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国大陆的食品安全问题特别集中和突出，但在相关信息公开的问题上，中共政府不同部门的官员似乎未能从“毒奶粉”事件中吸取教训。在最近的四川“生虫柑橘”事件中，又发生了遮遮掩掩的事情，结果导致谣言四起。消费者在不能准确定位信息的情况下，只好假定所有的柑橘都出了问题，连带着全中国大陆橘农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此时，各地方政府才急忙出来承诺保证，但市场信心已经出现了问题。
这一信心危机还表现在“三聚氰胺”从奶粉流窜到了鸡蛋，这样一来市场的合理猜测只能是凡是鸡蛋可能都含有三聚氰胺。果不其然，除了湖北的鸡蛋外，杭州和大连的鸡蛋也分别检测出了超标的三聚氰胺。虽然从表面上看，信息公开的更快更及时，但消费者已经难有信心了。这种信心危机的蔓延尤其心理学基础，食品安全的信息披露越多，在信心崩盘的情况下，消费者反而会强化 “更不安全”的信念。那么要扭转市场信心，除了公开信息之外，还应该做什么呢？
常理上，一个食品市场尽管会面临对具体食品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也就是说买的没有卖的知道得多，但并不影响买者消费。这是因为买者对食品安全有信心，这种信心要么是来自对于商业道德的信任，要么是来自对监管机构或认证机构的信任。政府设立质检行政机构的目的就在于防止商人因为利益而出现道德上的风险，因此其可以加强监管，从而确保市场上供应的食品为安全的。但为什么这一监管机制目前变得形同虚设了呢？
这情形正说明了中国大陆市场的“不幸”。中国大陆的市场是在将每一个人都逼成“教育专家”、“医疗专家”，现在这个市场又将迫使消费者去成为“食品专家”。因为这个市场的监管缺位，导致了对具体商品的监督和考核的成本，全部转到了消费者自己身上，消费者要把自己逼成专家去考查每一个产品的品质，才能避免在食品安全方面少出问题。
而一个监管严格的市场，我们相信食品安全是因为相信质检部门会严格把市场的关，税收的一部分就是用来雇佣相关部门来充当市场的“看门狗”。但一再发生的食品安全事件却在事实上表明“看门狗”睡着了。中国大陆消费者在交税的同时还要承担因为食品不安全的风险。
进一步的问题是，为什么“看门狗”睡着了？答案其实并不复杂。在一个监管严格的市场中，监管手段实际上更多要依赖市场手段而非行政手段。质检机构的地位比较独立，即便是由政府设立的，也往往不受其他部门或者厂家的限制和影响，这样就基本杜绝了政府官员受贿和厂家行贿的可能，市场也会更公开透明。
这样一来，在源头上就可以保证食品安全的相关信息是公开的，从一开始就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而不是等出了问题，再来要求政府公开信息，此时即便是政府在公开信息方面做到了及时有效，也难以阻止市场信心的崩溃。
想想看，美国将研究生入学考试（GRE）都交给英语考试服务公司（ETS）这样的私人机构来办，正是对监管严格的市场充满信心所致。而中国大陆的市场监管还是通过传统的行政手段来完成，并且监管机构的独立性也存在疑问，这与迅猛发展的市场需求格格不入。尤其在监管缺失或者监管扭曲的条件下，容易出现食品安全的问题。
我们当然应该谴责商人的贪婪，也应该谴责中共政府在信息公开上的不当行为，但这些远远不够。还需要认识到监管源头的问题所在，才好对症下药，在食品安全方面重塑信心。否则，难保今后公开的信息里不会再次出现“毒奶粉”、“毒鸡蛋”等。
这一信心危机还表现在“三聚氰胺”从奶粉流窜到了鸡蛋，这样一来市场的合理猜测只能是凡是鸡蛋可能都含有三聚氰胺。果不其然，除了湖北的鸡蛋外，杭州和大连的鸡蛋也分别检测出了超标的三聚氰胺。虽然从表面上看，信息公开的更快更及时，但消费者已经难有信心了。这种信心危机的蔓延尤其心理学基础，食品安全的信息披露越多，在信心崩盘的情况下，消费者反而会强化 “更不安全”的信念。那么要扭转市场信心，除了公开信息之外，还应该做什么呢？
常理上，一个食品市场尽管会面临对具体食品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也就是说买的没有卖的知道得多，但并不影响买者消费。这是因为买者对食品安全有信心，这种信心要么是来自对于商业道德的信任，要么是来自对监管机构或认证机构的信任。政府设立质检行政机构的目的就在于防止商人因为利益而出现道德上的风险，因此其可以加强监管，从而确保市场上供应的食品为安全的。但为什么这一监管机制目前变得形同虚设了呢？
这情形正说明了中国大陆市场的“不幸”。中国大陆的市场是在将每一个人都逼成“教育专家”、“医疗专家”，现在这个市场又将迫使消费者去成为“食品专家”。因为这个市场的监管缺位，导致了对具体商品的监督和考核的成本，全部转到了消费者自己身上，消费者要把自己逼成专家去考查每一个产品的品质，才能避免在食品安全方面少出问题。
而一个监管严格的市场，我们相信食品安全是因为相信质检部门会严格把市场的关，税收的一部分就是用来雇佣相关部门来充当市场的“看门狗”。但一再发生的食品安全事件却在事实上表明“看门狗”睡着了。中国大陆消费者在交税的同时还要承担因为食品不安全的风险。
进一步的问题是，为什么“看门狗”睡着了？答案其实并不复杂。在一个监管严格的市场中，监管手段实际上更多要依赖市场手段而非行政手段。质检机构的地位比较独立，即便是由政府设立的，也往往不受其他部门或者厂家的限制和影响，这样就基本杜绝了政府官员受贿和厂家行贿的可能，市场也会更公开透明。
这样一来，在源头上就可以保证食品安全的相关信息是公开的，从一开始就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而不是等出了问题，再来要求政府公开信息，此时即便是政府在公开信息方面做到了及时有效，也难以阻止市场信心的崩溃。
想想看，美国将研究生入学考试（GRE）都交给英语考试服务公司（ETS）这样的私人机构来办，正是对监管严格的市场充满信心所致。而中国大陆的市场监管还是通过传统的行政手段来完成，并且监管机构的独立性也存在疑问，这与迅猛发展的市场需求格格不入。尤其在监管缺失或者监管扭曲的条件下，容易出现食品安全的问题。
我们当然应该谴责商人的贪婪，也应该谴责中共政府在信息公开上的不当行为，但这些远远不够。还需要认识到监管源头的问题所在，才好对症下药，在食品安全方面重塑信心。否则，难保今后公开的信息里不会再次出现“毒奶粉”、“毒鸡蛋”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