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個世紀60年代，長春電影製片廠曾拍攝了一部風光音樂洗腦電影《劉三姐》，並在上映後因充滿詩情畫意的桂林灕江、優美的山歌等而風靡全國和東南亞地區。而此前，劉三姐的故事先後被編成山歌、彩調戲、桂劇等。
無疑，這又是一部中共成功通過精美的藝術包裝來洗腦中國人的電影。拋開藝術形式，電影塑造了一個叫莫懷仁的貪婪、荒淫的「土皇帝」，欲強取劉三姐為妾。按照中共的宣傳，劉三姐與鄉親們一道用壯族「結親先要擺歌台」的特有風俗，以山歌與莫懷仁巧妙周旋，與地主鬥智鬥勇，終使其陰謀詭計一個個灰飛煙滅。影片揭露了「統治階級對勞動人民的殘酷剝削和迫害」。
影片在1961年上映後，中共黨媒《人民日報》評論稱其「反映了當前農村生活中的主流，是怎樣一副生氣勃勃、欣欣向榮的面貌」。《人民日報》還說，在劉三姐的家鄉，人們以「歌圩」的方式打擂比武，及時宣傳黨的政策，傳播生產經驗。
也因為其符合了中共洗腦的需要，在1963年中共舉辦的第二屆《大眾電影》「百花獎」評選中，該片獲得最佳攝影獎、最佳音樂獎、最佳美工獎和最佳男配角四項大獎。後來，廣西當地還藉助劉三姐的名頭，開辦旅遊項目，招攬遊客。
然而，真相其實是中共篡改了民間長久流傳的關於劉三姐的傳說，並根據自身的需要將階級鬥爭的內容安在劉三姐身上，從而達到不知不覺洗腦中國人的目的。
民間關於劉三姐的傳說
根據明末清初屈大均在《廣東新語》中記載：廣東新興有個女子名叫劉三妹，相傳為最初造歌之人。她生在唐中宗年間，年方十二歲時，就精通經史，善長作歌，並以歌代言。方圓千裡之內聞其歌名慕名而來唱和的人很多，但或者一日，或者二三日，都因不能唱和而敗興離去。劉三妹精通音律，曾經往來於廣東廣西少數民族聚居的溪峒之間，彼時那裡的少數民族繁多，但劉三妹每到一個地方，每逢一個少數民族，都能了解他們的語言。遇到某個民族的人，就依其聲音作歌，並與之唱和。
一次，劉三妹與白鶴鄉的一名少年登山而歌，粵民及瑤族、僮族等少數民族圍而觀之，男男女女圍了數十百層。人們都認為二人是歌仙，兩人連唱了七日七夜，歌聲不絕，最後兩人都在此化作石人。也有人說他們飛升了。
當地人於是在陽春錦石岩祭祀劉三妹。岩石上有劉三妹的遺蹟。月末時常常會聽到仙人的笙鶴之音。每逢豐收時節，則彷彿有人登岩頂而歌。
明末清初時，劉三妹被稱作「歌仙」，凡是作歌之人，無論是哪個民族，作歌完成後，都要供奉一本給歌仙，求歌的人可以抄錄，但不能帶走。也因此，供奉給歌仙的歌本累積了數個箱子。可惜的是，經過明末兵亂，歌本已經蕩然無存。
從屈大均的記述看，劉三姐最初被稱為「劉三妹」，她是漢族民間傳說人物，有「歌仙」之稱，其歌曲不但在漢族地區流傳，而且影響了周邊的少數民族。也就是說，少數民族中關於劉三姐的故事的源頭，來自漢族，而且主要是讚美其作歌和以歌代言的高超水平的。除了兩廣，劉三姐的故事還流傳在湖南、湖北、雲南、貴州、四川等地。
另據廣東封開縣原博物館館長陳楚源的研究表明，劉三姐的故鄉在廣東封開，而封開下有個新興村，這與屈大均的記載相符。
據《封川縣誌》中的簡單記載，在封開杏花鎮大斑石腳下有座「聖妃宮」是專門紀念劉三姐的，始建於唐宋年間，明嘉靖年間重修，一直到1968年才拆除，而這樣的建築在全國僅此一座，在廣西是沒有的。此外，封開和廣西的山歌中都保留了濃厚的古粵語濁塞音調，兩地民歌的韻律有很多相似之處，根據當時的民族遷移情況來看，廣西的山歌很可能是劉三姐等人從封開傳過去的。
另據廣西縣誌記載，劉三姐出生在天河縣下裡的藍靛村（今羅城下裡鄉藍靛村），該村劉姓的族譜還有記載。下裡離羅城的縣城很近，劉三姐常到羅城去唱山歌，1949年前羅城城關的多吉寺的後殿正中供奉著劉三姐的神像，稱之為「三姐歌殿」，遊人常在那裡對歌。
在口耳相傳中，不知從何時起，民間給劉三姐添加了各種愛恨情仇的故事。而洗腦片《劉三姐》故事的基礎就來自一則不知起源於何時的傳說。據說劉三姐與同村的歌手李小牛相愛，財主莫懷仁以傷風敗俗為罪名，將他們捆綁丟入河裡，李小牛被淹死，劉三姐則順水漂流到柳州，為一個老漁翁所救。劉三姐到柳州後，能歌善唱的名聲又很快傳開。莫懷仁聽說後請來三位秀才前去與劉三姐賽歌，秀才們大敗，莫海仁便派人再次將劉三姐淹死。劉三姐死後騎在一條鯉魚背上，躍然而起，飛升上天，成了歌仙。
