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8月20日讯】 现今中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财富空前增长，国家地位与日俱增，然近来耳边却时常回响着先哲们“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谆谆告诫。仔细想来，我之所以时常冒出这种不合时宜的念头，发古人之忧思，似乎是由近来一系列的社会现象诱发的。这包括：
中国领导人虽然声称中国人民享受着比美国好5倍的生活质量和人权保障，但官方近20年来上报世卫组织的自杀率却一直处于世界前列，由于中国官方统计数据的不严谨和国人家丑不可外扬的传统，实际自杀人数可能超过官方统计数字的一倍以上，而且每年还在不断增长。最近媒体对富士康员工跳楼事件的炒作，一方面成功地让大多数国人相信这仅是个别血汗外资企业的所为，同时也让相当一部分理性的国人看到了隐藏在这一悲剧事件后面的深层次社会矛盾；
中国执行全世界最严厉的刑罚制度，虽说“少杀慎杀”是官方一贯宣称的死刑政策，最近10年来每年实际执行死刑的数量仍占全世界处死罪犯总数的 90%以上，但恶性案件仍层出不穷。中国近年来每年死于非命的人数，比黑手党猖獗的义大利100年的总数还多出十几倍，今年以来的屠童、灭门大案频发更是让举世震惊。中国一个孤立的恶性犯罪案件造成的死亡人数，往往超过西方知名的黑社会组织一年甚至十年累计致死人命数的总和；
中国官方媒体称中国是世界上治安最稳定的国家之一，并且礼义之邦的中国人民向来善良、纯朴，可我们不但用财政供养着世界上数量最庞大的军队、武警、警察、协警、联防队、城管和专职党务工作者，而且每个工作、生活的小区都圈着高墙、电网，民间聘请的专职保安数量超过世界各国私人保安数量的总和;这还不算，每家每户又用铁栅栏把自家门窗加固，把一个个居民小区和工作单位弄成了监狱、看守所、拘留所、劳教所、戒毒所和精神病院；
中国人民绝大多数普通民众对党和政府的信赖和崇敬之情，在世界各国中仅有朝鲜可与我平分秋色，且法律严禁任何未经官方许可的非法聚会，然而近年来大规模群体性事件越来越多，有时一个流言或者一件偶发的小事件就能聚集起数千、数万“不明真相”的群众非法聚会。在拆迁等事关百姓切身利益的问题上，甚至出现了大量以命相搏的官民冲突；
中国人民官方一直声称中国人民享受着社会主义制度共同富裕的优越性，但用来衡量贫富悬殊程度的基尼系数官方2009年底公开的数据是0.47、学者们普遍认为实际已经超过0.51，早就超过了曾经被中国官方媒体称为社会贫富最悬殊的大多数拉美国家，据估计目前中国15%的富人占有大约80%的社会财富，而且这个令人不安的基尼系数还在不断上涨，相信很快就会赶超世界第一；
中国满街跑着百万元的豪华汽车，到处都是五星级的豪华宾馆，中国的富豪们“买房子看得见天安门，买古董进去过紫禁城”，媒体充斥着一夜成名、一夜暴富的故事，电视上普通百姓的豪华住所和高档电器，让世界各国人民羡慕不已，然而现实中无数普通国人却不得不为高昂的子女教育费、医疗费和不断涨价的柴米油盐而发愁，几千万人甚至至今还过着衣不蔽体、食不裹腹的贫困生活；
中国飞涨的房价，一方面使得垄断了土地资源的各级政府财务收入五年内增长了5.7倍，而且大量官员和官商依靠手中特权迅速成为千万富翁、亿万富翁;另一方面，中国普通百姓花光几代人的积累却付不出一套普通住房的首付，每年几百万进城打工的大学生和几亿农民工被迫沦为城市中的“蚁族”；
中国政府早已拥有世界各国政府中最多的银行存款，如果没有特别意外，到今年年底政府公开的财政收入就可达到8万亿人民币，仅仅屈居美国之后，若是加上各级政府名目繁多的收费和罚款，说不定连美国政府也望尘莫及;中国党和政府一直以来“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可是一方面政府可以为某个形象工程动不动斥资百亿、千亿，另一方面绝大多数中国人却不得不自己花钱看病、送子女读书，政府用于全民健保和教育的财政开支比例，不要说跟美国、台湾相比，就连中国左派最看不上的印度、右派最反感的朝鲜也远远不如；
中国官方在全面否认文革30年之后，尽管受到官方无限推崇的邓小平发出的“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的告诫言犹在耳，但官方对主张实行民主制度的知名右派人士要么监视居住、要么送劳教、要么判处重刑，而对主张回归文革的左派人士则任其上窜下跳，不仅开网站、办讲座，甚至可以在官方控制的电视媒体上蛊惑人心，近年来更有一些地方由官方推动，打着反腐、反黑、为民请命的旗号，公开大肆复辟文革那套红色思想和专政手段……
