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光荣革命”同样拥有暴力因子
在各处频频看到有人在以英国的“光荣革命”说事，感觉英国的“光荣革命”与中国的“辛亥革命”有着某种天然的共通之处，有诸多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的东西，现不妨将二者做一些探讨。
“一六八八年英国光荣革命而言，也是以议会选举的新君主威廉亲王率领一万五千荷兰军队登陆，才造成詹姆斯二世逃亡和革命成功的，虽然没有流血，但起码动用了军队和武力。之前的一二一五年“英国大宪章”的签署和发表，也是因为英国贵族武装起义，披肩带甲进攻伦敦，才强迫约翰王签署的；其后，约翰王和他的继任人屡次反扑，国家陷入内战，经过多次战乱，君主立宪才初具雏形。又比如中国人常常奉为楷模的日本明治维新，从维新改良的开始，以及其后长达二十年的过程中，均发生过战争如乌羽、伏见之战、戊辰战争、西南战争等。就算是美国，也曾发生过独立战争和南北战争，之不过他们这种革命，比之中国前后几次长达数年席卷南北的内战只是小巫见大巫而已。”——李大立: 革命不是魔鬼，改良不是唯一(下同)
中国民间的中产阶级学人们所广泛歌颂和肯定的言论主流，较多认定英国的“光荣革命”是一场和平革命的典型，但诸位却忽略了“光荣革命”最终得以以和平的方式获得成功背后所实际拥有的暴力因子，即“新君主威廉亲王率领一万五千荷兰军队登陆”这个暴力威慑下所起到的巨大压迫作用，也无视其人所推崇的曼德拉、拉甘地、路德金的和平非暴力运动，是在民主和类民主国家取得成功，并且同样难免出现暴力行为这个事实。在现阶段尚处极权主义制度的中国，幻想着仅仅以“进谏、规劝”的书生文人手法，意图获取一个与“光荣革命”等同的民主果实，实在是自欺其人之举。 “吴某人的‘决不’宣言，无异给了现代改良派一记耳光，笔者希望这盆冷水泼下来，改良派应该清醒一些了。”
世界各国经过暴力革命获得民主成功的例子还有不少，区别只在于“暴力”性质和成份多少。再以英国的“光荣革命”为例，其间也不一定一人未死一人未伤，一直是和风细雨温良谦躬让而得天下，其间种种处于暴力边缘的细节对抗和政治冷暖又有几人可知？
后人如此认定一场曾经的革命，无非是躺在教科书上，用历史时空的宏观俯视视角轻掠而过的产物。
二、“辛亥革命”暴力并不明显
中国的“辛亥革命”，只是一场小规模的武装暴动，也是一场几乎没有太多流血的“暴力革命”。在中国这个迷信于暴力的国度中取得立竿见影的成功，是在革命者前赴后继的争取和牺牲下，迫使后清统治者在压力面前不得不放弃权力而获得成功的。其背后所蕴藏着的巨大变革动力早已形成不可扭转的历史变量，其中“民心思变”是其成功的保证。
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事情，一件事情只能完成一件事情的使命。英国的“光荣革命”如此，“辛亥革命”中的武昌暴动和后清皇族退位，同样如此。
在歌颂革命者的同时，也不得不为满清皇帝的“识时务”而折服。他们没有将一己私利与整个中国的命运捆绑在一起，挑起哪怕是终将失败的一场垂死挣扎式的暴力抗争。从这一点上，我们看到了一个外来的边族竟然也能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好的那一部份的影响下，以“和”为贵地实行了在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又一次政治禅让，使中国避免了一场可能会从政权交替之时而产生的更早更大的全面战争和流血冲突。
心存天下并识时务体大局，是一个好的专制统治者的必备素质。满清统治者虽然在国人眼中事事不如人，但仅就这个“禅让”动作，就足够现在的某些人学习和反省终生的了。
