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常说光阴如梭，可对一些特定的时段，光阴并非如梭，一些过去的人和事总是凝固在脑海中。30年前的那场民主墙运动，是中国百姓在文革后第一次自发的、大张旗鼓的发出对专制制度的强烈质疑，是草根阶层一次集体、大胆的甦醒。一道彩虹划过，留下的是无限憧憬和深刻记忆。作为一名见证者，固然不会因时光流逝而淡忘。
上世纪70年代末，毛泽东死华国锋接班后的中共最高层，尚未形成 一言九鼎的强势政治局面，中国社会出现了一个政治小阳春的异常现象。
1978年底，贵州省突然冒出了一小群年轻人，他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诗带诗、有文拿文，一沽脑跑到北京，天子脚下铺开大字报就贴，以诗歌、政论说出了当时很少有人敢于公开说的话。一次又一次地北京----贵阳两地跑，贴大字报评文革、论人权，质疑“大跃进”政绩、宣扬孙文学说，还直接对“神”毛泽东三七开……，自发地组成民间社团《启蒙社》。他们率先拉起了一面民主自由的大旗，全国各地迅速遥相呼应，纷纷结社联盟，几十个民刊社团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不少省市都有一堵“民主墙”，而墙前总是人头涌涌。
那时，贵阳市闹区紫林庵的民主墙前人们围成厚厚的人墙，争相阅读大字报，以黄翔、莫建刚、方家华、李家华、杨在行、梁福庆、秦晓春、罗宾孙、廖双元、李仁科、彭光忠、卢勇祥、卢和祥兄弟等为主的一群年轻人，分别组成了《启蒙社编委会》、《启蒙社编辑部》、《百花学社》、《使命》、《解冻》等民刊团体，他们定期开会、商讨时事政治，贴大字报、有的义卖自己的会刊、还策划游行到省委，要求平反马棉珍反革命案（贵州张自新似的人物）、搞全国民刊组织大串联等等，并且加入的成员越来越多，本人是参与者中年纪最小的一个，最大的有60、 70岁的老者，身体残疾的李伟也是积极投入其中的一位。
全国各省市的组织，广泛地向中国人民和国际社会传达了一个强烈的资讯，要民主、要自由、要人权！同时也得到了积极的回应，西方记者普遍报导，学者载入历史，国内百姓反响热烈，纷纷在墙上留言表诉求、捐助义买刊物，启蒙社编辑部的义卖，常有人丢下100元拿走一本刊物，百花学社在一次义卖中，几十本小期刊，竟在清点时有300多元，那时，一般工人的工资不过30元左右。压抑太久的人们热情可见一斑。
但是，当华国锋很快被清理下台后，邓小平不仅食言再次复出，他重掌大权后立即的大动作之一，就是提出修改宪法中的言论自由部分，即修正１９７８年《宪法》第四十五条，取消原宪法中公民“有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的规定，该项提议很快便成为取缔所有民间组织的依据，贵州各民刊的骨干分子分别被警告和集中学习（变相拘押）月馀。在１９８０年９月１０日的第五届全代会第三次会议上通过此一决议的前后，全国民刊、组织统统遭到取缔和镇压，主要负责人、积极参与者几乎在同一时间分别被一网打尽，收审、逮捕、判刑的不计其数。一个从长期压抑的毛时代向着健康社会走去的新局面，就葬送在邓小平的独裁统治之下，一时间“黑云压城城欲摧”，万马齐喑，文学界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景象凋零。