在一片和谐盛世的歌舞昇平之中，社会矛盾是如此尖锐，各种社会思潮暗流涌动，中国社会到底将走向何处，已经迫在眉睫地摆在世人面前，不是任何人想回避就不存在的问题!这促使我在业馀时间沉下心来收集相关资料，并站在经济学和社会学的立场，认真思考中国社会的发展前景和社会转型的环境制约问题。我根据手中掌握的资料，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可怕的。
向左，回归文革和朝鲜那样的极权制度。比如，实行严厉的思想管制，以严厉手段禁绝一切不同声音;动员群众力量，不惜动用一切手段，严厉打击腐败、官商勾结和黑恶势力;在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中建立工会，并实行工资报酬集体协商制度，让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甚至象朝鲜那样废除现行货币，一个家庭最多只能以1万旧币更换新币，其馀全部自动作废收归国有;没收一个家庭除一套自住房屋以外的全部多馀房产;严禁外汇出境等等。这样的政策，相当于再来一次土改和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以中国长期存在的自私自利、不劳而获的社会道德基础，加之当今社会贫富悬殊严重的现实，左派的上述政策主张大约可以得到半数左右国人发自内心的衷心拥护;如果加上强大的国家机器和严厉的思想管制做后盾，并公开展示残酷的血腥镇压场面，施加强大的心理威慑，大约99%的国人很快就不得不屈从于现实，并有组织地上街高喊“坚决拥护党的英明决策”的口号，剩下1%的人要么成功逃亡，要么悲壮地面对死亡。结果是，国际制裁，百业萧条，付出死亡几百万甚至几千万生命的代价，上亿人背着反革命分子或反革命家属或诸如“四类分子”、“五类分子”之类的罪名屈辱地苟且偷生，除了少数擅于钻营的当权者高高在上、趾高气昂，绝大多数人很快回到一个贫穷但“平等”的“公平”社会。说白了，“左”的口号无论如何动听，最终的结果只会让绝大多数国人走向死亡、贫困、没有任何思想自由的绝路;即使那些曾经的铁杆追随者，最终大多也难逃刘少奇、彭德怀那样的悲剧命运;至于象张宏良那样的低级吹鼓手们，最可能在群众运动一开始就被心怀不满的普通民众活活打死。经历了文革和改革开放的教育之后，国人的自我警惕性和狡猾程度绝对与文革当年不可同日而语，如今10周岁以上的国人同胞九成以上学会了“以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因此复辟文革付出的代价势必也空前惨重。
向右，逐步建立多党制的民主制度。先不说中国政坛是否会出现一个当年前苏联戈尔巴乔夫那样的人物，也不说有了前苏联的教训之后，这样的人物能否在体制内存活下来并最终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单纯从当今国人的道德信仰和贫富悬殊造成的尖锐社会矛盾这两个方面来做一个客观考察，中国社会向多党制民主的过渡同样面临着巨大的风险，稍有不慎甚至可能落入加速复辟文革那种极权制度的陷井。在国人的道德和信仰方面，没有任何国家、任何民族和中国任何历史朝代，象当今国人这样的道德沦丧和信仰缺失。就道德方面而言，从上到下，从官方到民间，普通盛行以投机取巧为荣，诚实踏实为耻，金钱至上，寡廉鲜耻，“以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在信仰方面，先是一切宣扬人性真善美的宗教思想被打倒、批臭，然后是自我标榜无比崇高的共产主义乌托邦理想宣告破产，在一个不信神、不信鬼、不怕因果报应的社会，物质享受成为人们的惟一追求，于是唯利是图、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盛行。在一个没有信仰的社会里，官员们连喊喊过去熟悉的“为人民服务”口号自己都觉得好笑，因为信奉“当官自有黄金屋，当官自有颜如玉”，公务员招聘出现了几百人、几千人竞争一个岗位的盛况。这样的公民素质，这样不怕天、不信神的自私自利的国民，如何能指望产生民主社会那样公平、公正的选举基础——恐怕任何一张有用的选票，都会被量化成数量不等的人民币或中国元;而获得人民授权的官员，上台后恐怕不是思考如何好好为人民做事，赢得人民的信任和尊敬，而是尽快利用手中的权力谋取自身最大的利益。再说如今严重的贫富悬殊，同样严重阻碍民主制度的实现：一方面，即使设计一个再公平的选举机制，最终掌握话语权的还是有钱人，只要富人愿意出钱，大多数穷人乐于出售自己的选票和良知;另一方面，民主制度带来的思想的多元化和利益的多元化，政府权力处处受到议会和舆论的制约，一个贫富悬殊的社会不仅容易出现社会动乱和暴乱，而且民主制度下的政府平息社会动乱和暴乱的手段极为有限，面对经常闹事的刁民政府真的是束手无策。加之以中国之大，民族问题之复杂，任何突然降临的民主，换来的只会是遍地烽火，冲突不断。
