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時間2022年06月08日訊】從中共在中國大陸建立政權以後的大約30年間，先後有超過160萬人從大陸逃往香港，其中約有10萬人在逃離途中蒙難。部分生活在香港和美國的逃港倖存者正在美國為當年的蒙難者建立一座紀念碑，擬於6月15日正式給紀念碑揭幕，幾名親歷者向媒體講述了他們關於「大逃港」的記憶，並感嘆如今的港人正被迫逃離已淪陷於中共暴政的香港。
大逃港親歷者：我知道我根本不可能在中國生存
「那時候我們每一個人都想逃到香港。」現居住在費城的容錦愛告訴美國之音，她當年之所以帶著兩個妹妹冒著生命危險逃往香港，是因為她很清楚的知道，「我根本不可能在中國生存」。據容錦愛講述，上世紀60年代，她居住在廣州東山區，是66屆高中畢業生。因為她的爸爸被劃分為「右派」，即使她當時在中學「差不多科科都是第一名」，她也沒有資格考大學。文革中，她被分配到農村接受「再教育」。作為右派的子女，她知道，如果自己指望在農村靠做工的工分來分糧食，遲早要被餓死。
1971年5月17日，她毅然帶領兩個妹妹（其中一個只有12歲），和一位男同學一起，帶著乾糧和地圖，爬山涉水，歷時7天抵達澳門，再通過蛇頭安排乘船得以進入香港。她和妹妹的人生因此獲得了一次重要的轉機。
1972年冬天，容錦愛被美國一所大學錄取，實現了她到美國讀大學的夢想，後來成為了一名藥劑師。
倖存者為蒙難者立碑 紀念他們不惜付出生命代價追求幸福生活的勇氣
但並不是每位偷渡者都能成功抵達香港。研究文革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史的譚加洛受訪時告訴美國之音，當初他就讀的廣州第八中學有1500人，大約有150個人偷渡，其中大約有十分之一的偷渡者葬身大海或死於軍警的槍彈之下，他知道有11個死者的遺體被找到了。譚加洛說：「每個中學都有，而且這些人大部分是初中學生，年齡是十五六歲，十七八歲，正還是求學的年齡，豆蔻年華，就這樣在逃港中去世了。」
陳秉安原是深圳一家報紙的記者，他當初花了22年時間採訪當事人、調查逃港事件，然後在2010年出版了《大逃港》一書。陳秉安受訪時介紹說，根據他的匯總推算，從1951年2月份到1980年10月份期間，大約有164萬多人從中國大陸逃往香港，其中大約有10萬人蒙難。
陳秉安表示，大批的中國民眾在槍彈、鐵絲網、警犬的控制之下，冒著極大的危險，渡過深圳河或大鵬灣逃往香港，這是「亘古少有」的，是中國人「追求自由生活的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像這樣的事件應該在歷史上留下「足跡」，而這就是倖存者想要為那些在逃亡途中不幸蒙難的人建立一座紀念碑的動機之一。
他說：「一定要把它記錄下來，而且我希望能夠有一個紀念碑，把這些死難者留下他們用生命追求幸福生活的那麼一個歷史記載。」
現年75歲的黃東漢是廣州第十五中66屆畢業生，1970年成功逃港，他在2011年就曾提出在香港為逃港蒙難者立碑。
黃東漢告訴美國之音：「當年我們被說成叛國投敵後來又叫非法探親，這些我們都不能接受，因為我們是投奔自由。」
2014年5月1日，59位逃港者在香港新界大鵬灣人跡稀少的吉澳島，為當年的偷渡蒙難者立起了一塊墓碑，墓碑上寫著「越山越水越界，越海英魂永存」。但兩年後，島上的居民害怕因此得罪中共政府，將這塊墓碑埋到地下去了。
「既然你香港不行了，我們就在美國立個碑吧。」 譚加洛說。
譚加洛表示，從中國出逃的偷渡者都是一些很普通的人，「他們只是為了追求個人的自由幸福，改善自己的生活」，但是，他們的行動把中共控制人民的「銅牆鐵壁」撞開了一條裂縫。他說，「偷渡潮是知青運動中規模最大最壯烈的」。
如今，部分在香港和美國生活的當年逃港倖存者，已經在美國新澤西州的一個陵園購入墓地，墓地上將豎起一座名為「逃港罹難知青紀念碑」的雙墓碑。雙碑的第一塊正面是 魂兮歸來的碑文：「紀念在六七十年代為追求自由幸福，從廣東越境偷渡港、澳途中，不幸失蹤死亡的知青同學及同代人。」反面鐫刻了176名經過確認的罹難者姓名。第二塊墓碑上的罹難者名單仍在收集中。這個墓碑的揭幕儀式定於6月15日中午舉行。
陳秉安告訴美國之音，如今香港的700萬人口中，除了1997年以後從大陸移民香港的部分，「真正香港的內核人是500萬人」，而這500萬中的絕大部分人，都跟逃港有直接或間接的關係。
他說：許多香港人的父輩當年都是冒著生命的危險，「從所謂的社會主義陣營逃到資本主義陣營來的」，因為這裡的生活方式就是他們想要過的日子。
他感嘆，沒想到的是，2020年中共開始強行在香港實行《國安法》，使香港的政治自由環境急劇惡化，如今的香港不僅不再是中國大陸尋求自由的目的地，連許多香港人都在通過各種途徑離開香港。
（責任編輯：李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