三、天下大乱责任不在革命本身
至于后来的天下大乱，不是出自于革命派与被革命派之间，而是出自满清皇族已经实行和平禅让之后的各地方军阀之间，不论其原因是源自于历史的影响还是现实的利害，但那只能说是满清之后的受权者们并没有把握好权力的秩序和规则，而引起的另一场秩序失秩时的天下纷争。但这场纷争与满清统治者无关，也与“辛亥革命”本身无关。
“辛亥革命”打倒了旧势力，建立了新中国，却只是社会“硬件”的成功，但其“软件”建设却并没有跟上。而且在国门刚刚洞开的几十年时间内，也不可能将几千年的旧思想和旧传统改造到符合当时中国现实又能接受西方现代文明这样一个双重高度，所以其在另一层面上的失败虽是必然的，却是无可厚非的。
任何“革命”都有风险性和偶然性，包括和平改良，如果没有规则，同样难免会被专制者所左右。就连甘做奴才的中国人，几千年来也并不能保证自己在小心侍奉主子的同时一劳永逸安享终身。
再拿中国当前所谓“和平时期”的国人意外死亡来看，如各种劫杀抢掠、自然灾害、政治打压和生产事故，其相对频率其绝对数量并不比一场低烈度的“革命”死人少，在专制暴政下所付出的社会综合代价也并不低，之所以不被人关注，仅仅就是因为一是有“主子”这根主心骨而好似不必担心会“天下大乱”，二是因为事不关己漠然处之罢了。
四、革命之后的秩序重建
“如果革命的目标正确，解体了旧有的专制秩序，迅速建立起民主新秩序，所谓“大乱之后必迎大治”，反而更利于迅速地实现民主宪政。中世纪以后欧美发生了很多革命，社会制度的急剧改变前所未有，但是革命的最终结果都不是独裁专制，而是民主宪政。即使有些暴力革命如法国大革命，所造成的灾难也远较中国为轻。最典型的是英国1688年的“光荣革命”和美国1776年的“独立革命”，两者分属不流血和流血的革命，但都是英美两国走向民主宪政的起点。”
“辛亥革命”引发的天下诸候划地而治，算得上是真正的中国特色了。中国国土广阔，一旦集权消失，划地而治往往成为一种政治存在形式。所以，“辛亥革命”是因，诸候割据是果，却不是“辛亥革命”之责。也可以说，正是付出诸候割据的代价，才拥有了“辛亥革命”的成功。
“辛亥革命”之后之所以出现天下大乱，一方面源自国人民主思想启蒙尚早，对民主和秩序缺乏必要的认同和遵守，另一方面则因为事发“突然”，没有能及时建立起一套合乎大众口味的民主规则，一时之间国家陷于政治真空和信仰迷雾，在更深层面的旧传统思想左右下，走向军阀割据和天下大乱，也就成为必然。决无必要和理由来否定“辛亥革命”本身的有限暴力及其积极意义，而是要反思之前中国固有的民族文化因素的影响，和之后权力真空期的普世法则的构建与遵守。
况且，当时中国也在最短的时间内即已建立了以孙中山为首的影子政府来支撑社会危局，只是这个新政权与中国的旧传统和旧势力的权力衔接上，还缺乏一个能被众人所接受的方法和一个根本就不可能存在的时间过渡，在历史的文明断层中强行地进行人为嫁接，其后果自然是断裂和混乱。
在战略层面的正确之下，战术层面的正确也同样是必要的，要不然极可能会产生反复。
在任何革命之前、之中、之后建立必要的秩序规则，是一条必须的可行之路，只要有了秩序和规则，理性的暴力革命也并不是那么可怕。
五、中国“天下大乱”的因子已经淡化
中国社会经过了百多年的时间，其间有民主启蒙的种子，也有传统皇权的复辟和武阀们的纷争，但不能忘怀的却是中华民国这个从传统皇权走向现代民主社会的断代国家，虽然它在政权构建上并不成功，却不能忽略其在政治文明上对中国传统社会走向现代民主政治的引导和训识作用，这个过程，或许也是一种硬性的民主启蒙吧？
这一百年最让人痛心的，是出乎国人意料之外的那一次极端思想的引进，并因此招致了中国正在萌发中的民主意识的全面大倒退和政权形态的全面复古，加之又融合了中国传统的一些糟粕，才使中国经历了一次空前绝后的文明大衰退。
