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0年11月6日讯】 南方周末》10月21日发布的“上海官场的权力囤房者”一文，让上海房地产市场的隐蔽受益者群体――凭仗权力在开发商那里低价购房的官员们以晦暗的姿态若隐若现地暴露在公众面前。
上海纪检部门要求两千多市管干部“自觉”申报房产，自然是为明年住宅征收房产税试点做前期工作――已有多条官方消息证实，上海与重庆将成为全国征收住宅房地产税的试点城市。这两地将根据个人拥有房屋套数或面积的不同，制定房地产税的累进征税方式。上海要抽查，实乃政府对自家官员之贪腐还有一点“自知之明”。其实，政府这些年来想方设法罗掘税源，但对房地产这一各国都征之税却迟迟未开征，原因也一目了然：中国拥有多套房产者大多非官即富，这都是中国政府目前的社会基础。目前要在自家统治的社会基础头上动土，实属税源日渐枯竭情况下的无奈之举。
一、攀附在利益链条上的非市场手段购房者
《南方周末》这条消息有几个看点：
第一，官员拥有的房产数量比纪检部门估计的要多得多。在两千余被要求申报房产的上海市管干部当中，主动申报十几套房产的不少。与上海一些落马官员相比，十几套当然不算大数目，有“炒房区长“之称的浦东新区原副区长康慧军，被查出的过手房产数量超过40套。据此，康被认定受贿599万余元，另有1184余万元财产来源不明，被判无期徒刑。浦东新区外高桥功能区域管理委员会规划建设和环境管理处负责人陶建国，名下房产41套，大多来自受贿或低价买房，被称为”炒房处长“。
第二，官员低价购房所获得的优惠远远超出上海纪检部门的预期。最初纪检部门打算对低价房优惠超过50万元的官员房子逐一审核，后因工作量太大不得不改成100万元。
能够享有低价购房特权的官员，均与房地产项目的运作有关，涉及工商、税务、规划、金融、司 法、区县政府等多个部门。这些官员获得的折扣高达三至五成，折扣金额数十万至百万不等——按照房地产业当时的正常行情，5%的让利都很少有。
第三，政府要求官员“主动“申报，其目的不在于查贪，而是出于对官员的爱护。在陈良宇案发后上海曾试图查过官员低价购房，但后因此举“影响干部队伍稳定”而作罢。因有此前车之鉴，上海纪检部门这次要求官员主动申报房产的行动中，官员被告知如实上报家庭购房和优惠情况，即便有违纪违法者也会获得宽大处理，这次主动申报通过的房产，以后绝不会翻查旧事，但如果隐瞒的，将被从重处理。显然，这次房产专项申报的意图，并不是要把官员低价购房的潜规则行为推向司法，而是在党纪范围内“化解”。
具有极强讽刺意味的是，尽管上海市委对干部满怀关爱之意，希望通过这次申报让官员“放下包袱、轻装上阵”，但官员们大都决定“掂量着申报”。这一“惦量”的结果是政府部门决不会拿到真实数据。
二、房地产开发商让给官员的利从何而来？
上海的地产在全国有代表性，地方财政高度依赖土地出让金。在上海，土地成本在开发项目总成本的比例始终保持在50%以上，从2002年至2005年，这一比例分别为56.3%、52.4%、53.4%、53.6%，仅2006年降至49.5%，但2007年又重新回到53.4%的高位。
表面上看，官员的低价房是从房地产开发商那里得到的“人情”――即变相贿赂。但房地产商从政府手里以如此高价购地建楼，再加上名目繁多的规费，获利空间已经被严重压缩，不可能再自掏腰包奉送低价房给官员群体。那么，官员群体囤积低价房时从开发商那里获得的“打折让利”，利之源头到底源于哪里？
谈到这里，我得向读者介绍一本书，即《纽约时报》摄影记者杜斌的《上海 骷髅地》。这本简短文字配摄影的书，尽管只记载了6个世博难民家庭浸透血泪（包括付出生命的昂贵代价）的悲苦遭遇。但通过这本在中国大陆无法问世的书，世人能够看到，“在上海，一群无名小卒遭遇了这个星球上最浩大、最残忍、最邪恶的拆迁史诗革命：中国共产党掌权者以城市改造之名。官商勾结。联手铲除了他们合法的 栖身之所；数百万人选择了妥协和沉默。仅有数以千计的无家可归者勇敢地站出来捍卫自己的权利。但他们只能无助地哀号到气断身亡。”
这本书提供的数据是：1991年到2001年。拆迁城市居民约63万户。拆迁房屋建筑 面积达2800万平方米。是快速增长期；2002年。上海申办2010年世界博览会成功。拆迁进入极度亢奋期。仅2005年度即拆除住宅建筑面积851万 平方米。动迁居民7.45万户。
《上海 骷髅地》对上海拆迁的特点作了言简意骇的概括：一是官商勾结的拆迁公司对安置地理位置、房屋面积和房产估价视被拆迁人强弱而定。说给多少就是多少；二是拆迁公司拿不出法院的裁决书即法律依据；三是由政府、房产局、强力执法机关和拆迁公司雇佣的打手实施强迁。
对上海这场持续20余年、有如龙卷风般的拆迁，官方与民间给出了截然相反的评价。官方称：“改革开放以来上海的旧城改造的规模、速度和质量创造了世界城市更新运动的奇迹。”
