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02月01日新聞大家談
【新聞大家談】 專訪柴松：投射「反共反習」巨字經過
【新唐人北京時間2024年02月01日訊】大家好，歡迎收看《新聞大家談》，我是扶搖。
今日焦點：【專訪柴松】投射反共反習巨字，驚心動魄的實施過程！身邊人被抓、親歷鐵拳！壓抑後吐露心聲；彭立發第二，濟南萬達廣場歷史一幕！
2022年，中共舉辦20大之前，彭立發在北京四通橋打出「不要核算要吃飯，不要封控要自由，不要謊言要尊嚴，不要文革要改革，不要領袖要選票，不做奴才做公民」的標語。四通橋事件震驚震驚海內外，也激起更多人的共鳴和效仿。
2023年，中共兩會召開之前，山東濟南萬達廣場大樓外牆，也驚現「打倒共產黨、打倒習近平」的投影字符，吸引了眾多的目光。而投射出這句標語的當事人柴松，正在中南美洲的走線途中。
隨即，中共當局出動了大批警力，抓捕了柴松的女朋友和另外兩位朋友，他們至今下落不明。
新唐人電視台《新聞大家談》節目邀請到已經來到美國的柴松先生，聽他來和我們一起回憶事件的經過，和當下的感想。
扶搖：柴先生好，在濟南的萬達廣場不是投射了這個標語——打倒習近平、打倒共產黨，應該說是很大膽的，您是什麼時候開始有這樣的想法的？
柴松：真正使我產生這個想法的，也是受彭立發的啟發，然後，新疆大火案、還有白紙革命等等一系列的維權活動。通過他們的影響，我可能會有這個想法，但是真正讓我決定實施這個想法的，就還是這個疫情的無序放開、重大公務決策失誤。內心的憤怒值它是累積的過程。
扶搖：那您當時看到彭立發在四通橋的這個舉動，是在翻牆這個過程中看到的是不是？
柴松:對，很震撼。當時我的第一感覺就是，這個人很勇敢，特別勇敢，而且所做出的這個標語也很直戳重點，每一句話都深入人心，也是當下時刻，最能夠說服老百姓的話，我是這麼認為，然後很激動，我的心情當時很激動，我說出現了這麼樣的一個人。
扶搖：您有在北京生活過？
柴松：對，我在北京生活，我知道在那兒的政治高壓性比全國任何地方都要高。
扶搖：當時就有效仿的一個想法嗎？還是說後來才有的？
柴松：當時沒有。就是當時，第一個是對這個人好奇，就他的背景好奇；第二個就是他為什麼做這件事好奇；然後第三個就是他那種精神我很佩服。
扶搖：那您在了解之後，是什麼時候開始想這樣做？
柴松：疫情無序放開、重大公務覺得失誤的時候，我想做這件事情的時候，就聯想到了彭立發給了我的啟示。
扶搖：當時您這樣做的時候，是自己有這個想法，身邊人都不知道，是不是？
柴松：對，我沒有跟任何人說。當時我在有這個想法的時候，是沒有說的，沒有跟任何人說。
扶搖：白紙運動的時候，您有參與過什麼嗎？
柴松：我當時也沒有在北京，也沒有在上海，我在我的家鄉被封控住了。我是在這個YouTube上看到的，有這回事。當時因為我在家鄉被封著，我沒有辦法行動，但是我在我的家裡，自己默默地舉了一下紙。
因為我沒有辦法去參與，我當時還點了兩個蠟燭，非常地感動跟激動，尤其是看到這麼多人，說出了這麼勇敢的話。尤其是在上海的那條烏魯木齊路上，喊到了「中國共產黨下台、CCP下台、習近平下台」，當時我就替他們捏一把汗，我說他們真的很勇敢。但是隨後我就會聯想到，他們可能會被抓捕，我也意識到這個事情的嚴重性，當時為他們捏一把汗。
