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运究竟给中国带来什么影响？在人类百年奥运史上，因为存在1936年的柏林奥运与1988年的汉城奥运而激发出人们诸多疑虑与期待。2008的北京奥运将导致柏林奥运还是汉城奥运的结果？这在坊间有诸多争执，最后结论如何，可能得等待时间进一步检验。但是北京奥运前后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尤其是有关人权方面的一系列灾难性事件，是很值得关心中国前途命运人士的思考的。这些鲜活的事实可能对于真切认识北京奥运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提供起风向性的参照。
一、保奥运口号下的不择手段
应该说中国统治集团为了确保奥运达到自己期待的目的，大规模动用一切管治手段，消除社会一切不可控因素，控制一切外在的社会异己力量等的镇压性运动从奥运前一年就开始了。
从2007年8月，在距离奥运开幕一周年之际，中国知识界一批人发出了《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同样的人权》的呼吁，表达出民间对奥运的一种心声。而也是在这种时候，中国当局就着手加大对民间声音的打压与封杀，对社会他们划定的一些群体进行有步骤、有计划的清查、控制，因此制造了大量侵犯人权的灾难，大际而言中国当局为保奥运而实施的镇压可以分为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距离奥运开幕一周年开始。北京先期出台针对出租房的管理措施，严格限制出租房提供给外来人口，监控出租房人员聚集情况。尤其持续地对北京南站一带上访群体密集之地，明令出租房主不得租房给上访人，若一旦查出出租给上访人，房主则面临数万元的罚款。并且从2007年的8月开始，北京警方接连不断地对北京外来人口进行全方位的普查、登记。曾经在2003年孙志刚事件后，中国大城市停止的清理流动人员的运动，又再次随着奥运临近在北京复甦。
接着，北京掀起了遣返上访群体运动。在中共十七大前，北京就开始了全方位对来京上访人员的抓捕。2007年8月、9月，北京警方几乎每夜都对北京南站上访村进行拉网式的搜查，将大批抓到的外来上访人员关押到马家楼，再由各地驻京人员押送回去。
与此相伴，中国当局对一批可能影响带动群体维权的人士进行集中打压。当局先后抓捕了中石油维权人士李国宏，上访维权代表人物刘杰、郑大靖与王桂兰。虽然随着中共十七大闭幕，王桂兰被释放，但是李国宏与刘杰分别被处以一年六个月的劳教，而郑大靖却被湖北郧西地方政府关押于黑监狱，至今不放。这种对上访群体及其代表人物的打压，事实上是有计划地为奥运作准备。这种为保奥运而针对维权的镇压运动随着胡佳的抓捕而达到新高潮。
中国政府对胡佳的抓捕选在2007年底，显然是经过精心计算、充分权衡的，那种将胡佳事件与奥运年划清的企图是显而易见的。这种针对行动性的上访维权群体的打压，从对重点人物李国宏、郑大靖、刘杰，到对胡佳的抓捕，这都是有极为明确的设计的点上的打压，而对上访群体整体性遣返、关押全国性统一行动，则是面的清理，这种点面的配合形成了奥运前第一波大规模、全社会性的镇压运动。
第二阶段，从进入2008年开始。这时期中国当局充分利用社会能够为民间所接受的一批学者，发起了“2008，让访民回家”活动。采取欺骗形式，来将上访维权群体置于学者的动员中，从而在道德资源上意图剥离社会对弱势群体的同情，为进一步采取强硬打压作舆论上的准备。这时间以河南访民刘学立为代表，响应学者呼吁，配合学者送自己回家。结果事实证明，这一切没有赢得地方政府丁点的配合，地方政府将学者与访民的良好意愿公然嬉耍了一通。访民代表刘学立在家苦苦等待三个多月却得不到地方政府一次交谈机会，后来被迫再次回到北京。
