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2月5日讯】（新唐人记者林丹 谢宗延 陈修文报导） 一九四八年六月，由《晋察冀日报》和前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合并而成的中共华北局机关报《人民日报》，在河北省平山县里庄创刊，毛泽东为它题写了报头。一九四九年三月十五日，人民日报社迁入北京。同年八月，正式成为中共党的机关报。从此，它扮演着为中共各届领导人代言的角色，充分发挥着党的“喉舌”的功能和作用。
【主持人】《人民日报》在我们许多人的记忆中都有着难以摸去的印记。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它曾强行进入我们的生活，不管你是否愿意，都不得不与之为“伴”。时光穿梭，岁月流逝，如今那种强迫订阅、开会学习的旧式洗脑式宣传，已难无以为继。如今的《人民日报》无论是版面，还是内容都有了很大的变化，其面孔似乎也不再像以前那般可憎了。面对五彩纷呈，变幻莫测的媒体世界，我们是否可以认为中国已经进入了资讯自由的时代！我们是否可以理直气壮地大喊：世界，我了解你！？在今天《透视中国》的节目中，资深媒体人吴国光先生，将以他在人民日报社及中共权力机关工作的亲身经历，为我们分析近年来中共在媒体宣传和控制上的新特点、新手法，以及新变化。
【旁白】吴国光，山东临沂人，曾任人民日报社主任编辑，中共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研究员。参与了一九八六至一九八七年中共政治改革政策的制定和中共“十三大”报告政治改革部分的起草工作。一九八九年获得美国哈佛大学为各国杰出新闻工作者设立的尼曼奖学金，同年，赴美深造。一九九五年获得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吴国光曾任香港中文大学教授，现任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政治系和历史系教授，以及中国研究讲座教授。
【记者】您能先给我们讲一下您是怎么进入媒体的，您的经历好吗？
【吴国光】我是文革以后恢复高考，考到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来的。那是文革以后北大唯一的一届新闻专业招生，因为当时人民大学还没有复校。毕业以后我就考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新闻系，在那里我读完硕士以后，就被分配到人民日报社工作了。
【记者】那您在人民日报在哪个部门工作呢？
【吴国光】在《人民日报》评论部，就是写“社论”啊 ，写“评论员文章”啊。
【记者】那你都写过什么样的“社论”呢？
【吴国光】大毒草（哈哈）。 那个时候“社论”比较少，主要是“评论员文章”。因为社论送审的层次非常的复杂，要一直送到党的总书记，所以评论员也不愿意有这么多的送审 ，那么“评论员文章”就相对比较简单一点。所以那时候写评论员文章比较多一点。这个名作我没有， 没有像“四.二六社论”那样的文章。
【记者】您在人民日报工作了多长的时间？
【吴国光】从名义上来说一九八五年的夏天，到一九八九年初我出国，大约有三年多的时间吧。但是因为从八六年的十月开始， 我就被借调到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去了那个时候我工作的工作的关系我在人民日报，但是我基本的工作是在当时赵紫阳组织的那个研究政治改革班子里，所以偶而还回来写一点“社论”，但比较少。
【记者】当您进入到人民日报的时候，有没有一些什么规章制度是您必须要遵守的吗？
【吴国光】八零年代的政治环境相对比较宽松一些，特别是八零年代后期，改革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当时媒体的自主性相对比较强一点，当然整个的控制还是在那里，但是当你自主发挥的时候呢 ，“上面”不会每天盯着你 。你只要不是捅大的篓子 ，不是直接和他唱反调，你虽然带着整个制度的枷锁， 但是你要自己跳一跳某种“华尔滋”舞步， 当然他也不会说，你一定要“正步走” 。这也是一个互动的过程。当然，我也感觉到做媒体这个工作是一个非常受拘束的工作，我自己非常不适合做那个工作，但当时分到那里工作，你知道在中国分配一个工作以后，你想要调动也很难。
人民日报新楼（网络照片）
【记者】那像您在人民日报，它是怎么个工作程式呢？比如说一篇稿子，它是怎么样最后见诸于报端呢？
【吴国光】一般来说，这个稿子都要经过主管的党和政府部门来审查。像“社论”一般是由上面的领导人出题目给你，或你根据领导人的谈话和上面的“精神”去提出一些题目。当然“评论”就更严重一点，因为评论是发表意见嘛。所以要送到中央宣传部有关部门去送审。
从这个权利架构上来讲中央宣传部和人民日报本来是平级的。在毛的时代人民日报的地位比中央宣传部还要高，但是后来送审的机制比较严密化以后，党的领导人又看不过来那么多评论，所以中央宣传部就负担了审查人民日报评论的这样一个责任。
当然，文章写好以后第一步先送给报社的领导审阅；然后，还要送到相关的上级主管领导处审阅。 比如说有一篇评论是关于外贸工作的那可能要送到国务院主管外贸的副总理那里去送审。但是像我们评论部承担的评论一般都是政治性的，那么这个就要送到中央书记处主管宣传的书记，甚至总书记处去审。
【记者】但不是每一天的报纸上都要需要“评论员文章”吧 ？
【吴国光】你看西方的报纸每天都有几篇社论，也有许多评论的专栏。那么中国的报纸的评论就相对比较少，就是因为每篇文章都要去送审，那么写的积极性也就不高。领导人也没那么多时间看，而且言多必失，你写那么多干嘛。领导人讲完话，你把它重复一遍就完了，去发挥，再发挥出毛病就比较麻烦了。所以中国报纸的“评论”的量，也是比较少的。
【记者】您在《人民日报》社期间，有没有甚么给您印象特别深刻的事情呢？
【吴国光】我记得一九八七年的时候，有两个新华社的记者到广州去采访，他们就写了一篇分析性的报导。文章讲，广州临近香港，它们不断经受西方“腐朽”文化这些“坏”东西的影响。当时主管文化和宣传事务的中央书记处的常务书记胡启立看了以后就说，你们要写一篇评论，要鼓吹这个思想。 这个任务就落到我头上啦。我当时就不想写，我想什么腐朽文化，我不觉这个文化很“腐朽”啊。 就是说西方也有很多先进的东西，其实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向西方的先进文化学习的一个过程嘛，所以我就不想写这个文章，这样一拖就拖一个星期。有时候会拖“黄”的，因为领导人事情很多，就会忘掉。
结果没想到胡启立又让他的秘书打电话问人民日报说，这个评论怎么还没写出来呀？ 那么没办法，就只好写了。但我扭了一个角度，就说广州由于面临文化的前沿，那么不断地接受西方的东西啊，所以他们就在改革开放中有动力，不断地往前走。这个话题就等于是扯到另外一边去了。就没有讲西方的影响是负面的东西，而是说实际上有它正面的作用。
新华社的报导和我的“评论员文章”就同时登出来了。‘广州日报’即广州市的机关报，马上登了广州市市委书记许世杰的谈话，他在谈话里边只字不提新华社的报导。他说，人民日报的评论员文章，为我们指明了下一步改革开放的方向 。
我的文章在我们报社内部的评论栏上，也有很多争论。 有的人早就对新华社的报导非常反感，他也没有看懂我的评论，就说这个评论是一朵鲜花插在了牛粪上；另外的人就说，这个评论写得好，把这个意思给改过来了。 这就是说，当时既有上面给你出主意，给你出题目，也有评论员当时在八十年代自己发挥的空间，这两个方面都有。
我在人民日报工作的最大感触就是，中国的媒体要想能够自由发挥自己的意见，能够自由报导自己的见闻，还需要有很长的路要走的。即使在一九八零年代的后半期领导人相对比较“开明”，整个政治制度相对比较“宽松”的情况下，由于没有独立的报纸，报纸的一切资源都是由党来控制的，因此，无有自由可言。