左右都是死路一条，中国到了今天这一步，我认为社会的和平转型差不多已经无解。
既然左右都是死路，那我们能否长期维持目前开明的集权制度不变，走出一条不左不右、似右实左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来?从上面描述的各种社会现象和经济数据上来分析，再维持约10年的走钢丝政策或有可能，更长时间的维持这样一种局面实在让人难以乐观。让我们重新回到前面提到过的一些残酷的社会现实和经济数据：
比如，国际上通常认为，衡量贫富悬殊的基尼系数0.4是警戒线，一旦超过0.4社会就处于可能发生动乱的“危险”状态，但中国目前实际基尼系数达到了 0.51，社会并没有出现大的动荡。这是由于中国人的承受能力比较强，中国政府的管制能力在全世界也是首屈一指，加上庞大的“维稳”开支，维持了目前这种相对稳定的局面。但这丝毫不表明基尼系统可以无限扩大，而中国的社会稳定却不会产生失控的危险。事实上近来大规模群体性事件的不断上升就是一个严重的警示信号，或者说是社会失控的前期征兆。
又比如，中国央行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政府存款”项目下的资金额从1999年的1785亿元一路上升到2008年的16964亿元，猛增了 9.5倍;近20年来，在劳动报酬和居民储蓄所占份额越来越萎缩的同时，政府预算内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从10.95%升至20.57%，若加上各种预算外收入和国企利润，政府收入占到了国民收入的30%以上。古今中外无论事实表明，政府的挥霍浪费超过任何败家的民营企业，且政府投资的社会效益也远低下民间资本，政府占有超出管理社会职能必需的大量资源，必然导致社会整体运营效益的降低。目前中国政府为维护社会稳定，不得不集中越来越多的社会资源，在经济泡沫吹起来之后，压缩财政开支势必立即遭遇体制内几千万人的强烈抵制，内部的崩溃是任何统治者都最为害怕的灭顶之灾，所以目前这种国富民穷、竭泽而渔的“剪刀差”分配局面势必还将继续下去，直至全部社会资源再也无力支撑这个庞大的官僚体系时，先是经济崩溃然后必然导致整个社会的崩溃。
再比如，中国的高房价不仅在房屋售价租金比上远远超出了国际公认的泡沫警戒线，而且房价与居民收入之比也是遥遥领先于世界各国、各地区，这不仅加剧了中国官场的腐败和社会的贫富悬殊，更直接导致每年几百万进城的大学生，除了少数富裕家庭的子弟，绝大多数沦为城市的二等公民，过着毫无尊严与快乐的“蚁族”生活，这样一个数量庞大、受过良好教育的弱势群体，随时可能成为破坏社会稳定的可怕力量。高房价的根本原因在于政府不仅垄断了土地资源的供给，而且官商勾结又垄断了房地产这个没有任何技术含量的市场，加之政府必须依赖房地产这个最赚钱的行业来维护其不断增长的庞大开支需要，于是中国高高在上的房价注定还会不断振荡上涨，直至整个社会无法负担这个巨大的成本，然后导致整个金融体系的崩盘和经济的崩溃，进而演变成巨大的社会动荡……
如果我们不做任何实质性的改变，10年左右时间中国社会必然走向崩溃。这是我依据近20年来几个公开的主要经济数据，结合近来一些反常的社会现象，反覆推算后得出的结论。因为有太多不确定性的前提假设，这个结论或许没有严格的经济学和社会学的科学意义，时间上或略有提前或延后，但大趋势不会改变。
中国社会管理秩序的突然崩溃，必须导致无数大小规模的流血冲突，或许在短暂的极端制度复辟之后，最终会迎来民主制度的建立，但付出的代价可能是几千万人的死亡和一、两代人的幸福。最为可悲的是，国际社会面对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的大国，加之中国民众不信神、不信鬼和极端的自私自利，即使发生象文革那样惨绝人寰的悲剧，世界各国除了寄于同情并尽可能提供必要的人道主义援助，没有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敢于直接派兵干预，惟有国人同胞自求多福。
作为一个乐观主义者，我相信民主制度是任何国家历史发展的必然，象中国这样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即使付出几百万人甚至数千万人的生命代价，幸存下来的以汉人为主体的中华民族，仍然是世界上人数最多、最强大的民族之一，民主制度的建立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最终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挡。问题在于，我们有必要付出这样的代价么?
