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3月16日讯】（大纪元记者张东光编译报导）中东的抗暴革命会在中国上演吗？中国的中产阶级真的那么看重短期的物质利益，进而对政治默不作声吗？美国斯坦福大学傅利曼‧斯波格利国际问题研究中心（Freeman Spogli Institute）研究员福山（Francis Fukuyama）近日在《华尔街日报》撰文“中国会是下一个吗？”，明言以政治观察的角度而言，这是一个必然，唯一待确认的是那个关键的临界点。
福山观察了1950与1960年代开发中国家的政治动荡后，得到一个结论：经济与社会发展增长到一个水准后，通常会导致政变、革命和兵变。
他说，这些民众在行动力、教育程度与经济能力大增之后，却发现政治体系与预期存在落差，也就是他们希望参与政治，但政府机构却给他们很少的发言权，甚至不给。他指出，攻击现存政治次序的力量通常都不是由社会底层所推动，而是由那些新兴的中产阶级所为，他们对于政治与经济机会的缺乏感到沮丧。
以上所有的观察，似乎皆可应用在突尼西亚与埃及。近几十年来，这两个国家的社会大幅进步。根据联合国以健康、教育及所得等指数联合编制的“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ices）显示，在1990~2010年期间，埃及该指数增长28%突尼西亚增长30%。此外，民众受教育的比例也大幅增加，突尼西亚更制造出数量庞大的大学毕业生。
事实上，埃及与突尼西亚的抗暴开始是由这些受过教育、熟知科技的中产阶级年轻民众所主导的，他们向每一个听众表达其对社会的不满，而他们也被允许这么做。对于政府的贪污与无能，他们认为领导人难辞其咎，他们希望找到与政治没有关联的一份工作。
政治学家赛谬尔．亨廷顿（ Samuel Huntington）强调，寻求政治参与的新兴社会团体是股不稳定的力量。过去，人们会利用报纸与电台动员，今天他们改用手机、脸书、推特来行动。中东的变天不可思议地快速，它颠覆了传统阿拉伯被动的文化以及伊斯兰教世界对现代化的抗拒。
然而，这些可圈可点的演变对于中国的未来有何启示？
作者说，目前对中国社会不满的干燥火种与中东的情况真的很像。引爆突尼西亚抗暴的事件是小贩布瓦吉吉（Mohamed Bouazizi）的自焚，他多次被当局拘捕，向警方抱怨时也被掴掌和羞辱。对于所有没有法治或无公共问责的政权，这种事情司空见惯:当局惯常地不给一般民众尊严，并任意践踏其权力，但社会却没有谴责这类行为的文化。
“亚洲民主动态调查”（Asia Barometer）发现，部份中国民众感到他们的经济能力近几年来改善许多，多数的民众也相信民主是最佳的政治制度。可惜，许多民众安于现状，默认中共的假民主，没有强烈支援要将中国转为真正自由民主的社会。
这说明，这些中国所谓的中产阶级都是既得利益者，他们害怕民主的多党政治引进之后，会被迫与人数庞大的弱势群体分享个人的既得利益。中共的权贵更以泰国极端的民粹主义为戒，担心民主会带给他们更多的危害。
作者认为，事实上，中国的独裁主义比中东更加厉害。中共当局严密监控民怨，有时杀鸡儆猴、有时派兵镇压、有时转移目标。例如，为了平息贫富差距的民怨，中共鼓励企业到贫穷的内陆地区投资。当三氯氰胺毒奶事件或四川地震震垮豆腐渣校舍时，当局会狠狠地处份相关官员，有时还会处死他们。
另一个中共独有的特色是自我强化的领导轮替，这与一人执政多达23年、30年和41年的的突尼西亚总统阿里、埃及总统穆巴拉克、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等国有所不同。中共领导人胡锦涛将于2012年下台，预计习近平将接替其职位，这让民众产生一种新人新政的幻觉。
中共当局同时在镇压的方法上也较灵活而无情。一旦感应到明显的威胁，当局首先绝不会让西方媒体大肆报导。中共禁用脸书、推特，并雇用大量人力审查网言和内地的社会媒体。很可能，当微博批评政府行为不当的网言刚贴上的第一时间，就被审查人员删除了，这种频玩猫抓老鼠游戏的网路生态，让一个统一的社群空间很难诞生。
中共与中东情况最大的不同也在于军队的属性。独裁政权面对民众抗议的终极依靠是其军队、员警和情报组织的凝聚力与忠诚度。突尼西亚的军队在抗暴之初就倒戈相向，优柔寡断的埃及军队后来也决定不对示威者开火，最终迫使穆巴拉科下台。
在中国，中共解放军是一个强大且逐渐自治的组织，对于保持现状有强烈的经济诱因。在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中，中共在全国掌握了许多敢死的部队，他们敢开进北京与上海，毫不犹豫对示威者开火。解放军已自栩为中共国家主义的托管人。