扶搖：都是年輕人。
柴松：對，真的非常勇敢，他們很多人都是學生，那種就是為這個國家好，想為這個國家做點事情的人。
扶搖：後來您是怎麼開始一步一步計劃，然後去用這種投影儀去投射這個標語的？
柴松：應該是我從（2022年）12月下旬，我就開始陸續地買設備。
扶搖：害怕嗎？
柴松：當時買設備階段是不害怕的，隨著我工作的推進、我計劃的推進，越到後面，我越會感到不安跟害怕。因為我知道我不能出現一次失誤，如果我出現了一次失誤，面臨的後果可能會非常嚴重。
扶搖：因為前面已經看到了這些秋後算帳的。
柴松：對。我也知道，他們可能會對我做一些什麼，所以在整個過程當中，我還是比較緊張跟恐懼的。
扶搖：有刻意表現得很冷靜、很平靜、很平常嗎？
柴松：也會有。但是你真正發自內心的恐懼是掩飾不住的。在當時那個情況下，更多的我還是思考的是整個的過程跟細節問題，如何不被抓捕、如何順利出境、如何不影響其他人。
扶搖：就一個人做了這麼多的準備？
柴松：對。
扶搖：購買器材、然後去設置、然後去刻字，我看您還刻字。
柴松：對，我自己買了一台激光雕刻機，我現學的。
扶搖：您怎麼想到的這個辦法呢？
柴松：就是我先選擇了投影儀，然後我去購買這個設備，我就讓廠家幫我刻了那幾個字，就是「徐州辣鴨頭 不賣隔夜貨」。我買過來之後，我發現這個效果還是不錯、挺好，然後我就緊接著就開始想到了，我要買這個鏡片，自己去雕刻字。
扶搖：先說一下彭立發當時是標語，您為什麼沒想著就是說用一些布標，或者說是一些就是寫在紙上，貼在哪兒，沒想這種方法嗎？
柴松：因為它不能實現遠程控制。我首先要想到的是，我在這個過程當中，如何不被抓捕。（就是說您出境之後），對。所以，我最終選擇投影儀，因為用電源控制來講它是最好控制的。
扶搖：然後是自己開始學用這些激光去刻字？
柴：對。廠家的工作人員去交流去學習，就跑了好多次，應該大概就是一個月的時間，因為前期我只是在買設備，當然也算是準備的時間，但我就沒有記錄在裡面。
扶搖：中間有沒有什麼坎坷，或者說遇到不順的地方？
柴松：有很多，尤其是我在雕刻字的時候，就是反覆實驗了很多次，包括它的尺寸，中間的材質可能還不行，我又換了一次鏡片。最主要是在雕刻字的大小，我必須要跟它廠家給我雕刻的尺寸一樣。
而且我在做這件事情，因為需要一個電腦去操控這個激光雕刻機，我特意把我的電腦重新裝了系統，而且是裝了正版的Windows，我怕這個電腦會被入侵，而且我特意問了廠家，我操作這個設備需不需要聯網，廠家告訴我不需要聯網，那這個時候我就覺得會很安全。
扶搖：放心了？
柴松：對。在（2023年）1月17號的晚上，在我第二天準備要出發了，我把我的電腦主機全部拆掉了，就在我們小區的一個空地裡把它燒掉了。但激光雕刻機我沒有燒，我知道那裡也會有操作紀錄，我當時的想法是想把這個機器⋯⋯因為這個機器買得很貴，要7000塊。
扶搖：您自己出錢嗎？
柴松：對。我當時想把它賣掉，但是我時間來不及了，所以我就先放在了我的父親那裡，他幫我保管一下。
扶搖：後來被發現了，是不是？
柴松：對，後來被發現了。
扶搖：那這個是不是也連累到了您的父親？
柴松：會有一定影響，但是最終他們查清了，因為我父親確實是不知情的，他只知道我把設備放在那裡，他也不知道這個設備我幹什麼用了。
他問過我，我也沒有告訴他，因為後來我在聯繫商家想賣的時候，因為這個機器放在我父親那裡，我怕會牽連到我父親，所以我就沒有賣，就一直在那放著了。
