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7月16日讯】在中国大陆，只要是初中生，都应该知道“四一二”反革命事变。不过，你所接受的教育，可能并不全面。比如，教科书告诉我们：“当游行队伍走到宝山路时，蒋介石令反动军队用机枪扫射手无寸铁的工人群众”。然而，事实却恰恰相反：蒋介石既没有下令，游行队伍也并非都是工人群众，更非个个手无寸铁，走在最前面的工人纠察队竟然还“保持了相当的武装”！
假设你现在拿枪去军警机关游行示威，你会怎么样？
下面，就让我们通过各种史料，来尽量还原“四一二”前前后后的历史全貌。
从蔡元培的反共谈起
蔡元培以前虽然也参与过推翻清王朝的暗杀团，当北大校长的时候，还把炸弹搁在办公室里，但史学界都认为他个性忠厚，为人友善，处事接物恬淡从容，平时很少轻易动怒。
他的学生柳亚子就曾这样说过：“先生一生和平敦厚，蔼然使人如坐春风，但在民国十六年上半年，却动了些火气，参加清党运动。一纸用中央监察委员会名义发表的通缉名单，真是洋洋大观，连我也受到影响。”
柳亚子所说的“影响”，其实很委婉，如果说直白一点，那就是蔡元培在密谋清党之时，将柳亚子也列入了黑名单。
关于蔡元培的“动火气”，历史上还有记载。
1927年3月6日，吴稚晖询问陈独秀：“在中国实行列宁式共产主义需要多少年？”
陈独秀回答：“二十年。吴稚晖转而找到李石曾和蔡元培，怒气冲冲地转述了陈独秀的话，结果“石曾最是慷慨激昂，蔡孑民也很愤愤不平。”
可想而知，能够让这样一位好好先生“也很愤愤不平”地卷进反共的大合唱，不仅成为主持人，帮老蒋决策清党大计，而且还要对自己的学生进行跨省追捕，这火气还不是一般的大。
从1927年3月底，至4月中旬，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的部分右派在上海多次策划清党，这一系列密会的主席就是蔡元培。
3月28日的会议，被称为“预备会”，5名到会的监察委员中，除古应芬资历稍浅以外，其馀4人都是民国元老：即蔡元培、吴稚晖、张静江、李石曾。根据会议的原始记录□：吴稚晖首先发言，称中共谋反，应行纠察，开展“护党救国运动”，蔡元培作为主席，不仅不制止，反而立表赞成，提出把共产党人从国民党中清除出去的建议，与国民党极右分子──西山会议派的反共叫嚣同出一辙。
4月2日，正式开会，监察委员增加了陈果夫、李宗仁、黄绍3人。吴稚晖提交查办共党的呈文之后，蔡元培随即向大家出示两份材料作为证据，一份是中共自二大以来“阴谋破坏国民党”的种种决议和通告，另一份是中共在浙江“阻止入党”、“煽惑民众”、“扰乱后方”、“捣毁米铺”、“压迫工人”等若干条罪状。经过他同意，会上还审定了既有毛泽东、周恩来、陈独秀等中共领袖，也有柳亚子、徐谦、邓演达等国民党左派人士的黑名单，将近两百人，与会者一致决定：咨请中央执行委员会立即采取紧急措施，将这些首要危险分子，“就地知照治安机关，分别看管，制止活动”。
此后，在蔡元培的主持下，这一部分监察委员又开了4次“清党”密会。
师出有名，才能理直气壮。4月9日，蔡元培又同吴稚晖、张静江、李石曾等人一起发出3000馀字的“护党救国”联名通电，严词指责武汉政府的非法性，历数其联共政策的种种荒谬，号召“全体同志念党国之危机，凛丧亡之无日，披发缨冠，共图匡济；扶危定倾，端视此举”，从而为蒋介石的反革命政变作了舆论上的准备。
行文至此，有人会问：那蔡元培为什么会一改往日的温柔，如此积极地反共呢？吴稚晖要“清党”，他就要开除中共分子；吴稚晖要“查办”，他就拿出中共搞破坏的证据。是因为他个人有私仇？还是上了老蒋的当？
其实都不是。
首先，蔡元培和中共之间不仅没有丝毫恩怨，而且关系还不错，陈独秀、李大钊这两位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正是他任北大校长期间亲自聘请的优秀人才。就在清党开始之时，李大钊被奉系军阀张作霖处死，他还带头募捐，帮烈士的长子李葆华去日本留学。和陈独秀的关系，更不用说了，两人以前就在一起做过炸弹，陈独秀后来两次被捕，他都出手相救，以至于当他去世以后，陈独秀十分悲伤，在给友人的信中说：“弟前在金陵狱中，多承蔡先生照拂，公乃先我而死，弟之心情上无数伤痕中又增一伤痕矣!”
