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0年2月12日讯】我们上次介绍了英国《中国季刊》最近发表的杨斌教授的文章，分析1978-1978年云南知青要求回城的请愿运动的成功。那次运动是中共建国以来唯一成功的一次大规模自发的群众运动。那么，是什么样的历史因素造成了这个结果呢？
杨斌教授认为有三个原因。第一是这场组织比较统一和严密，有计划，讲究策略,并且赢得社会舆论的广泛同情。在兵团方面，有个别领导人比较开明，非常同情知青的遭遇，是文革后少数识大局有人性的老干部的典范，在帮助请愿者和中共领人沟通上起了不可代替的作用。第二是中共高层的权力斗争。 1978到1979年初正是中共党内毛泽东的指定继承人的华国峰和邓小平为代表股势力斗争最激烈的时候。
如果要按照华国峰的“两个凡是”来办，知青问题就无法解决；而以邓小平、胡耀邦为首的“实事求是”派则要以一些所谓得民心的政策来向凡是派挑战。在知青运动发展到和官方尖锐冲突、中央以王震为代表的强硬派要镇压的时候，邓小平在1978年12月底和1979年1月初最关键的一段时间里对知青请愿作了多次批示，要云南省放弃压制的政策，并要王震改变态度，对和平解决云南请愿事件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第三，当时的国际形势也在短暂的时间里对知青有利。 1978年底越南反华排华达到高潮，和苏联签订军事条约并出兵柬埔寨，推翻受中国支持的红色高棉。中共高层在在12月底以前已经明确了要“教训”越南，邓小平已经对美国表明了态度。在这个时候爆发的云南知青请愿，给中共的战争准备带来了不利因素，中共急需稳定云南边疆，因此寻求和平解决。王震原来是强硬派的代表，但他在1979年1月3日接见知青代表时透露了中共准备教训越南的消息。
因此，一场轰轰烈烈的云南知青请愿运动，本来是向中共权威的挑战，这在中共建政以来的历史上还是很罕见的，但在这三个因素的联合作用下得到了和平解决。这三个因素实际上在决定群众抗争的结果上很有典型性：请愿运动领导人和参与者的组织和策略、中共内部的斗争，还有国际因素。如果这三方面都对运动有利，那么取胜的可能是很大的。而从结果来看，也不能说是中共丢了面子，应该说是它的退让也有利于自己的形像，是一个双赢的结果。
但是，当在新疆的知青也起来为自己争取回城的权利的时候，面对的就完全是另一个结局了。从1979年2月到1980年底，新疆在阿克苏、喀什和库尔勒的知青发起并坚持了漫长的请愿运动，并举行了几十次罢工，甚至绝食，但一直得不到政府方面的让步。 1980年1月2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发布通告，要求立即解散上海知青的有关“非法组织”，停止一切“非法活动”，违者依法处理。到1980年底，中央派到新疆的工作组邀请阿克甦的知青代表召开座谈会，半夜时全副武装的军人架着机枪上了房顶，知青代表被逮捕，阿克苏宣布戒严。新疆知青请愿运动失败。
新疆请愿运动的失败，在于上述三个条件中最关键的一个发生了不利于知青的变化。随着邓小平权力的巩固，中共对群众性抗议采取了强硬的立场，邓小平1979年在利用了西单民主墙后将它关闭，禁止有组织的群众运动，逮捕了魏京生，打压党内外自由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甚至逮捕关押了许多代表人物。因此，新疆知青请愿发生时，面对的已经是一个很不一样的形势。而且，随着大量知青早先已经返城，社会上对知青的关注程度也已大大下降，中共在这个问题上的压力也大为减轻，因此中共又回到了决不对底层压力让步的老路上去了。
同样的遭遇，同样的斗争，得到的结果却有天壤之别。造成云南和新疆知青当年抗争的不同结局的那些历史因素，在今天的维权运动中其实仍然存在，只是表现形式有所不同罢了。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 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杨斌教授认为有三个原因。第一是这场组织比较统一和严密，有计划，讲究策略,并且赢得社会舆论的广泛同情。在兵团方面，有个别领导人比较开明，非常同情知青的遭遇，是文革后少数识大局有人性的老干部的典范，在帮助请愿者和中共领人沟通上起了不可代替的作用。第二是中共高层的权力斗争。 1978到1979年初正是中共党内毛泽东的指定继承人的华国峰和邓小平为代表股势力斗争最激烈的时候。
如果要按照华国峰的“两个凡是”来办，知青问题就无法解决；而以邓小平、胡耀邦为首的“实事求是”派则要以一些所谓得民心的政策来向凡是派挑战。在知青运动发展到和官方尖锐冲突、中央以王震为代表的强硬派要镇压的时候，邓小平在1978年12月底和1979年1月初最关键的一段时间里对知青请愿作了多次批示，要云南省放弃压制的政策，并要王震改变态度，对和平解决云南请愿事件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第三，当时的国际形势也在短暂的时间里对知青有利。 1978年底越南反华排华达到高潮，和苏联签订军事条约并出兵柬埔寨，推翻受中国支持的红色高棉。中共高层在在12月底以前已经明确了要“教训”越南，邓小平已经对美国表明了态度。在这个时候爆发的云南知青请愿，给中共的战争准备带来了不利因素，中共急需稳定云南边疆，因此寻求和平解决。王震原来是强硬派的代表，但他在1979年1月3日接见知青代表时透露了中共准备教训越南的消息。
因此，一场轰轰烈烈的云南知青请愿运动，本来是向中共权威的挑战，这在中共建政以来的历史上还是很罕见的，但在这三个因素的联合作用下得到了和平解决。这三个因素实际上在决定群众抗争的结果上很有典型性：请愿运动领导人和参与者的组织和策略、中共内部的斗争，还有国际因素。如果这三方面都对运动有利，那么取胜的可能是很大的。而从结果来看，也不能说是中共丢了面子，应该说是它的退让也有利于自己的形像，是一个双赢的结果。
但是，当在新疆的知青也起来为自己争取回城的权利的时候，面对的就完全是另一个结局了。从1979年2月到1980年底，新疆在阿克苏、喀什和库尔勒的知青发起并坚持了漫长的请愿运动，并举行了几十次罢工，甚至绝食，但一直得不到政府方面的让步。 1980年1月2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发布通告，要求立即解散上海知青的有关“非法组织”，停止一切“非法活动”，违者依法处理。到1980年底，中央派到新疆的工作组邀请阿克甦的知青代表召开座谈会，半夜时全副武装的军人架着机枪上了房顶，知青代表被逮捕，阿克苏宣布戒严。新疆知青请愿运动失败。
新疆请愿运动的失败，在于上述三个条件中最关键的一个发生了不利于知青的变化。随着邓小平权力的巩固，中共对群众性抗议采取了强硬的立场，邓小平1979年在利用了西单民主墙后将它关闭，禁止有组织的群众运动，逮捕了魏京生，打压党内外自由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甚至逮捕关押了许多代表人物。因此，新疆知青请愿发生时，面对的已经是一个很不一样的形势。而且，随着大量知青早先已经返城，社会上对知青的关注程度也已大大下降，中共在这个问题上的压力也大为减轻，因此中共又回到了决不对底层压力让步的老路上去了。
同样的遭遇，同样的斗争，得到的结果却有天壤之别。造成云南和新疆知青当年抗争的不同结局的那些历史因素，在今天的维权运动中其实仍然存在，只是表现形式有所不同罢了。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 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