扶搖：所以說這個過程當中，您身邊的人都不知道您做這件事？
柴松：對，知道的就我女朋友，還有我那兩個朋友。他們連那個房間都沒有進去過，但他們知道我租了那個房間。
扶搖：很多的房間其實都是有監控的。
柴松：公共區域會有監控的。然後我會不讓他們上去，就我自己進去，就我裝設備、去買東西、租房子，全是我自己，他們沒有上去過。
柴松：我意識到他（房東）有可能會過來，就是看一下你到底在幹什麼，我就再跟他講我是做廣告的，對，我在做廣告業務。就即使他過來發現、看到我在裝設備，我可以告訴他，我就是做廣告的。
扶搖：當天晚上這個字一打出來，朋友還給您拍了一段當時打出來的這個效果，好像有很多的警車。
柴松：嗯。
扶搖：當時是什麼情況？
柴松：我在（巴拿馬）戴維的一家酒店裡，我收到視頻的時間是5點41分，當地時間5點41分。啟動之前告訴他們，我說我要把那個標語展示出去，你們幫我拍一下視頻，他說好，沒有問題，然後大家就幫我拍視頻了。
因為我想的是，當時就是拍視頻會有很多人嘛，肯定不會只他一個，所以，我當時認為拍個視頻能構成什麼罪行呢？但是後來我才了解到就是，對於政治事件他們是沒有底線、沒有法律可講的。
扶搖：他們現在情況您了解嗎？
柴松：失聯的狀態。我應該是在（2023年）2月21號的晚上8點左右，是當地的戴維的時間，我微信打語音聯繫他們，都沒有人接。我先給我女朋友，沒有人接，然後我又給我的那兩個朋友打，都沒有人接。
在這個時候我就意識到，如果一個人不回我，可能他在有事情或者在忙其它的，但是如果三個人都沒有回覆我，那可能就是他們被帶走了，或者去詢問或者是去傳喚。
當然最後我跟我的朋友的女朋友聯繫上了，她告訴我當天晚上有50多個人去她家裡抓她，樓道裡都站滿了。對，她的小區裡也就很多人出來圍觀。
當時這個我的事情發生之後呢，第一個聯繫我的人是物業，因為物業有我的微信，他要我的電話，他說派出所在找你，要跟你通電話，然後問我在哪裡。
然後我就告訴他，我說你把警官的電話發給我，我說我的電話我不想告訴你。因為當時我留在物業的登記電話是國內電話，已經打不通了，然後他就發給了我。然後我的租房的中介也聯繫了我，也跟他講的一樣的事，也說派出所在找你。
扶搖：到處找你。
柴松：然後房東又聯繫我，就告訴我：「你在哪？派出所要找你。」然後我獲得了那個電話，我撥通，但是並沒有人接，所以就沒有聯繫。
扶搖：後來這一年都沒有聯繫過？
柴松：對。
扶搖：就是您到海外之後沒有再跟他們有聯繫了？
柴松：聯繫不上，我嘗試過聯繫，但是聯繫不上。
扶搖：也包括您的女朋友？
柴松：對。
扶搖：當時您出國的時候，有沒有打算帶著女朋友一起出國？
柴松：有，但是我沒能說服她。當時我有明確地告訴過她，可能我不會回來，因為我想像個人一樣過我的下半生，我不想在一個不拿我當人的地方生存跟生活。
如果說我們所有的程序是符合民主的，那麼我相信在這個事件當中，即使你決策失誤了，我們願意承擔，因為你是全中國人民選舉出來的，你也代表了全中國人民。但如果不是我們全中國人民選舉出來的話，這個政策的失誤性就應該由你來負責。
扶搖：應該說從小到大是不是都已經習慣了這種被做決定？
柴松：我們只能被服從，我們沒有決定，都是別人替我們決定。
扶搖：那個標語打出來之後，在山東當地應該說影響非常大吧？您選的是濟南萬達廣場，朋友圈裡或者說有很多的人是不是在傳？