其次，蔡元培也没有被别人灌迷魂汤。
君子和而不同。
尽管他提倡思想自由、学术自由，对各种理论都可以兼容，但绝不是一个毫无主见的人，在大是大非面前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不肯妥协，不肯附和。那么，何谓 “是”、何谓“非”？立场不同，衡量的标准自然不一样。从维护国民党的大局出发，当然要反对与自己水火不相容的共产主义；从民主自由价值观出发，当然不赞成打土豪、分田地这种以侵犯人权为特征的阶级斗争，这就是蔡元培为什么要积极“清党“的根本原因，这也就是他为什么要批评一部分同志，在“西山会议派“扯起反共大旗以后，仍“迷信总理容共政策．未能坚决拒共”的主要原因。
本文之所以要从蔡元培开始说起，是想说明那个被称为“好得很”的农民运动实在是糟得很，否则为何连他这样的好好先生也要“清党”呢？这不是什么一时糊涂，也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关系到党国的生死存亡，没有回旋的馀地，后退一步就是当顺民，要想不投降，就必须“叛变革命”。
蒋介石被逼上梁山
1927年的那个春天，又把蒋介石推到是战是降的历史关口。
去年的这个时候，他就干了一下。
本来，他是想交出军权、远走莫斯科的，船票、护照、行李都准备好了，人也上了车。
那时候，右派认为他是赤色分子，左派又认为他是“新军阀”，都要打倒他，各种攻击他的言论满天飞，就连一个小小的李之龙都可以限定老蒋在3个月之内把广东所有的工厂收归国有，否则就要以“叛变革命罪”枪毙他。没办法，为了忍辱负重，他只得夹起尾巴做人，时不时地骂几句“西山会议派”，再高呼几声“中俄同志团结万岁”、“为共产主义而死”，以免让人抓到小辫子。
尽管他手握重兵，可他的嫡系第一军都快被中共党员架空了，没有党代表的签名，军事首长的命令竟不能生效，党代表甚至有权先斩后奏、有权监督同级主官。而且，控制中央党部和军事委员会的是苏俄顾问季山嘉和汪精卫，他在中央的地位，就跟毛委员一样，是蒋委员，后面还没带“长”。他要北伐，他们就说好啊、行啊，你就率军渡海，从塘沽登陆吧。差点弄出一项创世纪的抢滩登陆战，没把他气晕，就算有运输能力和后勤保障，可那大沽口炮台是吃素的吗？不仅如此，这两位还专门给他罩上“以党治政、以政治军”的紧箍咒，只要一纸决议，就可以让他下岗。
打国民党的地盘，让共产党做主，还被两面夹攻，左右受气，搁谁受得了？“近来所受苦痛，至不能说，不忍说，且非梦想所能及者。政治生活至此，是何异佛入地狱耶。”1926年3月17日的这段日记，再清楚不过了地表明了他内心的无奈和煎熬。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老蒋想一走了之。
他的秘书陈立夫后来回忆说：
在快到长堤码头的时候，我就问蒋先生：“校长，为什么我们一定得走？军事权在校长掌握之中，为什么我们不干一下？”那是我年轻气盛，并不清楚局势的复杂，所以就顺口问他，蒋先生也未责怪，他听后就吩咐司机开回寓所，但在未到寓所之前，他又吩咐司机再把车开往码头。这时，我又问蒋先生：“如果我们走了，总理所交给校长的任务将由谁来担负呢？”蒋先生想了又想，最后毅然决然对司机说：“开回东山寓所。”
于是，随后就有了3月20日的“中山舰事件”。
中共认为这是蒋介石蓄意制造的一起重大政治阴谋，先指使他人，擅自调动中山舰，制造共产党要造反的假象，然后以此为借口来打击共产党。
而老蒋的说法却是：海军局代理局长、中共党员李之龙矫令中山舰由广州驶回黄埔。是要先在黄埔装足煤，以备临时远航，开回广州也不熄火，戒备极严。我知道共党阴谋的爆发，就在于此。乃于二十日清晨宣布戒严，逮捕李之龙及各军党代表共党分子。“他们的计划，就是要在我从广州省城乘舰回黄埔军校的途中，强迫我离粤，直驶海参威，送往俄国，以消除他们假借国民革命来实行其无产阶级专政的唯一障碍。”
在这两种截然相反的解释中，历史学家杨天石“各打五十大板”，即：双方都没有阴谋调动中山舰，而是黄埔军校驻广州办事处主任欧阳钟下的假命令，目的在于挑拨国共关系，使蒋介石误信了右派的谣言。
挑拨之说，以前就有不少。
包惠僧（中共一大代表、22师党代表）在回忆录中写道：三月二十日事变，完全是王柏龄，陈肇英、陈策、欧阳格、徐桴、吴铁城等阴谋制造出来的。他们一面说：“共产党准备暴动。”一面伪造命令，要中山舰开到黄埔听候调遣，蒋介石在由黄埔回广州的途中，看到中山舰向黄埔开动，就信以为真。
就连当事人汪精卫也这么说：“第一，蒋同志并没有抛弃联俄容共政策，尤其没有抛弃联俄政策的意思。第二，蒋同志以为国民革命是本党的使命，应由本党主持，对于苏俄顾问及共产党人之势力增长，不可不加以裁抑，以免大权旁落。以上两点，是蒋同志当时的根本思想。因为有了这样的根本思想，所以听得关于中山舰之一方面的报告，便有触即发。后来虽然知道这一方面的报告，是不实的，但借此裁抑苏俄顾问及共产党人之势力增长，也未为非策，所以就这样的干下去了。”
