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時間2024年01月12日訊】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百年真相》。
2023年12月19日，中國政法大學終身教授、在中國法學界享有盛譽的江平病逝，終年94歲。
江平教授一生最大的夢想，是「法治天下」。但是，他走了，他的夢依然只是夢。別說「法治天下」了，即使在中國首都北京，也無法治可言。
為什麼在中共統治下法治夢難圓？本期節目，我們就根據江平的回憶錄《沉浮與枯榮》等資料，回首老教授走過的路，這或許能幫助我們更好地看清問題。
去蘇聯學法律
江平的童年、少年、青年時期基本一帆風順。他1930年出生在大連一個銀行職員家庭，7歲遷居上海，9歲遷居北平，初中就讀北平藝文中學，高中就讀崇德中學。1948年，18歲的江平考入燕京大學新聞系，僅上了半年課，就加入中共地下黨的一個外圍組織——民主青年同盟，輟學搞「革命」去了。
1949年初，中共軍隊進北平後，江平參加了北平市團委的籌備工作。
1951年至1956年，作為首批公派蘇聯的留學生，江平先後就讀於喀山國立大學法律系和莫斯科羅蒙諾索夫國立大學法律系。
這期間，蘇聯可以大致分為兩個階段：1951年至1953年2月，蘇聯處於斯大林統治時期。斯大林搞的是極權統治，法律只是他打擊政敵的工具而已。
1953年3月至1956年，蘇聯處於赫魯曉夫當政時期。當時，雖然蘇聯在政治上有所鬆動，但搞的仍是黨治與人治，而非法治。
所以留學蘇聯時，江平雖然學到了一些西方法律知識，但鑒於當時的大環境，他很難有機會樹立現代法治觀念。
回共產中國遭巨難
1956年回到中國後，江平被分配到北京政法學院工作。不久，被抽調到司法部，為訪華的蘇聯司法代表團做翻譯。等回到學校時，已是1956年12月。1957年，是江平永生難忘的一年：他由春風得意一下子墜入萬丈深淵，接連受到三個重大打擊。
第一個是政治上被打成右派。
1957年春，江平積極響應中共的號召「幫黨整風」，與19名年輕教師聯名寫了一張大字報，給學校領導提意見。但是到了6月，幫黨整風變成了「反擊右派對黨猖狂進攻」，江平被打成右派。
從此，他被劃到「人民的敵人」一邊22年。直到1978年12月底，右派問題才被「改正」。
江平遭受的第二個打擊，是感情上的。
留學蘇聯時，他與陳綏相識、相戀。那時中共不准留學生結婚，直到1957年，春暖花開的時節，兩人才在北京喜結連理。
然而，結婚僅一週多，江平就成了右派。當時，陳綏已是預備黨員。領導問她：你到底要江平還是要黨？陳綏選擇了後者，結婚一個月後就提出離婚。江平雖然心如刀割，也只能無奈答應。
江平遭受的第三個打擊，是肉體上的。
在經歷被右派、被離婚後，他被下放到北京門頭溝大台煤礦勞動改造。
1960年秋的一天，江平下山去抬鋼管。由於實在太累，他連火車經過時的刺耳汽笛聲都沒聽到，結果被捲到火車底下，一條腿被硬生生地壓斷。
1964到1965年，江平被安排到農村參加「四清運動」，與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1966年「文革」爆發後，他經歷了抄家、審查和批鬥。
1971年，他又被下放到北京政法學院在安徽辦的「五七幹校」勞動。1972年4月，隨著毛澤東「砸爛公檢法」的最高指示傳達下來，政法學院「五七幹校」就地解散。
江平被分配到安徽宿縣師範學校工作。由於當時還是「摘帽右派」的身分，他被拒收，不得不回北京找工作。幾經周折，他成了北京遠郊延慶縣的一名中學老師。
在延慶，江平再婚，生育了一兒一女。因為生活艱難、看不到將來從事法律教學的任何希望，他把留蘇時買的大部分法學書籍，以兩分錢一斤的價格，賣給了廢品收購站。
後半生竭力為「法治」吶喊
1976年10月6日，毛澤東生前指定的最後一個接班人華國鋒，與中共元帥葉劍英等在中南海發動「懷仁堂政變」，抓捕了江青等「四人幫」。十年「文革」總算結束。1978年8月，北京政法學院復校。三個月後，江平重回政法學院。