柴松：當時我也在我的微信裡傳播，發給了我的一些群，然後群裡也有人回應。我記得一個網友說得特別的好，他說這疫情這幾年確實把大家逼成這個樣子，有人敢說話，在微信群裡敢說話。我相信這件事情會造成影響，但影響具體多大我不知道。
扶搖：當時這個事情發生的時候，您的家人責怪過您嗎？
柴松：責怪是有的，尤其是我父母，但更多的是擔心我的安危。好多人也勸我說，「你沒有必要這樣，你過好你自己就行了。」很多人都勸我說，「你要為你自己想一想，同時也為你的家人想一想。」
我的考慮，如果我還是純為我個人的話，我想我也不會做這件事情，因為它並不能給我帶來任何的經濟效益。我這個人我覺得我也很奇怪，當我看到一些我認為不公的事，我就想說話，如果我不說出來我就很難受，就特別難受、憋得，我也很看不慣這些事情的發生。
扶搖：所以說翻牆相當於是打開了一個心鎖，就看到了很多，然後也可以說也可以發表自己的言論。
柴松：對，我覺得我們生而為人，說話是上帝給我們的權利，言論自由這個不應該被任何人剝奪。
扶搖：後來這個事情一發生，然後很多的人被抓，您心裡什麼樣的感受？
柴松：擔心他們的安全。
扶搖：這也是我想問的，為什麼隔了一年才把這事說出來？
柴松：因為我首先要考慮他們的安全問題，就是我也沒想到一開始事情會這麼大，我認為我當時做足了就是保護他們的準備。但是我沒想到他們可以這麼沒有下限地株連九族，所以我當時內心很糾結。
我知道，我此時此刻最需要做的是保護他們的安全，而不是在想著我自己要表達什麼、或者我想做什麼事情，這個時候我覺得我要克制一點。但是我沉默了這麼久，我發現並沒有換來他們的消息、安慰，還是處於失聯的狀態。我就決定，我說，只有得到更多人的關注，他們才會更安全，所以我決定暴露這件事情。
扶搖：您是怎麼有這樣的一種認知的呢？
柴松：在YouTube上或者在推特上看到的一些個其他民運人士、遭受過中國共產黨迫害的人士，他們的經歷、他們的聲音告訴我，這麼做反而是最安全的，因為當足夠多的人關注的時候，他們反而會有一定的壓力。
扶搖：所以您現在也是等於想站出來幫這些人？
柴松：對，然後我還更希望的就是，我能夠持續地發聲，我不能想著做一次發一次聲就沒了，或者人就消失了。
扶搖：彭立發當時有很多人在說可能有一點可惜，就是做了一件很震撼的事情，但是可能就再也見不到他，或者說現在都失聯。
柴松：對。恰巧就可能是因為他的這種不懼犧牲的精神，我認為才能夠這樣感動、也會影響別人，這是我內心的想法，也是我內心想做的事情。但同時我也希望能夠影響一些人，讓他們更清楚地去認識這個世界、認識中國以及認識中國共產黨，中國人不等於中國共產黨，中國共產黨也代表不了中國人。
扶搖：當時疫情放開的時候沒有上來就是很高興，哇！終於解封了？
柴松：沒有，我只想儘快逃離這個地方，你忍過這一波就會無數地忍下一波，就當時在我們那個地方，就是買一口棺材都要三五萬，平時都是三千、五千。
扶搖：也就是說水漲船高。
柴松：對，因為確實當時死的人太多了，就是做這個行業的、生產棺材的，它已經就是到極限了生產力。就那個情況下，一片感冒藥也買不到，很多人花高價錢去買，然後只能買到連花清瘟，但是連花清瘟的這個，當時炒的價格也非常高，根本就是買不到，好多人就是硬扛。