从现在此刻算起，我们还有未来10年左右的时间做出选择和改变。正在悬崖边上走钢丝的中国社会，惟一的现实出路是：一边通过强力“维稳”，小心翼翼地平衡好左的和右的冒进，赢得做出实质性改变并初见成效的时间准备;一边立即着手逐步缓解目前深层次的社会矛盾，并切实着力解决国人道德和信仰缺失的深层次问题。这首先需要政府官员和富豪们做出必要的自我牺牲和表率作用，与其到头来鱼死网破、玉石俱焚，倒不如给他人一条生路，顺应民心，造福于子孙后代。
正因为道德的劝说是如此苍白无力，而国人对权利和金钱是如此贪得无厌，我不认为中华民族真能抓住这最后10年左右的反省和改正机会。如果中国未来几年不在缓解社会矛盾、提升社会道德、重塑人民信仰三个方面做出实质性的改善，该来的一定会来。如果悲剧早晚无法避免，那就让暴风雨来得更快、更猛烈一些吧。万一出现这种最坏的结局，国人同胞千万不要怨天尤人，从我们大多数人几十年前梦想着不功而获的一开始，在我们放弃道德、信仰的那一天，当我们追求权力、金钱贪得无厌的时候，面对危机四伏我们却仍然高唱和谐盛世的赞歌并因此失去了最后的反省机会，这就注定了我们这个民族的悲剧性命运——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
当此和谐盛世，一般民众或许认为我关于中国社会10年左右后必然走向崩溃的说法是危言耸听，但许多先知先觉者正在以实际行动逃离中国这个看似一片繁华的火药桶。君不见，在世界上享有最大权力却缺少应有监督的中国官员们，本应该让家人在国内充分享受无处不在的特权利益，却千方百计地把他们的配偶和子孙送往国外，甚至不少官员本人暗中违规办理了其他国家的护照，随时准备一走了之，“裸官”现象成为中国官场一道奇特的风景。这既是腐败官员为逃避法律追究为自己预留的后路，也是掌握中国社会最真实情况的一群人对未来社会变革极度悲观的内心恐惧。如果说贪官家属移民是因为惧怕法律制裁的话，或许更能说明问题的是，不管是官商勾结、为富不仁的暴发户，还是通过勤劳致富先富起来的一部分国人，甚至有大量虽不富有但却拥有一技之长的知识分子，近年来都争先恐后地办理举家海外移民，以致出国中介服务成为中国近五年来成长最快的行业，几个主要西方国家驻中国领事馆预约签证面谈的时间通常要排到两个月之后。据估计，资产超过千万元的中国富裕家庭中，家人已经出国或一年内准备出国的比例加起来超过70%!一个生活质量和人权保障比美国好5倍的国家，大量既没有权力也没有金钱却拥有一技之长的知识精英纷纷举家技术移民，而最有权力和最富裕的一群人却不惜花费至少几百万元甚至上千万元投资移民，这样一种世界末日即将来临的逃亡浪潮，难道不能引起我们这些既无权、又无钱、且无技术专长，注定只能埋骨在这片土地上的屁民们的警觉？！
在历史的长河中，每个人不到百年的短暂生命，如同宇宙中划过的流星，在亿万芸芸众生之中，除了极少数伟大的思想家，所有人都不过是地球上的匆匆过客，随着生命的终结，一切荣华富贵都将烟消云散。那些手握影响社会命运走向的权力者，为何不能正视中国社会的现实，多一点自我牺牲与奉献，多一点悲天悯人的情怀，多一点为民造福舍我其谁的勇气，让我们的国家和世族不必付出那么惨重的代价，就能实现民族复兴和人民幸福的终极目标?!