比如说 当时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印报的纸。那种纸是一种特殊的纸，俗称“白报纸”。这种纸每个报纸能得到多少是由国家计画批给你的。你的报纸再受欢迎，但国家不批给你这个“白报纸”的量的话，那么你就不可能扩大你的发行量。也就是说，即使有人真的是想自办一份报纸， 但由于你根本得不到这种印报的纸张，你也不能印新的报纸。当然还不用讲政府从财务啊，从人事，从发行上的控制。 它有一个非常精密的控制和管理的系统，从物质的到心灵的控制，有非常复杂，非常精密的一套控制运作体系。你要冲破它，那就会有重重的阻力。
在一九八零年代的后半期，我所在的人民日报的评论部小心翼翼地“造反”的精神多于“自律”的这样一个精神，当然后来的情况就比较不一样了。
比如说 一九八七年年初“反自由化”，政治上就是一个比较“反动”的阶段。那么当时人民日报评论部的所有同事都不赞成这个做法。从一月初到大约四月底，大约四个月的时间里，也是就是“反自由化”的高潮期间，你会发现人民日报发的评论员的文章里边，可能会有三到四篇是讲植树造林的。因为正好是春季嘛。那么本来一年发一篇这样的文章也就是最多了， 有时候一年也不会发一篇。那么为甚么会有这么高的积极性写植树造林呢？就是说你不想讲“反自由化 ”，但他说你为甚么老不发文章呢？你是不是抵抗“反自由化”啊？所以大家写植树造林。你看我们还是不断地在写呀。像这种非常微妙的一种反抗，可能也没甚么实质性的效果，但那只是一种个体的行为吧。
【记者】从毛泽东，邓小平到江泽民 到胡锦涛 他们对媒体的控制有一个什么样的变化呢
【吴国光】毛的时代它基本上是一个粗犷的作业，因为他的控制是没有挑战的，毛要怎样控制党国宣传机器，就怎么样控制。 那时国外的媒体也不可能进来，你那时候要收听“美国之音”就把你抓到牢里去了。所以那个时候他的控制就比较为所欲为啦，那么比较放肆啦。 毛泽东时代建立了共产党控制媒体的一些基本格局，从党拥有所有的媒体这个最根本的东西出发，然后到这种“洗脑”的运作方式。
那么邓的时代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时代，因为邓固然是说一不二的领导人，但是其间有胡耀邦，赵紫阳的阶段，他们在具体的推行过程中，有很多开明的政策。但是总而言之，就是说从一九七零年代末期到一九八零年代末期这十年当中，它是一个毛的这样一个控制机制在不断地衰退，不断地减弱，那么共产党也还没有建立新的控制机制的这样一个阶段。
那么到了一九八九以后，邓还在，从江到胡借助毛原有的控制机制，并在不断地参考新的发展，新的手法，来建立新的控制机制。这个控制机制和毛的时代相比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说它是“有限”控制机制，而不是“无限”控制机制。就是说毛的时代就是什么都要控制，从你要穿什么样的鞋，留什么样的头发，也认为是意识形态。当然在宣传上也是从第一版头条标题是毛的讲话，到“报屁股”上最后一个小文章，小照片，都是要控制到的，都是必须符合党的基本路线的。
那么到了八十年代这个控制就有所减弱，有所放松。那么市场化的冲击，新闻工作人员寻求新闻自由的这样一个的追求，都使得它有所放松。那么现在呢，可能对“报屁股”就比较放松了。你在这里可以讲一些风花雪月，讲的可能和党的基本的东西完全不相干的，在过去认为这是腐蚀党的基本的东西，现在你可以说了。就是说，你去腐蚀好了，他不在乎了，他的控制已经收缩到核心部位。但是对于核心部位的控制，比以前强化了。他知道，只要控制住了核心，你在这些“报屁股”上出现一个真的和他的核心针锋相对的东西，可能吗？是不可能。 那么这个就让你感觉到好像是有自由了，但事实上，你对它的反感就减弱了。那么它这个核心控制再说出的话，它的可信性好像就增加了。
那么到了一九九零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媒体发展确实是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有新鲜的因素介入， 一个就是媒体开始追求市场的利润，新闻从业者也开始追求专业的素养， 那么再加上全球化的这样一个冲击，国外的资讯也大量的涌入， 再加上互联网的出现，这都使得传统的党和政府来控制媒体的机制在某种情况下失灵了。
实际上，你看一九八九年“天安门运动”的时候呢，包括官方的媒体都在报导这个学生的事情，那就是它失灵的一个表现。你看他们在总结“六四”的时候，首先讲的就是“舆论导向”。“舆论导向”这四个字是他们在经过“六四”发明出来的。就是说“舆论导向”错误，所以发生了“六四”这个事情。 所以从那以后，中国共产党在控制舆论上是花了很大很大的功夫的。那么他既花功夫重新把过去毛的那个通过党的组织，通过中央宣传部的这个层层的“吹风会”恢复；又通过对媒体的经济命脉的控制；通过对新闻从业人员的人事控制，把这一套东西重新加强。
在一九九零年的上半期，他是按照传统的手段来加强的。加强以后呢，大家就没有兴趣看他的媒体了。 因此他在一九九零年下半期，它开始把这个出现的这些新因素 包括市场化的因素，包括新闻从业人员专业化的因素，包括全球化的因素，纳入他的制度框架，然后利用这些东西来扩大他的宣传的可信度。这个能赚钱，但是不危害我的政治底线，我就让你去做。那个东西虽然能赚钱，但是危害了我的政治底线，我就卡得死死的。
这也是为甚么说现在中国民众的心理和一九八零年代的民众的心理有很大的差别。 一九八零年代的民众他们会觉得说，我们不了解这个世界的真实情况，我们想了解。那么现在的民众会说，我很了解啊。比如说，如果我们去看中国到国外访问的这些官员的话，那么一九八零年代出访的官员，他们急于想知道外界世界是什么样子；那么现在的人呢，他到世界看了一看， 咳，这个我都知道，那个我都了解。明明生活在一个说资讯不完整，资讯不完全，被扭曲，被塑造的这样一个世界里，但是他们却认为，是生活在一个资讯充分的世界里。这是近几年出现的一个非常新的一个情况。
这个不是冷战时期那种资讯的“珠目”，生活在共产主义制度下的这样一些民众， 他们不了解西方的情况；也不是一个自由竞争的媒体，给你报导这个尽可能的充分资讯的社会。
【记者】以前我们谈到媒体大家都说是党的“喉舌”，有个“喉舌论”。那您刚才又提到“导向”，从您刚才介绍的情况看，我们觉得共产党也是在“与时俱进”，也在不断地改变他们对媒体控制的手法，那有一些什么样新的手法呢？
【吴国光】我想“喉舌”这个基本的理论没有改变。 “导向”呢，其实中国共产党办的第一份刊物就叫做‘向导’。他们也有这个传统，也在不断地调整，怎么样才能实现它“喉舌”的功能。
那么过去毛的时代就他一个人在讲话，那么他没有竞争对手，所以呢，他想怎么讲就怎么讲。 一般来说，你没有竞争对手的时候，一个人就不需要那么努力提高自己啦。所以毛可以破口大骂，那么当然也可以不断地在那里“作诗作赋”，他想怎么讲就怎么讲。
那么到了今天，共产主义在全球已经失败，那么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已经把中国紧紧地纳入了这样一个全球经济体系之中，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中国共产党要实现自己的“喉舌”功能；要这个媒体实现“喉舌”功能，他就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挑战。那么为了应对这个挑战，他就必须发展新的办法，那么这些新的办法应该说是满多的。
藉口传声 欺骗性强
【吴国光】你会看到现在两会期间，有一个很有意思现象，就是中国的记者很热心地去采访他们外国记者同行。让他们发表对于中国的看法，这个就有很多巧妙的地方。第一，他选择的老外同行往往是来自哈萨克的电视台记者呀；或者是来自中东某个国家的电视台记者呀；或者是来自委内瑞拉的电视台记者呀，但是无论如何这个人长得是老外。这些记者的国家呢，应该说新闻自由，政治民主有的没有，有的是非常薄弱，这些人就对中国的东西还是满欣赏的。 所以他就讲非常好啊，很自由啊等等。当我们中国的观众看到电视上一个“洋鬼子”在那里大讲中国的两会报道是很自由的话，他当然想人家“鬼佬”也这么讲，看来是真的很自由了，外国的自由也不过如此啦。那么这个欺骗性就很强啦 。
再一个，我们知道即使是采访到那些可能有不同见解的记者， 那么当然就是说他知道 如果你要讲不好的话 可能明天不让你在中国采访啦，所以他们也会“自律”。那么这个就是也是一种巧妙的利用了。就说它的开放程度确实是在增加，但是越开放欺骗性反而更强了。