而且，還有很多因為一些個併發症所導致的住不了院，哪裡都是人滿為患，在醫院、診所，你看到那麼多人，在那裡承受著病痛的折磨，無法得到及時的救治，然後又看到那麼多人死亡，這不是對生命的踐踏嗎？
就是我們封控了三年整整，這三年我們在做什麼？我們有沒有增加我們的醫療設備資源？有沒有為放開做準備？我覺得這個在放開之前，應該都有準備吧，畢竟這麼大的事情。
扶搖：如果是正常社會應該會有。
柴松：我想每個人想去問一問，這三年我們在做什麼？我們在做核酸，一遍又一遍的核酸，有的一天做兩次、甚至做三次。我們在把錢花到了維穩上、封路上、封控上，我不知道，這個讓我很不理解。就是在疫情這個情況下，世界很多做法跟我們都不一樣。
扶搖：您當時也經常做核酸嗎？
柴松：做一個月，封多久做多久，你去哪裡都要做核酸。
扶搖：每天下樓做核酸？
柴松：對。而且在當時，如果你沒有核酸的話，就即使你瀕臨死亡，醫院也不會收你，必須要先做核酸才會救你。在生活在中國的網友來講就只能忍，如果不忍的話，他們就會動用一切的力量，讓你去忍。
扶搖：疫情當中、還有這個解封當中，您是有經受過什麼中共政策的鐵拳暴擊嗎？
柴松：經歷過。當時我在這三年當中，我自己的生意也受到了影響，然後我也時不時地被封控在家裡，不能外出，我的自由的權利也受到了限制。然後我在飲食起居方面，種種都受到了限制，包括我買一顆大白菜，可能就需要30塊錢一斤，在國內，而且那個時候物價也非常高，所以導致了我們對生活失去了希望。
扶搖：很多人在疫情當中都吃不上飯了，有很多是被餓死的、或者說病死的這種，然後醫療的物資也沒有。您當時是在山東嗎，疫情當中？
柴松：對，我當時的主要的工作是在山東，然後平時我也會回一趟我的老家，我們兩地跑去處理一些事情，有時候也會去一下北京。
扶搖：您在山東那邊是做什麼的？
柴松：我主要從事還是房地產的租賃業務。
扶搖：當時是疫情當中有什麼政策是影響到您的業務了嗎？
柴松：會有影響，因為當時在一開始的時候就封了很久，發現了這個疫情的時候，大概持續了是有五個多月，這五個多月我們沒有任何收入，但是我們卻有支出，所以導致了我們入不敷出。
扶搖：當時山東有封城嗎？
柴松：在封。我的了解是，像我的家鄉就是如果出現一例，一開始的政策就是整個城市都要封掉，但是可能後來慢慢有所調整，可能就封掉幾個街道，或者是通過他們所說的大數據去封鎖他們認為應該封鎖的地方。
扶搖：當時您在中國相信它（中共）說的這些嗎？
柴松：當時相信，包括我還有我身邊的人都認為這是在為二十大做一個鋪墊，在政治維穩面前做一個鋪墊，所以我們都會這麼認為，當時新疆我記得應該是封了好幾個月，新疆大火案就那個時候就還是沒有解封，所以給到的壓力是很大。
扶搖：當時您作為中介來說，或者作為地產方面的這些商業來說，他會有什麼要求嗎？怎麼去給這個二十大鋪路呢？
柴松：他們給我們的政策指示就是什麼呢，就是主要還是政治宣傳方面上，還有信息統計方面上，他更多的是跟我們要我們的客戶資料，客戶群體的居住信息需要去登記。
我在北京的時候我記得很清楚，所有涉及新疆跟西藏的人員，是不允許我們將標的物租賃給他。這個是因為，當然這個沒有明確的文件，都是管轄區內的派出所民警找我們談話。
扶搖：會找商家談話，然後不給他們租？
柴松：對，他會給我們施加壓力，因為他不能去講，或者跟新疆跟西藏人講，「這個房子不能租賃給你」，但是他會把壓力傳遞給我們，因為他要保證當地的社會穩定，包括政治穩定。