无论如何，我相信历史潮流任何人无法阻挡，或许只需要10年，也许需要50年、100年，天道循环，物极必反，13亿中华儿女的子孙后代无论经历多大的磨难，一定能凤凰涅磐，找回做人的自尊与自信，过上自由、幸福的生活。
但愿我是杞人忧天。
文章来源：《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中国领导人虽然声称中国人民享受着比美国好5倍的生活质量和人权保障，但官方近20年来上报世卫组织的自杀率却一直处于世界前列，由于中国官方统计数据的不严谨和国人家丑不可外扬的传统，实际自杀人数可能超过官方统计数字的一倍以上，而且每年还在不断增长。最近媒体对富士康员工跳楼事件的炒作，一方面成功地让大多数国人相信这仅是个别血汗外资企业的所为，同时也让相当一部分理性的国人看到了隐藏在这一悲剧事件后面的深层次社会矛盾；
中国执行全世界最严厉的刑罚制度，虽说“少杀慎杀”是官方一贯宣称的死刑政策，最近10年来每年实际执行死刑的数量仍占全世界处死罪犯总数的 90%以上，但恶性案件仍层出不穷。中国近年来每年死于非命的人数，比黑手党猖獗的义大利100年的总数还多出十几倍，今年以来的屠童、灭门大案频发更是让举世震惊。中国一个孤立的恶性犯罪案件造成的死亡人数，往往超过西方知名的黑社会组织一年甚至十年累计致死人命数的总和；
中国官方媒体称中国是世界上治安最稳定的国家之一，并且礼义之邦的中国人民向来善良、纯朴，可我们不但用财政供养着世界上数量最庞大的军队、武警、警察、协警、联防队、城管和专职党务工作者，而且每个工作、生活的小区都圈着高墙、电网，民间聘请的专职保安数量超过世界各国私人保安数量的总和;这还不算，每家每户又用铁栅栏把自家门窗加固，把一个个居民小区和工作单位弄成了监狱、看守所、拘留所、劳教所、戒毒所和精神病院；
中国人民绝大多数普通民众对党和政府的信赖和崇敬之情，在世界各国中仅有朝鲜可与我平分秋色，且法律严禁任何未经官方许可的非法聚会，然而近年来大规模群体性事件越来越多，有时一个流言或者一件偶发的小事件就能聚集起数千、数万“不明真相”的群众非法聚会。在拆迁等事关百姓切身利益的问题上，甚至出现了大量以命相搏的官民冲突；
中国人民官方一直声称中国人民享受着社会主义制度共同富裕的优越性，但用来衡量贫富悬殊程度的基尼系数官方2009年底公开的数据是0.47、学者们普遍认为实际已经超过0.51，早就超过了曾经被中国官方媒体称为社会贫富最悬殊的大多数拉美国家，据估计目前中国15%的富人占有大约80%的社会财富，而且这个令人不安的基尼系数还在不断上涨，相信很快就会赶超世界第一；
中国满街跑着百万元的豪华汽车，到处都是五星级的豪华宾馆，中国的富豪们“买房子看得见天安门，买古董进去过紫禁城”，媒体充斥着一夜成名、一夜暴富的故事，电视上普通百姓的豪华住所和高档电器，让世界各国人民羡慕不已，然而现实中无数普通国人却不得不为高昂的子女教育费、医疗费和不断涨价的柴米油盐而发愁，几千万人甚至至今还过着衣不蔽体、食不裹腹的贫困生活；
中国飞涨的房价，一方面使得垄断了土地资源的各级政府财务收入五年内增长了5.7倍，而且大量官员和官商依靠手中特权迅速成为千万富翁、亿万富翁;另一方面，中国普通百姓花光几代人的积累却付不出一套普通住房的首付，每年几百万进城打工的大学生和几亿农民工被迫沦为城市中的“蚁族”；
中国政府早已拥有世界各国政府中最多的银行存款，如果没有特别意外，到今年年底政府公开的财政收入就可达到8万亿人民币，仅仅屈居美国之后，若是加上各级政府名目繁多的收费和罚款，说不定连美国政府也望尘莫及;中国党和政府一直以来“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可是一方面政府可以为某个形象工程动不动斥资百亿、千亿，另一方面绝大多数中国人却不得不自己花钱看病、送子女读书，政府用于全民健保和教育的财政开支比例，不要说跟美国、台湾相比，就连中国左派最看不上的印度、右派最反感的朝鲜也远远不如；
