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時間2022年12月07日訊】在中共極端的防控政策下，越來越多的中國人想逃離。如中產階級想移民外國，而在封空區的民眾想逃離居住地。
極端防控政策下 中高階層民眾想逃離中國
據海外自由亞洲電台12月6日報導，40多歲從事教育工作的許香城，早在2019年香港爆發「反送中」抗爭，以及在香港實施《國安法》後，已下定決心要移民，當時他屬少數，但近期他發現身邊有不少朋友有同樣的想法。許香城表示，他雖然從小受共產主義教育，但他們這批人對香港和台灣的感情非常深。在香港被共產黨強行征服時，對他是受很大的刺激，他原本還抱著中國社會會會變好的想法。但香港反送中運動被鎮壓，讓他最後幻都破滅掉。
「我一直不想讓孩子在這樣的環境、接受這樣的教育，起了移民的念頭，我是3年前下決心要走，我在上海的好幾個朋友都說要走，他們是今年才下定決心，因為形勢的惡化，覺得這個地方沒有希望，所以要走。」 許香城說。
由於碰上長達3年的疫情封鎖，許香城的移民計劃也不斷延後，但他還是希望能在明年帶家人離開中國。
據彭博社今年7月19日報導，總部位於倫敦的投資移民諮詢公司Henley & Partners估計，2022年將有約1萬名高淨值中國富人（資產過百萬美金）遷移出中國，人均帶走大約480萬美元，總計會從中國撤出480億美元。
報導提到，防疫清零政策令中國富人和中共當局出現了新一輪的緊張關係。此前，在習近平的「共同富裕」運動中，雙方的關係已十分緊繃。「清零」政策將給中國帶來多大的長期經濟損失，將由「中國人才和財富外流的最終規模所決定」。
封控區的民眾想逃離居住地
中高階層民眾出逃潮，也出現在社會不同階層，近期，「逃離廣州」、「逃離鄭州」及「逃離上海」等都成了微博常見詞，他們想逃離是因為無法接受嚴格封控而要離開。微博原創視頻博主「馬志海」說，「說一說我為什麼『逃離』廣州。上個月10號，廣州黑雲壓境，水馬圍城。我真的怕了。怕什麼呢？怕感染病毒？扯淡。」
「當時，是怕餓死在城裡。我的『生意』——如果說是個生意的話，是靠活人與活人之間的交往支撐的。但即使到了現在，我想請個人到工作室談事情，對方都嚇得像是我要對他電鋸分屍似的。無奈，我只好逃，我真怕餓死。」
馬志海說，「這二十天，我躲開了我深愛的廣州。我怕的，不是Covid-19的第n代孫Omicron，我害怕的是那些感染了真正可怕的病毒的……殭屍……而殭屍……它們沒有思想沒有靈魂，但它們永遠在行動，一步步逼近你，要把你活活地……變成它們。」
作家「韋觀Pro」說，「震驚！大批農民工逃離廣州，是什麼原因？……首先我們來分析下為什麼會那麼多農民工逃離廣州，廣州疫情已經持續將近兩個月，這兩個月是廣州封控最嚴格的，特別是海珠區，封控的農民工不能上班，沒有收入，加上停工停產，你要知道廣州很多城中村的小工廠接納了很多農民工，疫情下，小工廠基本也停了，有些老闆乾脆都不幹了，所以解封後，大批農民工還會待在廣州等過年嗎？肯定早點回去啦。」
還有人說，「上海這座城市已經待不下去了，實在想逃離。」「我沒話說了，想逃離臨港逃離上海。」「終於也輪到我潤了，逃離鄭州ing……」「太令人窒息了 都在逃離鄭州。」
河南的時事評論員李法天對海外自由亞洲電台表示，鄭州受到村鎮銀行爆雷，以及當地政府使用極端的防疫手段影響，使民怨沸騰，在富士康大逃亡事件後，大大打擊當地經濟，不止大批外來的打工族想逃離，不少老家在農村的當地人，也計劃離開。
李法天說：「這兩年的疫情防控，鄭州也是比較極端，他的管理能力也實在太差勁，河南是一個1億人口的大省，鄭州又是一個有1000萬左右人口的城市，不像新疆、西藏的人少，防疫期間出現食物短缺，也因為防疫使中小企業受到的打擊特別大。工作沒有了，做生意房租要交，但不讓你開門，生活舉步維艱。房貸、車貸怎麼辦呢？這是導致人道危機？這種愚蠢的管理方式，一刀切的管理方式，導致很多人沒法在那邊生存，他不『潤』的話，在那兒待的生活成本那麼高，只有活活餓死，所以現在真的是很慘。」
李法天表示，雖然中共開始放鬆防疫要求，清零政策早已破壞鄭州的經濟動力，但中共和地方政府沒有措施安撫民眾，相信當權者也樂見城市人口往農村轉移。
時事評論員方原表示，過度防控已超出民眾的承受力，導致出現集體盲目逃離的心態。各個地方的這種從大中小城市向農村逃離為主，向疫情防控比較松的地區逃離為主，這種底層的逃離，他們所帶走的是一些基礎的產業工人，以及一些勞動的技能，這種逃離所帶來的後果，就是產業工人的有序流動被打亂，產業結構被打亂，經濟有序運轉也就被打亂了。
方原表示，這種情況會增加中國經濟下行的壓力，也可能社會因有太多「流民」，影響社會穩定。
（責任編輯：李恩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