扶搖：租給新疆人或者說西藏人，怎麼就威脅到政治穩定了，他們有說原因嗎？
柴松：對，當時我也很好奇這個問題，因為我也不懂，我也不知道究竟是為什麼。但是我通過翻牆之後，看到了他們對新疆、西藏所做的一些事情，我可能後來就慢慢地理解了。
扶搖：是，您說您當時還在北京也工作過？
柴松：當時生意是還可以，但是隨著北京清理低端人口的政策，對我們造成了致命的影響跟打擊。
扶搖：當時您跟這些「低端人口」也接觸過，所謂的「低端人口」其實也都是老百姓了，那您跟他們接觸的過程中感覺他們怎麼樣呢？
柴松：都是懷揣著夢想，很多剛剛畢業的年輕人來到北京去打拚。對，而且很多人真的沒有經濟收入，他是剛剛畢業來北京找工作，每個人都懷揣著夢想來到這裡，但是可能最後北京的做法讓他們失望了。
北京很早以前，就是因為它的土地價值也比較高，很多沿街的、一樓的居民樓都改成了商鋪，但當時的手續肯定也都是申報完了，他們也都有手續，包括餐飲營業執照，包括做各種行業的執照他們都有。
但是在那個時間段，在一夜之間就變成了全部不合法，然後政府派人強行把你的窗戶改成門的、或者是自己改變了主體結構變成門的，全部給你封死，恢復原來的結構，不讓你經營、不讓你營業，然後還會告訴你，你的執照要重新辦理。但是你去辦執照的時候，卻告訴你這個執照我們不批。
扶搖：當時這些年輕人，您提到很多年輕人是租戶，他們對於政府的這樣的操作能接受嗎？
柴松：大部分人還是不滿的，大家還是覺得這麼做是不是有點不好，我可能今天晚上都沒有地方住了，能不能讓我再通融一晚上？但是不可以，因為他們有任務。
扶搖：然後這些官方又不給提供住宿的地方？
柴松：對，他們真的很淒涼、很悲慘。
扶搖：剛剛從大學校園出來，一路都是唱黨好，然後就是說被洗腦長大的，然後現在剛出了大學校門就被中共給這樣對待。其實您剛才提到就是說，像中共這種極端的封門、封窗戶，我覺得跟清零裡邊的很多政策也很類似，在疫情當中您那邊就是有看到這種亂象嗎？
柴松：有。我們看到了，我們小區有出現了疑似或者是密接，那麼他這個時候就會整個小區的居民不讓出去，然後就是你連去下樓去公園兒溜彎也不可以，然後就會把有密接的這一棟樓封住，就馬上焊死。然後你自己的房間的大門就會給你貼上封條，不讓你出來。
在那種情況下，也有很多人扛不住這個壓力，選擇了結束自己的生命，那個時間段，真的，跳樓的特別多。
扶搖：那個時候您翻牆了嗎？
柴松：我在翻牆。
扶搖：然後也看到中共的一些不好的政策了？
柴松：對。
扶搖：當時翻牆是怎麼一個經過？是身邊人介紹的嗎？
柴松：對，身邊人介紹的。他給我介紹了一個VPN，當時他是用於學術交流，所以他給我推薦了一個，他說這個VPN不錯，我每年花了180的人民幣去買了這個VPN。
扶搖：那大陸翻牆的人不少？
柴松：我那天看到了一個自媒體發布的數據，大概是四千多萬，但我不知道這個數據是否準確。
扶搖：應該說很多人翻牆，如果看到海外的這種真實的訊息的話，其實這種輿論的擴散，在國內應該會有很大的一個效應。您當時翻牆之後有什麼比較明顯的感受嗎？是覺得怎麼這些信息都跟我看到的不太一樣？
柴松：會有，就是對我的人生觀、價值觀、世界觀產生了很大的衝擊。
扶搖：就翻牆？
柴松：對。因為我們生活在一個牢籠裡，現在想想就生活在一個牢籠裡，它通過網絡防火牆把全中國14億人與世界隔離。我們對這個世界的了解或者認識，都是通過它的官方宣傳去認識的。