但深受拆迁之害的上海民众却称：“改革开放30年就是中共当局公开轮番对广大人民实施野蛮的抢劫及肆无忌惮地侵犯人权的罪恶史。”
官员们囤积低价房所获得的“利润”，不折不扣来自于上海拆迁户的民脂民膏。官员们之所以安心享受这些利润给他们带来的豪华生活，是因为这些利润通过政府征地卖地与房地产商开发这两个环节漂白。拆迁户家庭浸透血泪的痛苦呼喊，早已无法打动这些麻木不仁的心灵。
三、“血房地图”的诞生
人类历史上能够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圈地运动相比的，大概只有英国的圈地运动与满清入关时的跑马圈地。英国的圈地运动已成为英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上永远抹不去的耻辱。在当代世界上可以找到的同类例证则有中国政府的好朋友――非洲津巴布韦独裁者穆加贝。2005年5月中旬，津巴布韦政府下令拆除首都哈拉雷以及维多利亚瀑布城的简陋住宅，导致70万人无家可归，3万流浪者被逮捕。据联合国人类居住署提交的调查报告，津巴布韦拆迁行动导致了一场生存危机：“如果将那些间接受影响的人也计算在内，这场运动总共波及 了240万居民。占津巴布韦全部人口的18%”。
中国的拆迁已经成了中国城镇化过程的伤痛，不断发生的自焚案件时时在拷问着国人的良知。以“血房地图”为主的一些网民，于10月8日制作了一张标注暴力拆迁事件发生地的电子地图，上榜标准是“经媒体公开报道有暴力拆迁事实”。点击地图上的电子标识，人们就能追踪每起事件的简要情况和最新进展。截至11月1日，地图共收录暴力拆迁事件60余起。
作为主要发起人的“血房地图”表达了他制作这张地图的心愿：“暴力拆迁一直深受媒体和公众关注，但是没能对它形成遏制，一个个事件很容易就被淹没在信息的海洋里。所以，需要找到一种新的方式来表达关注，并且努力找到对其形成遏制的可能性。”
血房地图的诞生，将永远将掠夺民财以自肥的中国政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这张地图与几年前诞生的中国水污染地图，表明中国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也是公民社会参与的一种可贵尝试。
（原载于《中国人权双周刊》第38期，2010年11月4日）
上海纪检部门要求两千多市管干部“自觉”申报房产，自然是为明年住宅征收房产税试点做前期工作――已有多条官方消息证实，上海与重庆将成为全国征收住宅房地产税的试点城市。这两地将根据个人拥有房屋套数或面积的不同，制定房地产税的累进征税方式。上海要抽查，实乃政府对自家官员之贪腐还有一点“自知之明”。其实，政府这些年来想方设法罗掘税源，但对房地产这一各国都征之税却迟迟未开征，原因也一目了然：中国拥有多套房产者大多非官即富，这都是中国政府目前的社会基础。目前要在自家统治的社会基础头上动土，实属税源日渐枯竭情况下的无奈之举。
一、攀附在利益链条上的非市场手段购房者
《南方周末》这条消息有几个看点：
第一，官员拥有的房产数量比纪检部门估计的要多得多。在两千余被要求申报房产的上海市管干部当中，主动申报十几套房产的不少。与上海一些落马官员相比，十几套当然不算大数目，有“炒房区长“之称的浦东新区原副区长康慧军，被查出的过手房产数量超过40套。据此，康被认定受贿599万余元，另有1184余万元财产来源不明，被判无期徒刑。浦东新区外高桥功能区域管理委员会规划建设和环境管理处负责人陶建国，名下房产41套，大多来自受贿或低价买房，被称为”炒房处长“。
第二，官员低价购房所获得的优惠远远超出上海纪检部门的预期。最初纪检部门打算对低价房优惠超过50万元的官员房子逐一审核，后因工作量太大不得不改成100万元。
能够享有低价购房特权的官员，均与房地产项目的运作有关，涉及工商、税务、规划、金融、司 法、区县政府等多个部门。这些官员获得的折扣高达三至五成，折扣金额数十万至百万不等——按照房地产业当时的正常行情，5%的让利都很少有。
第三，政府要求官员“主动“申报，其目的不在于查贪，而是出于对官员的爱护。在陈良宇案发后上海曾试图查过官员低价购房，但后因此举“影响干部队伍稳定”而作罢。因有此前车之鉴，上海纪检部门这次要求官员主动申报房产的行动中，官员被告知如实上报家庭购房和优惠情况，即便有违纪违法者也会获得宽大处理，这次主动申报通过的房产，以后绝不会翻查旧事，但如果隐瞒的，将被从重处理。显然，这次房产专项申报的意图，并不是要把官员低价购房的潜规则行为推向司法，而是在党纪范围内“化解”。
