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2年召開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啟了中共「改革開放」進程。
改革包括經濟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分別在1980年和1986年兩次被提出過。但在1989年「六四」天安門屠殺後，政治體制改革進程嘎然而止。
政治體制改革的先聲
1979年1月18日至4月3日，時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長胡耀邦，主持召開了理論工作務虛會，參會者從多方面廣泛討論了中共建政以來的思想理論路線方針。因為之前中共展開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大討論，鄧小平在十一屆三全會上發表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講話，這次理論務虛會開始後，一些與會者比較敢講話。比如：
時任國家科委研究室副主任鮑彤，作了題為《二十年間》的長篇發言，對1957年反右、1959年批判彭德懷、1966開始的十年文革，以及所謂「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發表了非常尖銳的看法。
時任中國歷史博物館黨史研究室主任李洪林，作了關於「黨和國家領導人應該通過民主程序選舉產生，而不應由前任指定」的發言。
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助理研究員嚴家其，作了關於「廢除黨的領導職務終身制」的發言。
這次理論務虛會上提出的一些新觀點，為之後中共搞政治體制改革奠定了初步的理論基礎。
第一次政治體制改革
1980年8月18日，鄧小平在中共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發表了一個講話，針對中共政治體制中「權力過分集中」的弊端，提出了「黨和國家領導制度改革」的問題。鄧小平一開始就講：國務院領導成員的變動，將是五屆人大三次會議的主要議題之一。這次變動，包括華國鋒不兼任總理，由趙紫陽接替。中央作這樣考慮的原因是：一，權力不宜過分集中；二，兼職副職不宜過多；三，著手解決黨政不分、以黨代政的問題；四，從長遠著想，解決好交接的問題。
起草這篇講話的負責人，是時任中央書記處研究室主任鄧力群。他在回憶錄《十二個春秋》中明確地說：鄧小平的這篇講話，「實質是針對華國鋒的，為華的下台做準備，尋找理論根據。」
趙紫陽在他的回憶錄《改革歷程》中也談到這篇講話的背景：「當時正在著手解決華國鋒的問題。鄧小平和陳雲都認為華是貫徹三中全會的障礙，陳雲甚至認為華是造反派起家，不可信任。華的領導地位，鄧和陳都不能接受。當時華身兼黨主席、政府總理、中央軍委主席，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因此鄧講話中所以反對權力過於集中，目的之一就是分散華的權力，首先要華把總理的位子讓出來。」
鄧的這個講話之後，集中在華國鋒身上的黨政軍最高權力，被一分為三：1980年9月，五屆人大三次會議上，華不再兼任國務院總理，由趙紫陽接任；1981年6月，十一屆六中全會上，華辭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由胡耀邦接任中共中央主席，鄧小平接任中央軍委主席。
鄧小平成功地分了華國鋒的權之後，鑒於國內外的一些情況，不再提政治體制改革，專注於經濟體制改革。
第二次政治體制改革
1986年，當經濟體制改革從農村進入城市，觸及到原有計劃經濟管理模式和政府管理體制的時候，鄧小平發現改革遇到了障礙。從1986上半年開始，鄧開始反覆談政治體制改革問題。鄧說：「只搞經濟體制改革，不搞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也搞不通，因為首先遇到人的障礙。事情要人來做，你提倡放權，他那裡收權，你有什麼辦法？從這個角度講，我們所有的改革最終能不能成功，還是決定於政治體制改革。」
1986年6月10日，鄧要求中央書記處「考慮一下政治體制改革問題」，「允許用年把時間搞調查研究，把問題理一理，把主意拿好，然後再下手」。
1986年9月13日上午，鄧聽取國務院總理趙紫陽等的匯報時，再次談到政治體制改革問題。鄧說，政治體制改革，首先是黨政分開；其次是權力下放；第三是精簡機構；第四是提高效率。
正是在這次匯報會上，鄧提出由趙紫陽主持研究政治體制改革問題。
1986年9月18日，趙紫陽主持成立中央政治體制改革五人研討小組，下設一個辦公室，由鮑彤等負責。
期間，經歷了1986年底的學潮，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被趕下台等重大事件。
趙紫陽領導的團隊，經過一年多的努力，搞出了一個《政治體制改革總體設想》。1987年7月底，趙將這個「設想」送鄧審閱，鄧看後表示「同意」。然後，提交9月17日的召開中共政治局會議討論通過，再提交10月召開的十二屆七中全會討論，並獲「原則同意」。全會決定將這個文件的主要內容寫入十三大報告。
1987年10月25日，中共十三大在北京召開。中共中央代理總書記趙紫陽作主旨報告。報告的第五部分，集中談了政治體制改革，主要內容包括黨政分開、下放權力、改革幹部人事制度、建立社會協商對話機制、完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若干制度等。
1987年11月2日，中共十三屆一中全會上，趙紫陽當選中共中央總書記，鄧小平繼續擔任中央軍委主席。
此後，趙紫陽在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同時，著手推動政治體制改革。
政治體制改革被終結
到1989年春夏之際，一場「反官倒，反腐敗，要民主，要自由」的學生民主運動，從北京席捲全國。面對這場運動，可以有兩種解決辦法，一種是通過民主、法治的辦法；一種是通過軍隊鎮壓的辦法。當時，趙紫陽主張前者，鄧小平主張後者。
