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7月20日讯】北京物资学院原学生杨虎被指在校网上发布“打到共产党”的留言，遭学校威胁、逼供，致精神分裂。杨家父母状告学校“侵害生命健康权”。杨虎的代理律师是东南大学法学教授张赞宁，下面是律师张赞宁给“杨虎案”的第二轮代理意见。
在整个庭审过程中，我不仅没有听到被告有一句向原告表示歉意的话，反而继续对原告杨虎进行抹黑，对此，我再次表示遗憾。现针对被告的代理意见，就几个主要问题，发表补充代理意见：
一、对中国法医学会司法鉴定中心[2008]精鉴字第43号《法医精神病学鉴定意见书》的质证意见
首先，对“分析意见8”关于“本例符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CCMD-Ⅲ)关于应激相关障碍的诊断。”及“鉴定意见”关于“被鉴定人杨虎患有应激相关障碍。北京物资学院的行为起增荷作用”的结论，表示认同。
其次，对本例“系间接因果关系”和“不评定参与度”的结论表示不能认同。理由是：
1、“间接因果关系”与导致“杨虎患有应激障碍”的结论是自相矛盾的，违背了精神病学司法鉴定教科书关于“应激相关精神障碍”，“与精神创伤有直接因果关系”的科学定论。
郑瞻培高北陵主编《精神疾病司法鉴定及精神伤残鉴定》，中国检察出版社，2008年8月第1版第63页第1-6行本例的发生明确写道：“1、应激相关精神障碍/急性应激反应，(尤其是急性应激性精神病)是在遭受强烈精神刺激后发生的精神病态，精神障碍达到了精神病的程度。患者病前的心理素质往往比较健全，而精神刺激的强度大多是常人难以耐受的，如……被诬告入狱……等。此病与精神创伤有直接因果关系，其赔偿比例为100％至75％。其中的差额取决于侵害人是负全部责任还是负主要责任。”结合本例情形，原告人并无任何过错，其应激精神障碍，完全是被告的违法行为造成的，故被告应负完全责任，其赔偿参与度应为100％。
赔偿学常识告诉我们，当参与度超过50％时应认为有直接因果关系；当参与度不足50％时应认为无直接因果关系。本鉴定出于政治偏见(对此下有详述)，故意将“直接因果关系”说成是“间接因果关系”，并拒不作参与度认定，明显偏袒被告。故这点原告不予认同。
2、本鉴定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超出了司法鉴定的职能范围和所应恪守的中性立场和科学原则，影响了鉴定的公正性。
例如在“分析意见4” 中写有：“在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仍需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包括涉及此案的所有当事人，都应该深明大义协助组织调查清楚，这是应尽的基本义务和应遵循的政治准则”字样。这一表述，已明显超出精神病鉴定范围，带有极强的政治色彩，违反了作出鉴定结论必须坚持的客观、科学、公正、公平的原则。
又如在“分析意见1”中写有：“杨虎单独居住一间，……一般公理认为必须通过其允许才可能进入其室内。即使通过允许进入室内，被他人非法使用电脑发布反动言论，被鉴定人杨虎亦不能完全认为与自己无关。”这一描述，显然超越了司法鉴定的职能范围，越俎代庖行使了侦查机关的职能。
再如在“分析意见2”中写道：“基于上述事实原因，作为培养合格的大学生，被告北京物资学院有义不容辞的教育责任，这是国家教育法赋予高等学校的法律责任和使命。”这一表述，不仅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超越了司法鉴定的职能范围，明显偏袒被告人；而且与本案无关联性。充分证明，该鉴定机构丧失了应秉持中性立场的道德底线，已无可能客观公正的作出结论。
二、关于杨虎构成三级精神伤残的依据
1、经北京市残联评定为重症精神残疾。
教科书规定，精神损伤的鉴定标准应当参照躯体损伤的概念来拟定。“世界卫生组织早已强调了'健康'的概念不仅仅是指没有躯体的疾病，还包括心理、社会功能的完好状态。”因此，按照这一定义，外界因素直接导致的严重精神疾病(即心理健康的重大伤害，不一定是精神疾病)也应属于重伤。(引郑瞻培高北陵主编《精神疾病司法鉴定及精神伤残鉴定》，中国检察出版社，2008年8月第1版第92页倒数第12-7行)
2、经中国残联评定为精神残疾三级。
