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真相】東京大審判功臣為何成中共囚徒

【新唐人北京時間2022年06月14日訊】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全球有兩場對戰爭罪犯的大審判:一是東京大審判,二是紐倫堡大審判。高文彬作為中國代表團成員,全程參加東京大審判,為懲治戰犯做出了重要而獨特的貢獻。然而,中共當政後,高文彬卻被強加罪名押上審判台,遭受長達27年的持續迫害。
觀眾朋友們,大家好,歡迎收看《百年真相》。今天,我跟大家講一講高文彬曾經輝煌、後又遭難的坎坷人生。

高文彬幸遇良機

高文彬,1922年生,上海人。他1945年畢業於上海東吳大學法學院,同年8月15日,日本戰敗投降;11月,為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判而組建的盟軍國際檢察局成立,向哲濬任中國檢察官。
當時,東京大審判適用英美法程序,法庭的官方語言是英語和日語,所以中國急需懂英美法,又精通英語或日語的人才。而在全國,教授英美法課程的只有東吳大學法學院。法學院教授劉世芳就把他的得意門生、英語也非常好的高文彬推薦給了向哲濬。經過面試和體檢,高文彬被錄用了。
1946年5月15日,23歲的高文彬作為中國代表團成員,在上海江灣機場乘坐美國軍用運輸機飛往日本東京,開啟了他人生最輝煌的一頁。

參與東京大審判

在東京設立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由美、蘇、英、中等11國參加,用來審判日本戰犯。審判從1946年5月3日持續到1948年11月12日,歷時兩年半(924天),共開庭818次,出庭證人達419名,書面證人779名,受理證據4,300件以上。因為案情龐大複雜,證人、證據眾多,東京大審判成為人類有史以來參與國家最多、規模最大、開庭時間最長、留下檔案文獻最浩瀚的一場大審判。
高文彬在《我所親歷的東京審判》一文中回憶,當時,蘇聯代表團派出了70多人;美國代表團100多人;連日本28名甲級戰犯的辯護律師,都多達112人。中國呢?雖然審判涉及的55項罪行中,有44項和中國相關,中國是那場戰爭中受害時間最長、犧牲最大的戰勝國,但是中國代表團,只派出了17個人。
遠東軍事法庭採取的英美法訴訟程序,定罪不光靠各國提出的戰犯名單,還要看控辯雙方提出的證據是不是有力,能否駁倒對方、被法官團採納。
在這種情況下,中國代表團人數少,每個人承擔的工作量就大了。像高文彬,他先後擔任「國際檢察局中國檢察官辦公室翻譯」、助理檢察官和檢察官向哲濬的祕書,主要負責查閱相關資料,供庭審時使用,還要整理每天的庭審記錄。為了收集日本甲級戰在華犯罪的更多證據,他經常加班至深夜,「兩年多的審理,僅庭審記錄就多達800本」。

將殺人狂送上審判台

期間,高文彬還立了一大功。1947年的一天,他在東京《日日新聞》上發現一張照片,拍攝的是1937年日軍攻入南京後不久,兩個日本少尉軍官手持軍刀,洋洋得意。照片右邊的文字寫著:百人斬超記錄。原來,照片上的人叫向井敏明和田野毅,他們以砍掉中國人頭顱的數量作為「比賽」,最終以向井砍死106人「獲勝」。殺死105人的田野毅,竟然因為刀刃卷了而「落敗」。
看到這些內容後,高文彬立刻將這份報紙複製了3份,一份留在檢察局辦公室,兩份寄給南京軍事法庭庭長石美瑜。石美瑜立即向盟軍總部提出抓捕罪犯。經過半年多的搜尋,向井敏明和田野毅在日本崎玉縣被找到。
被押解到南京受審時,兩人和南京大屠殺主犯谷壽夫一樣,百般抵賴,拒不認罪。但是,證據確鑿,他們最終被判處死刑,並被執行槍決。
再說在東京大審判過程中,經過冗長的起訴、舉證、辯論、審訊和量刑,17位中國代表完成了一項又一項高難度任務:比如,將對日本戰犯的起訴起始日,提早到日本關東軍製造「皇姑屯事件」的1928年6月4日;設法進入被盟軍封閉的日本內閣和日本陸軍省檔案庫,尋找日本侵華戰爭的罪證;還有說服末代皇帝溥儀出庭作證等。
1948年11月4日,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正式宣判。判決書長達1,212頁,整整宣讀了7天。28名戰犯全部被認定有罪;東條英機等7名戰犯被判處絞刑;另外21名戰犯分別被判無期或有期徒刑。