具有极强讽刺意味的是，尽管上海市委对干部满怀关爱之意，希望通过这次申报让官员“放下包袱、轻装上阵”，但官员们大都决定“掂量着申报”。这一“惦量”的结果是政府部门决不会拿到真实数据。
二、房地产开发商让给官员的利从何而来？
上海的地产在全国有代表性，地方财政高度依赖土地出让金。在上海，土地成本在开发项目总成本的比例始终保持在50%以上，从2002年至2005年，这一比例分别为56.3%、52.4%、53.4%、53.6%，仅2006年降至49.5%，但2007年又重新回到53.4%的高位。
表面上看，官员的低价房是从房地产开发商那里得到的“人情”――即变相贿赂。但房地产商从政府手里以如此高价购地建楼，再加上名目繁多的规费，获利空间已经被严重压缩，不可能再自掏腰包奉送低价房给官员群体。那么，官员群体囤积低价房时从开发商那里获得的“打折让利”，利之源头到底源于哪里？
谈到这里，我得向读者介绍一本书，即《纽约时报》摄影记者杜斌的《上海 骷髅地》。这本简短文字配摄影的书，尽管只记载了6个世博难民家庭浸透血泪（包括付出生命的昂贵代价）的悲苦遭遇。但通过这本在中国大陆无法问世的书，世人能够看到，“在上海，一群无名小卒遭遇了这个星球上最浩大、最残忍、最邪恶的拆迁史诗革命：中国共产党掌权者以城市改造之名。官商勾结。联手铲除了他们合法的 栖身之所；数百万人选择了妥协和沉默。仅有数以千计的无家可归者勇敢地站出来捍卫自己的权利。但他们只能无助地哀号到气断身亡。”
这本书提供的数据是：1991年到2001年。拆迁城市居民约63万户。拆迁房屋建筑 面积达2800万平方米。是快速增长期；2002年。上海申办2010年世界博览会成功。拆迁进入极度亢奋期。仅2005年度即拆除住宅建筑面积851万 平方米。动迁居民7.45万户。
《上海 骷髅地》对上海拆迁的特点作了言简意骇的概括：一是官商勾结的拆迁公司对安置地理位置、房屋面积和房产估价视被拆迁人强弱而定。说给多少就是多少；二是拆迁公司拿不出法院的裁决书即法律依据；三是由政府、房产局、强力执法机关和拆迁公司雇佣的打手实施强迁。
对上海这场持续20余年、有如龙卷风般的拆迁，官方与民间给出了截然相反的评价。官方称：“改革开放以来上海的旧城改造的规模、速度和质量创造了世界城市更新运动的奇迹。”
但深受拆迁之害的上海民众却称：“改革开放30年就是中共当局公开轮番对广大人民实施野蛮的抢劫及肆无忌惮地侵犯人权的罪恶史。”
官员们囤积低价房所获得的“利润”，不折不扣来自于上海拆迁户的民脂民膏。官员们之所以安心享受这些利润给他们带来的豪华生活，是因为这些利润通过政府征地卖地与房地产商开发这两个环节漂白。拆迁户家庭浸透血泪的痛苦呼喊，早已无法打动这些麻木不仁的心灵。
三、“血房地图”的诞生
人类历史上能够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圈地运动相比的，大概只有英国的圈地运动与满清入关时的跑马圈地。英国的圈地运动已成为英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上永远抹不去的耻辱。在当代世界上可以找到的同类例证则有中国政府的好朋友――非洲津巴布韦独裁者穆加贝。2005年5月中旬，津巴布韦政府下令拆除首都哈拉雷以及维多利亚瀑布城的简陋住宅，导致70万人无家可归，3万流浪者被逮捕。据联合国人类居住署提交的调查报告，津巴布韦拆迁行动导致了一场生存危机：“如果将那些间接受影响的人也计算在内，这场运动总共波及 了240万居民。占津巴布韦全部人口的18%”。
中国的拆迁已经成了中国城镇化过程的伤痛，不断发生的自焚案件时时在拷问着国人的良知。以“血房地图”为主的一些网民，于10月8日制作了一张标注暴力拆迁事件发生地的电子地图，上榜标准是“经媒体公开报道有暴力拆迁事实”。点击地图上的电子标识，人们就能追踪每起事件的简要情况和最新进展。截至11月1日，地图共收录暴力拆迁事件60余起。
作为主要发起人的“血房地图”表达了他制作这张地图的心愿：“暴力拆迁一直深受媒体和公众关注，但是没能对它形成遏制，一个个事件很容易就被淹没在信息的海洋里。所以，需要找到一种新的方式来表达关注，并且努力找到对其形成遏制的可能性。”
血房地图的诞生，将永远将掠夺民财以自肥的中国政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这张地图与几年前诞生的中国水污染地图，表明中国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也是公民社会参与的一种可贵尝试。
（原载于《中国人权双周刊》第38期，2010年11月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