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時間2022年09月23日訊】觀眾朋友們，大家好，歡迎收看《百年真相》。
李銳，曾經當過毛澤東祕書。從上世紀40年代到70年代，他三次挨中共的整，一次比一次慘，最後一次蒙冤坐牢八年多。他吃苦很多，命卻很大，活了102歲。
今天，我就根據《李銳口述往事》等記錄，跟大家聊一聊他跌宕起伏的一生和晚年對中共的反思。
李銳1917年4月13日出生於北京，祖籍湖南平江，畢業於武漢大學。他曾任中共中央委員、中央組織部常務副部長、水電部副部長、毛澤東兼職祕書。
第一次挨整——搶救運動
1943年4月到1944年6月，在中共延安整風後期的「搶救運動」中，李銳被關押一年零兩個月。當時，正是抗日戰爭最艱苦時期，中華民國臨時首都重慶經常遭日軍飛機狂轟爛炸。但是，中共的大本營延安一次都沒有遭轟炸，這使得毛澤東有機會整肅黨內反對勢力，樹立自己的絕對權威。於是，他發動了延安整風。
毛澤東逮捕了批評中共官員搞特殊化的北京大學才子王實味，之後，立即把整風矛頭指向知識分子集中的單位，到處抓特務。
李銳此前長期在國民黨統治區做青年和宣傳工作。他被捕的原因是，有兩三個人在刑訊逼供之下，被迫承認自己是特務，然後編造說，李銳是他們的上級。協助毛搞整風、抓特務的主要打手康生曾經說，李銳的父親是紅軍殺掉的，李銳與中共有殺父之仇。但客觀事實是，李銳的父親死於1922年，那時還沒有紅軍。
李銳回憶說：「在棗園，保安處等地關了幾百上千人……當時逼供很厲害，我經歷過五天五夜不准睡覺，不准眨眼睛，認為這樣就可能失去控制講出真話來。我當時挺住了，沒有亂講。這種辦法有長到半個月的。」「受審時，通常是長時間立正站著（以至腿腫）和坐矮板凳；有時加戴手銬，時間長短不定。我手上的傷痕，幾年才消去。也挨過耳光之類。」
據李銳回憶，搶救運動中，「延安80%的知識分子上台『坦白』，被『搶救』成特務，結果這些人中，一個（真的）特務也沒有。」
第二次挨整——贊成彭德懷意見
1958年1月，時任水電部副部長的李銳，被毛澤東點名，當他的兼職祕書。1959年4月，中共在上海召開八屆七中全會。李銳回憶說，毛澤東在講「第十五個問題即要解放思想時，又點我的名說：李銳怕鬼，要改。要解放思想，不要怕鬼……以為總不知道有哪一天要整到他頭上來，所以，謹小慎微……明朝有廷杖制，頂皇帝就打，廷杖打死者幾百人、千把人，至於推出午門斬首者更多。但是，那些人敢講，冒死上諫」。
「接著講第十六個問題即黨內批評時，毛又借海瑞敢於冒死上諫的歷史故事作了發揮。毛說：現在搞成一種形勢，不大批評我的缺點。你用旁敲側擊的辦法來批評也可以嘛。我送了《明史海瑞傳》給彭德懷看了。你看海瑞那麼尖銳，他寫給皇帝的那封信，那是很不客氣，非常不客氣，皇帝看了這封信丟在地下，然後又撿起來，想一想覺得這個人還是好人，但是終歸把他捉到班房裡頭。」
當晚，李銳請教毛的另一個祕書田家英，問他：毛這樣講海瑞，是不是鼓勵大家學海瑞，敢講真話？田家英談了毛的老祕書胡喬木的看法。胡喬木認為，毛引出海瑞的說法不止這一次，實際上是要求不要出現海瑞這樣的人物。
1959年7月2日，毛澤東主持召開廬山會議，原本想糾正1958年「大躍進」中「左」的錯誤。7月14日，彭德懷給毛寫了一封信，就「大躍進」中存在的一些問題，斗膽講了幾句真話。
7月16日，毛將彭德懷的信印發全體代表，讓大家討論。分組討論中，時任中共軍隊總參謀長黃克誠、湖南省委書記周小舟、還有李銳，都同意彭的看法。時任外交部副部長張聞天的長篇發言，更是明確贊成彭的意見。
其實，毛澤東看完彭德懷的那封信是雷霆大怒的，這些人還站在彭的一邊，他怎麼能忍？所以，3個月前還大力鼓勵中共黨員學海瑞敢講真話的毛，馬上翻臉不認人。
1959年8月2日至16日，在廬山舉行的中共八屆八中全會上，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李銳遭到批判，前四人被打成「反黨集團」，李銳當時不是中央委員，被打成「追隨者」。五個人全都被罷了官，隨後，全國打了380多萬名所謂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