应该说中国当局从进入2008年所谓的奥运年后，是企图沿袭固有的欺骗伎俩，以稳住那些因遭到公权剥夺而倍受伤害的心灵，但是，就是这种欺骗的闹剧，也在地方官僚忙于贪腐与掠夺而无暇配合下，使剧本无法唱完。随着三月两会的到来，又一波上访洪峰的出现，当局也就顾不上画皮而张开本来的血口，大肆镇压那如潮而至的访民。
这一波整肃随着西藏事件与汶川大地震等突发性事件的到来，在地域重点上有过从北京到西藏与四川短暂的转移，也因此使这一波中被重点镇压的有不知其数的拉萨藏民，还有四川的黄琦与陈道军。目前一批藏民被陆续审判，而陈道军也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三年徒刑并处剥夺政治权利三年，黄琦仍然处于被侦察审查的关押中。
第三阶段，奥运前夕的软硬并举与公然设陷。随着奥运开幕临近，中国公安部奥运安保部公开宣布在北京的世界公园、紫竹院公园与日坛公园三个公园开设奥运示威专区。而随之对河南刘学立、福建纪斯尊等上百依法申请示威者全部抓捕并遣返回当地关押。同时，在奥运前中国当局还在媒体上虚拟地掀起了一场全国区县一把手接访热潮，意图欺骗世界与访民。在这种欺骗下，一大批访民被关入了“黑监狱”与“学习班”。
与此欺骗闹剧相应的是北京一批异议人士被软禁，一批天安门母亲被强迫外出旅游，还有一批在北京之外的活动人士被就地严密监控，明确限制外出与前往北京。如此使全国处于一种戒严状态，人们生活于奥运的恐惧中。
中国为了所谓的奥运安全，除了上面这几个阶段公然的大规模镇压活动外，相伴还有暗中的全社会性广泛的普查。这次奥运前中国当局对中共夺权以来，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到过侵害的个人，都一一作了全面的调查，包括对他们的亲人。为此中共当局可以不惜财力人力，千里迢迢地派出一批批人到外地去调查某个人的情况，或对某个人实施控制。据湖北孝感下属一个县级市的市长在总结奥运保卫工作会议上，公然以成绩来说：市里不惜人力物力，对一个七十岁老人派遣24人日夜跟踪，并且还派遣2人，奥运期间千里迢迢到山西跟踪一个上访人。由此可见为了控制那些被侵害者的可能抗争，政府根本不计任何成本与手段。
在这种普查与监控中，同时中国当局在全国发起了一场对所有对专制统治有不认同意识的异议人士、维权人士、独立撰稿人等的面谈运动，对那些发表过不同官方言论的人士，进行了威胁、警告。这种全国性的普查、面谈、跟踪空间耗费多少民脂民膏，那真是无法想像。至于为了保奥运将大批人关入“黑监狱”、“学习班”、招待所等等，那也是无法统计。
在奥运期间为了所谓的保北京安全，中国当局除了对上面那些被视为异己的控制外，对普通民众也采取严密控制，严重侵害到民众的权利。如邻省河北居然安排人24小时在公路铁路的涵洞、桥梁处站岗，在电网高压线下值班，使整个河北如临大敌，人心惶惶；全国各地尤其海外机构对一切奥运期间进入北京的人员严格检查，控制外地入京人员数量，以至使北京地区旅馆闲置，前来北京的航班减少，许多生意无法为继，还有在北京的居民出行随时有可能遭到盘查，坐车随时被公路边的公安上车来拦截。如此种种，使整个北京与周边人们生活极为不便，严重侵犯到公民的行动自由。
中国当局为了他们设定的奥运目标而肆意践踏人权的恶行，可能在人类奥运史上无出其右了。这种为了奥运的不择手段由此可见一斑！
奥运前与奥运期间在国家主义与民族面子的大旗下，中国当局堂皇地高举镇压的大棒而无所不用其极地来维护“稳定”，公然打着一切为了奥运，奥运压倒一切的口号。如果说中国当局在奥运中为了有史以来第一次的奥运而做出了许多侵害人权的事，那可以用特殊情况下的特殊表现来开脱的话，那么奥运之后中国无所顾忌的侵权行为就再也不能找到说词了。
二、奥运之后的无所顾忌
中国当局在奥运之前与奥运期间践踏人权的行径，如果可以以为了奥运成功作为藉口的话，从奥运之后中国政府在人权方面的表现就可以看出这个政权的本性。
