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1月6日讯】12月25日发生在浙江乐清的钱云会命案，成为2010年最后一个引发全国关注的公共事件。这个事件之所以让举国上下神经高度紧张，是因为此案与政府强制征地可能有关联。现在，围绕这一命案的官民博弈暂告一段落，这一过程透露了不少理解中国未来政治大势的重要信息。
得知这个事件，我立即想到五年前的太石村，想到了至今仍被囚禁的郭飞雄。五年前，我曾就太石村维权事件发表评论说， “农民对于自己的土地被剥夺，不会善罢甘休。……那些没有经过他们的认可被征走的土地早晚会成为大陆改革的地雷。……以为拖下去就能够把不公正的结果合法化的想法，是危险的。……如果胡温听任地方黑势力在中国最发达的珠三角地区任意践踏法律，则意味着他们已经与全中国的地方黑势力同流合污。这样一来，越来越多主张和平变革的人，就会转而认为百姓有权利对这个完全失去道义的政权进行任何形式的反抗。”
事实证明我没有说错，寨桥村这颗地雷这一次就被引爆了，政府不得不动用大批警力“维稳”，从胡锦涛、习近平，到浙江省市高官，整个元旦假期都不会轻松。不过，我当年以为胡温还多少有点正义感的想法，现在看来完全错了。胡温绝不可能为了维护农民的权利与地方权贵作对，更不在乎留下遍地的政治地雷。郭飞雄“以身试法”，受到地方黑恶势力的严重摧残。他的遭遇让各地的黑恶势力更加肆无忌惮地对农民巧取豪夺，也让更多正直的人看清了胡温的真面目，并且从郭飞雄的遭遇中总结了维权博弈的教训。
主要的教训是，维权人士以中央颁布的法律和政策为武器，支持农民与地方政府展开合法的维权斗争是行不通的。这种合法斗争的策略假定，中央当权者的政治利益会让他们站在农民一边而不会站在地方权贵一边。事实证明，这是一种过于天真的策略。地方权贵势力比维权人士更了解中央当权者。他们对维权人士合法斗争的应对策略是，一，把维权人士支持农民的维权斗争曲解为国际敌对势力的政治阴谋，从而在政治上绑架中央当权者，让他们把维权人士视为对中共政权的真正危险；二，向中央权贵输送巨额利益。三、分化农民，分化社会对农民维权的支持。这些策略使得农民的维权斗争处于不利地位，地方政府的征地也因此而完全失去了控制。
有人认为中国征地的主要问题是对农民补偿太低，这个看法并不全面。事实上，不少农民，尤其是近年被征地的部份农民获得的补偿不算低。严重的问题是征地过程极其霸道，土地增值收益分配不公。中央权贵与地方权贵相互勾结，滥用公权力强征农民土地，然后又滥用公权力把土地增值的收益转化为权贵私人财富，造成收入分配严重分化。这是自太石村维权事件发生以来，中国社会发生的最明显的变化。而这个变化使得农民的土地维权获得了更广泛的社会支持，因而获得了更普遍的政治意义。
如果土地增值的收益分配大体是公正和公平的，而仅仅是对农民补偿不足，这个问题并不会导致全局性的政治危机，但现在的情况是，感到被剥夺的不仅仅是失地农民，而是社会的大多数。这就使得农民的土地维权斗争与城市的蜗居阶层，房奴阶层以及农民工阶层对公平的诉求连成一气了，与整个社会反贪腐，反权贵的诉求连成一气了。
此次乐清发生的钱运会命案之所以会引起如此广泛的社会关注，中央和地方当局之所以会如此紧张，正是因为有以上背景。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此次社会维权人士和舆论力量对事件的介入声势之大，与政府正面博弈之得力，是五年前的太石村维权事件所不能比的。除了有网络技术的助力，强大的民意支持以及当权者的日益不得人心是一个更重要的因素。
从太石村到寨桥村，中国的土地权益分配问题再次成为中国政治变革强大的动力来源。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借土地革命而兴的中共政权，却成为当今土地收益分配极不公平的制造者和既得利益者，因而成为一场新土地革命的对像。