他率先在校內開講《羅馬法》和《西方國家民商法》，把民法的理念引入中國。此後，他在民法教學、科研領域做了不少開拓性工作，主編了《民法學》等著作。
江平出版過兩本文集，一本叫《我所能做的是吶喊》，另一本叫《私權的吶喊》。
他曾在退休後說：「我現在所能夠為社會做的還是吶喊，我現在的社會使命是吶喊。在我力所能及的時間內、範圍內、影響力的度上，我儘量為中國現代應該有的法律觀念和法律做一些吶喊。吶喊總是能起到一些作用。」
但是，江平的吶喊，作用到底有多大呢？我們看到，時至今日，中共統治下的中國，仍是一個黨凌駕於法律之上、權力凌駕於法律之上的非法治國家。
為何法治夢難圓？
為什麼江平教授的「法治夢」難圓？從上世紀80年代初起，江教授參加了一些立法工作，包括制定《民法通則》，擔任《信託法》《合同法》起草組組長，負責編撰《民法典》，在《行政訴訟法》《公司法》《合同法》《物權法》的制定中也起了重要作用。
但是，他參與的所有這些立法活動，都是在中共劃的「紅線」內。即使他的言論有時到了「線外」，也很快收回到「線內」來。
或許，江教授沒有認識到，其實中共才是阻礙中國實現法治的最大障礙。
在《我的右派經歷與反思》一文中，江平說：「有人問我，一生中最難忘的經歷是什麼？我幾乎不假思索地回答：『一生最刻骨銘心的是劃右派的經歷！』……劃右派後『撕心裂肺』的那種極限的精神傷痛，前後折磨了我22年！」
但是1978年，被中共打成「右派」22年後、受盡屈辱與磨難回到北京的他，很快寫了入黨申請書，並加入中共。
此後，他長期任中共官員：1979年被提拔為北京政法學院副院長；1983年，北京政法學院更名為中國政法大學後，任副校長；1988年春，當選第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兼法律委員會副主任，並出任中國政法大學校長。
1990年2月，因為支持1989年學生民主運動，江平被免校長職務，但仍是全國人大常委，任職到1993年3月；1995年，任北京仲裁委員會主任。
江平教授晚年為「法治」吶喊，但冤假錯案依然成批成批地出現。中共的統治，到底哪裡出問題？癥結是什麼？
2004年11月，大紀元發表的系列社論《九評共產黨》，通過對共產黨的歷史與現實，理論與實踐，體制與機制，表象與本質的深入反思，揭開了謎底：
中共本質上是一個反天、反地、反人類、反神佛的邪黨。法律法規不過是中共官員升官、發財、整人、騙人的工具，除此之外，就是一堆廢紙。只要中共當政一天，就不能對中國實現「法治」抱一絲一毫的幻想。
曾經，江平教授為俞梅蓀出庭做無罪辯護，這是他幾十年法律生涯中唯一出庭做的刑事辯護。
俞梅蓀畢業於北京大學法律系，曾任國務院經濟法規研究中心（國務院法制辦前身）綜合祕書組組長，兼新聞發言人；也是前中共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副主任委員顧明的祕書。
1994年1月，俞梅蓀疑遭人陷害，被以「涉嫌危害國家安全的洩密罪」逮捕。江平的兩次辯護，審判長當場都表示心悅誠服，但過後都翻臉不認人。俞梅蓀最終還是被判刑三年，一生被毀。
在獄中，俞梅蓀始終不認罪，且不斷申訴。
1995年3月，最高法院申訴庭副庭長紀敏前往監獄了解俞梅蓀的申訴情況。俞梅蓀說：「江平為我做無罪辯護。」紀敏回答道：「律師算什麼？關鍵要看法官的。」
紀敏的回答也對也不對。說「對」，在中共眼裡，即使是像江平這樣中共法學界知名度很高的學者做辯護人，也不算什麼。說「不對」，關鍵不是看法官的，而是看掌管法官烏紗帽的黨。
好了，今天的節目就到這兒了，謝謝您的收看，我們下期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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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真相》節目組製作
（責任編輯：李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