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希望报导）中国媒体报导，尽管中国政府近年来为制止教育乱收费出台了一系列利民政策，然而，在9月份新学年开学之际，许多中国学生的家长到学校报到时却发现，他们要交比以前多几倍的钱才能上学。
中国的《光明观察》报导，广州市教育局公布了中小学校教育2008至2009学年度收费公示表，首次删除了义务教育阶段普通学生的书杂费，但留借读生的书杂费收费标准。广州市教育局强调，凡在公示表里未列明的收费，学生家长有权拒绝交纳。报导说，教育乱收费禁而不止，形成了多年不治的痼疾。有学生家长到学校报名处时却发现，他们交的钱一分不少，甚至还比以前多缴了几倍的钱！
虽然有人惊呼这是乱收费，但家长们为了孩子能上学，不得不就范。教育局说家长有权拒缴额外收费，但学校的权力更大，可以让你家的孩子离开学校。《光明观察》的报导说，记者在先后走访了广东省、云南省的一些农村后了解到，这几年来，农民教育负担不但没有减轻，反而加重了不少。乱收费一再作怪，让老百姓对政府政策失去了信心。
媒体说，你有权拒缴学校的额外收费，你可以向上级投诉！然而，你不交钱，孩子就会被赶出学校。家长如果就学校乱收费问题动真格的话，孩子在学校就绝对没好受的。旅美经济学家程晓农先生就中国学校乱收费现象的根源说：
“乱收费可能要分成城市和农村两个不同的情况。在城市里乱收费80年代就开始了，只是数量不太大。90年代开始，城市里面就已经有各种现象和手段在乱收费。所有这些活动背后都有一个老师赚学生钱的问题。从道德和职业伦理上讲，这都是不正当的。
但是，这个问题原则上来讲不是法律问题，而基本上是个职业伦理。由于在城市里多数城市家庭能够勉强承受，所以，城市的这个问题可能不尖锐。很多情况下，农村的经费问题主要是因为县乡两级政府克扣教育经费，因为1994年实行税制改革之后，农村学校的教育经费变成由地方财政上开支，很大一部分要靠乡政府筹集，而乡政府很多情况下就只有向农民摊派，所以就出现了农村的高摊派。
2000年，中国政府宣称要取消农业税，这样就顺便把跟着农业税一起征收的一些摊派的名目在表面上取消了。与此同时，中国政府承诺教育经费由中央政府直接拨款。从形式上讲，这个做法是保证了农村的教育经费，但问题在于中央政府的做法没有能够有效阻止地方各级官员从中克扣，结果就导致了很多地方在开始裁减民办教师。很多地方现在民办教师的收入大幅度下降，人数减少。”
报导说，当前中国很多地方政府的财政对教育投入相当少，一旦实行了上级的教育惠民政策，地方政府运作都要出现困难，很多地方连老师的工资都无法实现月月支付。有人提出，在教育经费问题上对症下药，实行政府官员问责制，让教育经费的去向跟官员的乌纱帽“挂钩”，而不是告诉民众有“拒缴”教育乱收费的权利。程晓农认为，中国学校乱收费问题近期不大可能解决：
“我觉得因为学校分布在城乡遍地都是，中国中央政府管一切的做法实际上是无效的。它管不到那么多，只能下一个文件让各地政府执行，然后全省把中央文件转发一遍到县里头，让县里执行，县政府也不过如此。事实上，学校是不应该全靠中央政府来管。学校是本地的事业，应该由当地人来管。
如果说学校能由当地居民来监督，情况就能完全改变。比如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如果校长的任免不是由上级主管部门决定，而是可以由当地居民、社区来决定的话，这样的情况就会好得多。比方我们都知道，在美国社区教育委员会对本地学校有很强的监督权，这种现象基本上就不会搞。哪个校长要想这样乱收费第二天就完蛋了，因为它有一个很强的监督机制。
中国实际上问题出现在学校没有有效的监督机制，政府的监督实际上是一句空话，因为隔的层次太多，而且政府本身也是腐败的，它不在里头分肥就已经很不错了，指望他去有效地代表民意来监督教师的操守，这实际上对政府期望过高。政府既没有这个意愿，也没有那个能力。”
