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3月30日讯】 中国经济已经成为全球经济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是在西方人眼里，中国依然陌生，中国发生的许多现象让人感到匪夷所思。究竟应当如何理解中国，美国专家尝试提出解惑之道。
*危机迫使中共调整*
伴随着经济的崛起，中国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多的矛盾的社会现象呢？从事中国社会研究数十年的美国社会学家高棣民(Thomas Gold)认为，这是中共80年代末遭遇统治危机后进行自我调整的结果。
对于一个没有民主传统的国家，高棣民说，民众一向尊重权威，指望强大的中央政府能够提供社会稳定和衣食保障。这就是西方政治学上所说的“执政合法性”的来源。但是，中共建国30年并没有能够满足民众的这些基本要求，执政地位受到挑战。也就在这个时候，遇到同样问题的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一个个垮台，给中共拉响了警报。
高棣民说：“中共环视外部，看到苏联东欧国家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发生了国家解体、经济崩溃的巨大变化。共产党没有能够给人民提供民主、没有提供有品质的生活和改善生活的希望之后便失去了执政合法性。这是共产党垮台的原因之一。再一个原因是这些国家内部的民间社会的发展，各种团体的发展对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构成了挑战。”
*教训来自苏东波和中东*
高棣民说，北京领导层从这些事变中吸取了许多教训。其中有负面的，也有正面的。正面的教训是，中共高层看到，要保住权力和执政地位就不能失去合法性，要给民众提供生活的希望，这就是发展经济，提高生活水准，也就是邓小平概括的“发展才是硬道理。”
负面的教训是，中共也看到了公民社会的发展对中共统治地位构成最严重的威胁。因此，中共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强化了对社会的控制，特别是对党外团体的控制，绝不容许任何社会势力发展起自己的组织网路。
中东和北非发生的茉莉花革命也让中共看到了网路、手机等所谓“新媒体”在资讯传播、民众联络和发动政治运动中的巨大力量，因此大大加强了对新媒体的控制。
*两大措施引起社会矛盾*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教授高棣民指出，中共在应对危机、自我调整的过程中所采取的正面和负面的措施产生了截然不同的社会效果，对于中国目前发生的种种矛盾现象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理解工具。
高棣民指出，那些负面的措施在中国国内和国际上都引起了巨大的反弹。
他说：“西方很多人对中共给民众提供这么多机会而索取的代价太大而感到失望。中共使用威胁、网路干预和镇压等手段对付那些批评中共践踏人权，以及争取宪法赋予民众的权利的律师们。这些人要求的不是推翻共产党，而是落实宪法中规定的那些权利。”
高棣民说，西方人认为，中共的这些做法实在太过份，太过专制，太过压制。物质生活的改善不应该通过专制和压制的方式来实现，而应该在改善国民物质生活的同时对民众的人权、民主的诉求给予更多的保护和尊重。
*信仰危机导致儒学再次受宠*
美国宾州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戴杰(Jacques deLisle)指出，中共在变革时期出现的信仰危机对目前中国发生的一些怪事，比如儒学的复兴，也有明显的作用。
戴杰对美国之音说：“在中国真正信仰共产主义理论的人已经大大减少了。还剩下什么呢？治理国家现在靠的基本上就是经济增长这一项了。可这不是意识形态。中共在寻求填补意识形态的真空。一个选择是民族主义。比如，国家自豪感，历史自豪感。显然，这能够发挥一些作用，尽管也很危险，民族主义情绪一旦失控，当局也很难处理。”
戴杰提到的另外一个选择是在中国五千年历史中寻找出某种较为软性的思想，能够体现出中国人做事的独特方式，以便把这种思想融进所谓中国模式之中。儒学的复兴可能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尝试。
不过，戴杰认为，在毛泽东时代，孔子和他的儒学遭到广泛的批判，现在要让儒学来替代共产主义理论的统治地位，可能性很小，共产党内也无法接受。中共可以利用的就是孔子关于仁政的说法。胡锦涛的以民为本的提法就体现了这种考虑。但是，戴杰表示，中共如何走出信仰危机和理论危机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短期内不大可能到一个清晰的轮廓。