趙對待學生運動的態度和做法，令鄧不能容忍。鄧在決定武力鎮壓學生運動的同時，決定把趙趕下台。
1989年6月3日晚，根據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的命令，中共軍隊從不同方向向北京天安門廣場推進。
趙紫陽後來回憶說：「6月3日夜，我正同家人在院子裡乘涼，聽到街上有密集的槍聲。一場舉世震驚的悲劇終於未能避免的發生了。」此即震驚世界的「六四」天安門屠殺。
1989年6月24日，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通過「趙紫陽在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動亂中所犯錯誤的報告」。趙在會上申辯說：他沒有「分裂黨」，也沒有「支持動亂」。儘管如此，趙還是被撤銷中共中央總書記、中央軍委第一副主席職務，僅保留黨籍。
趙搞政治體制改革的得力助手、政治體制改革總體設想起草小組負責人鮑彤，1989年5月28日被抓捕。1992年3月，被宣布撤銷中央委員職務，開除黨籍。同年7月，被控犯「泄露國家機密罪、反革命宣傳煽動罪」，被判刑七年。
趙紫陽下台後，一直被軟禁在北京市東城區富強胡同6號的家中，長達16年，直到2005年1月17日，在家中去世。
隨著「六四」天安門屠殺，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被趕下台，趙搞政治體制改革的操盤手鮑彤被關進監獄，中共政治體制改革被終結。
從1989年至今，33年來，中共雖然也曾提過政治體制改革，但是，政治體制改革沒有任何實質性進展，相反，出現倒退。
政治體制改革被終結的原因
可以總結出許多原因，諸如國際原因，國內原因，高層原因，基層原因，歷史原因，現實原因等。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共是一個以馬列主義為指導的政黨。
早在1979年3月30日，鄧小平在理論工作務虛會上發表了題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講話。鄧指出，中共要實現四個現代化，必須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必須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
這個講話為此後中共政治體制改革劃了一個框框。這個框框的關鍵是：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
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是什麼？是與自由、民主、法治、人權等普世價值完全對立的共產主義價值觀。
它體現在治國理政上，就是堅持一黨專政。任何個人、組織都不能妨礙、削弱、改變一黨專政。一切改革措施，都只能改善、維護、加強一黨專政。否則，就不行，就要受打擊和批判，就要被淘汰掉。
趙紫陽在他的回憶錄中說：「他（指鄧小平）心目中的改革，並不是真正的政治上的現代化、民主化。主要的是一種行政改革，屬於具體的工作制度、組織制度、工作方法、工作作風方面的改革。鄧主張的是在堅持共產黨一黨專政前提下的改革，改革正是為了進一步地鞏固共產黨的一黨專政。任何影響和削弱共產黨一黨專政的改革，都是鄧堅決拒絕的。」
1989年的學生民主運動，是由中共黨內的腐敗等問題引發的一場體現廣泛民意的反官倒，反腐敗，要民主，要自由的群眾運動。
這場運動發生後，鄧小平堅持的「四項基本原則」中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中的階級鬥爭思維方式立即支配了他的大腦。他首先想到的，不是按中共十三大提出的「社會協商對話機制」去解決問題，而是將它當成敵我矛盾來對待。
1989年4月26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社論將學生民主運動定性為：「是一場有計劃的陰謀，是一次動亂，其實質是要從根本上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既然是陰謀，是動亂，是從根本上否定黨的領導，那麼，就必須毫不留情地鎮壓。
鮑彤後來回憶「六四」時說：「1989年，鄧小平違反十三大的決定，沒有在民主和法治的軌道上，通過社會協商解決，而是調用幾十萬軍隊，對付手無寸鐵的學生與市民。這樣一來，就在全國範圍內立了一個規矩：遇到社會矛盾，通過武力和鎮壓解決。這由此成為一種制度，這種解決問題的方法對今後的影響是不得了的。」（見2019年5月28日BBC的報道）
一黨專政的要害是什麼？就是個人專斷。
1987年中共十三屆一中全會上，趙紫陽當選中共中央總書記。但是，這次全會還通過了一個「祕密決議」：鄧小平仍是中共的最終決策人。
當時，鄧既不是中央委員，也不是中共政治局委員，也不是中共政治局常委，鄧是以中共黨員身分擔任中央軍委主席的。但是，鄧才是中共真正的老大。重大問題，鄧一個人最終說了算。
現在經常有人講，鄧是廢除領導幹部職務終身制的功臣。但是，鄧什麼時候改變過領導幹部職務終身制？
1992年春，鄧「南巡」時，只是一個中共黨員，沒有擔任任何黨政軍職務，但是，鄧就許多重大問題發表了未經中共中央討論通過的講話，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江澤民，必須聽鄧的。如果江不聽話，鄧有一句話等著江：「誰不改革誰下台。」
堅持一黨專政，就必然堅持黨高於法；堅持個人專斷，就必然堅持權大於法；黨高於法，權大於法，就不可能有民主，不可能有法治，不可能有政治體制改革。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轉自大紀元/責任編輯：劉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