这次文明衰退，在一百年的小历史视角上看，是偶然性大于必然性，在更远的大历史视角上看，因其颇具前因后果之全，则是一种必然，也算是中国文明必须经受的一种涅槃和宿命。
但是百年之后的今天，我们的民主意识已大大增强，世界的大环境已有利于民主的存在和发展，经济的基本条件和保障也允许进行一场彻底的社会变革，美中不足的，只不过就是那个久居华夏故地的异教学说及其代理集团的独臂阻碍而已。
如果有天下大乱之因，纠其根本所在，也只能是出自于此伙之手，而决无它人。令人兴奋的是，它们的暴力因子正随着其腐败的滋生和扩延，如同病毒一般，正无处不在地侵入其肌体，处在逐渐自我消磨的过程之中。在民意商失之后，做为生存依托的军队，其战斗力同步下降，虽然还可能会临死一搏，但大不了如奥运礼花般芸花一现而已，已不足以“令人生畏”了。
社会变革是必须的，不论何种形式，皆是民间社会对执政者政绩的一个对等反应。但革命与改良究竟走什么路，早期取决于执政者，后期则呈递减趋势，其中烈度，同样如此。
六、结语
中国的政治体制，是一杯用各种坏掉的原料调制出来的变味鸡尾酒，这杯酒实质上已变成一杯不能饮用的毒药。
台湾前领导人蒋经国很明白，他说：我们必须以专制对抗专制。
国人虽然不再衷情于暴力革命，但不应当惧怕由专制者挑起的暴力打压。虽然不会用全面的暴力革命来换取一个没有保证的和平民主，但也不能只求“专制者自己的和平”而甘愿充当永远的奴才。有限的暴力革命并不是和平民主的猛虎，长久的暴政才是中国真正的敌人。
英国的“光荣革命”与中国的“辛亥革命”都是以不流血和少流血为代价的“光荣”革命，一个在英国，一个在中国，它们都是被历史所永久记忆的追求自由的“光荣”。要实现中国的和平、民主、自由，为何不能再一次将这种最低限度的暴力革命重新“复制”，成为我们当代的“光荣使命”呢？
2009-5-3
（《自由圣火》首发）
在各处频频看到有人在以英国的“光荣革命”说事，感觉英国的“光荣革命”与中国的“辛亥革命”有着某种天然的共通之处，有诸多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的东西，现不妨将二者做一些探讨。
“一六八八年英国光荣革命而言，也是以议会选举的新君主威廉亲王率领一万五千荷兰军队登陆，才造成詹姆斯二世逃亡和革命成功的，虽然没有流血，但起码动用了军队和武力。之前的一二一五年“英国大宪章”的签署和发表，也是因为英国贵族武装起义，披肩带甲进攻伦敦，才强迫约翰王签署的；其后，约翰王和他的继任人屡次反扑，国家陷入内战，经过多次战乱，君主立宪才初具雏形。又比如中国人常常奉为楷模的日本明治维新，从维新改良的开始，以及其后长达二十年的过程中，均发生过战争如乌羽、伏见之战、戊辰战争、西南战争等。就算是美国，也曾发生过独立战争和南北战争，之不过他们这种革命，比之中国前后几次长达数年席卷南北的内战只是小巫见大巫而已。”——李大立: 革命不是魔鬼，改良不是唯一(下同)
中国民间的中产阶级学人们所广泛歌颂和肯定的言论主流，较多认定英国的“光荣革命”是一场和平革命的典型，但诸位却忽略了“光荣革命”最终得以以和平的方式获得成功背后所实际拥有的暴力因子，即“新君主威廉亲王率领一万五千荷兰军队登陆”这个暴力威慑下所起到的巨大压迫作用，也无视其人所推崇的曼德拉、拉甘地、路德金的和平非暴力运动，是在民主和类民主国家取得成功，并且同样难免出现暴力行为这个事实。在现阶段尚处极权主义制度的中国，幻想着仅仅以“进谏、规劝”的书生文人手法，意图获取一个与“光荣革命”等同的民主果实，实在是自欺其人之举。 “吴某人的‘决不’宣言，无异给了现代改良派一记耳光，笔者希望这盆冷水泼下来，改良派应该清醒一些了。”