他甚至也可以利用西方的媒体。因为西方的媒体本来就是多元的，就是竞争的。那么有人讲这个东西；有人讲那个东西。西方的媒体本来就是很喜欢揭露西方的阴暗面的，中共把这个东西拿来为我所用。
西方的媒体了解中国，是通过西方媒体驻中国的那些记者。那么我们知道这些记者在中国，他们的活动受到非常多的控制，和非常严密的监视。曾经有一个驻中国的记 者几年以前写过一篇文章，登在‘华尔街日报’上。他说，他在中国做一个新闻记者，就好像被看作是一个间谍一样的感觉；好像都是“零零七”小说里写的那样； 电影里写的那样的镜头，电话都不敢直接打，所以他们对于中国现状的了解是非常有限的。因为很多地方你不能去啊，很多人你不能见啊。这是一个。
那么再有一个就是，我们看到现在中国政府也巧妙地就向外国驻中国的记者“放风 ”。特别是现在关于高层的权力斗争的这个东西，那你会看到经常经常是路透社在报导这个东西；‘纽约时报’在报这个东西。那他们怎么会得到这个资讯啊？当然 是有在高层领导身边工作的人透露风声给他们的。那么我们知道，比如说你在中南海工作，如果你把风声透露给外国记者，一旦被发现了是不得了的事。 说你泄密也好，说你里通外国也好，整个你的生涯就完全毁掉了。
那 么是我相信呢。他们是有意这么做的。那他们为什么要把这个风声透露给西方记者呢？当然是有权力斗争之间互相的需要，但也有一些政治的功能。比如说，我们看 到有些风声透露说，因胡和江之间的斗争，所以有些事情胡锦涛就做不成啦等等诸如此类。 那么这个就会让人感觉到就是说，其实呢某某某领导人也很开明的，但是由于内部的权力斗争，所以有些事他做不成，所以我们还要寄希望于这个事情。使得你感觉 到这样一种对现政权寄有希望也好；对某个人寄予希望也好。这也是一种很精致的一种宣传。
这当然一个很好的新闻，那么西方媒体当然为了抢这个料。 本来一个外国记者怎么可能了解到中南海里发生什么事情，当然有人透露给你这个资讯，你就非常乐意用这个，这种非常细致的手法现在都在发展起来了。
部分开放 本质封闭
【吴国光】二十世纪的中后叶，有一个很重要的西方思想家叫做卡尔波普尔，那么他就提出了“开放社会”和“封闭社会”的区分。那么我现在要加一条就是说有那种“部分开放”的社会。它本质上还是一个封闭社会，但它是部分地开放，而不是完全的封闭的社会。
那么这个开放也好，封闭也好，讲的主要是资讯嘛。那么部份开放 “本质封闭”的社会它有一些非常特殊的现象，我认为这个现象就是在今天的中国社会，表现的非常充分的，是值得深入研究的。
【记者】您能不能举个例子来阐述您这个观点呢？
【吴国光】比如说，对于美国社会的了解吧，那么在毛的时代，宣传说西方社会到处都充斥着剥削啊，吸毒啊，所谓腐朽的东西氾滥啊。那么那个时候大家都相信是这样子，那么到了八零年代时候，大家就会说，哦，外界其实不是这样子。大家就急于想了解外界是什么样子。
那么这个时候，当你看到西方的报导，你就会说，哦，原来是这个样子。
那么到了九零年代以后呢，我们看到了中国的媒体已经开始不拒绝报导西方的东西，甚至让西方的媒体也可以部份进入中国，那么这个时候， 政府利用西方的媒体本身报导负面的东西，来引入到中国。看了以后，你会觉得说，你看西方的媒体也是在揭露西方社会的黑暗，所以显然西方社会很黑暗的。那中国的媒体在揭露西方黑暗，当然说西方世界都是很黑暗的。
比如说‘参考消息’。‘参考消息’这份报纸在中国是内部发行的一张报纸，但是现在在中国的大街上也可以买到。但是他没有取消它内部发行的限制。这个就是一个很微妙的手段，我可以说根据我几十年看‘参考消息’的经验，‘参考消息’已经越来越从一个过去是报导西方那些对中国比较有负面批评的那些东西，然后让领导人看了以后，有所警惕，有所了解下情的这么一个功能，变为一个越来越给更多的老百姓做宣传的那么一个工具。所以现在你去看这个‘参考消息’的话呢，那上面基本上都是从外国媒体上摘的那些讲对中国政府有利的东西。那么这样的一个报纸它的发行量就大大地增加，所以‘参考消息’可能是中国仅次于‘中国少年报’之类的，最大的发行量的一个报纸。
【记者】为什么‘中国少年报’是一个参照物呢？
【吴国光】那是因为少年儿童各个班都要订啊，所以的发行量相对比较大。那个并没有什么实质的市场利益 ，但这个‘参考消息’呢，它这个市场参考指数是很大的，如果你在‘人民日报’登了一句话中国老百姓可能看了不信，但是‘参考消息’上登了以后，他们就相信了。
利用媒体 粉饰太平
【吴国光】那么还有一种呐，就是利用少数已经出现的，带有独立性的媒体。比如说，二零零三年这个“萨斯”在中国叫作所谓的“非典”，这个“非典”出现以后，因为中国的广东当时掩盖广东当时已经发生了“非典”的真相 ，使患有“非典”的患者来到香港，致使“非典”传向了全世界。世界上开始认为中国是在掩盖真相，对中国的批评声音是很强的。
中国大陆政府就不得不让一些相对独立的媒体比如说‘财经杂志’ ，它非常好，办得很好。他们深入到山西，揭露山西这个“非典”的灾区的一些情况。而这个本来是新闻工作者争取新闻自由的一种斗争和努力和成果，但是中国政府却拿对外说，你看，我们不是也报道这些事吗？好像是中国大陆的媒体都在报导这个“非典”的真相其实。实际上呢，反而给他粉饰了太平。我当时就提出了疑点，就是说想检验你是不是真的掩盖真相，或是说了真话，这很简单，就让蒋彦永医生自由的接受外国媒体也好，中国媒体也好，谁的采访都可以，让他自由接受嘛，那为什么不能让他自由接受采访呢。
我就是讲这个所谓“部分的开放 ”，“本质封闭”的社会。政府对西方媒体有非常强烈的选择，他不会让整个西方的媒体全部进入中国社会，那也不太可能嘛。他也不会说西方媒体可以自由进入中国，那肯定不可能的。 当然他有控制的权力；有垄断中国整个社会，让它接受什么资讯，不接受什么资讯权利的权力，那么他就制造一种假像。就好像是我们生活在一个充分开放世界，你西方讲什么我们都知道，可能他知道的比我们知道的甚至还多，那么当然是非常片面的东西。
精致宣传 巧妙欺骗
【记者】您把现在中国政府对控制的媒体称为是一种“精致化”的控制， 那相对于以前的那种粗糙，他的 “精致化”到底“精致”到什么程度？
【吴国光】我举一个例子。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他要说文化大革命好，不是有一个歌嘛， 叫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这就是非常粗率的一种宣传，想不出来说什么话说它好啦，就是好，就是好。一看就是宣传； 一看就是强加于你；一看就是很笨，，很笨。那么现在呢？当他要说中国改革开放好的时候呢，当然他也有这一方面，也有领导人出来 说我们中国改革开放非常好什么之类的，但是更多的不是用这种就是说非常粗率的方式 更多的是讲，你看西方媒体在讲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如何如何的好；看我们留学西方的学者回来是讲中国改革开放如何如何的好；甚至还让你了解一点改革开放出现的一些问题，但是中国政府是如何地在解决了这些问题。
比如说腐败的问题吧。腐败的问题是整个中国的民众都切身体验到的一个非常负面的东西，如果美国发生了一个腐败案件，他会大肆地宣传。那中国人会想说中国固然是很腐败，那美国也很腐败呀，那政治都这么腐败，所以中国也不比别的国家差。 又不断地说，要成立一个新的反腐败局，然后媒体就大肆地报导，作深入的报导，然后好像做了多少事情。 比如说，中国一年查出了多少官员等。 其实，这个是很荒唐的现象，你一年查出上几十万，几百万的官员，说不定你们官员腐败的很严重嘛。他说，你看，我们成绩很大呀，我们这个反腐败的决心很大，力度很大呀。 总而言之，就是说他现在延续的宣传手法，不是完全回避问题，也不是直接这样王婆卖瓜，而是一种非常迂回的方式，让你感到可信方式来进行。
少透明度 无知情权
【旁白】2003 年3月17日，像往常一样，吃过晚饭后，毕业于武汉科技学院艺术系设计专业，被广州市达奇服装有公司雇用的孙志刚，独自前往附近的网吧。因未随身携带身份证，被送往派出所。当他的朋友把他的身份证明送到派出所时，却被告知孙志刚已被送往收容站，其收容表格上称孙志刚为“三无人员”，即：无正常住所，无合法工作，无合法的身份证件的人员。3月20日孙志刚在一家医院死亡。官方媒体曾坚称孙志刚是因病正常死亡，而《南方都市报》记者的调查结果却是“被毒打致死”。
