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1月24日讯】小学和中学时候学中国历史，阶级斗争是主线，一本教科书多半是歌颂农民起义推翻了旧王朝，推动了历史的发展。农民为什么要起义？一是土地兼并让他们失去了土地；二是赋税太重让他们活不下去。这两个因素加在一起，造成了大量的流民，即离开自己村庄和家庭四处流浪谋生的农民，他们往往成为起义的主力军。
教科书说农民起义的结果是沉重地打击了地主阶级的腐朽统治，新王朝上台后实行让步政策，重新分配土地，减轻赋税，给了农民喘息的机会，于是流民数量大大减少，农业生产得以恢复。这就叫历史的进步。
今天我们都知道，农民起义的结果是改朝换代，最多是历史的循环而谈不上进步。但农民的处境在新王朝开始时一般总比在旧王朝末期时要好一些是有根据的，他们得到了土地，身上的赋税也少了，于是得以维持简单再生产。
中共政权过去一向高度评价农民起义，连太平天国这样暴力血腥腐败荒淫的政权都被供进了“革命”的圣殿，但今天却也面临一个历史上最严重的失地农民问题。根据官方2010年《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称，2009年中国有2点11亿流动人口。在这个庞大的流动人口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从城市流向城市，但绝大多数是离乡背井到城市和沿海地区谋生的农民。
失地农民群体的产生，一定意义上是中国社会经济转型中新兴产业崛起和劳动力流动的结果，有它的合理性，但在更大程度上是由畸形的都市化，生态恶化导致水土流失，以及农村经济破产造成的。近年来各地政府在暴利诱惑下疯狂的圈地运动和拆村运动更造成了失地农民群体数量的急剧扩大。
失地农民既为当代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廉价劳动力，又是社会稳定潜在的严重挑战，是中国未来最不确定的因素之一。任何一个正常的社会，都很难想像有七分之一的人口常年流动在外，过着漂泊无根的生活。安居乐业是人的基本需要。如果一个人既不能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地方，或者这块自己的地方随时有可能丧失，又长期从事低下简单报酬微薄的劳动，社会对于他就是一个冰冷的存在。
和历史上的中国一样，今天失地农民的抗争已经构成对政权的严重威胁。近来围绕浙江温州寨桥村钱云会死亡事件展开的官民冲突就是这个危机最新的证明。
但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失地农民群体的急剧扩大反映了一个更为严峻的结构型历史衰变，即中国乡村社会的迅速解体和消失。中共过去大肆渲染历史上农民遭受的剥削和反抗，但回避了一个基本事实：那时无论专制王朝如何盘剥，中国乡村社会仍然是自成一统的有机体，以家族为核心，村庄为单位建立并维系着和谐的礼治秩序和人际关系。这是传统中国社会的基石。
这块基石从来没有在专制王朝下动摇，但却几乎被毛泽东的土改，尤其是合作化和人民公社运动砸得四分五裂。今天，这块基石面临的是彻底粉碎：不但农村大量的青壮年男性劳动力离土又离乡，而且大量女性也离开村庄去遥远的都市和城镇谋生，很多还从事非法的性产业。留在乡村的只有老人和孩子。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今天，“以乡土为底色的中国乡村社会图景已是凌乱模糊不忍卒读。”
很难想像，像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农民还是主要人口的大国，没有一个稳定安宁的乡村社会究竟意味着什么。
── 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教科书说农民起义的结果是沉重地打击了地主阶级的腐朽统治，新王朝上台后实行让步政策，重新分配土地，减轻赋税，给了农民喘息的机会，于是流民数量大大减少，农业生产得以恢复。这就叫历史的进步。
今天我们都知道，农民起义的结果是改朝换代，最多是历史的循环而谈不上进步。但农民的处境在新王朝开始时一般总比在旧王朝末期时要好一些是有根据的，他们得到了土地，身上的赋税也少了，于是得以维持简单再生产。
中共政权过去一向高度评价农民起义，连太平天国这样暴力血腥腐败荒淫的政权都被供进了“革命”的圣殿，但今天却也面临一个历史上最严重的失地农民问题。根据官方2010年《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称，2009年中国有2点11亿流动人口。在这个庞大的流动人口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从城市流向城市，但绝大多数是离乡背井到城市和沿海地区谋生的农民。
失地农民群体的产生，一定意义上是中国社会经济转型中新兴产业崛起和劳动力流动的结果，有它的合理性，但在更大程度上是由畸形的都市化，生态恶化导致水土流失，以及农村经济破产造成的。近年来各地政府在暴利诱惑下疯狂的圈地运动和拆村运动更造成了失地农民群体数量的急剧扩大。
失地农民既为当代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廉价劳动力，又是社会稳定潜在的严重挑战，是中国未来最不确定的因素之一。任何一个正常的社会，都很难想像有七分之一的人口常年流动在外，过着漂泊无根的生活。安居乐业是人的基本需要。如果一个人既不能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地方，或者这块自己的地方随时有可能丧失，又长期从事低下简单报酬微薄的劳动，社会对于他就是一个冰冷的存在。
和历史上的中国一样，今天失地农民的抗争已经构成对政权的严重威胁。近来围绕浙江温州寨桥村钱云会死亡事件展开的官民冲突就是这个危机最新的证明。
但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失地农民群体的急剧扩大反映了一个更为严峻的结构型历史衰变，即中国乡村社会的迅速解体和消失。中共过去大肆渲染历史上农民遭受的剥削和反抗，但回避了一个基本事实：那时无论专制王朝如何盘剥，中国乡村社会仍然是自成一统的有机体，以家族为核心，村庄为单位建立并维系着和谐的礼治秩序和人际关系。这是传统中国社会的基石。
这块基石从来没有在专制王朝下动摇，但却几乎被毛泽东的土改，尤其是合作化和人民公社运动砸得四分五裂。今天，这块基石面临的是彻底粉碎：不但农村大量的青壮年男性劳动力离土又离乡，而且大量女性也离开村庄去遥远的都市和城镇谋生，很多还从事非法的性产业。留在乡村的只有老人和孩子。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今天，“以乡土为底色的中国乡村社会图景已是凌乱模糊不忍卒读。”
很难想像，像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农民还是主要人口的大国，没有一个稳定安宁的乡村社会究竟意味着什么。
── 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