然而，在关于当时到底有没有“倒蒋”计划的核心问题上，至今没有令人信服的答案，包惠僧回忆录虽涉及这一问题，但遗憾的是不够明确。他说：“在大革命失败以后，我在上海会着谭平山（笔者注：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武汉政府农民部部长），我们谈到三月二十日事变，谭平山说：在苏俄从关系方面得着一个消息（或是看见一个文件）说计划调蒋介石到海参葳训练两师军队，如果这一说法有点事实根据的话，那就是汪精卫和季山嘉真有这个计划，所以对这个问题在我的思想上始终是一个‘谜’。”
因此，中山舰事件的真相究竟如何，仍有待挖掘。
凭心而论，事件之后，尽管蒋委员在同志们的拥戴下当选为党主席、军委主席，但他当时除了整理党务、收缴工人枪支、命令共产党员退出第一军以外，并没有更多的小动作，被捕的李之龙等人不久都被释放。
所谓“整理党务案”，即5月15日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通过了蒋介石的提议，规定共产党员不得批评三民主义，不能担任中央各部部长，任高级党部执行委员的人数不应超过三分之一，加入本党的中共党员名册须交国民党中央保管，中共对这些党员的指示须交国共两党联席会议通过；另一方面，凡国民党员未经许可，脱党之前不得入其他党籍，不得有另外的政治组织行动，不能以党的名义召集党务会议等等。这就好比一家合资公司为了加强管理，对各股东的权益和相互之间的关系作出某些调整和限制。
依“西山会议派”的观点来看，这些措施，还让人“万分失望”，违背了总理精神，将容共的本意变为“两党合作”，是出卖国民党。邹鲁指责蒋介石，说“整理党务案”的大部分内容以前就提过而未见成效的老方法，至于不让共产党出任中央部长的条款，虽然“可以减少共产党之操纵，但此办法，行之两年前甚有效，今则彼之党羽，早已分妥各处，即不为部长庸何伤？”因此，这位广东大学的校长把黄埔军校的校长讽刺了一句，说你们“5月15日之郑重大会，其效等于零。”
如果换位思考的话，现在再来一次国共合作，以胡哥的股份之大，还不知道小马能不能得到比这更优惠的待遇呢。假设让他们在中共各级党组织的委员人数可以超过三分之一，可以担任中央各部部长，潜伏在内部的地下党及其工作方针也都可以保密，估计用不了多久，天安门就被和平演变了。
见老蒋那边没有把事情闹大，苏俄顾问也暂且妥协，召回季山嘉，“以便赢得时间和做好准备除掉这位将军。”中共方面则采取明退暗顶的办法，省港工人纠察队的枪交了，部长的职务辞了，但其他几条不仅不执行，反而更注重隐蔽自己，更注重基层工作，以国民党的名义去广泛发动群众闹革命。再说，换上来的部长，也不都是右派，也有亲共的左派分子，如替代毛泽东的宣传部长顾孟馀、替代澎湃的农民部长甘乃光。
对此，蒋介石在明知整理党务案“其效等于零”的情况下既没有追查到底，也没有进一步采取措施严防中共地下党的渗透，以为明人不做暗事，结果吃了大亏，自己在前方拼命，打到哪里，哪里就被人家摘了桃子，到处都是轰轰烈烈的暴力革命，农民要分田，工人要加薪，不答应就把土豪劣绅游街示众，直到枪毙，形成让有产者人人自危的“红色恐怖”。
扶持农工，本是三民主义的重要内容，完全可以在法律的框架之下去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不能以暴力来剥夺他人的生命财产，但《湖南民报》却公开宣称：土豪劣绅的地位，从农协成立之日起就宣布了死刑！“有土皆豪，无绅不劣”，这首对联何等精当！革命不能讲客气，恐怖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呵！
说这话的人，名叫易礼容，表面上他是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农民部长，真实身份却是中共中央委员；这报纸号称国民党的省委党报，主编却是中共五老之一的谢觉哉。
既然红色恐怖是意中事，那白色恐怖自然也是意中事，于是，你杀我、我杀你，冲突愈演愈烈，造成工厂停工、商店关门、田地撂荒，社会秩序一片混乱。
斗地主不但斗到北伐军官兵的家里，抓反革命甚至抓到自己人头上。邹鲁曾在回忆录中无比痛心地写道：北伐军打到湖北来，委任的地方官员中，共产党员不计其数，反倒把为北伐出了大力的祝韵湘、郭聘伯等本党同志关进班房。
鸠占鹊巢，鹊去坐牢，最后发展到还要逮捕蒋介石。
季山嘉回国以后，鲍罗廷又来了。
在这位洋大人的操纵下，1926年12月13日，国民党左派和中共代表齐聚江城，先斩后奏，乘中央党部与国民政府因迁都而停止办公之机，组织了所谓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作为最高权力机关，以徐谦为主席。
党要开会，竟然可以不通过党的主席。
别看老蒋坐了龙庭，手握虎符，其实比“屁民”强不了多少，除了谴责非法以外，也就是打电报战，你一个电文过去，我一个电文过来，劝他们将联席会议改为政治分会。
在是否“迁都武汉“的问题上，双方也是争执不下。最开始。这是老蒋提议的，但后来看到整个两湖变成一片红海洋，那里又是张发奎第四军和唐生智第八军的势力范围，就改变主意，要把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暂时设在南昌，和他的北伐军总司令部在一起，理由是便于就近指挥东南方向的军事行动，结果鲍罗廷又不同意，非要按原方案来，不来就让宋子文扣军饷，老蒋只好低头就范。
党的主席，竟然定不了迁都问题。