贵州省被定性为反革命集团的组织有《启蒙社编辑部》和《解冻社》，几乎所有各民刊的主要成员都分别被关押收审，又在不同时间先后获释，收审时间最长是秦晓春，半年后释放，而杨在行是唯一一个当即被判刑的贵州民运分子，定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5年劳改。在这场狂风暴雨的冲击下，其他没有被判刑、获得“宽大处理”者中，有沉默等待的、有愤而远走的、有从此销声匿迹的、也有因此而得到很多个人好处，其中最大一项“优惠”是获分配了房屋和为家属安置了工作，更有原本就是公安内线，完事后得到表扬的，如彭光忠之流。本人则远走澳门，但几年后回乡，被原启蒙社骨干秦晓春告发，半途截下火车，老帐新帐一起算，判定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刑期三年，逃狱后又被彭光忠等2人出卖，加刑2年，成为贵州民主墙运动参与者中第二个被定罪的反革命政治犯。
大镇压后，《使命》的主要成员却一直未间断地在卢家聚会，以文学针砭时弊，卢永祥的小说《黑玫瑰》遭到贵州官方文学界的围攻、批判。但这群年轻人相聚时一起跳交际舞联谊，却为政府秋后算帐找到藉口（当时，家庭交际舞是禁止的）。1983年，当局以流氓罪，一次过判了卢勇祥、卢和祥、卢顺祥等人分别5年、10年和15年的徒刑。
大浪淘沙，沉下来的是金子。
接下来的岁月，贵州的仁人志士，没有忘记自己的民主理念和历史使命，老成员归队，后来者协力，前仆后继，一次又一次直面收审入狱，一起走过一程又一程的坎坷人生路。1986年的学潮、1989年的六四、直到1995年的再整合、组成中国自由民主党贵州分部、六四上京要求平反死难者，十几人被牵连关押、陈西、廖双元、卢勇祥、黄燕明、曾宁等五人再次被打成“反革命集团”判刑劳改，陈西判10年，廖、卢各判刑5年、其馀分别判4年和2年，在监狱里遭殴打，精神肉体受尽折磨，黄燕明的眼睛几近失明，连最基本的治疗都没有保障。直到3年前，李元龙还因写了几篇文章被判刑2年。还有一位令人敬佩的女性，即廖双元的妻子吴玉琴，丈夫先后几进几出牢门，她不仅不离不弃，盼到丈夫出狱后，虽身患绝症，也奋而加入了民运队伍，用一支笔写出对时政的不满、说出底层百姓的心声，和大伙一起，不畏惧公安威胁、骚扰，以乐观豁达的态度积极面对人生。
今天，莫建刚、李仁科等，虽然靠着摆小摊的微薄收入维持全家老小的生活，但精神上却十分富有！廖双元、方家华，几十年不改初衷，曾宁两次坐牢不封口、不坠笔，黄燕明眼疾在身，依然热情，还有杜和平、申有连、小王子、陈德富、张重发等等……，他们顶着现政权的高压和威胁，把贵州的民运搞得是有声有色，这样一群有道德理想的人，虽无披坚执锐，以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方式，追求理想，伸张正义，却被专制政权视为眼中的芒刺，随时被公安以断生路、断劳保、向家属发出“被捕坐牢”的信息等威胁，在这种恶劣环境中，他们依然以理据争，牢牢守住民主自由理念、执着地为六四冤魂呐喊；他们还举办人权研讨会，为弱势群体呼吁、维权。不是几天、几年，是几十年的坚持，一生人的信念！什么是硬汉烈女，看看贵州高原上的这枝奇葩，想想他们一路走来的荆棘长路！
我流亡他乡异国，深感自由的可贵，也因此更加敬重这群囹圄之中勇敢的斗士，并以他们为豪。有个愿望就是有一天回到家乡，与当年的这群朋友好好叙旧一场，要自由自在的、毫无禁忌的畅谈。可是，我知道谈何容易！中共没有那个胸襟度量，他们常以规定什么人能见、什么话能说来对待需要回乡的海外流亡者。我要回去，并且是有尊严的回去，决无附加条件或任何形式的协定，相信贵州的朋友们不会愿意看到我卑躬屈膝的样子，也不屑于一次以“尊严”换来的聚会！
每到深秋，金色的日子慢慢变冷变白的时候，最易勾起思忆的便是30年前那个特别的时段-----我人生的转捩点，那些曾凝聚过热忱、酸涩、骄傲和苦难的日子，在多少次跌倒爬起、再爬起之后，转身回望，依然青春无悔、途遥未倦，领悟的人生只有一条：尊严的活着、活着就有追求、追求必须执着、执着才有价值。