李銳回北京後，在水電部繼續挨批判達半年之久。水電部打出了一個「李銳反黨集團」，涉及200多人。當中共中央直屬機關黨委負責人找李銳談話，說，已決定開除他的黨籍，問他有什麼意見。他回答說：「贊成開除，沒有意見。」
李銳後來說：「當時完全絕望了，我覺得這個黨已經沒有希望；自己又報國無門，悲哀極了。」
被開除黨籍和公職後，1960年5月，李銳被發配到北大荒，同「右派分子」一樣過勞改生活，過分的飢餓和勞累差點要了他的命。後來，多虧好友田家英幫忙，才撿了一條命，並回到北京。這一段人間地獄般的生活，整整持續了570天。
第三次挨整——揭發陳伯達
1963年，李銳被下放到安徽磨子潭水電站。說是下放鍛鍊，當文化教員，實際是繼續勞改。毛澤東的祕書田家英在文革中自殺後，北京專案組派人到磨子潭，要李銳交代同胡喬木、吳冷西以及田家英的關係。李銳說：毛主席身邊最危險的不是這幾個人，而是陳伯達。當時，陳伯達正紅得發紫。李銳揭發了陳伯達的一些情況，並請來人轉告周恩來，因為周恩來是田家英專案組組長。
過了不久，北京又來人，退回了他給周恩來的信，說不能轉交。1967年11月，合肥來了軍隊的兩輛吉普車，說是安徽省革委會主任李德生找他談話，李銳意識到，他被捕了。
不出所料，一架專機把他運到北京，直接關進秦城監獄。他被關在單身牢房達8年之久。
牢房中，除一張矮木板床外，沒有任何物件，被褥很薄，沒有枕頭。
李銳好不容易攢下一些手紙當枕頭，卻被沒收了。他只好把鞋脫下來當枕頭。獄中規定，夜間睡覺必須面朝門上的哨兵觀察孔，因此整夜不准翻身、不准仰睡。碰到看守故意刁難，還會有新花招，像冬天胳膊要放在被子外面之類。
最可惡的是，獄方縱容看守對犯人進行各種人身侮辱和折磨。李銳經歷過的就有：經常無緣無故被罰站半天；動輒訓斥辱罵，甚至被叫到小窗口往臉上吐唾沫；或者被命令把手臂伸出窗口挨打。一天早晨，李銳把手伸出窗口取稀飯，看守故意把滾燙的稀飯倒在他的手上，以至燙傷。
關了不到一年，通過牆上的長條窄窗戶，李銳看見外面有起重機在施工，他就知道還在蓋房子，於是開始作長期打算。為了活下來，他每天在監室練氣功，跑步，用手指在空中練書法。1975年5月，58歲的他總算活著走出監獄。
「六四」後，李銳接手編纂「中共組織史資料」時查清：文革期間，秦城監獄共關了502人，司局級以上官員有一半左右，死在裡面的近30人，被打傷致殘的20多人，得精神病的近60人。
結語
李銳一生飽受磨難。文革後，1979年、1989年、1992年，他3次訪問美國，還去過法國、日本、瑞士、荷蘭、澳大利亞等國。他善於觀察與思考，到晚年，對中共、對毛澤東、對國際共運，有很多反思和批判。李銳認為，「蘇聯模式離開了普世規律」。「蘇聯推行的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道路，從根本上就錯了」。「一場以消滅私有制為結局的革命，一種以排斥先進生產力為特徵的社會制度，無論以什麼堂皇的名義，都是沒有前途的」。人類社會進步，要「靠科學和民主」，「還要靠法治，而不是靠什麼『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專政』，那是不得人心的」。晚年的時候，李銳一直倡導民主與憲政。
李銳有記日記的習慣，其中有許多關於中共的非常珍貴的史料。但他沒有留給中共，而是將《李銳日記》捐給了美國斯坦福大學。他生前的意願是，死後「不開追悼會、不進八寶山和不蓋黨旗」。
好了，今天的節目就到這裡了，謝謝收看，我們下次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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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真相】節目組製作
（責任編輯：李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