言權。有人告訴我，威利在北京有個辦公室，意思是發表這篇文章會讓事情變得麻煩……因為在中國有巨大的商業利益，出版商無權告訴編輯他們能發表什麼、不能發表什麼。」

《人類遺傳學年鑑》最初被稱為《優生學年鑑》（Annals of Eugenics），這是一個不光彩的科學領域，通過優生來去除所謂的精神疾病、犯罪行為，以納粹德國為例，則是去除種族特徵來「改善」人種。

柯蒂斯的遭遇很不幸地表明，有時，在缺乏倫理道德的領域中，最具倫理道德的科學家是那些被迫離開能施加有益影響位置的人。

柯蒂斯繼續他的工作，為遺傳學領域帶來了一種更合乎倫理的方法，他公開反對強制收集基因和活摘器官，並提出了是否應該正式抵制與中國的醫學合作。

他說：「對科學期刊來說，這意味著我們不會考慮來自中國、來自中國醫生和中國科研人員的投稿。」「我們會說，看，你知道你的職業是這些做法（活摘器官）的同謀，我們不打算把你們當作我們的同行。我們不會說，我們知道你們遵循與我們相同的道德規範。」

柯蒂斯認為，這將提高中國醫學界和科學界對不道德行為的認知。他在一封電子郵件中寫道，「我們希望很快推出一個網站，讓醫生和科學家簽署抵制。」

就在柯蒂斯在峰會上發言後，組織這次峰會的五個非營利組織聯盟：美國的「醫生反對活摘器官」組織、法國的「CAP良心自由」組織、台灣的「國際器官移植護理協會」、韓國的「韓國器官移植倫理協會」、日本的「移植旅遊研究協會」，發布了《打擊和防止活摘器官之世界宣言》。

宣言第9條直接支持柯蒂斯的建議，以及其它措施。規定：「所有政府應（1）敦促醫療專業人員積極勸阻病人去中國做移植手術。

（2）敦促醫務人員不要給中國醫生或醫務人員提供移植手術的培訓，也不要在本國為他們提供同樣的培訓。

（3） 敦促醫學期刊拒絕發表有關移植醫學的「中國經驗」。

（4）不向在國外尋求器官或身體組織移植培訓的中國醫務人員發放簽證。

（5） 不參加中國醫生在移植和移植手術領域的國際研討會、座談會或會議。」

事實上，我們不僅需要像柯蒂斯提出的那樣，在科學和醫學上抵制中共，還需要立法，禁止科學家和醫學專業人員，與從事嚴重不道德行為的外國醫療和科學機構合作。這同樣適用於今天的中共，就像它應該適用於20世紀30年代和40年代的納粹德國。

有了這樣的立法，人們就會意識到，面對中共這樣的不開明的政黨的壓倒性力量，西方對人權的承諾是認真的，願意積極地維護這些權利。

在中國，人們將提高認識，在法律的約束下，中共在不道德的醫療和科學實踐中的支持和領導將有後果，從而迫使它停止強制DNA採集和活摘器官。在享有自由的國家，我們必須以最嚴肅的態度對待這些問題，如中國的法輪功問題、維吾爾族和藏人等，對他們的迫害構成了種族滅絕。

（轉自大紀元/責任編輯：浩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