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电评论:中国必然是下一个

2011年03月16日评论
【新唐人2011年3月16日讯】(大纪元记者张东光编译报导)中东的抗暴革命会在中国上演吗?中国的中产阶级真的那么看重短期的物质利益,进而对政治默不作声吗?美国斯坦福大学傅利曼‧斯波格利国际问题研究中心(Freeman Spogli Institute)研究员福山(Francis Fukuyama)近日在《华尔街日报》撰文“中国会是下一个吗?”,明言以政治观察的角度而言,这是一个必然,唯一待确认的是那个关键的临界点。

福山观察了1950与1960年代开发中国家的政治动荡后,得到一个结论:经济与社会发展增长到一个水准后,通常会导致政变、革命和兵变。

他说,这些民众在行动力、教育程度与经济能力大增之后,却发现政治体系与预期存在落差,也就是他们希望参与政治,但政府机构却给他们很少的发言权,甚至不给。他指出,攻击现存政治次序的力量通常都不是由社会底层所推动,而是由那些新兴的中产阶级所为,他们对于政治与经济机会的缺乏感到沮丧。

以上所有的观察,似乎皆可应用在突尼西亚与埃及。近几十年来,这两个国家的社会大幅进步。根据联合国以健康、教育及所得等指数联合编制的“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ices)显示,在1990~2010年期间,埃及该指数增长28%突尼西亚增长30%。此外,民众受教育的比例也大幅增加,突尼西亚更制造出数量庞大的大学毕业生。

事实上,埃及与突尼西亚的抗暴开始是由这些受过教育、熟知科技的中产阶级年轻民众所主导的,他们向每一个听众表达其对社会的不满,而他们也被允许这么做。对于政府的贪污与无能,他们认为领导人难辞其咎,他们希望找到与政治没有关联的一份工作。

政治学家赛谬尔.亨廷顿( Samuel Huntington)强调,寻求政治参与的新兴社会团体是股不稳定的力量。过去,人们会利用报纸与电台动员,今天他们改用手机、脸书、推特来行动。中东的变天不可思议地快速,它颠覆了传统阿拉伯被动的文化以及伊斯兰教世界对现代化的抗拒。

然而,这些可圈可点的演变对于中国的未来有何启示?

作者说,目前对中国社会不满的干燥火种与中东的情况真的很像。引爆突尼西亚抗暴的事件是小贩布瓦吉吉(Mohamed Bouazizi)的自焚,他多次被当局拘捕,向警方抱怨时也被掴掌和羞辱。对于所有没有法治或无公共问责的政权,这种事情司空见惯:当局惯常地不给一般民众尊严,并任意践踏其权力,但社会却没有谴责这类行为的文化。

“亚洲民主动态调查”(Asia Barometer)发现,部份中国民众感到他们的经济能力近几年来改善许多,多数的民众也相信民主是最佳的政治制度。可惜,许多民众安于现状,默认中共的假民主,没有强烈支援要将中国转为真正自由民主的社会。

这说明,这些中国所谓的中产阶级都是既得利益者,他们害怕民主的多党政治引进之后,会被迫与人数庞大的弱势群体分享个人的既得利益。中共的权贵更以泰国极端的民粹主义为戒,担心民主会带给他们更多的危害。

作者认为,事实上,中国的独裁主义比中东更加厉害。中共当局严密监控民怨,有时杀鸡儆猴、有时派兵镇压、有时转移目标。例如,为了平息贫富差距的民怨,中共鼓励企业到贫穷的内陆地区投资。当三氯氰胺毒奶事件或四川地震震垮豆腐渣校舍时,当局会狠狠地处份相关官员,有时还会处死他们。

另一个中共独有的特色是自我强化的领导轮替,这与一人执政多达23年、30年和41年的的突尼西亚总统阿里、埃及总统穆巴拉克、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等国有所不同。中共领导人胡锦涛将于2012年下台,预计习近平将接替其职位,这让民众产生一种新人新政的幻觉。

中共当局同时在镇压的方法上也较灵活而无情。一旦感应到明显的威胁,当局首先绝不会让西方媒体大肆报导。中共禁用脸书、推特,并雇用大量人力审查网言和内地的社会媒体。很可能,当微博批评政府行为不当的网言刚贴上的第一时间,就被审查人员删除了,这种频玩猫抓老鼠游戏的网路生态,让一个统一的社群空间很难诞生。

中共与中东情况最大的不同也在于军队的属性。独裁政权面对民众抗议的终极依靠是其军队、员警和情报组织的凝聚力与忠诚度。突尼西亚的军队在抗暴之初就倒戈相向,优柔寡断的埃及军队后来也决定不对示威者开火,最终迫使穆巴拉科下台。

在中国,中共解放军是一个强大且逐渐自治的组织,对于保持现状有强烈的经济诱因。在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中,中共在全国掌握了许多敢死的部队,他们敢开进北京与上海,毫不犹豫对示威者开火。解放军已自栩为中共国家主义的托管人。

然而,作者认为,即使中东的抗暴烈火不会很快延烧到中国,但中共不久就要面临一些燃眉的问题。自1978年中共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从未遭逢大萧条或经济上的挫败。但如果中国当前的资产泡沫破灭,数以千万的民众找不到工作,中共当局向来倚赖管理经济的表现来支持其统治的合法性,将受到严重的威胁。

亨廷顿先生提出了另一个情状—中产阶级逐渐升高但不被满足的预期,仍可能起作用。虽然,今日的中国出现了低阶技术劳工缺乏的问题,但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市场却僧多粥少。目前每年中国都会新增700多万名大学毕业生进入职场,1998年这个数字还不到100万。大学生们多数很难找到一个可以符合自我预期的工作。700万无法就业的大学毕业生,比起数以亿计的贫穷农人,对中共政权的威胁更大。

此外,中国还有一个他们称之为“暴君”的问题。中国历史上许多成就都是高品质的中央集权官僚政府所创造的。若统治者有才有德,情况会渐入佳境。的确,这样的决策通常都比民主还有效率。但是,这样的体系并不保证总是出现“明君”,在缺乏法治与民主机制下,出现“暴君”将无可避免。作者说,中共毛泽东就是一个“暴君”,而未来的“盗贼统治者”(kleptocrat)也会伺机而动。

福山指出,事实上,不论如何将社会革命的原因进行理论化,人类社会毕竟太过复杂,变化的速度太快,任何简单的理论也无法提供一个可靠的引导。许多观察家都认为,阿拉伯民众要走上街头改变政权是不可能的,因为根据他们对中东深厚知识的掌握,他们过去的预测从未失误,但2011年全错了。

对于任何一个政治观察家来说,最难的事情是道德的因素。所有的社会革命都由尊严受到羞辱导致的强烈愤怒所引起,这个愤怒有时会具体化于一个单一的事件或印象,让过去一盘散沙的每位个体动员起来,形成一个社群。我们可以引用教育或就业增长上的统计,或是钻研一个社会的历史与文化,但有时还是会误判,因为社会的认知已透过简讯、影音分享或简单的对话等方式涓滴成河,快速地演化。

对于中国,最难估量的是中产阶级的道德状况,仅管他们似乎自满于目前的经济现状,对政治表现漠不关己的态度,但是到达某个抵换关系(trade-off)破裂的临界点,中共将无法提供所承诺的物质利益,或者尊严被羞辱的中国民众到了忍耐的极限。我们不该假装可以预测这个临界点何时会出现,但它终究会出现,如同赛谬尔.亨廷顿所说,这就是现代化本身的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