世界各国经过暴力革命获得民主成功的例子还有不少，区别只在于“暴力”性质和成份多少。再以英国的“光荣革命”为例，其间也不一定一人未死一人未伤，一直是和风细雨温良谦躬让而得天下，其间种种处于暴力边缘的细节对抗和政治冷暖又有几人可知？
后人如此认定一场曾经的革命，无非是躺在教科书上，用历史时空的宏观俯视视角轻掠而过的产物。
二、“辛亥革命”暴力并不明显
中国的“辛亥革命”，只是一场小规模的武装暴动，也是一场几乎没有太多流血的“暴力革命”。在中国这个迷信于暴力的国度中取得立竿见影的成功，是在革命者前赴后继的争取和牺牲下，迫使后清统治者在压力面前不得不放弃权力而获得成功的。其背后所蕴藏着的巨大变革动力早已形成不可扭转的历史变量，其中“民心思变”是其成功的保证。
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事情，一件事情只能完成一件事情的使命。英国的“光荣革命”如此，“辛亥革命”中的武昌暴动和后清皇族退位，同样如此。
在歌颂革命者的同时，也不得不为满清皇帝的“识时务”而折服。他们没有将一己私利与整个中国的命运捆绑在一起，挑起哪怕是终将失败的一场垂死挣扎式的暴力抗争。从这一点上，我们看到了一个外来的边族竟然也能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好的那一部份的影响下，以“和”为贵地实行了在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又一次政治禅让，使中国避免了一场可能会从政权交替之时而产生的更早更大的全面战争和流血冲突。
心存天下并识时务体大局，是一个好的专制统治者的必备素质。满清统治者虽然在国人眼中事事不如人，但仅就这个“禅让”动作，就足够现在的某些人学习和反省终生的了。
三、天下大乱责任不在革命本身
至于后来的天下大乱，不是出自于革命派与被革命派之间，而是出自满清皇族已经实行和平禅让之后的各地方军阀之间，不论其原因是源自于历史的影响还是现实的利害，但那只能说是满清之后的受权者们并没有把握好权力的秩序和规则，而引起的另一场秩序失秩时的天下纷争。但这场纷争与满清统治者无关，也与“辛亥革命”本身无关。
“辛亥革命”打倒了旧势力，建立了新中国，却只是社会“硬件”的成功，但其“软件”建设却并没有跟上。而且在国门刚刚洞开的几十年时间内，也不可能将几千年的旧思想和旧传统改造到符合当时中国现实又能接受西方现代文明这样一个双重高度，所以其在另一层面上的失败虽是必然的，却是无可厚非的。
任何“革命”都有风险性和偶然性，包括和平改良，如果没有规则，同样难免会被专制者所左右。就连甘做奴才的中国人，几千年来也并不能保证自己在小心侍奉主子的同时一劳永逸安享终身。
再拿中国当前所谓“和平时期”的国人意外死亡来看，如各种劫杀抢掠、自然灾害、政治打压和生产事故，其相对频率其绝对数量并不比一场低烈度的“革命”死人少，在专制暴政下所付出的社会综合代价也并不低，之所以不被人关注，仅仅就是因为一是有“主子”这根主心骨而好似不必担心会“天下大乱”，二是因为事不关己漠然处之罢了。
四、革命之后的秩序重建
“如果革命的目标正确，解体了旧有的专制秩序，迅速建立起民主新秩序，所谓“大乱之后必迎大治”，反而更利于迅速地实现民主宪政。中世纪以后欧美发生了很多革命，社会制度的急剧改变前所未有，但是革命的最终结果都不是独裁专制，而是民主宪政。即使有些暴力革命如法国大革命，所造成的灾难也远较中国为轻。最典型的是英国1688年的“光荣革命”和美国1776年的“独立革命”，两者分属不流血和流血的革命，但都是英美两国走向民主宪政的起点。”
“辛亥革命”引发的天下诸候划地而治，算得上是真正的中国特色了。中国国土广阔，一旦集权消失，划地而治往往成为一种政治存在形式。所以，“辛亥革命”是因，诸候割据是果，却不是“辛亥革命”之责。也可以说，正是付出诸候割据的代价，才拥有了“辛亥革命”的成功。