1927年3月10日，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汉口召开，以“提高党权”的名义，决定实行集体领导，以中央常务委员会行使最高权力，顺理成章地免去了老蒋的中央主席、军委主席等职务，好歹没有一撸到底，给他留了个空头总司令的面子。
从选举结果看，国民党左派和中共领袖重新掌控了国民党的最高权力：因中山舰事件而负气出国的汪精卫又得到重用，任排名第一的组织部长和党中央常委，其馀8 名常委中，除摇摆不定的谭延以外，左派人士和中共党员占绝对优势地位，他们是孙科、徐谦、顾孟馀、陈公博、谭平山和吴玉章，结果老蒋就成了孤家寡人；在政府方面，他连名分都没有，孙科、徐谦、汪精卫、谭延、宋子文是常委，并由中共党员谭平山、苏兆征担任农政部长和劳工部长；此外，汪精卫尚在国外，其组织部长一职还由中共元老吴玉章代理。如此同时，由于取消了党主席，地下党的名单自然也不需要上交，这就彻底推翻了二届二中全会所作《整理党务案》的决议，使中共方面得以合法地在国民党内部行使自己的权力、发展自己的组织、推行自己的路线方针政策。
随着三中全会的胜利闭幕，鲍罗廷一伙开始抢点布局：
3月21日，在上海守敌愿意投诚、无意再战的情况下，为抢桃子，命令周恩来发动第三次起义，于次日占领了除租界以外的整个上海市区，并成立一支拥有 2700人的工人武装；
3月24日，任命程潜为江苏省主席，委员15名中，不计左派，仅共产党员就占三分之二；
3月25日，任命李宗仁为安徽省主席，委员8人中，左派和中共的席位加起来也占了三分之二；
3月26日，改组江西省党部，以方志敏取代AB团团长段锡朋，接着又在4月1日改组省政府，赶走反共的李烈钧，任命态度暧昧的朱培德为主席，共产党员占了 10名省府委员的半数。
国民党的末日就要来临了。
危机四起之中，南京事件忽然爆发。3月24日，一部分北伐军士兵在南京抢劫英美日等国的领事馆、住宅、教堂、商店，杀死6名外国人，导致停泊在江面上的英美军舰向城内开炮泄愤，又造成无辜市民重大伤亡。这一惨案，在全国激起强烈的反帝浪潮，“打倒列强”的口号直冲云霄，而各列强为保护租界，也大举增兵上海，形势岌岌可危，稍有不慎，就会引起一场混战。
这时候，尽管苏俄关于在中国应“不惜任何方法──甚至抢掠及多数惨杀”来挑起各国干涉的绝密文件，还没有被张作霖从苏联大使馆里搜出来，但老蒋心里清楚得很，南京事件显然是有人做手脚，企图让列强与国民党打起来，以坐收渔利。
一波未平，武汉政府又密令第六军军长程潜伺机逮捕蒋介石。这份密令，系谭延亲笔写在绸布上，由中共元老林伯渠缝在衣服内，于3月27日启程从汉口去南京送给程潜，可惜迟了一步，老蒋已于昨天离开南京，去了上海，怎么办？武汉方面心生一计，布下陷阱：于4月2日干脆把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职务也废了，将他降格为第一集团军总司令，然后命令他“克日离淞赴宁，专任筹划军事”。
也就在这一天，南昌又发生大规模群体事件，工人纠察队和学生持械冲进省党部和省政府，当场打死国民党人周佐尧，拘捕程天放、关麟征等一批党政军负责同志。
于是，当春风又绿江南岸之时，历史的抉择，再一次摆在了老蒋面前，是战还是降？南昌出事之前，噎是风雨飘摇，江西省教育厅长程天放曾赶来安庆求见，恳请立即与共党分家，不可再容许他们潜伏党内、阴谋颠覆，他当时的心情异常沉重，只说了一句：时机没有成熟，请大家暂时忍耐。
现在，他还能忍多久？
清党中的两大关键问题
梅雨季节的江南，总是阴云低沉。3月26日，蒋介石乘兵舰从南京顺江而下，直发上海，向东路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面示了清党决心。
随后赶来的第七军军长李宗仁，一出车站就发现上海的形势极为严峻，因为一点小事，工会就聚众上万人，要找白崇禧讨说法，“满街全是工人，途为之塞”，只得下车步行，自人丛中蛇行挤至总指挥部。”此时，这位桂系首领，和他的亲密战友白崇禧一起，都坚定地站在了心力憔悴、声音嘶哑的蒋总司令一边，主动把自己的子弟兵调到沪宁线上，以震慑那些军心不稳的部队。
与中共决裂，涉及到两大问题：
第一，是不是合法？名正才能言顺，不能胡来。在这关键性的前提问题上，幸亏有吴稚晖、蔡元培、张静江、李石曾等老一辈资产阶级革命家挺身而出，毅然动用监察权，咨请中央执行委员会查办中国共产党，并将武汉政府及其一切措施的非法性公告于天下，这就是前面提到的“护党救国”联名通电：
“查武汉中央执行委员与国民政府委员联席会议，系由到汉委员自由召集……中央党部近在南昌，理应提交追认。乃不唯不经此项手续，且于中央已有令改政治会议为武汉分会，且令停止职权之后，仍复继续开会。以中央执行委员及国民政府委员之身分，而置中央机关之命令于不顾，将何以昭示中央威信于全党？联席会议既无适法根据，其由此产生之一切决议案之有无效力，更不问可知。”
第二，代价大不大？兵不血刃地解决问题，当然更好。4月2日，汪精卫回国抵沪，众人力劝他反共，以他的影响力解决纷争，结果白费了几天的口舌。这小白脸一会儿虚应故事，说可以请武汉来人，开会解决；一会儿耍无赖，说你监察委员会的咨文，党中央不执行又怎么样？吴稚晖甚至下跪相求，他也不为所动，最后便不辞而别，去了汉口。