－－转自《大纪元》
上世纪70年代末，毛泽东死华国锋接班后的中共最高层，尚未形成 一言九鼎的强势政治局面，中国社会出现了一个政治小阳春的异常现象。
1978年底，贵州省突然冒出了一小群年轻人，他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诗带诗、有文拿文，一沽脑跑到北京，天子脚下铺开大字报就贴，以诗歌、政论说出了当时很少有人敢于公开说的话。一次又一次地北京----贵阳两地跑，贴大字报评文革、论人权，质疑“大跃进”政绩、宣扬孙文学说，还直接对“神”毛泽东三七开……，自发地组成民间社团《启蒙社》。他们率先拉起了一面民主自由的大旗，全国各地迅速遥相呼应，纷纷结社联盟，几十个民刊社团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不少省市都有一堵“民主墙”，而墙前总是人头涌涌。
那时，贵阳市闹区紫林庵的民主墙前人们围成厚厚的人墙，争相阅读大字报，以黄翔、莫建刚、方家华、李家华、杨在行、梁福庆、秦晓春、罗宾孙、廖双元、李仁科、彭光忠、卢勇祥、卢和祥兄弟等为主的一群年轻人，分别组成了《启蒙社编委会》、《启蒙社编辑部》、《百花学社》、《使命》、《解冻》等民刊团体，他们定期开会、商讨时事政治，贴大字报、有的义卖自己的会刊、还策划游行到省委，要求平反马棉珍反革命案（贵州张自新似的人物）、搞全国民刊组织大串联等等，并且加入的成员越来越多，本人是参与者中年纪最小的一个，最大的有60、 70岁的老者，身体残疾的李伟也是积极投入其中的一位。
全国各省市的组织，广泛地向中国人民和国际社会传达了一个强烈的资讯，要民主、要自由、要人权！同时也得到了积极的回应，西方记者普遍报导，学者载入历史，国内百姓反响热烈，纷纷在墙上留言表诉求、捐助义买刊物，启蒙社编辑部的义卖，常有人丢下100元拿走一本刊物，百花学社在一次义卖中，几十本小期刊，竟在清点时有300多元，那时，一般工人的工资不过30元左右。压抑太久的人们热情可见一斑。
但是，当华国锋很快被清理下台后，邓小平不仅食言再次复出，他重掌大权后立即的大动作之一，就是提出修改宪法中的言论自由部分，即修正１９７８年《宪法》第四十五条，取消原宪法中公民“有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的规定，该项提议很快便成为取缔所有民间组织的依据，贵州各民刊的骨干分子分别被警告和集中学习（变相拘押）月馀。在１９８０年９月１０日的第五届全代会第三次会议上通过此一决议的前后，全国民刊、组织统统遭到取缔和镇压，主要负责人、积极参与者几乎在同一时间分别被一网打尽，收审、逮捕、判刑的不计其数。一个从长期压抑的毛时代向着健康社会走去的新局面，就葬送在邓小平的独裁统治之下，一时间“黑云压城城欲摧”，万马齐喑，文学界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景象凋零。
贵州省被定性为反革命集团的组织有《启蒙社编辑部》和《解冻社》，几乎所有各民刊的主要成员都分别被关押收审，又在不同时间先后获释，收审时间最长是秦晓春，半年后释放，而杨在行是唯一一个当即被判刑的贵州民运分子，定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5年劳改。在这场狂风暴雨的冲击下，其他没有被判刑、获得“宽大处理”者中，有沉默等待的、有愤而远走的、有从此销声匿迹的、也有因此而得到很多个人好处，其中最大一项“优惠”是获分配了房屋和为家属安置了工作，更有原本就是公安内线，完事后得到表扬的，如彭光忠之流。本人则远走澳门，但几年后回乡，被原启蒙社骨干秦晓春告发，半途截下火车，老帐新帐一起算，判定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刑期三年，逃狱后又被彭光忠等2人出卖，加刑2年，成为贵州民主墙运动参与者中第二个被定罪的反革命政治犯。
