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管港澳事务的“皇储”习近平，日前驾临澳门，据说是为挑选该区下届特首而来。电视画面所见：其片言只语，均被当地官员视同“天启”，唯唯听命。
无独有偶，本港某大报同日刊登报导，题为《习近平论“为官四德”赢得海内外喝彩：抓到中国吏治关键》，如此“擦鞋”，固属用心良苦，可惜不经一驳。
据说：“上月底，习近平在中共全国组织部长会议上提出，甚么样的人该用、甚么样的人重用，都要把德放在首位……；还指出，干部德的标准应当包括干部的政治品德标准、职业道德标准、家庭美德标准和社会公德标准。”“这“四德”标准一出口，老百姓听得入心入耳。”
诚然，正如该文所指出的那样，大陆官场“当前”处于“吏治腐败、官风低颓、官德迷失的现实环境”下，“官员的品德每况愈下，甚至比社会普通人还要低。”文中引用了“一政治民谣”：“手拿大哥大，既是土匪又是霸。骑摩托到处蹓跶，吃喝嫖赌都不差。出门开的是宝马，座下情妇一大把。”基于此，该文认定：“最近几年内地社会道德沦丧、人心不古、世风日下，最重要的原因是不法官员的推波助澜。”以上均可谓言之成理。
问题在于，中共吏治的根本原则是“党管干部”。党风不正，整顿吏治便是空话。身为“接班人”而非现任中南海一把手，习近平的一席话，根本不可能挽狂澜于既倒，彻底扭转执政党的堕落腐败，开创为政清廉的新风尚。而充其量不过是一场脱口秀罢了。因为问题的症结在于制度的弊病，而非仅仅道德的缺失那么简单。
概而言之，乃一党专政的绝对权力不受监管，从而导致官员普遍“缺德”。不从根本上着手，只抓住细微末节，不论什么样的“紧箍咒”都不起作用。
事实上，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胡耀邦出任总书记不久，就着手在经济建设的同时进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强调道德教化的作用。当时曾大规模地开展“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很是热闹了一阵子。
所谓“五讲四美”，内容包括：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心灵美、语言美、行为美、环境美。那是1981年2月份经胡耀邦授意，由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等九个社团联合发出倡议的。1983年2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提出开展“全民文明礼貌月”活动，增加了“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党”三项内容。《人民日报》专门发表社论，中共中央还特地成立了“五讲四美三热爱委员会”，万里为主任。各省`市`自治区也相继成立委员会。可谓煞有介事。
可惜，此项易风俗而正人心的道德重整活动，跟当时胡耀邦亲自领导的党内整风运动一样，雷声大雨点小，未几即声沉影寂。后者由中共中央整风运动指导委员会经管，胡兼任该“中指委”第一把手。以胡`万的资历才干，二人联手统率上述两个委员会，锐意整顿党风和社会风气，本应大有作为。但结果却是黯然收场。到今天，别说什么“中指委”，就连“五讲四美三热爱”为何物，也没有几个人记得了。
相比之下，只是“小字辈”的习近平，其魄力和闯劲远逊于胡耀邦，学识与威望更不如万里，他的“四德”高论，除了让老百姓听了过瘾“入心入耳”外，还能产生什么实际效果呢？以为几千万党官会乖乖地依从其所念的“紧箍咒”，就此改邪归正，那不是无异于痴人说梦吗？
试问“四德”之首的“政治品德”，该如何衡量？如果依算中山先生所言，政治就是“管理众人的事”，那么，政治品德应首重为民众服务之忠诚度。但按照毛为中共所订的标准，党性高于一切。而党性的终极表现在于“在政治上和党中央保持一致”，具体地讲便是现任最高当局说了算，底下各级官员务须紧跟毋违。否则便是党性不强。
总书记不久前已明白宣示“三不”——“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民主、自由、人权、法治俱不在实行之列。此语一出，官员的政治品德还能好到哪里去？还会顾及“为人民服务”这个也是毛提出的根本宗旨嘛？还不是彻底背离普世价值，继续胡作非为吗？
“职业道德”，讲究敬业乐业，认真负责。“内地官员”却从不考虑对人民负责，一味讨好顶头上司，各级主管（即所谓“负责同志”）尤其竭力营造面子工程`“政绩工程”。只求自己陞官发财，“哪怕我死后洪水滔天”！
“家庭美德”就更别提了。“老婆基本不用”已是大陆中上层的共相。情妇、二奶、小蜜、相好，“年晚煎堆，人有我有”，早成司空见惯，见怪不怪。如皇储那样和“美貌与才智并重”的元配名歌星长相厮守的，实在是凤毛麟角。
“社会公德”这一条，在中共官员的词典中历来欠奉。林彪名言曰：有了权就有一切。有权不用，过时作废。肆无忌惮，巧取豪夺，己所不欲，要施于人，乃其通则。
作为该党的祖师爷，毛尤其率先垂范。40年代初，他致函狠批彭德怀提倡“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讲话，便是一斑。而20年代搞农民运动，他更明言革命“不能温良恭俭让”，只能采取暴动的激烈方式，“造反有理”。他的这套主张贯彻始终，文革期间臻于登峰造极。什么“社会公德”全被弃若敝屐。所有这些，其徒子徒孙无不奉若圭臬。
总之，“官字两个口”，皇储自不例外。牛年将至，吹吹牛也无妨。倘若当真，就未免“太傻，太天真”了！