既然和平的路走不通，就只有动武。
要动武，首先得摆平中共手里那一支近3千人的武装民兵。这批民兵号称“工人纠察队”，顾顺章任总指挥，黄埔一期生侯镜如任军事教官，根据“在本党未组织党的宪兵维持革命秩序时，承认纠察队为维持革命秩序之合法武力”的中央决议，俨然成为“党卫军”，不受军事当局的任何节制，“稍不如意，便聚众要挟，动辄数万人，情势汹汹，不可终日。”那么，能不能以最小的代价把它干掉呢？而且，动用正规军，去对付群众团体，名声上也不好听。老蒋这个人就是这样，为了爱面子，往往下不了毒手。
于是，黑道和白道联袂登场，上演一部精彩大片
所谓“黑道”，即上海滩上有名的三大帮主：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门徒遍及三教九流；所谓“白道”，当然是指白崇禧，代表人民军队的光辉形象。有白崇禧的坐镇指挥，又有黑社会的出面帮忙，我白道黑道都有人，还怕你鲍罗廷不成？切！蒋总司令便于4月8日放心大胆地带着他的第一军浩浩荡荡离开了上海，要去南京收程潜。
老蒋走后，经过一番精心策划，4月11日夜，先调虎离山，诱捕汪寿华，扣留周恩来；4月12日凌晨，再演苦肉计，当帮会的弟兄们正大肆围攻上海市总工会、工人纠察队总指挥部等主要据点之时，驻军闻讯赶来，以制止械斗为借口，下了双方的枪，然后一拥而上，乘机占领了这几处党卫军的大本营，变脸之快，让对方猝不及防，全都傻眼了。（未完待续）
文章来源：凯迪论坛
假设你现在拿枪去军警机关游行示威，你会怎么样？
下面，就让我们通过各种史料，来尽量还原“四一二”前前后后的历史全貌。
从蔡元培的反共谈起
蔡元培以前虽然也参与过推翻清王朝的暗杀团，当北大校长的时候，还把炸弹搁在办公室里，但史学界都认为他个性忠厚，为人友善，处事接物恬淡从容，平时很少轻易动怒。
他的学生柳亚子就曾这样说过：“先生一生和平敦厚，蔼然使人如坐春风，但在民国十六年上半年，却动了些火气，参加清党运动。一纸用中央监察委员会名义发表的通缉名单，真是洋洋大观，连我也受到影响。”
柳亚子所说的“影响”，其实很委婉，如果说直白一点，那就是蔡元培在密谋清党之时，将柳亚子也列入了黑名单。
关于蔡元培的“动火气”，历史上还有记载。
1927年3月6日，吴稚晖询问陈独秀：“在中国实行列宁式共产主义需要多少年？”
陈独秀回答：“二十年。吴稚晖转而找到李石曾和蔡元培，怒气冲冲地转述了陈独秀的话，结果“石曾最是慷慨激昂，蔡孑民也很愤愤不平。”
可想而知，能够让这样一位好好先生“也很愤愤不平”地卷进反共的大合唱，不仅成为主持人，帮老蒋决策清党大计，而且还要对自己的学生进行跨省追捕，这火气还不是一般的大。
从1927年3月底，至4月中旬，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的部分右派在上海多次策划清党，这一系列密会的主席就是蔡元培。
3月28日的会议，被称为“预备会”，5名到会的监察委员中，除古应芬资历稍浅以外，其馀4人都是民国元老：即蔡元培、吴稚晖、张静江、李石曾。根据会议的原始记录□：吴稚晖首先发言，称中共谋反，应行纠察，开展“护党救国运动”，蔡元培作为主席，不仅不制止，反而立表赞成，提出把共产党人从国民党中清除出去的建议，与国民党极右分子──西山会议派的反共叫嚣同出一辙。
4月2日，正式开会，监察委员增加了陈果夫、李宗仁、黄绍3人。吴稚晖提交查办共党的呈文之后，蔡元培随即向大家出示两份材料作为证据，一份是中共自二大以来“阴谋破坏国民党”的种种决议和通告，另一份是中共在浙江“阻止入党”、“煽惑民众”、“扰乱后方”、“捣毁米铺”、“压迫工人”等若干条罪状。经过他同意，会上还审定了既有毛泽东、周恩来、陈独秀等中共领袖，也有柳亚子、徐谦、邓演达等国民党左派人士的黑名单，将近两百人，与会者一致决定：咨请中央执行委员会立即采取紧急措施，将这些首要危险分子，“就地知照治安机关，分别看管，制止活动”。
此后，在蔡元培的主持下，这一部分监察委员又开了4次“清党”密会。
师出有名，才能理直气壮。4月9日，蔡元培又同吴稚晖、张静江、李石曾等人一起发出3000馀字的“护党救国”联名通电，严词指责武汉政府的非法性，历数其联共政策的种种荒谬，号召“全体同志念党国之危机，凛丧亡之无日，披发缨冠，共图匡济；扶危定倾，端视此举”，从而为蒋介石的反革命政变作了舆论上的准备。
行文至此，有人会问：那蔡元培为什么会一改往日的温柔，如此积极地反共呢？吴稚晖要“清党”，他就要开除中共分子；吴稚晖要“查办”，他就拿出中共搞破坏的证据。是因为他个人有私仇？还是上了老蒋的当？
其实都不是。
首先，蔡元培和中共之间不仅没有丝毫恩怨，而且关系还不错，陈独秀、李大钊这两位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正是他任北大校长期间亲自聘请的优秀人才。就在清党开始之时，李大钊被奉系军阀张作霖处死，他还带头募捐，帮烈士的长子李葆华去日本留学。和陈独秀的关系，更不用说了，两人以前就在一起做过炸弹，陈独秀后来两次被捕，他都出手相救，以至于当他去世以后，陈独秀十分悲伤，在给友人的信中说：“弟前在金陵狱中，多承蔡先生照拂，公乃先我而死，弟之心情上无数伤痕中又增一伤痕矣!”