【吴国光】那么这个事情出现以后，当时有几个法学博士，他们就连名上书，要求中央政府修改他的收容政策，改变这些所谓“外来人口”的“二等公民”的地位。后来温家宝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讨论了这个“收容条例”，并撤销了很多收容站，当时中国很多媒体就拿这个大做文章，说公共舆论影响了中国政府的这样一个政策，改善了中国政府的这样一个决策过程。那么这个就被当作是中国的媒体不仅很自由，而且自由到了可以来影响政府的决策，使得政府的决策越来越靠近民众的需求的地步。那么我觉得这里边就有很多隐藏的因素，没有被大家注意到。就是说这几个法学博士勇于上书，是引起了一场公共讨论这个公共讨论。它首先是在互联网上发生的，而中国的这样一个平面媒体涉及得是非常少的；电视媒体根本就没有报道这个。就是说这个消息的报道是有很大的一个限制的。
那么再有一个就是，根据我个人了解到的资讯，这个收容站取消以后，基层的员警就反弹得非常强烈，因为他说，我就没办法搞这个社会治安了，我在街上看见谁乱晃荡，也没有理由来质问他。而且当时有的员警甚至说现在你在哪个地方如果遇到一个人他乱晃， 你问你叫什么名字？他就会说，我叫孙志刚。显然就是要和员警对抗嘛。根据我当时得到一个资讯，整个广东省的员警要怠工了，那么这个就给中央政府很大的压力。当时你如果注意看报导的话，就会发现互联网上有报道说，在北京新华门前，也就是中南海的正门前，有几十个穿员警制服的员警在那里静坐示威。究竟为什么？这个在中国没有公开的报导，我们也不知道。但是员警来示威，这也可以理解。还穿着员警制服？ 那么如果没有相当的人在支持的话，他也不敢干做这样的事情。就是说中国有关的执法部门，对这个变化是非常不满的。所以就向中央政府施加压力。
我就注意到在温家宝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撤销‘收容条例’以后的大约一个多月后，国务院又召开常务会议，讨论另外一个问题，但报道最后一句话说，也讨论了‘收容条例’问题。那这就很奇怪了，国务院常务会议不是已经取消了‘收容条例’吗？干麻又讨论这个问题啊？那么为什么在一个多月里面要讨论两次这样一个问题？那么我个人没有任何的第一手资讯，但是根据我在北京工作的经验判断，我认为这第二次这次讨论，是对第一次的有所修正。那为什么中国的媒体就不能公开地报导这些东西呢？ 为什么中国媒体就不能跟踪报导，从那时到现在中国的收容制度到底在发生什么变化呢？如果这些不能敞开报的话，那么我可以假设，当初撤销收容制度这个东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没有完全做到。这就是说，当你说这个公共舆论影响了决策的时候，实际上它只是把那些带有进步的那一个小因素让你报导了，但是后面的东西完全不让你谈。
那么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巧妙的。他让你感觉到说，他有进步，但是后面的东西完全不让你去追踪，不追踪呢，这里面就有一个很大的很大的“猫腻儿”。按这个北京话来讲，是有很大的蹊跷。这是一个例子。当然，它有媒体冲破封锁影响政策的那一个可能，但是这个可能在现制度下也许某个中共领导人，甚至都愿意听你的意见，但是整个这个机器，它的既得利益，是非常之大的。当它施加压力反过来走回头路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所以整个媒体就不可能跟踪再报导它了。
超真实的“真实”世界
【记者】我记得您有一篇文章中，提到一种概念非常新颖，就是叫“超真实的真实世界”。您并没有“虚假”这样一个词，您能不能给我解释一下这个概念？
【吴国光】所谓“虚假”，就是说他讲的话是完全和现实是合不上拍的，这个是虚假的 。
那么“真实”，就是说现实是什么样子，我们充分去反映它。那么所谓“超真实”，就是说他从真实中撷取一些细节，然候重新构造，扭曲 。你要说它是假的呢，那个事情在西方是有的；但你要说它是真的呢，他只是告诉你很小一部分是真的，那总体的真实它没有告诉你，但是他构造出来以后呢，你认为这个东西非常真实，但实际上它和真实是不一样的。就是说，他用的可能是真实的部件，但组建出来的是一个虚假的东西，因此我就把它叫作一个“超真实的真实世界”。
其实你如果对比西方的媒体和中国的媒体报道，我们会看到，比如说，对同一个突发事件，你如果去看西方的媒体，他们肯定报导是不一样的 。‘纽约时报’可能这么讲；‘华盛顿邮报’可能那么讲；你们的媒体可能这么讲，这是一种现象。 那如果你要看中国的报导呢，大家的报导都是一样的，每一个细节都是一样的。那么一般的人就会想，那中国的报导应该是真实的，因为他见大家说的都是一样的嘛，那显然就是这样子。 那么西方的媒体显然是虚假的，怎么你说这样？他说那样呢？
当然也不可能说西方媒体是完全充分报导的，是完全自由的，但是它有一个根本的自由， 这个根本自由就是竞争的。 那么这个竞争就使得这些不同媒体之间要来争夺读者，那么争夺读者靠什么呢？并不是靠你说得花言巧语，也不是靠你说得这个版面做得漂亮， 当然是要靠你能不能给大家提供大家关心的资讯。那么这个资讯，既是大家关心的，也是真实的，有助于大家了解周围的世界，媒体主要在竞争这个东西。
还原到我们的现实的，真实的认识世界，就像让我们两个人现在描述这个房间的情况，我们的描述肯定是不一样的，我会说那里有两盆植物，你会说我看到那有三个沙发。那么中国的媒体之所以完全千篇一律，是因为它说你只能看到这个，你不许看到别的，所以他看到的东西固然是真实的，但是呢实际上你的认识过程是不真实的。如果大家都能够自己来看这个东西，那每个人看到的东西肯定不一样嘛。所以我觉得他利用这种细节的真实，那么构造了一个虚假的，不真实的这样一个世界，所以我就把它叫作是一个“超真实的真实世界”。
【主持人】染发，对许多年轻人来说是一种时尚，但对大多数上了年纪的人来讲，更多的是一种对岁月痕迹的遮掩。有媒体爆料说中共政治局常委们的头发也都是染过的。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也无须分性别、年龄和身份。一次在网上闲逛，无意间读到了吴国光先生的一篇的文章，在文章中他从染发联想到媒体宣传，读罢让人忍俊不禁，但又令人深思。非常想与大家分享这种感受，也因此成就了我们这次采访和这个节目。下面我们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吴国光先生的奇思妙想。
【吴国光】我是在中国的网站看到这样一个文章啦，它是在赞扬温家宝。那么就透露这么一个细节，就是温家宝去染头发。中国的领导人他们的头发可能都是染的啦，六、七十岁的人了，看上去都是满头乌发。 温家宝在就染头发的时候，就跟他的染发师说，我这六十多岁的人了，搞得满头都是黑发，看上去就很假嘛。所以你不要给我染成那样子了，你就把我的两个鬓角给我留出来，那至少看上去还真实一点嘛。
我个人对温家宝这种美学品味，还是很赞赏啦。就是说搞的那么全都是黑发，像个玩偶一样，是很难看啦。就从这个事例，我觉得就是说温家宝也知道，如果留存一点真实来，那么好像那个虚假的部分，也会看起来很真实啦。我们知道‘红楼梦’里面有一句名言说，“假作真实真亦假”，但是反过来也是一样的。这个真呐，就是在假的过程中，在整个假的海洋中，留出一点真的来，大家就会觉得说，那可能整个假的也变成真的了。所以，当然我们看到温家宝那花白的鬓角，和他其他地方的黑发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再怀疑其他地方的黑发是染的了，我们认为那其实真的是黑发啦。
我觉得中国政府现在的这样一个宣传，就不像毛的时代全部给你染黑了，让你一看就知道是假的。现在的宣传，他给你爆料了一点真实，那你觉得说哦 其实他说的全都是真的，而不是光那一点啦。 美学品味的这样一个精致，这样一个“高级”，也反映出他政治上的这样一个控制，他控制的这套方法，也在进步，也在提高，也更精致，也更巧妙。