根据“精神损伤的鉴定标准应当参照躯体损伤的概念来拟定”的规定，对于精神损伤的病人，根据《工标》分级原则，只要有“严重功能障碍”，“存在特殊医疗依赖”，“或部分护理依赖”的，即可评定为三级伤残。若依据《道标》划分依据，只要符合：a、不能完全独立生活，需经常有人监护；b、仅限于室内的活动；c、明显职业受限；d、社会交往困难的，即可评定为三级伤残。 (引郑瞻培高北陵主编《精神疾病司法鉴定及精神伤残鉴定》，中国检察出版社，2008年8月第1版第77页，表2-4“三级”)对照杨虎的情形，完全符合评定三级伤残的标准。
三、本例由于构成三级伤残，符合“存在特殊医疗依赖”，“或部分护理依赖”的标准，可以直接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一条的规定计算护理费用，而无需出具其他证明
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一条护理费根据护理人员的收入状况和护理人数、护理期限确定。 /护理人员有收入的，参照误工费的规定计算；护理人员没有收入或者雇佣护工的，参照当地护工从事同等级别护理的劳务报酬标准计算。护理人员原则上为一人，但医疗机构或者鉴定机构有明确意见的，可以参照确定护理人员人数。 /护理期限应计算至受害人恢复生活自理能力时止。受害人因残疾不能恢复生活自理能力的，可以根据其年龄、健康状况等因素确定合理的护理期限，但最长不超过二十年。
四、关于被告限制杨虎的人身自由的事实，已从2007年12月13日谈话录音中得到了证实
被告对杨虎的审讯、录像并限制杨虎人身自由等事实，在2009年的历次庭审中，被告均未否定过，并说“这是学校的责任，这样做并无不当。”可是本次庭审，被告却矢口否认有限制杨虎人身自由的行为。对此，我认为被告负有举证责任。并有杨虎家长与校方韩处长的谈话录音为证：如家长说：(周五、周六、周日)“不让回家，让他写材料。”
韩说：“这个事情我不清楚，但我可以告诉你……当时我们处理的老师说为了保护他才这么做”。 (引2007年12月13日录音谈话记录第4页第18-20行)
可见，这个事实，已有承办老师向韩作过汇报，韩老师是知道这个情形的。
谢谢
代理人：张赞宁
2011年6月29日
文章来源：作者提供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在整个庭审过程中，我不仅没有听到被告有一句向原告表示歉意的话，反而继续对原告杨虎进行抹黑，对此，我再次表示遗憾。现针对被告的代理意见，就几个主要问题，发表补充代理意见：
一、对中国法医学会司法鉴定中心[2008]精鉴字第43号《法医精神病学鉴定意见书》的质证意见
首先，对“分析意见8”关于“本例符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CCMD-Ⅲ)关于应激相关障碍的诊断。”及“鉴定意见”关于“被鉴定人杨虎患有应激相关障碍。北京物资学院的行为起增荷作用”的结论，表示认同。
其次，对本例“系间接因果关系”和“不评定参与度”的结论表示不能认同。理由是：
1、“间接因果关系”与导致“杨虎患有应激障碍”的结论是自相矛盾的，违背了精神病学司法鉴定教科书关于“应激相关精神障碍”，“与精神创伤有直接因果关系”的科学定论。
郑瞻培高北陵主编《精神疾病司法鉴定及精神伤残鉴定》，中国检察出版社，2008年8月第1版第63页第1-6行本例的发生明确写道：“1、应激相关精神障碍/急性应激反应，(尤其是急性应激性精神病)是在遭受强烈精神刺激后发生的精神病态，精神障碍达到了精神病的程度。患者病前的心理素质往往比较健全，而精神刺激的强度大多是常人难以耐受的，如……被诬告入狱……等。此病与精神创伤有直接因果关系，其赔偿比例为100％至75％。其中的差额取决于侵害人是负全部责任还是负主要责任。”结合本例情形，原告人并无任何过错，其应激精神障碍，完全是被告的违法行为造成的，故被告应负完全责任，其赔偿参与度应为100％。
赔偿学常识告诉我们，当参与度超过50％时应认为有直接因果关系；当参与度不足50％时应认为无直接因果关系。本鉴定出于政治偏见(对此下有详述)，故意将“直接因果关系”说成是“间接因果关系”，并拒不作参与度认定，明显偏袒被告。故这点原告不予认同。
2、本鉴定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超出了司法鉴定的职能范围和所应恪守的中性立场和科学原则，影响了鉴定的公正性。