然而，作者认为，即使中东的抗暴烈火不会很快延烧到中国，但中共不久就要面临一些燃眉的问题。自1978年中共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从未遭逢大萧条或经济上的挫败。但如果中国当前的资产泡沫破灭，数以千万的民众找不到工作，中共当局向来倚赖管理经济的表现来支持其统治的合法性，将受到严重的威胁。
亨廷顿先生提出了另一个情状—中产阶级逐渐升高但不被满足的预期，仍可能起作用。虽然，今日的中国出现了低阶技术劳工缺乏的问题，但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市场却僧多粥少。目前每年中国都会新增700多万名大学毕业生进入职场，1998年这个数字还不到100万。大学生们多数很难找到一个可以符合自我预期的工作。700万无法就业的大学毕业生，比起数以亿计的贫穷农人，对中共政权的威胁更大。
此外，中国还有一个他们称之为“暴君”的问题。中国历史上许多成就都是高品质的中央集权官僚政府所创造的。若统治者有才有德，情况会渐入佳境。的确，这样的决策通常都比民主还有效率。但是，这样的体系并不保证总是出现“明君”，在缺乏法治与民主机制下，出现“暴君”将无可避免。作者说，中共毛泽东就是一个“暴君”，而未来的“盗贼统治者”（kleptocrat）也会伺机而动。
福山指出，事实上，不论如何将社会革命的原因进行理论化，人类社会毕竟太过复杂，变化的速度太快，任何简单的理论也无法提供一个可靠的引导。许多观察家都认为，阿拉伯民众要走上街头改变政权是不可能的，因为根据他们对中东深厚知识的掌握，他们过去的预测从未失误，但2011年全错了。
对于任何一个政治观察家来说，最难的事情是道德的因素。所有的社会革命都由尊严受到羞辱导致的强烈愤怒所引起，这个愤怒有时会具体化于一个单一的事件或印象，让过去一盘散沙的每位个体动员起来，形成一个社群。我们可以引用教育或就业增长上的统计，或是钻研一个社会的历史与文化，但有时还是会误判，因为社会的认知已透过简讯、影音分享或简单的对话等方式涓滴成河，快速地演化。
对于中国，最难估量的是中产阶级的道德状况，仅管他们似乎自满于目前的经济现状，对政治表现漠不关己的态度，但是到达某个抵换关系（trade-off）破裂的临界点，中共将无法提供所承诺的物质利益，或者尊严被羞辱的中国民众到了忍耐的极限。我们不该假装可以预测这个临界点何时会出现，但它终究会出现，如同赛谬尔．亨廷顿所说，这就是现代化本身的逻辑。
福山观察了1950与1960年代开发中国家的政治动荡后，得到一个结论：经济与社会发展增长到一个水准后，通常会导致政变、革命和兵变。
他说，这些民众在行动力、教育程度与经济能力大增之后，却发现政治体系与预期存在落差，也就是他们希望参与政治，但政府机构却给他们很少的发言权，甚至不给。他指出，攻击现存政治次序的力量通常都不是由社会底层所推动，而是由那些新兴的中产阶级所为，他们对于政治与经济机会的缺乏感到沮丧。
以上所有的观察，似乎皆可应用在突尼西亚与埃及。近几十年来，这两个国家的社会大幅进步。根据联合国以健康、教育及所得等指数联合编制的“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ices）显示，在1990~2010年期间，埃及该指数增长28%突尼西亚增长30%。此外，民众受教育的比例也大幅增加，突尼西亚更制造出数量庞大的大学毕业生。
事实上，埃及与突尼西亚的抗暴开始是由这些受过教育、熟知科技的中产阶级年轻民众所主导的，他们向每一个听众表达其对社会的不满，而他们也被允许这么做。对于政府的贪污与无能，他们认为领导人难辞其咎，他们希望找到与政治没有关联的一份工作。
政治学家赛谬尔．亨廷顿（ Samuel Huntington）强调，寻求政治参与的新兴社会团体是股不稳定的力量。过去，人们会利用报纸与电台动员，今天他们改用手机、脸书、推特来行动。中东的变天不可思议地快速，它颠覆了传统阿拉伯被动的文化以及伊斯兰教世界对现代化的抗拒。
然而，这些可圈可点的演变对于中国的未来有何启示？
作者说，目前对中国社会不满的干燥火种与中东的情况真的很像。引爆突尼西亚抗暴的事件是小贩布瓦吉吉（Mohamed Bouazizi）的自焚，他多次被当局拘捕，向警方抱怨时也被掴掌和羞辱。对于所有没有法治或无公共问责的政权，这种事情司空见惯:当局惯常地不给一般民众尊严，并任意践踏其权力，但社会却没有谴责这类行为的文化。
“亚洲民主动态调查”（Asia Barometer）发现，部份中国民众感到他们的经济能力近几年来改善许多，多数的民众也相信民主是最佳的政治制度。可惜，许多民众安于现状，默认中共的假民主，没有强烈支援要将中国转为真正自由民主的社会。