── 转自《大纪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得知这个事件，我立即想到五年前的太石村，想到了至今仍被囚禁的郭飞雄。五年前，我曾就太石村维权事件发表评论说， “农民对于自己的土地被剥夺，不会善罢甘休。……那些没有经过他们的认可被征走的土地早晚会成为大陆改革的地雷。……以为拖下去就能够把不公正的结果合法化的想法，是危险的。……如果胡温听任地方黑势力在中国最发达的珠三角地区任意践踏法律，则意味着他们已经与全中国的地方黑势力同流合污。这样一来，越来越多主张和平变革的人，就会转而认为百姓有权利对这个完全失去道义的政权进行任何形式的反抗。”
事实证明我没有说错，寨桥村这颗地雷这一次就被引爆了，政府不得不动用大批警力“维稳”，从胡锦涛、习近平，到浙江省市高官，整个元旦假期都不会轻松。不过，我当年以为胡温还多少有点正义感的想法，现在看来完全错了。胡温绝不可能为了维护农民的权利与地方权贵作对，更不在乎留下遍地的政治地雷。郭飞雄“以身试法”，受到地方黑恶势力的严重摧残。他的遭遇让各地的黑恶势力更加肆无忌惮地对农民巧取豪夺，也让更多正直的人看清了胡温的真面目，并且从郭飞雄的遭遇中总结了维权博弈的教训。
主要的教训是，维权人士以中央颁布的法律和政策为武器，支持农民与地方政府展开合法的维权斗争是行不通的。这种合法斗争的策略假定，中央当权者的政治利益会让他们站在农民一边而不会站在地方权贵一边。事实证明，这是一种过于天真的策略。地方权贵势力比维权人士更了解中央当权者。他们对维权人士合法斗争的应对策略是，一，把维权人士支持农民的维权斗争曲解为国际敌对势力的政治阴谋，从而在政治上绑架中央当权者，让他们把维权人士视为对中共政权的真正危险；二，向中央权贵输送巨额利益。三、分化农民，分化社会对农民维权的支持。这些策略使得农民的维权斗争处于不利地位，地方政府的征地也因此而完全失去了控制。
有人认为中国征地的主要问题是对农民补偿太低，这个看法并不全面。事实上，不少农民，尤其是近年被征地的部份农民获得的补偿不算低。严重的问题是征地过程极其霸道，土地增值收益分配不公。中央权贵与地方权贵相互勾结，滥用公权力强征农民土地，然后又滥用公权力把土地增值的收益转化为权贵私人财富，造成收入分配严重分化。这是自太石村维权事件发生以来，中国社会发生的最明显的变化。而这个变化使得农民的土地维权获得了更广泛的社会支持，因而获得了更普遍的政治意义。
如果土地增值的收益分配大体是公正和公平的，而仅仅是对农民补偿不足，这个问题并不会导致全局性的政治危机，但现在的情况是，感到被剥夺的不仅仅是失地农民，而是社会的大多数。这就使得农民的土地维权斗争与城市的蜗居阶层，房奴阶层以及农民工阶层对公平的诉求连成一气了，与整个社会反贪腐，反权贵的诉求连成一气了。
此次乐清发生的钱运会命案之所以会引起如此广泛的社会关注，中央和地方当局之所以会如此紧张，正是因为有以上背景。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此次社会维权人士和舆论力量对事件的介入声势之大，与政府正面博弈之得力，是五年前的太石村维权事件所不能比的。除了有网络技术的助力，强大的民意支持以及当权者的日益不得人心是一个更重要的因素。
从太石村到寨桥村，中国的土地权益分配问题再次成为中国政治变革强大的动力来源。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借土地革命而兴的中共政权，却成为当今土地收益分配极不公平的制造者和既得利益者，因而成为一场新土地革命的对像。
── 转自《大纪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