（09-1-17）修订
－－转自《新世纪新闻网》
无独有偶，本港某大报同日刊登报导，题为《习近平论“为官四德”赢得海内外喝彩：抓到中国吏治关键》，如此“擦鞋”，固属用心良苦，可惜不经一驳。
据说：“上月底，习近平在中共全国组织部长会议上提出，甚么样的人该用、甚么样的人重用，都要把德放在首位……；还指出，干部德的标准应当包括干部的政治品德标准、职业道德标准、家庭美德标准和社会公德标准。”“这“四德”标准一出口，老百姓听得入心入耳。”
诚然，正如该文所指出的那样，大陆官场“当前”处于“吏治腐败、官风低颓、官德迷失的现实环境”下，“官员的品德每况愈下，甚至比社会普通人还要低。”文中引用了“一政治民谣”：“手拿大哥大，既是土匪又是霸。骑摩托到处蹓跶，吃喝嫖赌都不差。出门开的是宝马，座下情妇一大把。”基于此，该文认定：“最近几年内地社会道德沦丧、人心不古、世风日下，最重要的原因是不法官员的推波助澜。”以上均可谓言之成理。
问题在于，中共吏治的根本原则是“党管干部”。党风不正，整顿吏治便是空话。身为“接班人”而非现任中南海一把手，习近平的一席话，根本不可能挽狂澜于既倒，彻底扭转执政党的堕落腐败，开创为政清廉的新风尚。而充其量不过是一场脱口秀罢了。因为问题的症结在于制度的弊病，而非仅仅道德的缺失那么简单。
概而言之，乃一党专政的绝对权力不受监管，从而导致官员普遍“缺德”。不从根本上着手，只抓住细微末节，不论什么样的“紧箍咒”都不起作用。
事实上，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胡耀邦出任总书记不久，就着手在经济建设的同时进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强调道德教化的作用。当时曾大规模地开展“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很是热闹了一阵子。
所谓“五讲四美”，内容包括：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心灵美、语言美、行为美、环境美。那是1981年2月份经胡耀邦授意，由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等九个社团联合发出倡议的。1983年2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提出开展“全民文明礼貌月”活动，增加了“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党”三项内容。《人民日报》专门发表社论，中共中央还特地成立了“五讲四美三热爱委员会”，万里为主任。各省`市`自治区也相继成立委员会。可谓煞有介事。
可惜，此项易风俗而正人心的道德重整活动，跟当时胡耀邦亲自领导的党内整风运动一样，雷声大雨点小，未几即声沉影寂。后者由中共中央整风运动指导委员会经管，胡兼任该“中指委”第一把手。以胡`万的资历才干，二人联手统率上述两个委员会，锐意整顿党风和社会风气，本应大有作为。但结果却是黯然收场。到今天，别说什么“中指委”，就连“五讲四美三热爱”为何物，也没有几个人记得了。
相比之下，只是“小字辈”的习近平，其魄力和闯劲远逊于胡耀邦，学识与威望更不如万里，他的“四德”高论，除了让老百姓听了过瘾“入心入耳”外，还能产生什么实际效果呢？以为几千万党官会乖乖地依从其所念的“紧箍咒”，就此改邪归正，那不是无异于痴人说梦吗？
试问“四德”之首的“政治品德”，该如何衡量？如果依算中山先生所言，政治就是“管理众人的事”，那么，政治品德应首重为民众服务之忠诚度。但按照毛为中共所订的标准，党性高于一切。而党性的终极表现在于“在政治上和党中央保持一致”，具体地讲便是现任最高当局说了算，底下各级官员务须紧跟毋违。否则便是党性不强。
总书记不久前已明白宣示“三不”——“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民主、自由、人权、法治俱不在实行之列。此语一出，官员的政治品德还能好到哪里去？还会顾及“为人民服务”这个也是毛提出的根本宗旨嘛？还不是彻底背离普世价值，继续胡作非为吗？
“职业道德”，讲究敬业乐业，认真负责。“内地官员”却从不考虑对人民负责，一味讨好顶头上司，各级主管（即所谓“负责同志”）尤其竭力营造面子工程`“政绩工程”。只求自己陞官发财，“哪怕我死后洪水滔天”！
“家庭美德”就更别提了。“老婆基本不用”已是大陆中上层的共相。情妇、二奶、小蜜、相好，“年晚煎堆，人有我有”，早成司空见惯，见怪不怪。如皇储那样和“美貌与才智并重”的元配名歌星长相厮守的，实在是凤毛麟角。
“社会公德”这一条，在中共官员的词典中历来欠奉。林彪名言曰：有了权就有一切。有权不用，过时作废。肆无忌惮，巧取豪夺，己所不欲，要施于人，乃其通则。
作为该党的祖师爷，毛尤其率先垂范。40年代初，他致函狠批彭德怀提倡“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讲话，便是一斑。而20年代搞农民运动，他更明言革命“不能温良恭俭让”，只能采取暴动的激烈方式，“造反有理”。他的这套主张贯彻始终，文革期间臻于登峰造极。什么“社会公德”全被弃若敝屐。所有这些，其徒子徒孙无不奉若圭臬。
总之，“官字两个口”，皇储自不例外。牛年将至，吹吹牛也无妨。倘若当真，就未免“太傻，太天真”了！
（09-1-17）修订
－－转自《新世纪新闻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