【主持人】随着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互联网的出现，以及国外资本和资讯大量涌入，促使大陆媒体开始朝着追逐利润的市场化迈进。也因此使得传统的中共控制媒体的机制在某种情况下开始失灵。曾有舆论乐观地说，市场化和全球化必将会给中国带来新闻自由，那么事实是怎样的呢？在下次的节目中，吴国光先生将继续与我们探讨，请您不要错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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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人民日报》在我们许多人的记忆中都有着难以摸去的印记。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它曾强行进入我们的生活，不管你是否愿意，都不得不与之为“伴”。时光穿梭，岁月流逝，如今那种强迫订阅、开会学习的旧式洗脑式宣传，已难无以为继。如今的《人民日报》无论是版面，还是内容都有了很大的变化，其面孔似乎也不再像以前那般可憎了。面对五彩纷呈，变幻莫测的媒体世界，我们是否可以认为中国已经进入了资讯自由的时代！我们是否可以理直气壮地大喊：世界，我了解你！？在今天《透视中国》的节目中，资深媒体人吴国光先生，将以他在人民日报社及中共权力机关工作的亲身经历，为我们分析近年来中共在媒体宣传和控制上的新特点、新手法，以及新变化。
【旁白】吴国光，山东临沂人，曾任人民日报社主任编辑，中共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研究员。参与了一九八六至一九八七年中共政治改革政策的制定和中共“十三大”报告政治改革部分的起草工作。一九八九年获得美国哈佛大学为各国杰出新闻工作者设立的尼曼奖学金，同年，赴美深造。一九九五年获得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吴国光曾任香港中文大学教授，现任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政治系和历史系教授，以及中国研究讲座教授。
【记者】您能先给我们讲一下您是怎么进入媒体的，您的经历好吗？
【吴国光】我是文革以后恢复高考，考到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来的。那是文革以后北大唯一的一届新闻专业招生，因为当时人民大学还没有复校。毕业以后我就考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新闻系，在那里我读完硕士以后，就被分配到人民日报社工作了。
【记者】那您在人民日报在哪个部门工作呢？
【吴国光】在《人民日报》评论部，就是写“社论”啊 ，写“评论员文章”啊。
【记者】那你都写过什么样的“社论”呢？
【吴国光】大毒草（哈哈）。 那个时候“社论”比较少，主要是“评论员文章”。因为社论送审的层次非常的复杂，要一直送到党的总书记，所以评论员也不愿意有这么多的送审 ，那么“评论员文章”就相对比较简单一点。所以那时候写评论员文章比较多一点。这个名作我没有， 没有像“四.二六社论”那样的文章。
【记者】您在人民日报工作了多长的时间？
【吴国光】从名义上来说一九八五年的夏天，到一九八九年初我出国，大约有三年多的时间吧。但是因为从八六年的十月开始， 我就被借调到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去了那个时候我工作的工作的关系我在人民日报，但是我基本的工作是在当时赵紫阳组织的那个研究政治改革班子里，所以偶而还回来写一点“社论”，但比较少。
【记者】当您进入到人民日报的时候，有没有一些什么规章制度是您必须要遵守的吗？
【吴国光】八零年代的政治环境相对比较宽松一些，特别是八零年代后期，改革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当时媒体的自主性相对比较强一点，当然整个的控制还是在那里，但是当你自主发挥的时候呢 ，“上面”不会每天盯着你 。你只要不是捅大的篓子 ，不是直接和他唱反调，你虽然带着整个制度的枷锁， 但是你要自己跳一跳某种“华尔滋”舞步， 当然他也不会说，你一定要“正步走” 。这也是一个互动的过程。当然，我也感觉到做媒体这个工作是一个非常受拘束的工作，我自己非常不适合做那个工作，但当时分到那里工作，你知道在中国分配一个工作以后，你想要调动也很难。
人民日报新楼（网络照片）
【记者】那像您在人民日报，它是怎么个工作程式呢？比如说一篇稿子，它是怎么样最后见诸于报端呢？
【吴国光】一般来说，这个稿子都要经过主管的党和政府部门来审查。像“社论”一般是由上面的领导人出题目给你，或你根据领导人的谈话和上面的“精神”去提出一些题目。当然“评论”就更严重一点，因为评论是发表意见嘛。所以要送到中央宣传部有关部门去送审。
从这个权利架构上来讲中央宣传部和人民日报本来是平级的。在毛的时代人民日报的地位比中央宣传部还要高，但是后来送审的机制比较严密化以后，党的领导人又看不过来那么多评论，所以中央宣传部就负担了审查人民日报评论的这样一个责任。
当然，文章写好以后第一步先送给报社的领导审阅；然后，还要送到相关的上级主管领导处审阅。 比如说有一篇评论是关于外贸工作的那可能要送到国务院主管外贸的副总理那里去送审。但是像我们评论部承担的评论一般都是政治性的，那么这个就要送到中央书记处主管宣传的书记，甚至总书记处去审。
【记者】但不是每一天的报纸上都要需要“评论员文章”吧 ？
【吴国光】你看西方的报纸每天都有几篇社论，也有许多评论的专栏。那么中国的报纸的评论就相对比较少，就是因为每篇文章都要去送审，那么写的积极性也就不高。领导人也没那么多时间看，而且言多必失，你写那么多干嘛。领导人讲完话，你把它重复一遍就完了，去发挥，再发挥出毛病就比较麻烦了。所以中国报纸的“评论”的量，也是比较少的。
【记者】您在《人民日报》社期间，有没有甚么给您印象特别深刻的事情呢？
【吴国光】我记得一九八七年的时候，有两个新华社的记者到广州去采访，他们就写了一篇分析性的报导。文章讲，广州临近香港，它们不断经受西方“腐朽”文化这些“坏”东西的影响。当时主管文化和宣传事务的中央书记处的常务书记胡启立看了以后就说，你们要写一篇评论，要鼓吹这个思想。 这个任务就落到我头上啦。我当时就不想写，我想什么腐朽文化，我不觉这个文化很“腐朽”啊。 就是说西方也有很多先进的东西，其实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向西方的先进文化学习的一个过程嘛，所以我就不想写这个文章，这样一拖就拖一个星期。有时候会拖“黄”的，因为领导人事情很多，就会忘掉。
结果没想到胡启立又让他的秘书打电话问人民日报说，这个评论怎么还没写出来呀？ 那么没办法，就只好写了。但我扭了一个角度，就说广州由于面临文化的前沿，那么不断地接受西方的东西啊，所以他们就在改革开放中有动力，不断地往前走。这个话题就等于是扯到另外一边去了。就没有讲西方的影响是负面的东西，而是说实际上有它正面的作用。
新华社的报导和我的“评论员文章”就同时登出来了。‘广州日报’即广州市的机关报，马上登了广州市市委书记许世杰的谈话，他在谈话里边只字不提新华社的报导。他说，人民日报的评论员文章，为我们指明了下一步改革开放的方向 。
我的文章在我们报社内部的评论栏上，也有很多争论。 有的人早就对新华社的报导非常反感，他也没有看懂我的评论，就说这个评论是一朵鲜花插在了牛粪上；另外的人就说，这个评论写得好，把这个意思给改过来了。 这就是说，当时既有上面给你出主意，给你出题目，也有评论员当时在八十年代自己发挥的空间，这两个方面都有。
我在人民日报工作的最大感触就是，中国的媒体要想能够自由发挥自己的意见，能够自由报导自己的见闻，还需要有很长的路要走的。即使在一九八零年代的后半期领导人相对比较“开明”，整个政治制度相对比较“宽松”的情况下，由于没有独立的报纸，报纸的一切资源都是由党来控制的，因此，无有自由可言。
比如说 当时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印报的纸。那种纸是一种特殊的纸，俗称“白报纸”。这种纸每个报纸能得到多少是由国家计画批给你的。你的报纸再受欢迎，但国家不批给你这个“白报纸”的量的话，那么你就不可能扩大你的发行量。也就是说，即使有人真的是想自办一份报纸， 但由于你根本得不到这种印报的纸张，你也不能印新的报纸。当然还不用讲政府从财务啊，从人事，从发行上的控制。 它有一个非常精密的控制和管理的系统，从物质的到心灵的控制，有非常复杂，非常精密的一套控制运作体系。你要冲破它，那就会有重重的阻力。
