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時間2021年12月27日訊】按：人類文明發展到了20世紀，居然在長春發生餓死10幾萬人的慘案，共產黨不願舊事重提；國民黨又因孤城失守，還者無幾，外間知者不多。中國在日寇鐵蹄下呻吟了14年，好容易盼到祖國光復，卻遭此浩劫，無辜冤死的16萬同胞。
日寇投降後，我被軍統局派到東北行轅督察處，1946年3月到了錦州，在東北保安局司令長官部督察處作文強的主任祕書，負責辦理該處的成立工作，但只做了一個月不到，就被東北行轅主任熊式輝派為「東北九省統一接收委員會」的少將糾查隊長，旋即進駐瀋陽。
1946年6月，東北保安副司令長官梁華盛接任吉林省主席，我辭掉一切職務，隨他去吉林市，與軍統局就此斷絕關係。梁華盛聘我為吉林省政府參議，並兼任省政府駐長春代表，所以我和家小從此一直住在長春。
1947年秋天，我並一度兼任伊通縣縣長，但只做了8天。到了1948年初，局勢逆轉，吉林市吃緊，吉林省政府跟著第60軍撤退時貯存在吉林市的全部彈藥都原封不動地留在該處被共軍不勞而獲。
長春城內當時駐的是新1軍的一個師，師長李鴻，奉命擴編為新7軍，並升任軍長，負責與60軍共同保衛長春。長春的防務大致上分成兩邊，西南邊由新7軍負責，東北邊由六十軍負責。
時局逐漸吃緊，1948年5月前後，長春飛機場隨著最後一架飛機的飛離也宣告失守，這時陸空兩路對外交通完全斷絕，共軍的包圍圈也越來越縮小。
長春市沒有城牆，國軍的防禦工事便順著市郊地形建築，來攻的共軍，也大致順著國軍的防守線建立了一道包圍圈，雙方陣地之間，約有三四裡路寬的無人地帶。
由於上年秋天長春外圍相繼失守，進入市區的糧食逐漸減少，到了1948年春天，雜糧高漲到約百元東北流通券一斤（1塊流通券值法幣13元）。
共軍包圍長春後，不准一粒糧食運到城內，城內的糧價逐日高漲。
長春曾是偽滿的首都，建設很現代化，原有60萬人口，局勢動盪時仍有40幾萬，這些人完全靠城內的存糧供應，到了1948年7月後，糧荒已經相當嚴重，一般人開始想辦法搜索糧食代用品。
在此情形下，人民便想出城逃難，起初，如果用手槍、望遠鏡等類東西，交給共軍，還可以買通卡哨，可是手槍不是公開可以買到的，而且價格越來越高；望遠鏡市面雖有，也極其有限，價錢當然是水漲船高。不久這兩種東西都被搜買一空，此路也就不通了。
有一天，長春周圍五六十裡包圍圈的某個共軍卡哨忽然開放，但是時間極其短暫，大家聞風趕至，就又關閉了。無數難民就拖著飢餓的肚子，繞著這個真空地帶，不分晝夜，尋來尋去，希冀萬一能找到一個放生的機會。
除了在卡哨偶然可以看到共軍活動之外，其餘都藏在青紗帳（按即高梁田）中工事裡，看到難民走近便說：「老鄉，不能再前進了，你們再前進，我們只好開槍了。」
難民哀懇說：「我們都是善良的老百姓，怎能忍心在這兒把我們餓死呢？」
共軍的回答是：「這是毛主席的命令，我們也不敢違背紀律。」
有的人不顧一切走上前去，「碰」的一槍就一命嗚呼了。其他人就再也不敢近前了。
難民身上帶的零星食物，幾天就吃光了，有些又回到城裡，可是大多數人，想到回城後也難找到糧食，還不是餓死？所以就夢想有朝一日共黨會開恩放行。卻是在城外沒有幾天，就餓得沒有氣力，走也走不動了。