“辛亥革命”之后之所以出现天下大乱，一方面源自国人民主思想启蒙尚早，对民主和秩序缺乏必要的认同和遵守，另一方面则因为事发“突然”，没有能及时建立起一套合乎大众口味的民主规则，一时之间国家陷于政治真空和信仰迷雾，在更深层面的旧传统思想左右下，走向军阀割据和天下大乱，也就成为必然。决无必要和理由来否定“辛亥革命”本身的有限暴力及其积极意义，而是要反思之前中国固有的民族文化因素的影响，和之后权力真空期的普世法则的构建与遵守。
况且，当时中国也在最短的时间内即已建立了以孙中山为首的影子政府来支撑社会危局，只是这个新政权与中国的旧传统和旧势力的权力衔接上，还缺乏一个能被众人所接受的方法和一个根本就不可能存在的时间过渡，在历史的文明断层中强行地进行人为嫁接，其后果自然是断裂和混乱。
在战略层面的正确之下，战术层面的正确也同样是必要的，要不然极可能会产生反复。
在任何革命之前、之中、之后建立必要的秩序规则，是一条必须的可行之路，只要有了秩序和规则，理性的暴力革命也并不是那么可怕。
五、中国“天下大乱”的因子已经淡化
中国社会经过了百多年的时间，其间有民主启蒙的种子，也有传统皇权的复辟和武阀们的纷争，但不能忘怀的却是中华民国这个从传统皇权走向现代民主社会的断代国家，虽然它在政权构建上并不成功，却不能忽略其在政治文明上对中国传统社会走向现代民主政治的引导和训识作用，这个过程，或许也是一种硬性的民主启蒙吧？
这一百年最让人痛心的，是出乎国人意料之外的那一次极端思想的引进，并因此招致了中国正在萌发中的民主意识的全面大倒退和政权形态的全面复古，加之又融合了中国传统的一些糟粕，才使中国经历了一次空前绝后的文明大衰退。
这次文明衰退，在一百年的小历史视角上看，是偶然性大于必然性，在更远的大历史视角上看，因其颇具前因后果之全，则是一种必然，也算是中国文明必须经受的一种涅槃和宿命。
但是百年之后的今天，我们的民主意识已大大增强，世界的大环境已有利于民主的存在和发展，经济的基本条件和保障也允许进行一场彻底的社会变革，美中不足的，只不过就是那个久居华夏故地的异教学说及其代理集团的独臂阻碍而已。
如果有天下大乱之因，纠其根本所在，也只能是出自于此伙之手，而决无它人。令人兴奋的是，它们的暴力因子正随着其腐败的滋生和扩延，如同病毒一般，正无处不在地侵入其肌体，处在逐渐自我消磨的过程之中。在民意商失之后，做为生存依托的军队，其战斗力同步下降，虽然还可能会临死一搏，但大不了如奥运礼花般芸花一现而已，已不足以“令人生畏”了。
社会变革是必须的，不论何种形式，皆是民间社会对执政者政绩的一个对等反应。但革命与改良究竟走什么路，早期取决于执政者，后期则呈递减趋势，其中烈度，同样如此。
六、结语
中国的政治体制，是一杯用各种坏掉的原料调制出来的变味鸡尾酒，这杯酒实质上已变成一杯不能饮用的毒药。
台湾前领导人蒋经国很明白，他说：我们必须以专制对抗专制。
国人虽然不再衷情于暴力革命，但不应当惧怕由专制者挑起的暴力打压。虽然不会用全面的暴力革命来换取一个没有保证的和平民主，但也不能只求“专制者自己的和平”而甘愿充当永远的奴才。有限的暴力革命并不是和平民主的猛虎，长久的暴政才是中国真正的敌人。
英国的“光荣革命”与中国的“辛亥革命”都是以不流血和少流血为代价的“光荣”革命，一个在英国，一个在中国，它们都是被历史所永久记忆的追求自由的“光荣”。要实现中国的和平、民主、自由，为何不能再一次将这种最低限度的暴力革命重新“复制”，成为我们当代的“光荣使命”呢？
2009-5-3
（《自由圣火》首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