中国官方在全面否认文革30年之后，尽管受到官方无限推崇的邓小平发出的“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的告诫言犹在耳，但官方对主张实行民主制度的知名右派人士要么监视居住、要么送劳教、要么判处重刑，而对主张回归文革的左派人士则任其上窜下跳，不仅开网站、办讲座，甚至可以在官方控制的电视媒体上蛊惑人心，近年来更有一些地方由官方推动，打着反腐、反黑、为民请命的旗号，公开大肆复辟文革那套红色思想和专政手段……
在一片和谐盛世的歌舞昇平之中，社会矛盾是如此尖锐，各种社会思潮暗流涌动，中国社会到底将走向何处，已经迫在眉睫地摆在世人面前，不是任何人想回避就不存在的问题!这促使我在业馀时间沉下心来收集相关资料，并站在经济学和社会学的立场，认真思考中国社会的发展前景和社会转型的环境制约问题。我根据手中掌握的资料，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可怕的。
向左，回归文革和朝鲜那样的极权制度。比如，实行严厉的思想管制，以严厉手段禁绝一切不同声音;动员群众力量，不惜动用一切手段，严厉打击腐败、官商勾结和黑恶势力;在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中建立工会，并实行工资报酬集体协商制度，让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甚至象朝鲜那样废除现行货币，一个家庭最多只能以1万旧币更换新币，其馀全部自动作废收归国有;没收一个家庭除一套自住房屋以外的全部多馀房产;严禁外汇出境等等。这样的政策，相当于再来一次土改和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以中国长期存在的自私自利、不劳而获的社会道德基础，加之当今社会贫富悬殊严重的现实，左派的上述政策主张大约可以得到半数左右国人发自内心的衷心拥护;如果加上强大的国家机器和严厉的思想管制做后盾，并公开展示残酷的血腥镇压场面，施加强大的心理威慑，大约99%的国人很快就不得不屈从于现实，并有组织地上街高喊“坚决拥护党的英明决策”的口号，剩下1%的人要么成功逃亡，要么悲壮地面对死亡。结果是，国际制裁，百业萧条，付出死亡几百万甚至几千万生命的代价，上亿人背着反革命分子或反革命家属或诸如“四类分子”、“五类分子”之类的罪名屈辱地苟且偷生，除了少数擅于钻营的当权者高高在上、趾高气昂，绝大多数人很快回到一个贫穷但“平等”的“公平”社会。说白了，“左”的口号无论如何动听，最终的结果只会让绝大多数国人走向死亡、贫困、没有任何思想自由的绝路;即使那些曾经的铁杆追随者，最终大多也难逃刘少奇、彭德怀那样的悲剧命运;至于象张宏良那样的低级吹鼓手们，最可能在群众运动一开始就被心怀不满的普通民众活活打死。经历了文革和改革开放的教育之后，国人的自我警惕性和狡猾程度绝对与文革当年不可同日而语，如今10周岁以上的国人同胞九成以上学会了“以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因此复辟文革付出的代价势必也空前惨重。
向右，逐步建立多党制的民主制度。先不说中国政坛是否会出现一个当年前苏联戈尔巴乔夫那样的人物，也不说有了前苏联的教训之后，这样的人物能否在体制内存活下来并最终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单纯从当今国人的道德信仰和贫富悬殊造成的尖锐社会矛盾这两个方面来做一个客观考察，中国社会向多党制民主的过渡同样面临着巨大的风险，稍有不慎甚至可能落入加速复辟文革那种极权制度的陷井。在国人的道德和信仰方面，没有任何国家、任何民族和中国任何历史朝代，象当今国人这样的道德沦丧和信仰缺失。就道德方面而言，从上到下，从官方到民间，普通盛行以投机取巧为荣，诚实踏实为耻，金钱至上，寡廉鲜耻，“以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在信仰方面，先是一切宣扬人性真善美的宗教思想被打倒、批臭，然后是自我标榜无比崇高的共产主义乌托邦理想宣告破产，在一个不信神、不信鬼、不怕因果报应的社会，物质享受成为人们的惟一追求，于是唯利是图、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盛行。