在一九八零年代的后半期，我所在的人民日报的评论部小心翼翼地“造反”的精神多于“自律”的这样一个精神，当然后来的情况就比较不一样了。
比如说 一九八七年年初“反自由化”，政治上就是一个比较“反动”的阶段。那么当时人民日报评论部的所有同事都不赞成这个做法。从一月初到大约四月底，大约四个月的时间里，也是就是“反自由化”的高潮期间，你会发现人民日报发的评论员的文章里边，可能会有三到四篇是讲植树造林的。因为正好是春季嘛。那么本来一年发一篇这样的文章也就是最多了， 有时候一年也不会发一篇。那么为甚么会有这么高的积极性写植树造林呢？就是说你不想讲“反自由化 ”，但他说你为甚么老不发文章呢？你是不是抵抗“反自由化”啊？所以大家写植树造林。你看我们还是不断地在写呀。像这种非常微妙的一种反抗，可能也没甚么实质性的效果，但那只是一种个体的行为吧。
【记者】从毛泽东，邓小平到江泽民 到胡锦涛 他们对媒体的控制有一个什么样的变化呢
【吴国光】毛的时代它基本上是一个粗犷的作业，因为他的控制是没有挑战的，毛要怎样控制党国宣传机器，就怎么样控制。 那时国外的媒体也不可能进来，你那时候要收听“美国之音”就把你抓到牢里去了。所以那个时候他的控制就比较为所欲为啦，那么比较放肆啦。 毛泽东时代建立了共产党控制媒体的一些基本格局，从党拥有所有的媒体这个最根本的东西出发，然后到这种“洗脑”的运作方式。
那么邓的时代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时代，因为邓固然是说一不二的领导人，但是其间有胡耀邦，赵紫阳的阶段，他们在具体的推行过程中，有很多开明的政策。但是总而言之，就是说从一九七零年代末期到一九八零年代末期这十年当中，它是一个毛的这样一个控制机制在不断地衰退，不断地减弱，那么共产党也还没有建立新的控制机制的这样一个阶段。
那么到了一九八九以后，邓还在，从江到胡借助毛原有的控制机制，并在不断地参考新的发展，新的手法，来建立新的控制机制。这个控制机制和毛的时代相比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说它是“有限”控制机制，而不是“无限”控制机制。就是说毛的时代就是什么都要控制，从你要穿什么样的鞋，留什么样的头发，也认为是意识形态。当然在宣传上也是从第一版头条标题是毛的讲话，到“报屁股”上最后一个小文章，小照片，都是要控制到的，都是必须符合党的基本路线的。
那么到了八十年代这个控制就有所减弱，有所放松。那么市场化的冲击，新闻工作人员寻求新闻自由的这样一个的追求，都使得它有所放松。那么现在呢，可能对“报屁股”就比较放松了。你在这里可以讲一些风花雪月，讲的可能和党的基本的东西完全不相干的，在过去认为这是腐蚀党的基本的东西，现在你可以说了。就是说，你去腐蚀好了，他不在乎了，他的控制已经收缩到核心部位。但是对于核心部位的控制，比以前强化了。他知道，只要控制住了核心，你在这些“报屁股”上出现一个真的和他的核心针锋相对的东西，可能吗？是不可能。 那么这个就让你感觉到好像是有自由了，但事实上，你对它的反感就减弱了。那么它这个核心控制再说出的话，它的可信性好像就增加了。
那么到了一九九零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媒体发展确实是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有新鲜的因素介入， 一个就是媒体开始追求市场的利润，新闻从业者也开始追求专业的素养， 那么再加上全球化的这样一个冲击，国外的资讯也大量的涌入， 再加上互联网的出现，这都使得传统的党和政府来控制媒体的机制在某种情况下失灵了。
实际上，你看一九八九年“天安门运动”的时候呢，包括官方的媒体都在报导这个学生的事情，那就是它失灵的一个表现。你看他们在总结“六四”的时候，首先讲的就是“舆论导向”。“舆论导向”这四个字是他们在经过“六四”发明出来的。就是说“舆论导向”错误，所以发生了“六四”这个事情。 所以从那以后，中国共产党在控制舆论上是花了很大很大的功夫的。那么他既花功夫重新把过去毛的那个通过党的组织，通过中央宣传部的这个层层的“吹风会”恢复；又通过对媒体的经济命脉的控制；通过对新闻从业人员的人事控制，把这一套东西重新加强。
在一九九零年的上半期，他是按照传统的手段来加强的。加强以后呢，大家就没有兴趣看他的媒体了。 因此他在一九九零年下半期，它开始把这个出现的这些新因素 包括市场化的因素，包括新闻从业人员专业化的因素，包括全球化的因素，纳入他的制度框架，然后利用这些东西来扩大他的宣传的可信度。这个能赚钱，但是不危害我的政治底线，我就让你去做。那个东西虽然能赚钱，但是危害了我的政治底线，我就卡得死死的。
这也是为甚么说现在中国民众的心理和一九八零年代的民众的心理有很大的差别。 一九八零年代的民众他们会觉得说，我们不了解这个世界的真实情况，我们想了解。那么现在的民众会说，我很了解啊。比如说，如果我们去看中国到国外访问的这些官员的话，那么一九八零年代出访的官员，他们急于想知道外界世界是什么样子；那么现在的人呢，他到世界看了一看， 咳，这个我都知道，那个我都了解。明明生活在一个说资讯不完整，资讯不完全，被扭曲，被塑造的这样一个世界里，但是他们却认为，是生活在一个资讯充分的世界里。这是近几年出现的一个非常新的一个情况。
这个不是冷战时期那种资讯的“珠目”，生活在共产主义制度下的这样一些民众， 他们不了解西方的情况；也不是一个自由竞争的媒体，给你报导这个尽可能的充分资讯的社会。
【记者】以前我们谈到媒体大家都说是党的“喉舌”，有个“喉舌论”。那您刚才又提到“导向”，从您刚才介绍的情况看，我们觉得共产党也是在“与时俱进”，也在不断地改变他们对媒体控制的手法，那有一些什么样新的手法呢？
【吴国光】我想“喉舌”这个基本的理论没有改变。 “导向”呢，其实中国共产党办的第一份刊物就叫做‘向导’。他们也有这个传统，也在不断地调整，怎么样才能实现它“喉舌”的功能。
那么过去毛的时代就他一个人在讲话，那么他没有竞争对手，所以呢，他想怎么讲就怎么讲。 一般来说，你没有竞争对手的时候，一个人就不需要那么努力提高自己啦。所以毛可以破口大骂，那么当然也可以不断地在那里“作诗作赋”，他想怎么讲就怎么讲。
那么到了今天，共产主义在全球已经失败，那么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已经把中国紧紧地纳入了这样一个全球经济体系之中，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中国共产党要实现自己的“喉舌”功能；要这个媒体实现“喉舌”功能，他就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挑战。那么为了应对这个挑战，他就必须发展新的办法，那么这些新的办法应该说是满多的。
藉口传声 欺骗性强
【吴国光】你会看到现在两会期间，有一个很有意思现象，就是中国的记者很热心地去采访他们外国记者同行。让他们发表对于中国的看法，这个就有很多巧妙的地方。第一，他选择的老外同行往往是来自哈萨克的电视台记者呀；或者是来自中东某个国家的电视台记者呀；或者是来自委内瑞拉的电视台记者呀，但是无论如何这个人长得是老外。这些记者的国家呢，应该说新闻自由，政治民主有的没有，有的是非常薄弱，这些人就对中国的东西还是满欣赏的。 所以他就讲非常好啊，很自由啊等等。当我们中国的观众看到电视上一个“洋鬼子”在那里大讲中国的两会报道是很自由的话，他当然想人家“鬼佬”也这么讲，看来是真的很自由了，外国的自由也不过如此啦。那么这个欺骗性就很强啦 。
再一个，我们知道即使是采访到那些可能有不同见解的记者， 那么当然就是说他知道 如果你要讲不好的话 可能明天不让你在中国采访啦，所以他们也会“自律”。那么这个就是也是一种巧妙的利用了。就说它的开放程度确实是在增加，但是越开放欺骗性反而更强了。
他甚至也可以利用西方的媒体。因为西方的媒体本来就是多元的，就是竞争的。那么有人讲这个东西；有人讲那个东西。西方的媒体本来就是很喜欢揭露西方的阴暗面的，中共把这个东西拿来为我所用。