其次，蔡元培也没有被别人灌迷魂汤。
君子和而不同。
尽管他提倡思想自由、学术自由，对各种理论都可以兼容，但绝不是一个毫无主见的人，在大是大非面前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不肯妥协，不肯附和。那么，何谓 “是”、何谓“非”？立场不同，衡量的标准自然不一样。从维护国民党的大局出发，当然要反对与自己水火不相容的共产主义；从民主自由价值观出发，当然不赞成打土豪、分田地这种以侵犯人权为特征的阶级斗争，这就是蔡元培为什么要积极“清党“的根本原因，这也就是他为什么要批评一部分同志，在“西山会议派“扯起反共大旗以后，仍“迷信总理容共政策．未能坚决拒共”的主要原因。
本文之所以要从蔡元培开始说起，是想说明那个被称为“好得很”的农民运动实在是糟得很，否则为何连他这样的好好先生也要“清党”呢？这不是什么一时糊涂，也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关系到党国的生死存亡，没有回旋的馀地，后退一步就是当顺民，要想不投降，就必须“叛变革命”。
蒋介石被逼上梁山
1927年的那个春天，又把蒋介石推到是战是降的历史关口。
去年的这个时候，他就干了一下。
本来，他是想交出军权、远走莫斯科的，船票、护照、行李都准备好了，人也上了车。
那时候，右派认为他是赤色分子，左派又认为他是“新军阀”，都要打倒他，各种攻击他的言论满天飞，就连一个小小的李之龙都可以限定老蒋在3个月之内把广东所有的工厂收归国有，否则就要以“叛变革命罪”枪毙他。没办法，为了忍辱负重，他只得夹起尾巴做人，时不时地骂几句“西山会议派”，再高呼几声“中俄同志团结万岁”、“为共产主义而死”，以免让人抓到小辫子。
尽管他手握重兵，可他的嫡系第一军都快被中共党员架空了，没有党代表的签名，军事首长的命令竟不能生效，党代表甚至有权先斩后奏、有权监督同级主官。而且，控制中央党部和军事委员会的是苏俄顾问季山嘉和汪精卫，他在中央的地位，就跟毛委员一样，是蒋委员，后面还没带“长”。他要北伐，他们就说好啊、行啊，你就率军渡海，从塘沽登陆吧。差点弄出一项创世纪的抢滩登陆战，没把他气晕，就算有运输能力和后勤保障，可那大沽口炮台是吃素的吗？不仅如此，这两位还专门给他罩上“以党治政、以政治军”的紧箍咒，只要一纸决议，就可以让他下岗。
打国民党的地盘，让共产党做主，还被两面夹攻，左右受气，搁谁受得了？“近来所受苦痛，至不能说，不忍说，且非梦想所能及者。政治生活至此，是何异佛入地狱耶。”1926年3月17日的这段日记，再清楚不过了地表明了他内心的无奈和煎熬。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老蒋想一走了之。
他的秘书陈立夫后来回忆说：
在快到长堤码头的时候，我就问蒋先生：“校长，为什么我们一定得走？军事权在校长掌握之中，为什么我们不干一下？”那是我年轻气盛，并不清楚局势的复杂，所以就顺口问他，蒋先生也未责怪，他听后就吩咐司机开回寓所，但在未到寓所之前，他又吩咐司机再把车开往码头。这时，我又问蒋先生：“如果我们走了，总理所交给校长的任务将由谁来担负呢？”蒋先生想了又想，最后毅然决然对司机说：“开回东山寓所。”
于是，随后就有了3月20日的“中山舰事件”。
中共认为这是蒋介石蓄意制造的一起重大政治阴谋，先指使他人，擅自调动中山舰，制造共产党要造反的假象，然后以此为借口来打击共产党。
而老蒋的说法却是：海军局代理局长、中共党员李之龙矫令中山舰由广州驶回黄埔。是要先在黄埔装足煤，以备临时远航，开回广州也不熄火，戒备极严。我知道共党阴谋的爆发，就在于此。乃于二十日清晨宣布戒严，逮捕李之龙及各军党代表共党分子。“他们的计划，就是要在我从广州省城乘舰回黄埔军校的途中，强迫我离粤，直驶海参威，送往俄国，以消除他们假借国民革命来实行其无产阶级专政的唯一障碍。”
在这两种截然相反的解释中，历史学家杨天石“各打五十大板”，即：双方都没有阴谋调动中山舰，而是黄埔军校驻广州办事处主任欧阳钟下的假命令，目的在于挑拨国共关系，使蒋介石误信了右派的谣言。
挑拨之说，以前就有不少。
包惠僧（中共一大代表、22师党代表）在回忆录中写道：三月二十日事变，完全是王柏龄，陈肇英、陈策、欧阳格、徐桴、吴铁城等阴谋制造出来的。他们一面说：“共产党准备暴动。”一面伪造命令，要中山舰开到黄埔听候调遣，蒋介石在由黄埔回广州的途中，看到中山舰向黄埔开动，就信以为真。
就连当事人汪精卫也这么说：“第一，蒋同志并没有抛弃联俄容共政策，尤其没有抛弃联俄政策的意思。第二，蒋同志以为国民革命是本党的使命，应由本党主持，对于苏俄顾问及共产党人之势力增长，不可不加以裁抑，以免大权旁落。以上两点，是蒋同志当时的根本思想。因为有了这样的根本思想，所以听得关于中山舰之一方面的报告，便有触即发。后来虽然知道这一方面的报告，是不实的，但借此裁抑苏俄顾问及共产党人之势力增长，也未为非策，所以就这样的干下去了。”
然而，在关于当时到底有没有“倒蒋”计划的核心问题上，至今没有令人信服的答案，包惠僧回忆录虽涉及这一问题，但遗憾的是不够明确。他说：“在大革命失败以后，我在上海会着谭平山（笔者注：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武汉政府农民部部长），我们谈到三月二十日事变，谭平山说：在苏俄从关系方面得着一个消息（或是看见一个文件）说计划调蒋介石到海参葳训练两师军队，如果这一说法有点事实根据的话，那就是汪精卫和季山嘉真有这个计划，所以对这个问题在我的思想上始终是一个‘谜’。”
因此，中山舰事件的真相究竟如何，仍有待挖掘。
凭心而论，事件之后，尽管蒋委员在同志们的拥戴下当选为党主席、军委主席，但他当时除了整理党务、收缴工人枪支、命令共产党员退出第一军以外，并没有更多的小动作，被捕的李之龙等人不久都被释放。