奥运之前与奥运期间中国当局抓押了许多他们视为可能对奥运稳定构成危险的人士，如上面那些依法申请游行者与依法上访维权者，如果说这些人可能对奥运稳定构成威胁的话，那么奥运之后威胁就不存在了，那就应该释放了。然而中国当局却不仅不放，而且还纷纷将这些人处以劳教或判刑。
如河南刘学立，在奥运前被迫回到北京，准备依法提出申请游行后，于8月7日晚上被北京警方与河南警方联合从住地抓走，押回河南软禁到奥运结束。按理奥运与残奥都成功到辉煌的程度而结束，这些想在奥运申请游行的人，应该再无游行的机会了，那也就应该释放了，结果刘学立却在9月23日被河南崇县公安局以扰乱社会秩序处以劳教一年玖个月。
同样，从2008年4月被湖北恩施截访人员从北京押回软禁的王桂兰，在7月29日被以接受外媒采访为由刑事拘留后，到8月奥运结束时居然也被恩施公安以扰乱公共秩序劳教一年三个月。
还有福建维权人士纪斯尊先生，因在8月11日前往北京治安总队申请游行而被抓回后，一直关押到奥运结束，福建当局还编织了一个“涉嫌伪造公章罪”将他逮捕，目前正面临被起诉审判。
对于那些在奥运前已经逮捕的人士，如陈道军、黄琦，在奥运之后中国当局也没有丝毫宽肴的迹象，只是将原本可能奥运前的审判推迟到奥运后来，以避开国际社会的关注。
尤其对今年7月1日北京青年杨佳到上海袭警案，在审理推迟至奥运后，居然公然违反司法程序公正，将杨佳母亲关入精神病院，为杨佳指定公安局聘请的顾问作律师，一审秘密开庭，二审也没有让证人出庭，使整个司法过程存在种种违法情况。在此种种让人质疑的程序下，居然上海法院还是宣判杨佳死刑。如此赤裸裸地玩弄法律，如此公然无视民意，如此藐视天下人的智力，上海公检法可谓野蛮之至，完全将人命视同儿戏。
更值得关注的是，南京郭泉教授居然于11月12日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刑拘，并接着掀起了一场全国性追查新民党的运动，一些曾经仅仅跟郭泉通过电话的人因此被传唤。
奥运之后中国对一批奥运前抓押人士的处理方式，及继续抓押新的维权与异议人士的行径，说明中国当局根本没有因为奥运的所谓成功而缓解对人权的侵害，相反奥运的成功更增长了他们侵害的底气，强化了他们镇压的意志。我们从那些原本放到奥运后作出处理的案子，最后都以最坏为结局的事实中，可以看到当局那种肆无忌惮的嘴脸。
为什么中国当局奥运前以保奥运为藉口而不择手段地侵犯人权，而奥运成功后，却又反过来以没有了奥运的压力而变得无所顾忌地侵犯人权呢？要想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追溯到这个制度的本质上。
三、奥运对中国人权发展所带来的影响
中国当局奥运前的不择手段与奥运后的无所顾忌，正是这个社会的本质特点。在后极权社会的中国，统治集团的政治理想彻底丧失，精神支柱完全物化，维系统治的纽带是动物性物资欲望与制度性犯罪成果共享！一个不容于正义、天理与人道的团伙，成为他们休戚与共的依托。江氏集团“我们都是同一条船上的战友”的同罪相依原则成为这个统治集团的经典描述。在这种统治本质下，一切以镇压为维系统治的唯一工具，镇压能力的存在与有效成为是否延续统治的唯一考量。所以镇压是它固有的本性，而一切掀起镇压高潮的口实正是镇压本性阶段性的表现。事实上有没有奥运，这个统治集团都会阶段性地挑起其他镇压高潮的口实，如江氏时代镇压法轮功，毛氏时代镇反、反右、文革，以及邓氏时代的反自由化、清精神污染及八九屠杀，这都是一波波假想敌人，制造人权灾难的闹剧。
中国奥运会也只是这种镇压本性暴发的一个契机，所以无论奥运前还是奥运后，极权本性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改变，侵权的习惯自然也不会有改变。按照当局极权统治思维，奥运前“为了保国家百年不遇的奥运大事而不择手段是自然”，而奥运后却换成“奥运都结束了，我们统治集团还怕你们民间什么，镇压就更无所顾忌了”。由此可以看出极权统治思维是有事靠镇压，无事就更不怕采取镇压，总之一个思维就是依靠镇压。
