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7月10日讯】近几天来，关于江泽民的病情甚至死讯的消息传遍全球。关于这位元中国前领导人生病的消息来源于他未能同其他退休的原政治局常委们一道按照惯例 出席中国共产党九十周年的庆典；而关于他死亡的消息则最先见诸于香港的亚洲电视台。现时亚洲电视台最大的股东是全国政协委员、大陆的红顶商人王征。由于王征的政治背景，亚视发出的这则消息自然就广泛流传了。以至于有些颇有些声誉的外国媒体还专门为此辟出了专栏。
昨天，在保持了数天的沉默之后，中国官方的新华社终于不得不发出了一份简短的辟谣声明。紧随新华社的官方声明，中国 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公 室专门针对亚洲电视台的“造谣”行为表达了愤慨。中央政府的派出机构用这种严厉的词语对香港媒体进行谴责十分罕见。今天，“中联办的愤慨”成为了香港各大 媒体的头条新闻。有着红色背景的王征自然十分紧张，一方面将播发失误新闻的责任推给下属，同时还忙不连迭地赞美“江是本世纪最伟大的人”，以挽回自己在政治上的失算。
大陆新闻界倒是没有参与这场江泽民死讯的大乌龙。但是大陆新闻界在这一事件中的缺席只是因为官方对他们的严格控制， 并不是由 于他们比起港台和世界其他新闻媒体有更高的职业操守。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在长达数天里，有着近水楼台先得月得优势，却没有一个大陆的新闻机构出面发出澄清谣言的新闻。其背后得原因很简单，因为所有关于江泽民和其他中领导人健康的新闻在大陆都被禁止。
现在，人们在忙于传播和澄清关于江泽民死讯的消息的同时，似乎忘记则这一次新闻界大摆乌龙的根本原因。原因至少有两条：首先它说明了在中国现行的政治制度中领导人的个人分量大大地高于制度的分 量。作为一个已经退休九年的领导人，江泽民本人并没有特殊的政治履历和性格魅力，但是他的生与死却仍然是左右中国政治局势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因素。这一现像 本身就是对所谓的中国政治制度改革的成果的一个嘲讽。那些认为中国的政治领导人更替已经完成了制度化变革的所谓中外学者们也应该为自己的见解感到汗颜。
同时，新闻自由是人民行使知情权的一个重要前提。既然有着影响国家政治的权力，有着影响社会和人民生活的重要性，领导人或者前领导人的健康就理所当然的成为 人们关注的一个话题。政府没有限制媒体探询真相和讨论这一话题的权力。相反，政府应该主动向媒体和民众提供这类资讯，防止少数媒体甚至各种金融市场的操作 者利用该类消息进行炒作和盈利。但是，中国的政治局势太脆弱了，任何风吹草动都可能成为压倒专制体制这个摇摇欲坠的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所以国政府对类似的资讯进行严密的封锁。由于没有正常的消息来源，媒体自然就有了炒作的空间。
中联办的愤慨是对的。但是它所愤慨的对像应该是中国现行的落后的“人治”的政治制度，应该是中国政府剥夺人民知情权的行径；而不应该仅仅是香港亚洲电视台的职业操守。
文章来源：《自由亚洲电台》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昨天，在保持了数天的沉默之后，中国官方的新华社终于不得不发出了一份简短的辟谣声明。紧随新华社的官方声明，中国 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公 室专门针对亚洲电视台的“造谣”行为表达了愤慨。中央政府的派出机构用这种严厉的词语对香港媒体进行谴责十分罕见。今天，“中联办的愤慨”成为了香港各大 媒体的头条新闻。有着红色背景的王征自然十分紧张，一方面将播发失误新闻的责任推给下属，同时还忙不连迭地赞美“江是本世纪最伟大的人”，以挽回自己在政治上的失算。
大陆新闻界倒是没有参与这场江泽民死讯的大乌龙。但是大陆新闻界在这一事件中的缺席只是因为官方对他们的严格控制， 并不是由 于他们比起港台和世界其他新闻媒体有更高的职业操守。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在长达数天里，有着近水楼台先得月得优势，却没有一个大陆的新闻机构出面发出澄清谣言的新闻。其背后得原因很简单，因为所有关于江泽民和其他中领导人健康的新闻在大陆都被禁止。
现在，人们在忙于传播和澄清关于江泽民死讯的消息的同时，似乎忘记则这一次新闻界大摆乌龙的根本原因。原因至少有两条：首先它说明了在中国现行的政治制度中领导人的个人分量大大地高于制度的分 量。作为一个已经退休九年的领导人，江泽民本人并没有特殊的政治履历和性格魅力，但是他的生与死却仍然是左右中国政治局势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因素。这一现像 本身就是对所谓的中国政治制度改革的成果的一个嘲讽。那些认为中国的政治领导人更替已经完成了制度化变革的所谓中外学者们也应该为自己的见解感到汗颜。
同时，新闻自由是人民行使知情权的一个重要前提。既然有着影响国家政治的权力，有着影响社会和人民生活的重要性，领导人或者前领导人的健康就理所当然的成为 人们关注的一个话题。政府没有限制媒体探询真相和讨论这一话题的权力。相反，政府应该主动向媒体和民众提供这类资讯，防止少数媒体甚至各种金融市场的操作 者利用该类消息进行炒作和盈利。但是，中国的政治局势太脆弱了，任何风吹草动都可能成为压倒专制体制这个摇摇欲坠的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所以国政府对类似的资讯进行严密的封锁。由于没有正常的消息来源，媒体自然就有了炒作的空间。
中联办的愤慨是对的。但是它所愤慨的对像应该是中国现行的落后的“人治”的政治制度，应该是中国政府剥夺人民知情权的行径；而不应该仅仅是香港亚洲电视台的职业操守。
文章来源：《自由亚洲电台》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