西方的媒体了解中国，是通过西方媒体驻中国的那些记者。那么我们知道这些记者在中国，他们的活动受到非常多的控制，和非常严密的监视。曾经有一个驻中国的记 者几年以前写过一篇文章，登在‘华尔街日报’上。他说，他在中国做一个新闻记者，就好像被看作是一个间谍一样的感觉；好像都是“零零七”小说里写的那样； 电影里写的那样的镜头，电话都不敢直接打，所以他们对于中国现状的了解是非常有限的。因为很多地方你不能去啊，很多人你不能见啊。这是一个。
那么再有一个就是，我们看到现在中国政府也巧妙地就向外国驻中国的记者“放风 ”。特别是现在关于高层的权力斗争的这个东西，那你会看到经常经常是路透社在报导这个东西；‘纽约时报’在报这个东西。那他们怎么会得到这个资讯啊？当然 是有在高层领导身边工作的人透露风声给他们的。那么我们知道，比如说你在中南海工作，如果你把风声透露给外国记者，一旦被发现了是不得了的事。 说你泄密也好，说你里通外国也好，整个你的生涯就完全毁掉了。
那 么是我相信呢。他们是有意这么做的。那他们为什么要把这个风声透露给西方记者呢？当然是有权力斗争之间互相的需要，但也有一些政治的功能。比如说，我们看 到有些风声透露说，因胡和江之间的斗争，所以有些事情胡锦涛就做不成啦等等诸如此类。 那么这个就会让人感觉到就是说，其实呢某某某领导人也很开明的，但是由于内部的权力斗争，所以有些事他做不成，所以我们还要寄希望于这个事情。使得你感觉 到这样一种对现政权寄有希望也好；对某个人寄予希望也好。这也是一种很精致的一种宣传。
这当然一个很好的新闻，那么西方媒体当然为了抢这个料。 本来一个外国记者怎么可能了解到中南海里发生什么事情，当然有人透露给你这个资讯，你就非常乐意用这个，这种非常细致的手法现在都在发展起来了。
部分开放 本质封闭
【吴国光】二十世纪的中后叶，有一个很重要的西方思想家叫做卡尔波普尔，那么他就提出了“开放社会”和“封闭社会”的区分。那么我现在要加一条就是说有那种“部分开放”的社会。它本质上还是一个封闭社会，但它是部分地开放，而不是完全的封闭的社会。
那么这个开放也好，封闭也好，讲的主要是资讯嘛。那么部份开放 “本质封闭”的社会它有一些非常特殊的现象，我认为这个现象就是在今天的中国社会，表现的非常充分的，是值得深入研究的。
【记者】您能不能举个例子来阐述您这个观点呢？
【吴国光】比如说，对于美国社会的了解吧，那么在毛的时代，宣传说西方社会到处都充斥着剥削啊，吸毒啊，所谓腐朽的东西氾滥啊。那么那个时候大家都相信是这样子，那么到了八零年代时候，大家就会说，哦，外界其实不是这样子。大家就急于想了解外界是什么样子。
那么这个时候，当你看到西方的报导，你就会说，哦，原来是这个样子。
那么到了九零年代以后呢，我们看到了中国的媒体已经开始不拒绝报导西方的东西，甚至让西方的媒体也可以部份进入中国，那么这个时候， 政府利用西方的媒体本身报导负面的东西，来引入到中国。看了以后，你会觉得说，你看西方的媒体也是在揭露西方社会的黑暗，所以显然西方社会很黑暗的。那中国的媒体在揭露西方黑暗，当然说西方世界都是很黑暗的。
比如说‘参考消息’。‘参考消息’这份报纸在中国是内部发行的一张报纸，但是现在在中国的大街上也可以买到。但是他没有取消它内部发行的限制。这个就是一个很微妙的手段，我可以说根据我几十年看‘参考消息’的经验，‘参考消息’已经越来越从一个过去是报导西方那些对中国比较有负面批评的那些东西，然后让领导人看了以后，有所警惕，有所了解下情的这么一个功能，变为一个越来越给更多的老百姓做宣传的那么一个工具。所以现在你去看这个‘参考消息’的话呢，那上面基本上都是从外国媒体上摘的那些讲对中国政府有利的东西。那么这样的一个报纸它的发行量就大大地增加，所以‘参考消息’可能是中国仅次于‘中国少年报’之类的，最大的发行量的一个报纸。
【记者】为什么‘中国少年报’是一个参照物呢？
【吴国光】那是因为少年儿童各个班都要订啊，所以的发行量相对比较大。那个并没有什么实质的市场利益 ，但这个‘参考消息’呢，它这个市场参考指数是很大的，如果你在‘人民日报’登了一句话中国老百姓可能看了不信，但是‘参考消息’上登了以后，他们就相信了。
利用媒体 粉饰太平
【吴国光】那么还有一种呐，就是利用少数已经出现的，带有独立性的媒体。比如说，二零零三年这个“萨斯”在中国叫作所谓的“非典”，这个“非典”出现以后，因为中国的广东当时掩盖广东当时已经发生了“非典”的真相 ，使患有“非典”的患者来到香港，致使“非典”传向了全世界。世界上开始认为中国是在掩盖真相，对中国的批评声音是很强的。
中国大陆政府就不得不让一些相对独立的媒体比如说‘财经杂志’ ，它非常好，办得很好。他们深入到山西，揭露山西这个“非典”的灾区的一些情况。而这个本来是新闻工作者争取新闻自由的一种斗争和努力和成果，但是中国政府却拿对外说，你看，我们不是也报道这些事吗？好像是中国大陆的媒体都在报导这个“非典”的真相其实。实际上呢，反而给他粉饰了太平。我当时就提出了疑点，就是说想检验你是不是真的掩盖真相，或是说了真话，这很简单，就让蒋彦永医生自由的接受外国媒体也好，中国媒体也好，谁的采访都可以，让他自由接受嘛，那为什么不能让他自由接受采访呢。
我就是讲这个所谓“部分的开放 ”，“本质封闭”的社会。政府对西方媒体有非常强烈的选择，他不会让整个西方的媒体全部进入中国社会，那也不太可能嘛。他也不会说西方媒体可以自由进入中国，那肯定不可能的。 当然他有控制的权力；有垄断中国整个社会，让它接受什么资讯，不接受什么资讯权利的权力，那么他就制造一种假像。就好像是我们生活在一个充分开放世界，你西方讲什么我们都知道，可能他知道的比我们知道的甚至还多，那么当然是非常片面的东西。
精致宣传 巧妙欺骗
【记者】您把现在中国政府对控制的媒体称为是一种“精致化”的控制， 那相对于以前的那种粗糙，他的 “精致化”到底“精致”到什么程度？
【吴国光】我举一个例子。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他要说文化大革命好，不是有一个歌嘛， 叫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这就是非常粗率的一种宣传，想不出来说什么话说它好啦，就是好，就是好。一看就是宣传； 一看就是强加于你；一看就是很笨，，很笨。那么现在呢？当他要说中国改革开放好的时候呢，当然他也有这一方面，也有领导人出来 说我们中国改革开放非常好什么之类的，但是更多的不是用这种就是说非常粗率的方式 更多的是讲，你看西方媒体在讲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如何如何的好；看我们留学西方的学者回来是讲中国改革开放如何如何的好；甚至还让你了解一点改革开放出现的一些问题，但是中国政府是如何地在解决了这些问题。
比如说腐败的问题吧。腐败的问题是整个中国的民众都切身体验到的一个非常负面的东西，如果美国发生了一个腐败案件，他会大肆地宣传。那中国人会想说中国固然是很腐败，那美国也很腐败呀，那政治都这么腐败，所以中国也不比别的国家差。 又不断地说，要成立一个新的反腐败局，然后媒体就大肆地报导，作深入的报导，然后好像做了多少事情。 比如说，中国一年查出了多少官员等。 其实，这个是很荒唐的现象，你一年查出上几十万，几百万的官员，说不定你们官员腐败的很严重嘛。他说，你看，我们成绩很大呀，我们这个反腐败的决心很大，力度很大呀。 总而言之，就是说他现在延续的宣传手法，不是完全回避问题，也不是直接这样王婆卖瓜，而是一种非常迂回的方式，让你感到可信方式来进行。
少透明度 无知情权
【旁白】2003 年3月17日，像往常一样，吃过晚饭后，毕业于武汉科技学院艺术系设计专业，被广州市达奇服装有公司雇用的孙志刚，独自前往附近的网吧。因未随身携带身份证，被送往派出所。当他的朋友把他的身份证明送到派出所时，却被告知孙志刚已被送往收容站，其收容表格上称孙志刚为“三无人员”，即：无正常住所，无合法工作，无合法的身份证件的人员。3月20日孙志刚在一家医院死亡。官方媒体曾坚称孙志刚是因病正常死亡，而《南方都市报》记者的调查结果却是“被毒打致死”。
