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0年6月10日讯】持续半个多月的广本罢工，以谈判达成协议的方式圆满结束，成为中国劳工运动史上一个历史性的事件。虽然此前中国已发生了数以万计的罢工事件，并多次迫使资方做出妥协，但这次事件的影响之重大和深远，有它更加突出的历史意义。这次罢工事件影响巨大的原因之一，在于罢工正好发生在富士康连续出现职工跳楼自杀事件的同时。虽然方式不同，但两个不同企业的中国农民工都对血汗工厂制度和自己遭遇的不公平表达了强烈和坚定的反抗意志。他们的反抗得到了世界舆论的空前关注和同情，对长期来与国际资本一道压榨农民工的中国政府，造成了前所未有的舆论和道德压力。
在当局十分敏感的6月4日，也就是在罢工达成协议的当天，全总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企业工会建设充分发挥企业工会作用的紧急通知》。通知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提出要“提高职工特别是生产一线职工的劳动报酬”。
这说明，富士康和广本工人的坚决反抗，不仅为本企业的工人赢得了一个工资大幅度提高的机会，而且为整个中国的农民工阶级赢得了提升工资的机会。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农民工赢得的一个历史性的胜利。这个伟大的胜利，将不仅对中国未来经济和社会的走向发生重大影响，而且将对世界经济发生重大影响。这个胜利已经开始迫使国际资本重新评估他们在中国的投资战略，重新评估他们建立在中国农民工血汗工资基础上的定价方针，从而开始影响未来国际分工体系的调整。
据官方调查，1980年后出生的所谓“新生代农民工”已经占中国两亿多农民工总数的一半以上。与父辈相比，他们的境况不但没有改善，反而更加恶化了。根据浙江省的一个调查，相比上一代农民工打工之初，二代农民工的绝对收入倍增，但相对收入却在减少。
这一调查结果，得到宏观数据的支持，到2009年，中国工资占GDP的比重已经连续第22年呈下降趋势。新生代农民工之所以比父辈农民工处于更不利的地位，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们已经不能像父辈那样选择回家务农，因为他们父辈的生存完全依赖有限耕地上有限的农业收入。
但是，大幅度提升农民工的工资并不容易，因为对于多数雇主来说，并不存在这个利润空间。这不仅是因为世界经济不振，更因为中国政府对民营企业的沉重盘剥。实际上，中国血汗奴工制度的最大受益者不仅是国际资本和国外消费者，中国政府才是更大的得利者。农民工创造的大量财富转化成为政府和官办企业的巨额收入。而政府和官办企业并不雇用多少农民工。在这样的收入和就业格局下，大幅提高农民工的工资无异于用自杀来摧毁中国的实体经济。
一些当权精英显然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吴晓灵最近提出，应该对充分竞争行业的企业降低税负，让出空间，使这些企业提高劳动力价格。但正如有学者指出的，这条路其实走不通。
农民工问题不仅是一个工资过低的问题。如果他们得到更多的公共资源解决住房、子女教育、医疗和养老保障等问题，无需大幅度提升工资。而如果不能解决公共福利问题，而是一味强调提升工资，将产生灾难性后果。
当权者有智慧认识到这个道理吗？现在看来没有。从全总的紧急通知看，他们对广本工人罢工做出了完全错误的解读。通知要求“把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广大职工组织到工会中来”。干什么呢？当然不是为了代表工人利益，而是为了“维稳”，是为了防止新生代农民工的领袖继续组织广本这样成功的罢工。
中国的当权者宁肯把巨额财力投入“维稳”，镇压工人的反抗，也不愿投入农民工的福利。如果他们不改变这种思路，不仅将带来一场经济灾难，更将带来一场社会动乱。根据过去的观察，胡锦涛不大可能改变他一贯的“维稳”思维，广本罢工事件很可能刺激他更加偏执地撞向南墙。这样的话，广本罢工事件就不会开启中国劳资关系的新时代，而更可能标志着一个动荡时代的到来。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 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在当局十分敏感的6月4日，也就是在罢工达成协议的当天，全总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企业工会建设充分发挥企业工会作用的紧急通知》。通知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提出要“提高职工特别是生产一线职工的劳动报酬”。
这说明，富士康和广本工人的坚决反抗，不仅为本企业的工人赢得了一个工资大幅度提高的机会，而且为整个中国的农民工阶级赢得了提升工资的机会。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农民工赢得的一个历史性的胜利。这个伟大的胜利，将不仅对中国未来经济和社会的走向发生重大影响，而且将对世界经济发生重大影响。这个胜利已经开始迫使国际资本重新评估他们在中国的投资战略，重新评估他们建立在中国农民工血汗工资基础上的定价方针，从而开始影响未来国际分工体系的调整。
据官方调查，1980年后出生的所谓“新生代农民工”已经占中国两亿多农民工总数的一半以上。与父辈相比，他们的境况不但没有改善，反而更加恶化了。根据浙江省的一个调查，相比上一代农民工打工之初，二代农民工的绝对收入倍增，但相对收入却在减少。
这一调查结果，得到宏观数据的支持，到2009年，中国工资占GDP的比重已经连续第22年呈下降趋势。新生代农民工之所以比父辈农民工处于更不利的地位，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们已经不能像父辈那样选择回家务农，因为他们父辈的生存完全依赖有限耕地上有限的农业收入。
但是，大幅度提升农民工的工资并不容易，因为对于多数雇主来说，并不存在这个利润空间。这不仅是因为世界经济不振，更因为中国政府对民营企业的沉重盘剥。实际上，中国血汗奴工制度的最大受益者不仅是国际资本和国外消费者，中国政府才是更大的得利者。农民工创造的大量财富转化成为政府和官办企业的巨额收入。而政府和官办企业并不雇用多少农民工。在这样的收入和就业格局下，大幅提高农民工的工资无异于用自杀来摧毁中国的实体经济。
一些当权精英显然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吴晓灵最近提出，应该对充分竞争行业的企业降低税负，让出空间，使这些企业提高劳动力价格。但正如有学者指出的，这条路其实走不通。
农民工问题不仅是一个工资过低的问题。如果他们得到更多的公共资源解决住房、子女教育、医疗和养老保障等问题，无需大幅度提升工资。而如果不能解决公共福利问题，而是一味强调提升工资，将产生灾难性后果。
当权者有智慧认识到这个道理吗？现在看来没有。从全总的紧急通知看，他们对广本工人罢工做出了完全错误的解读。通知要求“把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广大职工组织到工会中来”。干什么呢？当然不是为了代表工人利益，而是为了“维稳”，是为了防止新生代农民工的领袖继续组织广本这样成功的罢工。
中国的当权者宁肯把巨额财力投入“维稳”，镇压工人的反抗，也不愿投入农民工的福利。如果他们不改变这种思路，不仅将带来一场经济灾难，更将带来一场社会动乱。根据过去的观察，胡锦涛不大可能改变他一贯的“维稳”思维，广本罢工事件很可能刺激他更加偏执地撞向南墙。这样的话，广本罢工事件就不会开启中国劳资关系的新时代，而更可能标志着一个动荡时代的到来。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 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