所谓“整理党务案”，即5月15日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通过了蒋介石的提议，规定共产党员不得批评三民主义，不能担任中央各部部长，任高级党部执行委员的人数不应超过三分之一，加入本党的中共党员名册须交国民党中央保管，中共对这些党员的指示须交国共两党联席会议通过；另一方面，凡国民党员未经许可，脱党之前不得入其他党籍，不得有另外的政治组织行动，不能以党的名义召集党务会议等等。这就好比一家合资公司为了加强管理，对各股东的权益和相互之间的关系作出某些调整和限制。
依“西山会议派”的观点来看，这些措施，还让人“万分失望”，违背了总理精神，将容共的本意变为“两党合作”，是出卖国民党。邹鲁指责蒋介石，说“整理党务案”的大部分内容以前就提过而未见成效的老方法，至于不让共产党出任中央部长的条款，虽然“可以减少共产党之操纵，但此办法，行之两年前甚有效，今则彼之党羽，早已分妥各处，即不为部长庸何伤？”因此，这位广东大学的校长把黄埔军校的校长讽刺了一句，说你们“5月15日之郑重大会，其效等于零。”
如果换位思考的话，现在再来一次国共合作，以胡哥的股份之大，还不知道小马能不能得到比这更优惠的待遇呢。假设让他们在中共各级党组织的委员人数可以超过三分之一，可以担任中央各部部长，潜伏在内部的地下党及其工作方针也都可以保密，估计用不了多久，天安门就被和平演变了。
见老蒋那边没有把事情闹大，苏俄顾问也暂且妥协，召回季山嘉，“以便赢得时间和做好准备除掉这位将军。”中共方面则采取明退暗顶的办法，省港工人纠察队的枪交了，部长的职务辞了，但其他几条不仅不执行，反而更注重隐蔽自己，更注重基层工作，以国民党的名义去广泛发动群众闹革命。再说，换上来的部长，也不都是右派，也有亲共的左派分子，如替代毛泽东的宣传部长顾孟馀、替代澎湃的农民部长甘乃光。
对此，蒋介石在明知整理党务案“其效等于零”的情况下既没有追查到底，也没有进一步采取措施严防中共地下党的渗透，以为明人不做暗事，结果吃了大亏，自己在前方拼命，打到哪里，哪里就被人家摘了桃子，到处都是轰轰烈烈的暴力革命，农民要分田，工人要加薪，不答应就把土豪劣绅游街示众，直到枪毙，形成让有产者人人自危的“红色恐怖”。
扶持农工，本是三民主义的重要内容，完全可以在法律的框架之下去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不能以暴力来剥夺他人的生命财产，但《湖南民报》却公开宣称：土豪劣绅的地位，从农协成立之日起就宣布了死刑！“有土皆豪，无绅不劣”，这首对联何等精当！革命不能讲客气，恐怖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呵！
说这话的人，名叫易礼容，表面上他是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农民部长，真实身份却是中共中央委员；这报纸号称国民党的省委党报，主编却是中共五老之一的谢觉哉。
既然红色恐怖是意中事，那白色恐怖自然也是意中事，于是，你杀我、我杀你，冲突愈演愈烈，造成工厂停工、商店关门、田地撂荒，社会秩序一片混乱。
斗地主不但斗到北伐军官兵的家里，抓反革命甚至抓到自己人头上。邹鲁曾在回忆录中无比痛心地写道：北伐军打到湖北来，委任的地方官员中，共产党员不计其数，反倒把为北伐出了大力的祝韵湘、郭聘伯等本党同志关进班房。
鸠占鹊巢，鹊去坐牢，最后发展到还要逮捕蒋介石。
季山嘉回国以后，鲍罗廷又来了。
在这位洋大人的操纵下，1926年12月13日，国民党左派和中共代表齐聚江城，先斩后奏，乘中央党部与国民政府因迁都而停止办公之机，组织了所谓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作为最高权力机关，以徐谦为主席。
党要开会，竟然可以不通过党的主席。
别看老蒋坐了龙庭，手握虎符，其实比“屁民”强不了多少，除了谴责非法以外，也就是打电报战，你一个电文过去，我一个电文过来，劝他们将联席会议改为政治分会。
在是否“迁都武汉“的问题上，双方也是争执不下。最开始。这是老蒋提议的，但后来看到整个两湖变成一片红海洋，那里又是张发奎第四军和唐生智第八军的势力范围，就改变主意，要把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暂时设在南昌，和他的北伐军总司令部在一起，理由是便于就近指挥东南方向的军事行动，结果鲍罗廷又不同意，非要按原方案来，不来就让宋子文扣军饷，老蒋只好低头就范。
党的主席，竟然定不了迁都问题。
1927年3月10日，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汉口召开，以“提高党权”的名义，决定实行集体领导，以中央常务委员会行使最高权力，顺理成章地免去了老蒋的中央主席、军委主席等职务，好歹没有一撸到底，给他留了个空头总司令的面子。
从选举结果看，国民党左派和中共领袖重新掌控了国民党的最高权力：因中山舰事件而负气出国的汪精卫又得到重用，任排名第一的组织部长和党中央常委，其馀8 名常委中，除摇摆不定的谭延以外，左派人士和中共党员占绝对优势地位，他们是孙科、徐谦、顾孟馀、陈公博、谭平山和吴玉章，结果老蒋就成了孤家寡人；在政府方面，他连名分都没有，孙科、徐谦、汪精卫、谭延、宋子文是常委，并由中共党员谭平山、苏兆征担任农政部长和劳工部长；此外，汪精卫尚在国外，其组织部长一职还由中共元老吴玉章代理。如此同时，由于取消了党主席，地下党的名单自然也不需要上交，这就彻底推翻了二届二中全会所作《整理党务案》的决议，使中共方面得以合法地在国民党内部行使自己的权力、发展自己的组织、推行自己的路线方针政策。