例如在“分析意见4” 中写有：“在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仍需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包括涉及此案的所有当事人，都应该深明大义协助组织调查清楚，这是应尽的基本义务和应遵循的政治准则”字样。这一表述，已明显超出精神病鉴定范围，带有极强的政治色彩，违反了作出鉴定结论必须坚持的客观、科学、公正、公平的原则。
又如在“分析意见1”中写有：“杨虎单独居住一间，……一般公理认为必须通过其允许才可能进入其室内。即使通过允许进入室内，被他人非法使用电脑发布反动言论，被鉴定人杨虎亦不能完全认为与自己无关。”这一描述，显然超越了司法鉴定的职能范围，越俎代庖行使了侦查机关的职能。
再如在“分析意见2”中写道：“基于上述事实原因，作为培养合格的大学生，被告北京物资学院有义不容辞的教育责任，这是国家教育法赋予高等学校的法律责任和使命。”这一表述，不仅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超越了司法鉴定的职能范围，明显偏袒被告人；而且与本案无关联性。充分证明，该鉴定机构丧失了应秉持中性立场的道德底线，已无可能客观公正的作出结论。
二、关于杨虎构成三级精神伤残的依据
1、经北京市残联评定为重症精神残疾。
教科书规定，精神损伤的鉴定标准应当参照躯体损伤的概念来拟定。“世界卫生组织早已强调了'健康'的概念不仅仅是指没有躯体的疾病，还包括心理、社会功能的完好状态。”因此，按照这一定义，外界因素直接导致的严重精神疾病(即心理健康的重大伤害，不一定是精神疾病)也应属于重伤。(引郑瞻培高北陵主编《精神疾病司法鉴定及精神伤残鉴定》，中国检察出版社，2008年8月第1版第92页倒数第12-7行)
2、经中国残联评定为精神残疾三级。
根据“精神损伤的鉴定标准应当参照躯体损伤的概念来拟定”的规定，对于精神损伤的病人，根据《工标》分级原则，只要有“严重功能障碍”，“存在特殊医疗依赖”，“或部分护理依赖”的，即可评定为三级伤残。若依据《道标》划分依据，只要符合：a、不能完全独立生活，需经常有人监护；b、仅限于室内的活动；c、明显职业受限；d、社会交往困难的，即可评定为三级伤残。 (引郑瞻培高北陵主编《精神疾病司法鉴定及精神伤残鉴定》，中国检察出版社，2008年8月第1版第77页，表2-4“三级”)对照杨虎的情形，完全符合评定三级伤残的标准。
三、本例由于构成三级伤残，符合“存在特殊医疗依赖”，“或部分护理依赖”的标准，可以直接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一条的规定计算护理费用，而无需出具其他证明
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一条护理费根据护理人员的收入状况和护理人数、护理期限确定。 /护理人员有收入的，参照误工费的规定计算；护理人员没有收入或者雇佣护工的，参照当地护工从事同等级别护理的劳务报酬标准计算。护理人员原则上为一人，但医疗机构或者鉴定机构有明确意见的，可以参照确定护理人员人数。 /护理期限应计算至受害人恢复生活自理能力时止。受害人因残疾不能恢复生活自理能力的，可以根据其年龄、健康状况等因素确定合理的护理期限，但最长不超过二十年。
四、关于被告限制杨虎的人身自由的事实，已从2007年12月13日谈话录音中得到了证实
被告对杨虎的审讯、录像并限制杨虎人身自由等事实，在2009年的历次庭审中，被告均未否定过，并说“这是学校的责任，这样做并无不当。”可是本次庭审，被告却矢口否认有限制杨虎人身自由的行为。对此，我认为被告负有举证责任。并有杨虎家长与校方韩处长的谈话录音为证：如家长说：(周五、周六、周日)“不让回家，让他写材料。”
韩说：“这个事情我不清楚，但我可以告诉你……当时我们处理的老师说为了保护他才这么做”。 (引2007年12月13日录音谈话记录第4页第18-20行)
可见，这个事实，已有承办老师向韩作过汇报，韩老师是知道这个情形的。
谢谢
代理人：张赞宁
2011年6月29日
文章来源：作者提供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