到了該年8月，我家眼看也有絕糧之虞，內人也曾帶著兒子一起逃生，自然也被共軍擋住不放，在真空地帶鑽了幾天，回來後母子倆簡直成了呆子，哭泣無言。後來我的兒子才說，死屍遍地都是，經過熱毒太陽一曬，肚皮脹得好高！到處腐臭難聞，真嚇死人，母子倆回來後，很多天都精神失常。
這時城裡有個傳聞，說共軍的一名連長，目睹奉命不准放人的那種慘狀，心裡極度不安，就自殺死了。大家聽了這個傳說，以為這下共軍可能放行了，就又出去碰機會，結果仍然是不放，共軍還是那句話：「我們是奉了毛主席的命令，你們千萬別再過來，過來只有對不起開槍了。」
這是城外的情況，回頭再說城裡。城裡自然沒有公開買賣糧食的地方，誰有一點餘糧想賣，只有偷偷摸摸的做，而且黑市價錢隨口而漲，高粱米最後過兩億元一斤，誰能買得起呢？於是紛紛蒐羅各種可吃的東西。
第一種是曲子麵，曲子是舊式糟坊製酒用的發酵品，到了偽滿時代，已經沒有人用它，在庫房存放多年，現在拿出來充飢，幾乎成了石灰質，又苦又辣，根本沒有什麼養份可言。吃了以後，人會全身發腫，初看好像是發胖了，其實已是死亡的前奏，過不了幾天就死了。
然而就是這種要命的東西，都不容易買到，最後叫價到流通券1億元一斤。
樹葉子早已被採光，米糠豆餅全成了寶貝，特別是豆餅，賣到1億5千元一斤。山貨行存著的牛皮馬皮驢皮的皮革，更賣到兩三億一斤，買回家設法弄軟了，再煮著吃了果腹。
南瓜藤也不容易找到，賣到幾千萬元一斤。我見到過一個老百姓，拿不知幾百萬元買了一段南瓜藤，也不管那上面有沒有須刺什麼的，就一下子塞進嘴裡吃了。
當時的糧食價值高於一切，最好的鋼琴、象牙鍵子，在街上只要20斤高粱米。一棟百來間的大樓，只要一袋大豆。可是誰會有高粱米或大豆？
我家住在鬧市的背巷，巷口有個小孩，躺在地下淒慘的哀號：「爸爸！媽媽！你們上哪兒去啦，我想你們呀！」他大概十四五歲的樣子。有個人去安慰他，他總是不答腔。旁邊有個賣水的說：「孩子的父母為了逃命將他丟了，他只想他的父母，一股勁兒的哭。」第二天走到那裡，他已經死了。這類事情很多，我不過在此略舉一例而已。
這時主要的大街上死屍雖然不多，但是路過空房子、背巷子就要小心。所以我在必須走過那類地方時，只有低著頭快步，深怕看到什麼慘狀。
城裡的災荒已經如此嚴重，共軍還不時的向城裡開炮，大家橫豎已經餓得有氣無力，一切只有聽天由命。不過在這麼慘的飢荒裡，老百姓還沒有聚眾鬧事的。據我所知，曾發生過這麼兩件事情：第一件是有個時候，街上出現賣熟肉的，沒有皮，說是家裡的狗肉。大家一見就搶購一空。有個外科醫生也去買，一看是人的骨頭，趕緊報告治安當局，把賣肉的抓到。果然賣的是人肉，他的辦法是把小孩誘到屋內，一棒打死，斬頭、剝皮、大卸八塊，煮了自己吃。日子久了，居然做起生意來。治安當局立刻就把他抓去處決了。
第二件事，是在8月的一天，四馬路附近唯一的一家小飯館，有一個顧客吃過飯算帳時，把手伸向懷裡做掏錢的樣子，不到幾秒鐘，就碰的一聲，一個手榴彈爆炸，把自己立時炸死，跑堂的和其他客人都受了傷。我走過那裡，聽到有人在議論：「他大概是死也要做飽死鬼，又覺得吃飯不付帳，見不得人，所以乾脆把自己炸死完事。」
新7軍原駐長春，多多少少有點底子，比較不太緊張，60軍是由吉林撤退來的，沒有存糧，完全倚賴空投和就地採買，每天經常有運輸機運糧來。先投在郊外，但常常落入共軍的陣地，後來改投城內，有時不免掉到民家，老百姓也就不客氣的藏著自己吃。