高文彬被中共逮捕

17位中國代表盡自己所能,為國家伸張了正義。他們是不是該被人敬重呢?當然應該。但是,他們有沒有得到應有的敬重呢?哎,說來唏噓。我們本期主要來看看高文彬。
1949年中共占領上海後,高文彬成了「國民黨的遺留人員」,被集中「學習改造」,之後被分配到上海軍管委外事處第四科工作。
高文彬以前有一個老師叫艾國藩,是東吳大學的兼職教授。艾國藩的本職工作是瑞士駐上海領事館法律顧問,辦公室設在原來的法租界外灘一號。高文彬跟艾教授關係不錯,兩人一直保持聯繫。
上海外事處第四科負責處理與「敵產」有關的案子。其中,有一個法租界公董局62處公產大案,由高文彬負責。他對法租界不了解,就常常找艾教授了解有關情況。
1952年,中共發動「三反」、「五反」運動,艾國藩被當成「國民黨潛伏在上海的特務」抓起來了。有人揭發,高文彬一直為艾國藩服務,給他定了一個「為國民黨特務盜竊外交部機密情報」的罪名,把他也抓了起來。
高文彬在2007年接受《新民週刊》採訪時說,他當時算是被抓的「大老虎」了,被指控拿了艾教授的錢。實際上,他一分錢也沒拿,但是因為膽子比較小,被幾番審問就怕了,今天承認收了20萬,明天又說30萬。
辦案人員查來查去,也沒查出什麼證據。但是,中共說他「不老實」,「沒有經濟關係,也有政治關係」。最後,高文彬被判刑10年,艾國藩被判刑7年。艾國藩是民國過來的學者,篤信法律,不懂中共整人的伎倆,還以為中共的法院也是講理的地方。於是,他上訴到上級法院。高文彬說,「那時候上訴怎麼行?」結果,艾國藩被改判無期徒刑,後來死在監獄。

刑滿不釋放 留場就業

高文彬在上海被關押一年多,分別關在第三看守所、第一看守所、提籃橋監獄。1953年,他被押解到蘇北的一個農場勞改,之後被押解到江西北部的珠湖農場,最後被轉到江西中部的永橋農場。
在勞改農場,高文彬吃了太多的苦。他回憶說,有一年大年三十晚上,氣溫零下2度到3度,他被要求上身赤膊挑土,滿身是汗,墊肩貼著肉,下面穿著短的襯褲,赤腳穿球鞋。鄱陽湖邊沒有屏障,北風直直地吹來。
因為上級規定要趕在4月汛期到來前挑一萬畝地,如果來不及,水一淹等於白挑。所以,80到100斤的一擔子,他每天要挑幾十擔,甚至上百擔,皮磨破了,墊肩和血肉都粘在一起了。他身邊都是傷員,有的人擔子挑斷了,有的人肺病發作。
按照刑期,他本應在1962年獲釋,但是刑滿後,中共不放他走,而是變了一個說法,叫「留場就業」。他被「留」在永橋農場,當了一名初中英文教師。

反覆上訪 終於回上海

1976年10月6日,毛澤東生前指定的接班人華國鋒,抓捕了毛的妻子江青等人,十年文革宣告結束。在歷次政治運動中遭迫害的人,紛紛想辦法、找門路,解決自己的問題。高文彬不斷地給中共中央、外交部和鄧小平寫信申訴,但信都被退回上海市政府安置辦公室。他又到安置辦去找。
他說,自己根本沒做過什麼壞事,還曾是中共外事部門的幹部,不能回上海不合理。經過反覆上訪,直到1979年,高文彬終於回到闊別幾十年的上海;1980年代初,他的冤案得到平反。
中共為什麼一定要製造高文彬的冤案呢?
1949年奪取政權後,中共在外交上採取向蘇聯「一邊倒」政策,蘇共成了「老大哥」,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都成了「敵人」。
中華民國時代,以教授英美法為主的東吳大學法學院的師生,幾乎都受到迫害。法學院院長盛振為被判刑十年,繼任法學院院長楊兆龍被判無期徒刑。高文彬也成為眾多法學院學子中飽受不幸的一位。
好了,今天的節目就到這裡了,謝謝收看,我們下次再見。
(責任編輯:李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