【吴国光】那么这个事情出现以后，当时有几个法学博士，他们就连名上书，要求中央政府修改他的收容政策，改变这些所谓“外来人口”的“二等公民”的地位。后来温家宝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讨论了这个“收容条例”，并撤销了很多收容站，当时中国很多媒体就拿这个大做文章，说公共舆论影响了中国政府的这样一个政策，改善了中国政府的这样一个决策过程。那么这个就被当作是中国的媒体不仅很自由，而且自由到了可以来影响政府的决策，使得政府的决策越来越靠近民众的需求的地步。那么我觉得这里边就有很多隐藏的因素，没有被大家注意到。就是说这几个法学博士勇于上书，是引起了一场公共讨论这个公共讨论。它首先是在互联网上发生的，而中国的这样一个平面媒体涉及得是非常少的；电视媒体根本就没有报道这个。就是说这个消息的报道是有很大的一个限制的。
那么再有一个就是，根据我个人了解到的资讯，这个收容站取消以后，基层的员警就反弹得非常强烈，因为他说，我就没办法搞这个社会治安了，我在街上看见谁乱晃荡，也没有理由来质问他。而且当时有的员警甚至说现在你在哪个地方如果遇到一个人他乱晃， 你问你叫什么名字？他就会说，我叫孙志刚。显然就是要和员警对抗嘛。根据我当时得到一个资讯，整个广东省的员警要怠工了，那么这个就给中央政府很大的压力。当时你如果注意看报导的话，就会发现互联网上有报道说，在北京新华门前，也就是中南海的正门前，有几十个穿员警制服的员警在那里静坐示威。究竟为什么？这个在中国没有公开的报导，我们也不知道。但是员警来示威，这也可以理解。还穿着员警制服？ 那么如果没有相当的人在支持的话，他也不敢干做这样的事情。就是说中国有关的执法部门，对这个变化是非常不满的。所以就向中央政府施加压力。
我就注意到在温家宝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撤销‘收容条例’以后的大约一个多月后，国务院又召开常务会议，讨论另外一个问题，但报道最后一句话说，也讨论了‘收容条例’问题。那这就很奇怪了，国务院常务会议不是已经取消了‘收容条例’吗？干麻又讨论这个问题啊？那么为什么在一个多月里面要讨论两次这样一个问题？那么我个人没有任何的第一手资讯，但是根据我在北京工作的经验判断，我认为这第二次这次讨论，是对第一次的有所修正。那为什么中国的媒体就不能公开地报导这些东西呢？ 为什么中国媒体就不能跟踪报导，从那时到现在中国的收容制度到底在发生什么变化呢？如果这些不能敞开报的话，那么我可以假设，当初撤销收容制度这个东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没有完全做到。这就是说，当你说这个公共舆论影响了决策的时候，实际上它只是把那些带有进步的那一个小因素让你报导了，但是后面的东西完全不让你谈。
那么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巧妙的。他让你感觉到说，他有进步，但是后面的东西完全不让你去追踪，不追踪呢，这里面就有一个很大的很大的“猫腻儿”。按这个北京话来讲，是有很大的蹊跷。这是一个例子。当然，它有媒体冲破封锁影响政策的那一个可能，但是这个可能在现制度下也许某个中共领导人，甚至都愿意听你的意见，但是整个这个机器，它的既得利益，是非常之大的。当它施加压力反过来走回头路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所以整个媒体就不可能跟踪再报导它了。
超真实的“真实”世界
【记者】我记得您有一篇文章中，提到一种概念非常新颖，就是叫“超真实的真实世界”。您并没有“虚假”这样一个词，您能不能给我解释一下这个概念？
【吴国光】所谓“虚假”，就是说他讲的话是完全和现实是合不上拍的，这个是虚假的 。
那么“真实”，就是说现实是什么样子，我们充分去反映它。那么所谓“超真实”，就是说他从真实中撷取一些细节，然候重新构造，扭曲 。你要说它是假的呢，那个事情在西方是有的；但你要说它是真的呢，他只是告诉你很小一部分是真的，那总体的真实它没有告诉你，但是他构造出来以后呢，你认为这个东西非常真实，但实际上它和真实是不一样的。就是说，他用的可能是真实的部件，但组建出来的是一个虚假的东西，因此我就把它叫作一个“超真实的真实世界”。
其实你如果对比西方的媒体和中国的媒体报道，我们会看到，比如说，对同一个突发事件，你如果去看西方的媒体，他们肯定报导是不一样的 。‘纽约时报’可能这么讲；‘华盛顿邮报’可能那么讲；你们的媒体可能这么讲，这是一种现象。 那如果你要看中国的报导呢，大家的报导都是一样的，每一个细节都是一样的。那么一般的人就会想，那中国的报导应该是真实的，因为他见大家说的都是一样的嘛，那显然就是这样子。 那么西方的媒体显然是虚假的，怎么你说这样？他说那样呢？
当然也不可能说西方媒体是完全充分报导的，是完全自由的，但是它有一个根本的自由， 这个根本自由就是竞争的。 那么这个竞争就使得这些不同媒体之间要来争夺读者，那么争夺读者靠什么呢？并不是靠你说得花言巧语，也不是靠你说得这个版面做得漂亮， 当然是要靠你能不能给大家提供大家关心的资讯。那么这个资讯，既是大家关心的，也是真实的，有助于大家了解周围的世界，媒体主要在竞争这个东西。
还原到我们的现实的，真实的认识世界，就像让我们两个人现在描述这个房间的情况，我们的描述肯定是不一样的，我会说那里有两盆植物，你会说我看到那有三个沙发。那么中国的媒体之所以完全千篇一律，是因为它说你只能看到这个，你不许看到别的，所以他看到的东西固然是真实的，但是呢实际上你的认识过程是不真实的。如果大家都能够自己来看这个东西，那每个人看到的东西肯定不一样嘛。所以我觉得他利用这种细节的真实，那么构造了一个虚假的，不真实的这样一个世界，所以我就把它叫作是一个“超真实的真实世界”。
【主持人】染发，对许多年轻人来说是一种时尚，但对大多数上了年纪的人来讲，更多的是一种对岁月痕迹的遮掩。有媒体爆料说中共政治局常委们的头发也都是染过的。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也无须分性别、年龄和身份。一次在网上闲逛，无意间读到了吴国光先生的一篇的文章，在文章中他从染发联想到媒体宣传，读罢让人忍俊不禁，但又令人深思。非常想与大家分享这种感受，也因此成就了我们这次采访和这个节目。下面我们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吴国光先生的奇思妙想。
【吴国光】我是在中国的网站看到这样一个文章啦，它是在赞扬温家宝。那么就透露这么一个细节，就是温家宝去染头发。中国的领导人他们的头发可能都是染的啦，六、七十岁的人了，看上去都是满头乌发。 温家宝在就染头发的时候，就跟他的染发师说，我这六十多岁的人了，搞得满头都是黑发，看上去就很假嘛。所以你不要给我染成那样子了，你就把我的两个鬓角给我留出来，那至少看上去还真实一点嘛。
我个人对温家宝这种美学品味，还是很赞赏啦。就是说搞的那么全都是黑发，像个玩偶一样，是很难看啦。就从这个事例，我觉得就是说温家宝也知道，如果留存一点真实来，那么好像那个虚假的部分，也会看起来很真实啦。我们知道‘红楼梦’里面有一句名言说，“假作真实真亦假”，但是反过来也是一样的。这个真呐，就是在假的过程中，在整个假的海洋中，留出一点真的来，大家就会觉得说，那可能整个假的也变成真的了。所以，当然我们看到温家宝那花白的鬓角，和他其他地方的黑发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再怀疑其他地方的黑发是染的了，我们认为那其实真的是黑发啦。
我觉得中国政府现在的这样一个宣传，就不像毛的时代全部给你染黑了，让你一看就知道是假的。现在的宣传，他给你爆料了一点真实，那你觉得说哦 其实他说的全都是真的，而不是光那一点啦。 美学品味的这样一个精致，这样一个“高级”，也反映出他政治上的这样一个控制，他控制的这套方法，也在进步，也在提高，也更精致，也更巧妙。
【主持人】随着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互联网的出现，以及国外资本和资讯大量涌入，促使大陆媒体开始朝着追逐利润的市场化迈进。也因此使得传统的中共控制媒体的机制在某种情况下开始失灵。曾有舆论乐观地说，市场化和全球化必将会给中国带来新闻自由，那么事实是怎样的呢？在下次的节目中，吴国光先生将继续与我们探讨，请您不要错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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