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0年6月13日讯】五月底六月初，从中国传出了两条大新闻：一条与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有关；另一条与中国的产业结构有关。第一条新闻是：广东本田汽车佛山零部件厂工人自五月二十一日起开始罢工，要求提高工资丶改革薪酬机制丶改革管理制度。五月二十六日，该厂的罢工导致本田在华企业全面停产三天。第二条新闻是：中国五月份的外贸出口总值再创历史新高，增长率高达百分之四十八点点五；实现外贸顺差一百九十五亿美元；今年一至五月总体出口增长也高达百分之三十三。
在不少人看来，大规模的工人罢工和出口增长这两则新闻，一则为忧丶一则为喜。硬将二者扯到一起，过于牵强。但是在作者看来，这两个重要的事件有着内在的联系，它揭示了高速的出口增长对超经济的低劳动成本的严重依赖，也凸显了中国出口增长并没有给劳动者带来相应的福利效应；同时，在中国政府并不希望出口暴增的时刻，国民经济却不得不再次转向大规模出口来寻求增长的动力，而支撑出口的廉价劳动成本却又难以为继，这充分体现了中国经济深层次的矛盾已经发展到了一个关键的拐点和中国政府在处理基本经济矛盾方面的无能为力。可以说，中国经济的两个痼疾－经济结构扭曲和收入分配不公－在五月份一并发作。
正在世界从金融危机的谷地向上攀爬的时刻，无论是世界还是中国都不希望中国的出口出现暴增局面。因为中国过渡依赖出口的增长模式不仅使中国在国际上成为众矢之的，而且也成为国内优化经济结构丶调整利益格局的一个巨大的障碍。在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看来，中国通过包括人为地压低人民币币值在内的各种手段扩大出口无异于以邻为壑，窃取它国的就业机会。而中国政府也认识到，过渡地依赖国际市场，对经济增长的稳定性是一个巨大的威胁；而且依靠廉价商品来维持一个大国经济，环境成本高，经济效益低，国民福利差，终究不是长远之计。
但是这样一种结构性的病症已经如此严重，以至于向来以强悍干预经济闻名的中国政府都感到束手无策。这里多方面的原因，从客观上讲，中国面临就业压力，需要为大量的失业人口提供就业机会。从历史上看，依靠出口的经济结构已经造就了既有利益格局，从出口导向的经济结构中获益颇丰的利益集团并不愿意放弃这一结构。从制度上看，中国的集权制度压制了工人的正当权益，使得既得利益集团依靠超低的劳动成本从出口中获利成为可能，而中国政府决不会在维护集权制度的问题上轻易让步。
现在，这一经济发展模式的基石－长期承受超经济压制的工人们－已经不堪重负了。今年上半年发生在富士康的“十三跳”以及五月底本田佛山汽车零部件厂的罢工事件都是工人们对长期以来劳动强度大丶工资福利的强烈不满的总爆发。虽然他们的自发要求都只是与切身利益直接相关，但是实际上却是根深蒂固的“中国病”的一种总爆发症状。中国政府及其官方的工会组织对工人的努力没有给与任何支持。但是在最初的压制无效后，他们聪明地采取了克制的态度。这表明他们充分认识到这一问题的敏感性，不愿意由于处理失误而导致更大的动荡。
在看到中国政府的无能为力之后，向来以利润为重的资方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们对工人的要求在不同程度上作出了让步，尤其不得不大幅度地增加了工资标准。考虑到超低的工资和超强度的劳动在中国决不仅仅是个别现像，因此不难预料， 一个以增加工资丶改善劳动条件为基本诉求的浪潮将在全国蔓延。仅仅从经济的角度看，这将是对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中国经济模式的一个革命性改造。至于它的社会和政治效应则更是不可低估。由此看来，五月是“中国病”二症并发的月份，也是中国的劳动者自己为“中国病”寻找“药方”的月份
── 转自《看中国》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在不少人看来，大规模的工人罢工和出口增长这两则新闻，一则为忧丶一则为喜。硬将二者扯到一起，过于牵强。但是在作者看来，这两个重要的事件有着内在的联系，它揭示了高速的出口增长对超经济的低劳动成本的严重依赖，也凸显了中国出口增长并没有给劳动者带来相应的福利效应；同时，在中国政府并不希望出口暴增的时刻，国民经济却不得不再次转向大规模出口来寻求增长的动力，而支撑出口的廉价劳动成本却又难以为继，这充分体现了中国经济深层次的矛盾已经发展到了一个关键的拐点和中国政府在处理基本经济矛盾方面的无能为力。可以说，中国经济的两个痼疾－经济结构扭曲和收入分配不公－在五月份一并发作。
正在世界从金融危机的谷地向上攀爬的时刻，无论是世界还是中国都不希望中国的出口出现暴增局面。因为中国过渡依赖出口的增长模式不仅使中国在国际上成为众矢之的，而且也成为国内优化经济结构丶调整利益格局的一个巨大的障碍。在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看来，中国通过包括人为地压低人民币币值在内的各种手段扩大出口无异于以邻为壑，窃取它国的就业机会。而中国政府也认识到，过渡地依赖国际市场，对经济增长的稳定性是一个巨大的威胁；而且依靠廉价商品来维持一个大国经济，环境成本高，经济效益低，国民福利差，终究不是长远之计。
但是这样一种结构性的病症已经如此严重，以至于向来以强悍干预经济闻名的中国政府都感到束手无策。这里多方面的原因，从客观上讲，中国面临就业压力，需要为大量的失业人口提供就业机会。从历史上看，依靠出口的经济结构已经造就了既有利益格局，从出口导向的经济结构中获益颇丰的利益集团并不愿意放弃这一结构。从制度上看，中国的集权制度压制了工人的正当权益，使得既得利益集团依靠超低的劳动成本从出口中获利成为可能，而中国政府决不会在维护集权制度的问题上轻易让步。
现在，这一经济发展模式的基石－长期承受超经济压制的工人们－已经不堪重负了。今年上半年发生在富士康的“十三跳”以及五月底本田佛山汽车零部件厂的罢工事件都是工人们对长期以来劳动强度大丶工资福利的强烈不满的总爆发。虽然他们的自发要求都只是与切身利益直接相关，但是实际上却是根深蒂固的“中国病”的一种总爆发症状。中国政府及其官方的工会组织对工人的努力没有给与任何支持。但是在最初的压制无效后，他们聪明地采取了克制的态度。这表明他们充分认识到这一问题的敏感性，不愿意由于处理失误而导致更大的动荡。
在看到中国政府的无能为力之后，向来以利润为重的资方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们对工人的要求在不同程度上作出了让步，尤其不得不大幅度地增加了工资标准。考虑到超低的工资和超强度的劳动在中国决不仅仅是个别现像，因此不难预料， 一个以增加工资丶改善劳动条件为基本诉求的浪潮将在全国蔓延。仅仅从经济的角度看，这将是对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中国经济模式的一个革命性改造。至于它的社会和政治效应则更是不可低估。由此看来，五月是“中国病”二症并发的月份，也是中国的劳动者自己为“中国病”寻找“药方”的月份
── 转自《看中国》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