报导说，要遏制教育乱收费，责任在政府，只有下猛药才能治好乱收费这个难治之病，要让那些乱收费的人付出代价。
中国的《光明观察》报导，广州市教育局公布了中小学校教育2008至2009学年度收费公示表，首次删除了义务教育阶段普通学生的书杂费，但留借读生的书杂费收费标准。广州市教育局强调，凡在公示表里未列明的收费，学生家长有权拒绝交纳。报导说，教育乱收费禁而不止，形成了多年不治的痼疾。有学生家长到学校报名处时却发现，他们交的钱一分不少，甚至还比以前多缴了几倍的钱！
虽然有人惊呼这是乱收费，但家长们为了孩子能上学，不得不就范。教育局说家长有权拒缴额外收费，但学校的权力更大，可以让你家的孩子离开学校。《光明观察》的报导说，记者在先后走访了广东省、云南省的一些农村后了解到，这几年来，农民教育负担不但没有减轻，反而加重了不少。乱收费一再作怪，让老百姓对政府政策失去了信心。
媒体说，你有权拒缴学校的额外收费，你可以向上级投诉！然而，你不交钱，孩子就会被赶出学校。家长如果就学校乱收费问题动真格的话，孩子在学校就绝对没好受的。旅美经济学家程晓农先生就中国学校乱收费现象的根源说：
“乱收费可能要分成城市和农村两个不同的情况。在城市里乱收费80年代就开始了，只是数量不太大。90年代开始，城市里面就已经有各种现象和手段在乱收费。所有这些活动背后都有一个老师赚学生钱的问题。从道德和职业伦理上讲，这都是不正当的。
但是，这个问题原则上来讲不是法律问题，而基本上是个职业伦理。由于在城市里多数城市家庭能够勉强承受，所以，城市的这个问题可能不尖锐。很多情况下，农村的经费问题主要是因为县乡两级政府克扣教育经费，因为1994年实行税制改革之后，农村学校的教育经费变成由地方财政上开支，很大一部分要靠乡政府筹集，而乡政府很多情况下就只有向农民摊派，所以就出现了农村的高摊派。
2000年，中国政府宣称要取消农业税，这样就顺便把跟着农业税一起征收的一些摊派的名目在表面上取消了。与此同时，中国政府承诺教育经费由中央政府直接拨款。从形式上讲，这个做法是保证了农村的教育经费，但问题在于中央政府的做法没有能够有效阻止地方各级官员从中克扣，结果就导致了很多地方在开始裁减民办教师。很多地方现在民办教师的收入大幅度下降，人数减少。”
报导说，当前中国很多地方政府的财政对教育投入相当少，一旦实行了上级的教育惠民政策，地方政府运作都要出现困难，很多地方连老师的工资都无法实现月月支付。有人提出，在教育经费问题上对症下药，实行政府官员问责制，让教育经费的去向跟官员的乌纱帽“挂钩”，而不是告诉民众有“拒缴”教育乱收费的权利。程晓农认为，中国学校乱收费问题近期不大可能解决：
“我觉得因为学校分布在城乡遍地都是，中国中央政府管一切的做法实际上是无效的。它管不到那么多，只能下一个文件让各地政府执行，然后全省把中央文件转发一遍到县里头，让县里执行，县政府也不过如此。事实上，学校是不应该全靠中央政府来管。学校是本地的事业，应该由当地人来管。
如果说学校能由当地居民来监督，情况就能完全改变。比如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如果校长的任免不是由上级主管部门决定，而是可以由当地居民、社区来决定的话，这样的情况就会好得多。比方我们都知道，在美国社区教育委员会对本地学校有很强的监督权，这种现象基本上就不会搞。哪个校长要想这样乱收费第二天就完蛋了，因为它有一个很强的监督机制。
中国实际上问题出现在学校没有有效的监督机制，政府的监督实际上是一句空话，因为隔的层次太多，而且政府本身也是腐败的，它不在里头分肥就已经很不错了，指望他去有效地代表民意来监督教师的操守，这实际上对政府期望过高。政府既没有这个意愿，也没有那个能力。”
报导说，要遏制教育乱收费，责任在政府，只有下猛药才能治好乱收费这个难治之病，要让那些乱收费的人付出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