運輸機來了，共軍就用高射炮打，運輸機雖然飛得慢，可從沒見被打下來過，但威脅總是存在著的，轉幾圈想法盡快投完就走。空投原先還用降落傘，後來就光用麻袋，也有壓死人的事情發生過。我親眼看到一個婦人正在屋檐下洗衣服，一下子就被砸死了。
8月節，中央還空投過月餅什麼的應節食物，吃過的直落淚，覺得中央政府實在想得周到。
燃料也成了大問題，後來只好拆空房子做柴火，先從市郊起，慢慢拆向市中心，轉眼看冬季快到了，空房子已經拆光，便有人想撬起馬路上的柏油當柴火燒，但這時已經到了圍城之戰的尾聲了。
長春雖是孤城，實際上全國同胞都曾盡了一份經濟支援的力量。因為城內糧食越來越少，糧食越漲越高之際，就地採購用的款項票面越來越大，最後只好由中央銀行長春分行發大面額的本票。
中央為了維持貨幣信用，准許大家向關內通匯，其時長春的一斤米價，匯到外地可以買一兩多黃金。通匯地區從瀋陽到廣州都可以，所以說全國同胞都多多少少支援了長春的守衛，但附帶的也造成了後方的經濟紊亂。
據吉林省政府民政廳長兼當時長春市市長尚傳道被捕後，與我一齊「學習」時的「坦白」說：長春餓死的約有16萬人。記得長春被圍開始時還有40幾萬人，到失守時僅剩6、7萬人。除了共產黨夏初開始圍城，封鎖不嚴，利用各種方法逃生，至多不過20萬人外，我計算一下，他說的數字是合理的。
1948年10月中旬的一天凌晨，忽然60軍的佈防區域不准通行，後來不久就知道60軍叛變了。這時新7軍是打還是降呢？就成了關鍵問題。
我在被拘押期中，除了碰到尚傳道外，還見到吉林省保安處處長李寓春，他們說新7軍的軍長李鴻是不肯投降的，但他那時患重病，已經身不由主，職權由參謀長史說代行。軍中校級以下的軍官也都不肯投降。
鄭洞國是吉林省政府主席兼第一集團軍司令，召集大家開會，問大家意見如何？史說首先代表發言，說是全軍將士都不願再戰，而且孤立無援，戰既無益，就應放下武器。鄭洞國當時把大腿一拍，含著眼淚說：「我革命幾十年，想不到今天會落到這般田地！」
當時的司令部已搬進中央銀行，取它是花崗岩建築，準備死守。與八路軍代表簽字的時候，鄭洞國還發怒地對空放了一陣空槍，大概是表示戰至「最後」吧？
他和共產黨代表簽字的協議，全部條款是在報紙上公布了的，事隔將近30年，我已不能記憶全文了，但有一條卻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那就是「共產黨絕對保證當時國民黨軍政人員身家性命的安全，願意回家的可以遣送回家。」可是當我在吉林公安廳和遼寧省公安廳看守所時相繼遇到尚傳道（從1948年一直關到1965年）、李寓春，還有「起義的」60軍52師副師長歐陽午，居然都成了「戰犯」，使我大吃一驚，與簽字條文對照，我的印象特別強烈！
人類文明發展到了20世紀，居然在長春發生餓死10幾萬人的慘案，共產黨不願舊事重提；國民黨又因孤城失守，還者無幾，外間知者不多。因為此一事件與我後來的敘述有關聯，同時為了悼念在日寇鐵蹄下呻吟了14年，好容易盼到祖國光復，卻遭此浩劫，無辜冤死的16萬同胞，我作為身歷其境的目擊者，有必要也有義務，把這一事件概略地公諸於世。
來源:《戰俘回憶錄》
（轉自看中國／責任編輯：李曉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