在中共当局固有的镇压本性下，奥运这个事给中国带来的具体影响以及从中可以得到的启示主要可以归结如下：
其一、奥运的所谓成功显示了极权统治镇压的有效性。由此再一次坚定统治集团对固有镇压手段与镇压思维的信心与依赖。所以奥运后中共统治集团公然总结北京奥运非常时期的不择手段方式，并意欲将之常态化。最近更得出中国未来十年将相对稳定的结论。随着对统治力的信心，奥运后将一批如刘学立、王桂兰、纪斯尊、陈道军等人从重处置，就是这种对镇压力信靠的显示。
其二、中国民间力量极其分散与乏力，难以形成有效抗衡强权侵害的防御机制。奥运这种世界聚焦下的盛会中，中国民间没有因此争得更大空间，相反却迎来了加倍的打压，承受了加倍的损失。官权之所以能如此肆无忌惮地镇压，并且达到成功，就是因为中国民间还没有形成自己成型的力量，没有能够有效的阻止防御公权野性侵害的能力。中国社会目前反抗虽然是普遍的，而反抗的力量因为被沙化而变得无力。所以中国社会如何结成有效的防御公权侵害的力量，这仍然是个极其艰巨、急迫而严酷的问题。
其三、人类是不长记性的动物，在仅仅一百年的奥运史上，人类为了眼前的欢娱而忽视了潜在的危险，对那种似乎为了世界奥运盛会外衣下的极端民族主义情结缺乏起码的警惕，进而到丧失人权标准来漠视、屈从、纵容那种侵权罪恶的存在。1936年柏林奥运会殷鉴不远，但却遗忘彻底，这是人类的危险啊！
历史必将证明北京奥运是人类奥运史上展示人类共同罪恶的盛会，由此带来对专制的强化必将深远而持久地危害人类社会，这种毒害将从精神上的堕落──满足于动物性的欢娱，到制度上的退化──回归到寻求极权专制的合法性注解，最后必将导致人类共同付出不可估量的代价。
由奥运前后中国人权状况我们应该认识到：一个公民社会的到来，是防止强权肆意践踏人权的有效堤防，而公民社会的根本性标志是公民自觉结成以防御公权侵害为旨归的团体，任何公民的意识最后应该体现在对自身权利捍卫的自觉上来。所以，为了防止中国人权灾难的延续，中国公民自觉结成行动的团体已经是刻不容缓的历史使命。
在公民社会没有达到这种自觉情况下，一切所谓的如奥运之类的社会变革的契机都将成为极权进一步镇压的藉口，会成为一次灾难的引爆点，而不是社会变革的锲入点。
－－转自《民主中国》
一、保奥运口号下的不择手段
应该说中国统治集团为了确保奥运达到自己期待的目的，大规模动用一切管治手段，消除社会一切不可控因素，控制一切外在的社会异己力量等的镇压性运动从奥运前一年就开始了。
从2007年8月，在距离奥运开幕一周年之际，中国知识界一批人发出了《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同样的人权》的呼吁，表达出民间对奥运的一种心声。而也是在这种时候，中国当局就着手加大对民间声音的打压与封杀，对社会他们划定的一些群体进行有步骤、有计划的清查、控制，因此制造了大量侵犯人权的灾难，大际而言中国当局为保奥运而实施的镇压可以分为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距离奥运开幕一周年开始。北京先期出台针对出租房的管理措施，严格限制出租房提供给外来人口，监控出租房人员聚集情况。尤其持续地对北京南站一带上访群体密集之地，明令出租房主不得租房给上访人，若一旦查出出租给上访人，房主则面临数万元的罚款。并且从2007年的8月开始，北京警方接连不断地对北京外来人口进行全方位的普查、登记。曾经在2003年孙志刚事件后，中国大城市停止的清理流动人员的运动，又再次随着奥运临近在北京复甦。
接着，北京掀起了遣返上访群体运动。在中共十七大前，北京就开始了全方位对来京上访人员的抓捕。2007年8月、9月，北京警方几乎每夜都对北京南站上访村进行拉网式的搜查，将大批抓到的外来上访人员关押到马家楼，再由各地驻京人员押送回去。
