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09年12月10日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杨家岱采访报道）《国际先驱导报》8号的一篇报道说，在中国，黑社会组织愈来愈猖獗，原因之一，是一些黑社会组织有政府官员充当保护伞。
近来人们都注意到重庆市的打黑努力，但是《国际先驱导报》说，重庆市打黑的势头正在向其它省市扩大，原因是：黑帮势力“最近十年愈演愈烈”。
旅美政治评论家谢选骏说，黑社会组织的猖獗与法制的缺失有直接关系，法制荡然无存的文化大革命就是一个例子：
“按照西方的定义来说的话，黑社会的是违法的，但是在中国政府就代表法律，在西方政府不代表法律。在中国行政机关就代表法律。毛泽东搞文革全都用的黑帮手段。造谣、污蔑、人身攻击，最后开始打人、杀人。全是黑社会手段。这个暗杀、绑架、抄家、拷打这些现在所有的黑帮干的事情，文革的时候都干过。他这个手段如果按照现在的说法，完全是黑帮手段。但是当时不能叫黑帮，只能是毛泽东所谓犯的错误，毛泽东不是黑帮。那么，按照现在的观点看，毛泽东他做的所有事情都是黑帮干的事情。”
山东大学教授孙文广说，中国有的黑社会势力与政府官员是通气的。孙教授讲述了他本人今年清明节因去英雄山烈士陵园祭奠前领导人赵紫阳而遭黑帮势力毒打的情况：
“据我所了解的黑社会它在中国它不是孤立的，像港台或者是海外的一些黑社会，它在社会上是相对独立的，和其他是对头，在国外是这样。但在中国好像不是这样，它们往往是通了气的，如果没有官方的支持和联系，这个黑社会呀，可以说他很难生存。那我自己来讲，我就遭遇过黑社会。今年的4月4号，清明节这一天，我去祭奠赵紫阳。出门以后我就打的了，进烈士陵园，大概3分钟左右就出来一帮人，4、5个穿着黑衣裳的壮汉，上来就把我拖到旁边的一个被树遮到的地方，到那个地方就暴打，当场打断4根肋骨。然后扬长而去。那么现在来看，这些人是什么人呢？非常明显的，就是他和警察是勾搭一起的。所以在我的印象里还有其它很多事情，中国的黑社会完全是和警方是勾结的。”
《国际先驱导报》的报道说，中国社会的贫富悬殊是产生黑社会组织的因素之一；谢选骏说，对这个意见还可以有所补充：
“黑帮有两种，一种它是和官府没有挂勾的，就是街头斗殴产生的这种小流氓似的黑帮，这个你可以这么说他是贫富悬殊造成的呀、什么走投无路、基层人民等等。再还有一种黑帮他一开始就和政府挂勾的。但那种人就不能按报纸上的说法说是叫做贫富悬殊造成的。相反是他们造成了贫富悬殊。改革开放以后，香港、台湾传统黑社会组织延伸到中国大陆，但是呢中国又没有香港和台湾的法制环境，所以，中国的黑社会就变得很猖獗了，等于就是说港台的黑社会到了大陆找到一块前所未有的沃土。同时，由于没有独立的司法机构，黑社会它很容易收买和报复的。他就针对一些领导人呀进行收买什么的，报复就比较容易做到。但如果有法制环境的话，比较难。因为你把法官收买了也没有用，控制不住报纸，报纸上会登。香港的法院当时也被黑社会渗透了，后来靠廉政公署来解决。台湾的法院本来也是党国一体的，也是很黑的。后来因为新闻自由开放了以后，老在报纸上不断地揭露、整治，所以慢慢的司法就改善了。”
黑社会组织对社会造成危害，但是他不赞成对黑社会势力采取与法治相抵触的所谓“严打”：
“‘严打’本身就是一个黑社会行为。你怎么能‘严打’呢？你怎么能从重从快呢？你只能按照法律来，不能‘严打’。他不能说他偷了100块钱，你就把他枪毙了。态度不好就枪毙了，这完全是文革那一套，黑社会的做法。‘严打’解决不了黑社会问题，只会加重黑社会问题，因为它本身就是黑社会做法。我们看了一个骗子，就讲耶稣为什么上十字架？不是基督拍的，它是一个科学篇，它就是讲耶稣研究过了，用暴力来对付暴力，最后只能是暴力得胜。所以，它就决定用非暴力的手段来进行抗争，最后他就上十字架来为世人赎罪。所以，他最后胜利了。改变了人类的价值观、改变了社会的结构、改变了人类的命运。现在你用‘严打’的方式去打黑社会是以暴易暴，不是以法制暴。”
记者：“解决黑社会问题你不同意‘严打’，你有什么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
谢选骏：“这个办法很清楚呀，就是现代政治科学的方法呀。就是通过走司法解决的道路。司法独立。”