由於時間久遠，我們無法知曉民間傳說在加工過程中哪些是真哪些是假，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劉三姐是個「歌仙」，在兩廣一帶很有名氣。至於發生在其身上的種種故事，姑且聽之。
顯然，中共正是利用這「歌仙」之名，將階級鬥爭、地主的可惡等洗腦內容貫穿在歌詞中，貫穿在影片中，讓國人和東南亞地區的華人，在不知不覺被外在的藝術形式吸引的同時，接受中共的價值觀、洗腦。據說，在東南亞有「劉三姐是最大的統戰部長」之說。
主演黃婉秋的起伏人生
在洗腦片中扮演劉三姐的是黃婉秋，她也因此獲得中共第二屆電影「百花獎」的最佳女演員提名獎。儘管黃婉秋因為這個角色，在文革被關押，但她後來在接受採訪時還是稱：「《劉三姐》成就了我，它讓我一下子達到人生藝術高峰。我很幸運能與『劉三姐』結緣，這輩子將把傳承『劉三姐』文化作為自己的使命。」無疑，她並未意識到自己在洗腦片中扮演的是怎樣的角色。黃婉秋出生在桂林，13歲開始學桂劇，《劉三姐》劇組在廣西遴選演員時，時年17歲的黃婉秋被選中，最初飾演「小舟妹」一角，最後經多方決定，才由其扮演劉三姐。不過，影片中劉三姐對白配音、劉三姐配唱乃至竹排上劃船的中遠鏡頭都是由其他人完成的。
黃婉秋曾透露，拍戲時的1960年正是中共所謂的因自然災害導致的「三年大饑荒」，實則是中共「大躍進」造成餓死至少3千萬人的時候，劇組裡也缺少足夠食物，條件艱苦。因為缺吃的，大家總是挨餓，有些工作人員就把茄子蒸熟了當主食，後來吃得直反胃。不少演員前後鏡頭也不一樣，有的是越來越瘦。
她還記得，電影拍完後，不少工作人員回長春時買了大大的塑料瓶，裝滿灕江水帶回去給親戚朋友看。
在拍完這部電影後，黃婉秋被重新分配到桂林市彩調劇團繼續演出舞台劇，繼續為中共效力，先後主演了《白毛女》、《迎春花》、《農奴戟》、《收租院》、《江姐》、《洪湖赤衛隊》、《楊開慧》、《不准出生的人》等洗腦劇。但能讓人們記住的只有劉三姐。大陸知名演員劉曉慶曾經對黃婉秋感慨，「你一個劉三姐吃了一輩子，值了！我們多少演員一輩子忙碌拍片無數也難以讓人們記住！」
1966年文革爆發後，《劉三姐》被打成「大毒草」遭到批判，黃婉秋也跟著遭殃，她被下放、遊街、謾罵，甚至有人以拉出去槍斃威脅她，讓她交代所謂的罪證。其後，開始了15年的所謂「勞動改造」。
黃婉秋回憶說：「15年的改造，我什麼髒活累活都幹過，什麼都經歷過，膽子也練大了。我還被造反派拉出去槍斃過，後來才知道是嚇唬嚇唬我。那時候在桂林，劉三姐就是最有名的人了，所以造反派也抓我，保皇派也抓我去批鬥遊街。我14歲登台演出，所有的桂林人都看過我的演出，老百姓看到我被遊街都哭了。」
在那段痛苦的歲月中，黃婉秋曾有過自殺的念頭，但最終還是活了下來。活過那段黑暗歲月的黃婉秋並沒有看透中共的邪惡，曾擔任桂林市文化局副局長。1992年，她成立了劉三姐集團公司，參與投資建設了一座「劉三姐景觀園」，用於展示劉三姐文化及壯、瑤、苗、侗等少數民族文化，她有時間還親自去唱歌，繼續著中共的洗腦宣傳。
不僅如此，黃婉秋還培養自己的女兒、外孫女作為「劉三姐」接班人。她曾如此說道：「文革中我曾受到過迫害，吃了不少苦頭，但我從來沒有放棄對黨和國家的熱愛。」她還申請加入中共，並在16年後申請成功。
莫懷仁扮演者夏宗學的命運
在洗腦片中，扮演反面角色莫懷仁的演員叫夏宗學。他1931年出生，安徽安慶人，1951年畢業於上海戲劇專科學校表演系，之後分配到上海文化局電影管理處工作。因為父親解曾是國民黨文職官員，1956年「肅反」運動中，先被調到上海人藝，再調上海兒藝。1958年反右運動中，又被「流放」到廣西。先在廣西藝術學院戲劇系當老師，後在長影拍攝的《劉三姐》中演反派角色。年紀輕輕的他之所以演年長的反派，原因就是他的「成分不好」。文革中，夏宗學被打成「反動派」批鬥，他把韋拔群的事蹟整理成劇本《紅水河》，證明自己是「革命派」。後來的《拔哥的故事》就是以此為藍本，但夏在片中仍演舊軍官。
文革結束後的1979年，夏宗學回到上海，先在母校上戲教書，一年後調到上海人藝，擔任三團副團長。折騰的20年中，使他與前妻的婚姻破裂。2013年去世。
結語
一部毒害了無數中國人的《劉三姐》，迄今仍在毒害著更多的年輕人，不將中共的邪惡扒光，不解體中共，還有多少人要受其荼毒啊！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轉自大紀元/責任編輯：劉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