与此相伴，中国当局对一批可能影响带动群体维权的人士进行集中打压。当局先后抓捕了中石油维权人士李国宏，上访维权代表人物刘杰、郑大靖与王桂兰。虽然随着中共十七大闭幕，王桂兰被释放，但是李国宏与刘杰分别被处以一年六个月的劳教，而郑大靖却被湖北郧西地方政府关押于黑监狱，至今不放。这种对上访群体及其代表人物的打压，事实上是有计划地为奥运作准备。这种为保奥运而针对维权的镇压运动随着胡佳的抓捕而达到新高潮。
中国政府对胡佳的抓捕选在2007年底，显然是经过精心计算、充分权衡的，那种将胡佳事件与奥运年划清的企图是显而易见的。这种针对行动性的上访维权群体的打压，从对重点人物李国宏、郑大靖、刘杰，到对胡佳的抓捕，这都是有极为明确的设计的点上的打压，而对上访群体整体性遣返、关押全国性统一行动，则是面的清理，这种点面的配合形成了奥运前第一波大规模、全社会性的镇压运动。
第二阶段，从进入2008年开始。这时期中国当局充分利用社会能够为民间所接受的一批学者，发起了“2008，让访民回家”活动。采取欺骗形式，来将上访维权群体置于学者的动员中，从而在道德资源上意图剥离社会对弱势群体的同情，为进一步采取强硬打压作舆论上的准备。这时间以河南访民刘学立为代表，响应学者呼吁，配合学者送自己回家。结果事实证明，这一切没有赢得地方政府丁点的配合，地方政府将学者与访民的良好意愿公然嬉耍了一通。访民代表刘学立在家苦苦等待三个多月却得不到地方政府一次交谈机会，后来被迫再次回到北京。
应该说中国当局从进入2008年所谓的奥运年后，是企图沿袭固有的欺骗伎俩，以稳住那些因遭到公权剥夺而倍受伤害的心灵，但是，就是这种欺骗的闹剧，也在地方官僚忙于贪腐与掠夺而无暇配合下，使剧本无法唱完。随着三月两会的到来，又一波上访洪峰的出现，当局也就顾不上画皮而张开本来的血口，大肆镇压那如潮而至的访民。
这一波整肃随着西藏事件与汶川大地震等突发性事件的到来，在地域重点上有过从北京到西藏与四川短暂的转移，也因此使这一波中被重点镇压的有不知其数的拉萨藏民，还有四川的黄琦与陈道军。目前一批藏民被陆续审判，而陈道军也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三年徒刑并处剥夺政治权利三年，黄琦仍然处于被侦察审查的关押中。
第三阶段，奥运前夕的软硬并举与公然设陷。随着奥运开幕临近，中国公安部奥运安保部公开宣布在北京的世界公园、紫竹院公园与日坛公园三个公园开设奥运示威专区。而随之对河南刘学立、福建纪斯尊等上百依法申请示威者全部抓捕并遣返回当地关押。同时，在奥运前中国当局还在媒体上虚拟地掀起了一场全国区县一把手接访热潮，意图欺骗世界与访民。在这种欺骗下，一大批访民被关入了“黑监狱”与“学习班”。
与此欺骗闹剧相应的是北京一批异议人士被软禁，一批天安门母亲被强迫外出旅游，还有一批在北京之外的活动人士被就地严密监控，明确限制外出与前往北京。如此使全国处于一种戒严状态，人们生活于奥运的恐惧中。
中国为了所谓的奥运安全，除了上面这几个阶段公然的大规模镇压活动外，相伴还有暗中的全社会性广泛的普查。这次奥运前中国当局对中共夺权以来，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到过侵害的个人，都一一作了全面的调查，包括对他们的亲人。为此中共当局可以不惜财力人力，千里迢迢地派出一批批人到外地去调查某个人的情况，或对某个人实施控制。据湖北孝感下属一个县级市的市长在总结奥运保卫工作会议上，公然以成绩来说：市里不惜人力物力，对一个七十岁老人派遣24人日夜跟踪，并且还派遣2人，奥运期间千里迢迢到山西跟踪一个上访人。由此可见为了控制那些被侵害者的可能抗争，政府根本不计任何成本与手段。
在这种普查与监控中，同时中国当局在全国发起了一场对所有对专制统治有不认同意识的异议人士、维权人士、独立撰稿人等的面谈运动，对那些发表过不同官方言论的人士，进行了威胁、警告。这种全国性的普查、面谈、跟踪空间耗费多少民脂民膏，那真是无法想像。至于为了保奥运将大批人关入“黑监狱”、“学习班”、招待所等等，那也是无法统计。