《国际先驱导报》指出中国黑社会势力向公司化、企业化转变的倾向，并表示，改善经商环境、完善法制有助于遏制黑社会与商业力量的结合。
近来人们都注意到重庆市的打黑努力，但是《国际先驱导报》说，重庆市打黑的势头正在向其它省市扩大，原因是：黑帮势力“最近十年愈演愈烈”。
旅美政治评论家谢选骏说，黑社会组织的猖獗与法制的缺失有直接关系，法制荡然无存的文化大革命就是一个例子：
“按照西方的定义来说的话，黑社会的是违法的，但是在中国政府就代表法律，在西方政府不代表法律。在中国行政机关就代表法律。毛泽东搞文革全都用的黑帮手段。造谣、污蔑、人身攻击，最后开始打人、杀人。全是黑社会手段。这个暗杀、绑架、抄家、拷打这些现在所有的黑帮干的事情，文革的时候都干过。他这个手段如果按照现在的说法，完全是黑帮手段。但是当时不能叫黑帮，只能是毛泽东所谓犯的错误，毛泽东不是黑帮。那么，按照现在的观点看，毛泽东他做的所有事情都是黑帮干的事情。”
山东大学教授孙文广说，中国有的黑社会势力与政府官员是通气的。孙教授讲述了他本人今年清明节因去英雄山烈士陵园祭奠前领导人赵紫阳而遭黑帮势力毒打的情况：
“据我所了解的黑社会它在中国它不是孤立的，像港台或者是海外的一些黑社会，它在社会上是相对独立的，和其他是对头，在国外是这样。但在中国好像不是这样，它们往往是通了气的，如果没有官方的支持和联系，这个黑社会呀，可以说他很难生存。那我自己来讲，我就遭遇过黑社会。今年的4月4号，清明节这一天，我去祭奠赵紫阳。出门以后我就打的了，进烈士陵园，大概3分钟左右就出来一帮人，4、5个穿着黑衣裳的壮汉，上来就把我拖到旁边的一个被树遮到的地方，到那个地方就暴打，当场打断4根肋骨。然后扬长而去。那么现在来看，这些人是什么人呢？非常明显的，就是他和警察是勾搭一起的。所以在我的印象里还有其它很多事情，中国的黑社会完全是和警方是勾结的。”
《国际先驱导报》的报道说，中国社会的贫富悬殊是产生黑社会组织的因素之一；谢选骏说，对这个意见还可以有所补充：
“黑帮有两种，一种它是和官府没有挂勾的，就是街头斗殴产生的这种小流氓似的黑帮，这个你可以这么说他是贫富悬殊造成的呀、什么走投无路、基层人民等等。再还有一种黑帮他一开始就和政府挂勾的。但那种人就不能按报纸上的说法说是叫做贫富悬殊造成的。相反是他们造成了贫富悬殊。改革开放以后，香港、台湾传统黑社会组织延伸到中国大陆，但是呢中国又没有香港和台湾的法制环境，所以，中国的黑社会就变得很猖獗了，等于就是说港台的黑社会到了大陆找到一块前所未有的沃土。同时，由于没有独立的司法机构，黑社会它很容易收买和报复的。他就针对一些领导人呀进行收买什么的，报复就比较容易做到。但如果有法制环境的话，比较难。因为你把法官收买了也没有用，控制不住报纸，报纸上会登。香港的法院当时也被黑社会渗透了，后来靠廉政公署来解决。台湾的法院本来也是党国一体的，也是很黑的。后来因为新闻自由开放了以后，老在报纸上不断地揭露、整治，所以慢慢的司法就改善了。”
黑社会组织对社会造成危害，但是他不赞成对黑社会势力采取与法治相抵触的所谓“严打”：
“‘严打’本身就是一个黑社会行为。你怎么能‘严打’呢？你怎么能从重从快呢？你只能按照法律来，不能‘严打’。他不能说他偷了100块钱，你就把他枪毙了。态度不好就枪毙了，这完全是文革那一套，黑社会的做法。‘严打’解决不了黑社会问题，只会加重黑社会问题，因为它本身就是黑社会做法。我们看了一个骗子，就讲耶稣为什么上十字架？不是基督拍的，它是一个科学篇，它就是讲耶稣研究过了，用暴力来对付暴力，最后只能是暴力得胜。所以，它就决定用非暴力的手段来进行抗争，最后他就上十字架来为世人赎罪。所以，他最后胜利了。改变了人类的价值观、改变了社会的结构、改变了人类的命运。现在你用‘严打’的方式去打黑社会是以暴易暴，不是以法制暴。”
记者：“解决黑社会问题你不同意‘严打’，你有什么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
谢选骏：“这个办法很清楚呀，就是现代政治科学的方法呀。就是通过走司法解决的道路。司法独立。”
《国际先驱导报》指出中国黑社会势力向公司化、企业化转变的倾向，并表示，改善经商环境、完善法制有助于遏制黑社会与商业力量的结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