随着三中全会的胜利闭幕，鲍罗廷一伙开始抢点布局：
3月21日，在上海守敌愿意投诚、无意再战的情况下，为抢桃子，命令周恩来发动第三次起义，于次日占领了除租界以外的整个上海市区，并成立一支拥有 2700人的工人武装；
3月24日，任命程潜为江苏省主席，委员15名中，不计左派，仅共产党员就占三分之二；
3月25日，任命李宗仁为安徽省主席，委员8人中，左派和中共的席位加起来也占了三分之二；
3月26日，改组江西省党部，以方志敏取代AB团团长段锡朋，接着又在4月1日改组省政府，赶走反共的李烈钧，任命态度暧昧的朱培德为主席，共产党员占了 10名省府委员的半数。
国民党的末日就要来临了。
危机四起之中，南京事件忽然爆发。3月24日，一部分北伐军士兵在南京抢劫英美日等国的领事馆、住宅、教堂、商店，杀死6名外国人，导致停泊在江面上的英美军舰向城内开炮泄愤，又造成无辜市民重大伤亡。这一惨案，在全国激起强烈的反帝浪潮，“打倒列强”的口号直冲云霄，而各列强为保护租界，也大举增兵上海，形势岌岌可危，稍有不慎，就会引起一场混战。
这时候，尽管苏俄关于在中国应“不惜任何方法──甚至抢掠及多数惨杀”来挑起各国干涉的绝密文件，还没有被张作霖从苏联大使馆里搜出来，但老蒋心里清楚得很，南京事件显然是有人做手脚，企图让列强与国民党打起来，以坐收渔利。
一波未平，武汉政府又密令第六军军长程潜伺机逮捕蒋介石。这份密令，系谭延亲笔写在绸布上，由中共元老林伯渠缝在衣服内，于3月27日启程从汉口去南京送给程潜，可惜迟了一步，老蒋已于昨天离开南京，去了上海，怎么办？武汉方面心生一计，布下陷阱：于4月2日干脆把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职务也废了，将他降格为第一集团军总司令，然后命令他“克日离淞赴宁，专任筹划军事”。
也就在这一天，南昌又发生大规模群体事件，工人纠察队和学生持械冲进省党部和省政府，当场打死国民党人周佐尧，拘捕程天放、关麟征等一批党政军负责同志。
于是，当春风又绿江南岸之时，历史的抉择，再一次摆在了老蒋面前，是战还是降？南昌出事之前，噎是风雨飘摇，江西省教育厅长程天放曾赶来安庆求见，恳请立即与共党分家，不可再容许他们潜伏党内、阴谋颠覆，他当时的心情异常沉重，只说了一句：时机没有成熟，请大家暂时忍耐。
现在，他还能忍多久？
清党中的两大关键问题
梅雨季节的江南，总是阴云低沉。3月26日，蒋介石乘兵舰从南京顺江而下，直发上海，向东路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面示了清党决心。
随后赶来的第七军军长李宗仁，一出车站就发现上海的形势极为严峻，因为一点小事，工会就聚众上万人，要找白崇禧讨说法，“满街全是工人，途为之塞”，只得下车步行，自人丛中蛇行挤至总指挥部。”此时，这位桂系首领，和他的亲密战友白崇禧一起，都坚定地站在了心力憔悴、声音嘶哑的蒋总司令一边，主动把自己的子弟兵调到沪宁线上，以震慑那些军心不稳的部队。
与中共决裂，涉及到两大问题：
第一，是不是合法？名正才能言顺，不能胡来。在这关键性的前提问题上，幸亏有吴稚晖、蔡元培、张静江、李石曾等老一辈资产阶级革命家挺身而出，毅然动用监察权，咨请中央执行委员会查办中国共产党，并将武汉政府及其一切措施的非法性公告于天下，这就是前面提到的“护党救国”联名通电：
“查武汉中央执行委员与国民政府委员联席会议，系由到汉委员自由召集……中央党部近在南昌，理应提交追认。乃不唯不经此项手续，且于中央已有令改政治会议为武汉分会，且令停止职权之后，仍复继续开会。以中央执行委员及国民政府委员之身分，而置中央机关之命令于不顾，将何以昭示中央威信于全党？联席会议既无适法根据，其由此产生之一切决议案之有无效力，更不问可知。”
第二，代价大不大？兵不血刃地解决问题，当然更好。4月2日，汪精卫回国抵沪，众人力劝他反共，以他的影响力解决纷争，结果白费了几天的口舌。这小白脸一会儿虚应故事，说可以请武汉来人，开会解决；一会儿耍无赖，说你监察委员会的咨文，党中央不执行又怎么样？吴稚晖甚至下跪相求，他也不为所动，最后便不辞而别，去了汉口。
既然和平的路走不通，就只有动武。
要动武，首先得摆平中共手里那一支近3千人的武装民兵。这批民兵号称“工人纠察队”，顾顺章任总指挥，黄埔一期生侯镜如任军事教官，根据“在本党未组织党的宪兵维持革命秩序时，承认纠察队为维持革命秩序之合法武力”的中央决议，俨然成为“党卫军”，不受军事当局的任何节制，“稍不如意，便聚众要挟，动辄数万人，情势汹汹，不可终日。”那么，能不能以最小的代价把它干掉呢？而且，动用正规军，去对付群众团体，名声上也不好听。老蒋这个人就是这样，为了爱面子，往往下不了毒手。
于是，黑道和白道联袂登场，上演一部精彩大片
所谓“黑道”，即上海滩上有名的三大帮主：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门徒遍及三教九流；所谓“白道”，当然是指白崇禧，代表人民军队的光辉形象。有白崇禧的坐镇指挥，又有黑社会的出面帮忙，我白道黑道都有人，还怕你鲍罗廷不成？切！蒋总司令便于4月8日放心大胆地带着他的第一军浩浩荡荡离开了上海，要去南京收程潜。
老蒋走后，经过一番精心策划，4月11日夜，先调虎离山，诱捕汪寿华，扣留周恩来；4月12日凌晨，再演苦肉计，当帮会的弟兄们正大肆围攻上海市总工会、工人纠察队总指挥部等主要据点之时，驻军闻讯赶来，以制止械斗为借口，下了双方的枪，然后一拥而上，乘机占领了这几处党卫军的大本营，变脸之快，让对方猝不及防，全都傻眼了。（未完待续）
文章来源：凯迪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