──转自《美国之音》 有删节
*危机迫使中共调整*
伴随着经济的崛起，中国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多的矛盾的社会现象呢？从事中国社会研究数十年的美国社会学家高棣民(Thomas Gold)认为，这是中共80年代末遭遇统治危机后进行自我调整的结果。
对于一个没有民主传统的国家，高棣民说，民众一向尊重权威，指望强大的中央政府能够提供社会稳定和衣食保障。这就是西方政治学上所说的“执政合法性”的来源。但是，中共建国30年并没有能够满足民众的这些基本要求，执政地位受到挑战。也就在这个时候，遇到同样问题的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一个个垮台，给中共拉响了警报。
高棣民说：“中共环视外部，看到苏联东欧国家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发生了国家解体、经济崩溃的巨大变化。共产党没有能够给人民提供民主、没有提供有品质的生活和改善生活的希望之后便失去了执政合法性。这是共产党垮台的原因之一。再一个原因是这些国家内部的民间社会的发展，各种团体的发展对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构成了挑战。”
*教训来自苏东波和中东*
高棣民说，北京领导层从这些事变中吸取了许多教训。其中有负面的，也有正面的。正面的教训是，中共高层看到，要保住权力和执政地位就不能失去合法性，要给民众提供生活的希望，这就是发展经济，提高生活水准，也就是邓小平概括的“发展才是硬道理。”
负面的教训是，中共也看到了公民社会的发展对中共统治地位构成最严重的威胁。因此，中共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强化了对社会的控制，特别是对党外团体的控制，绝不容许任何社会势力发展起自己的组织网路。
中东和北非发生的茉莉花革命也让中共看到了网路、手机等所谓“新媒体”在资讯传播、民众联络和发动政治运动中的巨大力量，因此大大加强了对新媒体的控制。
*两大措施引起社会矛盾*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教授高棣民指出，中共在应对危机、自我调整的过程中所采取的正面和负面的措施产生了截然不同的社会效果，对于中国目前发生的种种矛盾现象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理解工具。
高棣民指出，那些负面的措施在中国国内和国际上都引起了巨大的反弹。
他说：“西方很多人对中共给民众提供这么多机会而索取的代价太大而感到失望。中共使用威胁、网路干预和镇压等手段对付那些批评中共践踏人权，以及争取宪法赋予民众的权利的律师们。这些人要求的不是推翻共产党，而是落实宪法中规定的那些权利。”
高棣民说，西方人认为，中共的这些做法实在太过份，太过专制，太过压制。物质生活的改善不应该通过专制和压制的方式来实现，而应该在改善国民物质生活的同时对民众的人权、民主的诉求给予更多的保护和尊重。
*信仰危机导致儒学再次受宠*
美国宾州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戴杰(Jacques deLisle)指出，中共在变革时期出现的信仰危机对目前中国发生的一些怪事，比如儒学的复兴，也有明显的作用。
戴杰对美国之音说：“在中国真正信仰共产主义理论的人已经大大减少了。还剩下什么呢？治理国家现在靠的基本上就是经济增长这一项了。可这不是意识形态。中共在寻求填补意识形态的真空。一个选择是民族主义。比如，国家自豪感，历史自豪感。显然，这能够发挥一些作用，尽管也很危险，民族主义情绪一旦失控，当局也很难处理。”
戴杰提到的另外一个选择是在中国五千年历史中寻找出某种较为软性的思想，能够体现出中国人做事的独特方式，以便把这种思想融进所谓中国模式之中。儒学的复兴可能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尝试。
不过，戴杰认为，在毛泽东时代，孔子和他的儒学遭到广泛的批判，现在要让儒学来替代共产主义理论的统治地位，可能性很小，共产党内也无法接受。中共可以利用的就是孔子关于仁政的说法。胡锦涛的以民为本的提法就体现了这种考虑。但是，戴杰表示，中共如何走出信仰危机和理论危机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短期内不大可能到一个清晰的轮廓。
──转自《美国之音》 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