在奥运期间为了所谓的保北京安全，中国当局除了对上面那些被视为异己的控制外，对普通民众也采取严密控制，严重侵害到民众的权利。如邻省河北居然安排人24小时在公路铁路的涵洞、桥梁处站岗，在电网高压线下值班，使整个河北如临大敌，人心惶惶；全国各地尤其海外机构对一切奥运期间进入北京的人员严格检查，控制外地入京人员数量，以至使北京地区旅馆闲置，前来北京的航班减少，许多生意无法为继，还有在北京的居民出行随时有可能遭到盘查，坐车随时被公路边的公安上车来拦截。如此种种，使整个北京与周边人们生活极为不便，严重侵犯到公民的行动自由。
中国当局为了他们设定的奥运目标而肆意践踏人权的恶行，可能在人类奥运史上无出其右了。这种为了奥运的不择手段由此可见一斑！
奥运前与奥运期间在国家主义与民族面子的大旗下，中国当局堂皇地高举镇压的大棒而无所不用其极地来维护“稳定”，公然打着一切为了奥运，奥运压倒一切的口号。如果说中国当局在奥运中为了有史以来第一次的奥运而做出了许多侵害人权的事，那可以用特殊情况下的特殊表现来开脱的话，那么奥运之后中国无所顾忌的侵权行为就再也不能找到说词了。
二、奥运之后的无所顾忌
中国当局在奥运之前与奥运期间践踏人权的行径，如果可以以为了奥运成功作为藉口的话，从奥运之后中国政府在人权方面的表现就可以看出这个政权的本性。
奥运之前与奥运期间中国当局抓押了许多他们视为可能对奥运稳定构成危险的人士，如上面那些依法申请游行者与依法上访维权者，如果说这些人可能对奥运稳定构成威胁的话，那么奥运之后威胁就不存在了，那就应该释放了。然而中国当局却不仅不放，而且还纷纷将这些人处以劳教或判刑。
如河南刘学立，在奥运前被迫回到北京，准备依法提出申请游行后，于8月7日晚上被北京警方与河南警方联合从住地抓走，押回河南软禁到奥运结束。按理奥运与残奥都成功到辉煌的程度而结束，这些想在奥运申请游行的人，应该再无游行的机会了，那也就应该释放了，结果刘学立却在9月23日被河南崇县公安局以扰乱社会秩序处以劳教一年玖个月。
同样，从2008年4月被湖北恩施截访人员从北京押回软禁的王桂兰，在7月29日被以接受外媒采访为由刑事拘留后，到8月奥运结束时居然也被恩施公安以扰乱公共秩序劳教一年三个月。
还有福建维权人士纪斯尊先生，因在8月11日前往北京治安总队申请游行而被抓回后，一直关押到奥运结束，福建当局还编织了一个“涉嫌伪造公章罪”将他逮捕，目前正面临被起诉审判。
对于那些在奥运前已经逮捕的人士，如陈道军、黄琦，在奥运之后中国当局也没有丝毫宽肴的迹象，只是将原本可能奥运前的审判推迟到奥运后来，以避开国际社会的关注。
尤其对今年7月1日北京青年杨佳到上海袭警案，在审理推迟至奥运后，居然公然违反司法程序公正，将杨佳母亲关入精神病院，为杨佳指定公安局聘请的顾问作律师，一审秘密开庭，二审也没有让证人出庭，使整个司法过程存在种种违法情况。在此种种让人质疑的程序下，居然上海法院还是宣判杨佳死刑。如此赤裸裸地玩弄法律，如此公然无视民意，如此藐视天下人的智力，上海公检法可谓野蛮之至，完全将人命视同儿戏。
更值得关注的是，南京郭泉教授居然于11月12日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刑拘，并接着掀起了一场全国性追查新民党的运动，一些曾经仅仅跟郭泉通过电话的人因此被传唤。
奥运之后中国对一批奥运前抓押人士的处理方式，及继续抓押新的维权与异议人士的行径，说明中国当局根本没有因为奥运的所谓成功而缓解对人权的侵害，相反奥运的成功更增长了他们侵害的底气，强化了他们镇压的意志。我们从那些原本放到奥运后作出处理的案子，最后都以最坏为结局的事实中，可以看到当局那种肆无忌惮的嘴脸。