所以，我當接觸了世界的信息之後，我發現我之前的認識有很多都是錯誤的。在那個整個時間段裡，我感覺到我個人就是情緒也很不好，畢竟對自己的價值觀產生了衝擊，很不好。但是，隨著我更多的了解之後，慢慢地調整過來了這個心態，發現我之前都是錯誤的。
然後，我相信也有一部分人在一開始在接觸這些信息的時候有牴觸心理、甚至也有恐懼心理，甚至認為外界的信息是謊言，因為這個是中共的政治宣傳，所以他們就選擇了退回去。但我相信更多的人隨著時間的經歷，他可能就會慢慢地去改變自己的想法。
扶搖：當時您看到這些消息有跟著周邊的人去聊嗎？敢聊嗎？
柴松：也會聊，跟我比較近的人，親戚朋友或者是去聊一聊。在聊到有些話題的時候，確實大家認識就不一樣了，就是你翻牆和不翻牆的區別就很容易體現出來。
扶搖：比如說是哪一類的？
柴松：尤其是政治類的，經濟類的還好一點，但是政治類的就是完全大家可能是對立的。對立的這個時候，可能更多的是我選擇不再去爭論，也不再去說那些，因為可能想到互聯網、防火牆就可以理解了，也就釋懷了，所以就不再去爭論了。
所以，久而久之也就不會再去談論這些話題，只會跟一些翻牆的人，或者是對這方面認識比較深刻的人去聊，可能大家才能聊到一起。
扶搖：彭立發其實被大家稱為孤勇者，您覺得您是您身邊人當中的孤勇者嗎？
柴松：在這條路上，我相信我會找到一些個我們有共同想法的人、或者對中共有共同認識的人，我覺得在民主這方面，我不是一個人在跟9000萬黨員去作戰，我相信我們背後站的是世界的文明。
扶搖：您覺得您的這份力量能夠接下來起到多大作用？有想過嗎？
柴松：我覺得在做這件事情上，當然影響力越大越好嘛。但是我覺得只要做了，不管這個影響力大小，那都是一份貢獻。
扶搖：後悔過嗎？
柴松：後悔過，我唯一的後悔就是當時沒有堅持把他們一起帶出來。
扶搖：如果有一天您能回到中國，也可以見到彭立發，您想跟他說什麼呢？
柴松：我肯定會說，我先要跟他喝一頓酒。因為我平時也不喝酒，但是這個人我覺得我一定要跟他喝一杯酒，然後跟他暢聊一下人生，然後也特別想知道他在這段時間所經歷了什麼，然後同時也會去跟他交流一下，他當時為什麼這麼勇敢，然後更多的還是再探索一下，為什麼這個人能夠影響我的一生。
扶搖：您覺得，現在在中國的這些大陸人他們最需要的是什麼？
柴松：我覺得最需要的是做自己，就是每個人要清醒地認識這個世界、認識中國、認識中國共產黨。至於他們自己的選擇，那由他們自己來做主。
扶搖：他們如何做到這一步呢？
柴松：我覺得就要在這個，首先是需要先翻牆，我覺得（喬）鑫鑫做那件事特別有意義，就是拆除防火牆，這也是最有效的方式。我覺得當謊言不再瀰漫著整個社會的時候，大家了解真相又進了一步。
扶搖：好，謝謝柴先生接受我們的採訪，非常感謝。
柴松：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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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大家談》製作組
（責任編輯：劉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