这说明，这些中国所谓的中产阶级都是既得利益者，他们害怕民主的多党政治引进之后，会被迫与人数庞大的弱势群体分享个人的既得利益。中共的权贵更以泰国极端的民粹主义为戒，担心民主会带给他们更多的危害。
作者认为，事实上，中国的独裁主义比中东更加厉害。中共当局严密监控民怨，有时杀鸡儆猴、有时派兵镇压、有时转移目标。例如，为了平息贫富差距的民怨，中共鼓励企业到贫穷的内陆地区投资。当三氯氰胺毒奶事件或四川地震震垮豆腐渣校舍时，当局会狠狠地处份相关官员，有时还会处死他们。
另一个中共独有的特色是自我强化的领导轮替，这与一人执政多达23年、30年和41年的的突尼西亚总统阿里、埃及总统穆巴拉克、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等国有所不同。中共领导人胡锦涛将于2012年下台，预计习近平将接替其职位，这让民众产生一种新人新政的幻觉。
中共当局同时在镇压的方法上也较灵活而无情。一旦感应到明显的威胁，当局首先绝不会让西方媒体大肆报导。中共禁用脸书、推特，并雇用大量人力审查网言和内地的社会媒体。很可能，当微博批评政府行为不当的网言刚贴上的第一时间，就被审查人员删除了，这种频玩猫抓老鼠游戏的网路生态，让一个统一的社群空间很难诞生。
中共与中东情况最大的不同也在于军队的属性。独裁政权面对民众抗议的终极依靠是其军队、员警和情报组织的凝聚力与忠诚度。突尼西亚的军队在抗暴之初就倒戈相向，优柔寡断的埃及军队后来也决定不对示威者开火，最终迫使穆巴拉科下台。
在中国，中共解放军是一个强大且逐渐自治的组织，对于保持现状有强烈的经济诱因。在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中，中共在全国掌握了许多敢死的部队，他们敢开进北京与上海，毫不犹豫对示威者开火。解放军已自栩为中共国家主义的托管人。
然而，作者认为，即使中东的抗暴烈火不会很快延烧到中国，但中共不久就要面临一些燃眉的问题。自1978年中共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从未遭逢大萧条或经济上的挫败。但如果中国当前的资产泡沫破灭，数以千万的民众找不到工作，中共当局向来倚赖管理经济的表现来支持其统治的合法性，将受到严重的威胁。
亨廷顿先生提出了另一个情状—中产阶级逐渐升高但不被满足的预期，仍可能起作用。虽然，今日的中国出现了低阶技术劳工缺乏的问题，但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市场却僧多粥少。目前每年中国都会新增700多万名大学毕业生进入职场，1998年这个数字还不到100万。大学生们多数很难找到一个可以符合自我预期的工作。700万无法就业的大学毕业生，比起数以亿计的贫穷农人，对中共政权的威胁更大。
此外，中国还有一个他们称之为“暴君”的问题。中国历史上许多成就都是高品质的中央集权官僚政府所创造的。若统治者有才有德，情况会渐入佳境。的确，这样的决策通常都比民主还有效率。但是，这样的体系并不保证总是出现“明君”，在缺乏法治与民主机制下，出现“暴君”将无可避免。作者说，中共毛泽东就是一个“暴君”，而未来的“盗贼统治者”（kleptocrat）也会伺机而动。
福山指出，事实上，不论如何将社会革命的原因进行理论化，人类社会毕竟太过复杂，变化的速度太快，任何简单的理论也无法提供一个可靠的引导。许多观察家都认为，阿拉伯民众要走上街头改变政权是不可能的，因为根据他们对中东深厚知识的掌握，他们过去的预测从未失误，但2011年全错了。
对于任何一个政治观察家来说，最难的事情是道德的因素。所有的社会革命都由尊严受到羞辱导致的强烈愤怒所引起，这个愤怒有时会具体化于一个单一的事件或印象，让过去一盘散沙的每位个体动员起来，形成一个社群。我们可以引用教育或就业增长上的统计，或是钻研一个社会的历史与文化，但有时还是会误判，因为社会的认知已透过简讯、影音分享或简单的对话等方式涓滴成河，快速地演化。
对于中国，最难估量的是中产阶级的道德状况，仅管他们似乎自满于目前的经济现状，对政治表现漠不关己的态度，但是到达某个抵换关系（trade-off）破裂的临界点，中共将无法提供所承诺的物质利益，或者尊严被羞辱的中国民众到了忍耐的极限。我们不该假装可以预测这个临界点何时会出现，但它终究会出现，如同赛谬尔．亨廷顿所说，这就是现代化本身的逻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