为什么中国当局奥运前以保奥运为藉口而不择手段地侵犯人权，而奥运成功后，却又反过来以没有了奥运的压力而变得无所顾忌地侵犯人权呢？要想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追溯到这个制度的本质上。
三、奥运对中国人权发展所带来的影响
中国当局奥运前的不择手段与奥运后的无所顾忌，正是这个社会的本质特点。在后极权社会的中国，统治集团的政治理想彻底丧失，精神支柱完全物化，维系统治的纽带是动物性物资欲望与制度性犯罪成果共享！一个不容于正义、天理与人道的团伙，成为他们休戚与共的依托。江氏集团“我们都是同一条船上的战友”的同罪相依原则成为这个统治集团的经典描述。在这种统治本质下，一切以镇压为维系统治的唯一工具，镇压能力的存在与有效成为是否延续统治的唯一考量。所以镇压是它固有的本性，而一切掀起镇压高潮的口实正是镇压本性阶段性的表现。事实上有没有奥运，这个统治集团都会阶段性地挑起其他镇压高潮的口实，如江氏时代镇压法轮功，毛氏时代镇反、反右、文革，以及邓氏时代的反自由化、清精神污染及八九屠杀，这都是一波波假想敌人，制造人权灾难的闹剧。
中国奥运会也只是这种镇压本性暴发的一个契机，所以无论奥运前还是奥运后，极权本性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改变，侵权的习惯自然也不会有改变。按照当局极权统治思维，奥运前“为了保国家百年不遇的奥运大事而不择手段是自然”，而奥运后却换成“奥运都结束了，我们统治集团还怕你们民间什么，镇压就更无所顾忌了”。由此可以看出极权统治思维是有事靠镇压，无事就更不怕采取镇压，总之一个思维就是依靠镇压。
在中共当局固有的镇压本性下，奥运这个事给中国带来的具体影响以及从中可以得到的启示主要可以归结如下：
其一、奥运的所谓成功显示了极权统治镇压的有效性。由此再一次坚定统治集团对固有镇压手段与镇压思维的信心与依赖。所以奥运后中共统治集团公然总结北京奥运非常时期的不择手段方式，并意欲将之常态化。最近更得出中国未来十年将相对稳定的结论。随着对统治力的信心，奥运后将一批如刘学立、王桂兰、纪斯尊、陈道军等人从重处置，就是这种对镇压力信靠的显示。
其二、中国民间力量极其分散与乏力，难以形成有效抗衡强权侵害的防御机制。奥运这种世界聚焦下的盛会中，中国民间没有因此争得更大空间，相反却迎来了加倍的打压，承受了加倍的损失。官权之所以能如此肆无忌惮地镇压，并且达到成功，就是因为中国民间还没有形成自己成型的力量，没有能够有效的阻止防御公权野性侵害的能力。中国社会目前反抗虽然是普遍的，而反抗的力量因为被沙化而变得无力。所以中国社会如何结成有效的防御公权侵害的力量，这仍然是个极其艰巨、急迫而严酷的问题。
其三、人类是不长记性的动物，在仅仅一百年的奥运史上，人类为了眼前的欢娱而忽视了潜在的危险，对那种似乎为了世界奥运盛会外衣下的极端民族主义情结缺乏起码的警惕，进而到丧失人权标准来漠视、屈从、纵容那种侵权罪恶的存在。1936年柏林奥运会殷鉴不远，但却遗忘彻底，这是人类的危险啊！
历史必将证明北京奥运是人类奥运史上展示人类共同罪恶的盛会，由此带来对专制的强化必将深远而持久地危害人类社会，这种毒害将从精神上的堕落──满足于动物性的欢娱，到制度上的退化──回归到寻求极权专制的合法性注解，最后必将导致人类共同付出不可估量的代价。
由奥运前后中国人权状况我们应该认识到：一个公民社会的到来，是防止强权肆意践踏人权的有效堤防，而公民社会的根本性标志是公民自觉结成以防御公权侵害为旨归的团体，任何公民的意识最后应该体现在对自身权利捍卫的自觉上来。所以，为了防止中国人权灾难的延续，中国公民自觉结成行动的团体已经是刻不容缓的历史使命。
在公民社会没有达到这种自觉情况下，一切所谓的如奥运之类的社会变革的契机都将成为极权进一步镇压的藉口，会成为一次灾难的引爆点，而不是社会变革的锲入点。
－－转自《民主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