大镇压后，《使命》的主要成员却一直未间断地在卢家聚会，以文学针砭时弊，卢永祥的小说《黑玫瑰》遭到贵州官方文学界的围攻、批判。但这群年轻人相聚时一起跳交际舞联谊，却为政府秋后算帐找到藉口（当时，家庭交际舞是禁止的）。1983年，当局以流氓罪，一次过判了卢勇祥、卢和祥、卢顺祥等人分别5年、10年和15年的徒刑。
大浪淘沙，沉下来的是金子。
接下来的岁月，贵州的仁人志士，没有忘记自己的民主理念和历史使命，老成员归队，后来者协力，前仆后继，一次又一次直面收审入狱，一起走过一程又一程的坎坷人生路。1986年的学潮、1989年的六四、直到1995年的再整合、组成中国自由民主党贵州分部、六四上京要求平反死难者，十几人被牵连关押、陈西、廖双元、卢勇祥、黄燕明、曾宁等五人再次被打成“反革命集团”判刑劳改，陈西判10年，廖、卢各判刑5年、其馀分别判4年和2年，在监狱里遭殴打，精神肉体受尽折磨，黄燕明的眼睛几近失明，连最基本的治疗都没有保障。直到3年前，李元龙还因写了几篇文章被判刑2年。还有一位令人敬佩的女性，即廖双元的妻子吴玉琴，丈夫先后几进几出牢门，她不仅不离不弃，盼到丈夫出狱后，虽身患绝症，也奋而加入了民运队伍，用一支笔写出对时政的不满、说出底层百姓的心声，和大伙一起，不畏惧公安威胁、骚扰，以乐观豁达的态度积极面对人生。
今天，莫建刚、李仁科等，虽然靠着摆小摊的微薄收入维持全家老小的生活，但精神上却十分富有！廖双元、方家华，几十年不改初衷，曾宁两次坐牢不封口、不坠笔，黄燕明眼疾在身，依然热情，还有杜和平、申有连、小王子、陈德富、张重发等等……，他们顶着现政权的高压和威胁，把贵州的民运搞得是有声有色，这样一群有道德理想的人，虽无披坚执锐，以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方式，追求理想，伸张正义，却被专制政权视为眼中的芒刺，随时被公安以断生路、断劳保、向家属发出“被捕坐牢”的信息等威胁，在这种恶劣环境中，他们依然以理据争，牢牢守住民主自由理念、执着地为六四冤魂呐喊；他们还举办人权研讨会，为弱势群体呼吁、维权。不是几天、几年，是几十年的坚持，一生人的信念！什么是硬汉烈女，看看贵州高原上的这枝奇葩，想想他们一路走来的荆棘长路！
我流亡他乡异国，深感自由的可贵，也因此更加敬重这群囹圄之中勇敢的斗士，并以他们为豪。有个愿望就是有一天回到家乡，与当年的这群朋友好好叙旧一场，要自由自在的、毫无禁忌的畅谈。可是，我知道谈何容易！中共没有那个胸襟度量，他们常以规定什么人能见、什么话能说来对待需要回乡的海外流亡者。我要回去，并且是有尊严的回去，决无附加条件或任何形式的协定，相信贵州的朋友们不会愿意看到我卑躬屈膝的样子，也不屑于一次以“尊严”换来的聚会！
每到深秋，金色的日子慢慢变冷变白的时候，最易勾起思忆的便是30年前那个特别的时段-----我人生的转捩点，那些曾凝聚过热忱、酸涩、骄傲和苦难的日子，在多少次跌倒爬起、再爬起之后，转身回望，依然青春无悔、途遥未倦，领悟的人生只有一条：尊严的活着、活着就有追求、追求必须执着、执着才有价值。
－－转自《大纪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