在一个没有信仰的社会里，官员们连喊喊过去熟悉的“为人民服务”口号自己都觉得好笑，因为信奉“当官自有黄金屋，当官自有颜如玉”，公务员招聘出现了几百人、几千人竞争一个岗位的盛况。这样的公民素质，这样不怕天、不信神的自私自利的国民，如何能指望产生民主社会那样公平、公正的选举基础——恐怕任何一张有用的选票，都会被量化成数量不等的人民币或中国元;而获得人民授权的官员，上台后恐怕不是思考如何好好为人民做事，赢得人民的信任和尊敬，而是尽快利用手中的权力谋取自身最大的利益。再说如今严重的贫富悬殊，同样严重阻碍民主制度的实现：一方面，即使设计一个再公平的选举机制，最终掌握话语权的还是有钱人，只要富人愿意出钱，大多数穷人乐于出售自己的选票和良知;另一方面，民主制度带来的思想的多元化和利益的多元化，政府权力处处受到议会和舆论的制约，一个贫富悬殊的社会不仅容易出现社会动乱和暴乱，而且民主制度下的政府平息社会动乱和暴乱的手段极为有限，面对经常闹事的刁民政府真的是束手无策。加之以中国之大，民族问题之复杂，任何突然降临的民主，换来的只会是遍地烽火，冲突不断。
左右都是死路一条，中国到了今天这一步，我认为社会的和平转型差不多已经无解。
既然左右都是死路，那我们能否长期维持目前开明的集权制度不变，走出一条不左不右、似右实左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来?从上面描述的各种社会现象和经济数据上来分析，再维持约10年的走钢丝政策或有可能，更长时间的维持这样一种局面实在让人难以乐观。让我们重新回到前面提到过的一些残酷的社会现实和经济数据：
比如，国际上通常认为，衡量贫富悬殊的基尼系数0.4是警戒线，一旦超过0.4社会就处于可能发生动乱的“危险”状态，但中国目前实际基尼系数达到了 0.51，社会并没有出现大的动荡。这是由于中国人的承受能力比较强，中国政府的管制能力在全世界也是首屈一指，加上庞大的“维稳”开支，维持了目前这种相对稳定的局面。但这丝毫不表明基尼系统可以无限扩大，而中国的社会稳定却不会产生失控的危险。事实上近来大规模群体性事件的不断上升就是一个严重的警示信号，或者说是社会失控的前期征兆。
又比如，中国央行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政府存款”项目下的资金额从1999年的1785亿元一路上升到2008年的16964亿元，猛增了 9.5倍;近20年来，在劳动报酬和居民储蓄所占份额越来越萎缩的同时，政府预算内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从10.95%升至20.57%，若加上各种预算外收入和国企利润，政府收入占到了国民收入的30%以上。古今中外无论事实表明，政府的挥霍浪费超过任何败家的民营企业，且政府投资的社会效益也远低下民间资本，政府占有超出管理社会职能必需的大量资源，必然导致社会整体运营效益的降低。目前中国政府为维护社会稳定，不得不集中越来越多的社会资源，在经济泡沫吹起来之后，压缩财政开支势必立即遭遇体制内几千万人的强烈抵制，内部的崩溃是任何统治者都最为害怕的灭顶之灾，所以目前这种国富民穷、竭泽而渔的“剪刀差”分配局面势必还将继续下去，直至全部社会资源再也无力支撑这个庞大的官僚体系时，先是经济崩溃然后必然导致整个社会的崩溃。
再比如，中国的高房价不仅在房屋售价租金比上远远超出了国际公认的泡沫警戒线，而且房价与居民收入之比也是遥遥领先于世界各国、各地区，这不仅加剧了中国官场的腐败和社会的贫富悬殊，更直接导致每年几百万进城的大学生，除了少数富裕家庭的子弟，绝大多数沦为城市的二等公民，过着毫无尊严与快乐的“蚁族”生活，这样一个数量庞大、受过良好教育的弱势群体，随时可能成为破坏社会稳定的可怕力量。高房价的根本原因在于政府不仅垄断了土地资源的供给，而且官商勾结又垄断了房地产这个没有任何技术含量的市场，加之政府必须依赖房地产这个最赚钱的行业来维护其不断增长的庞大开支需要，于是中国高高在上的房价注定还会不断振荡上涨，直至整个社会无法负担这个巨大的成本，然后导致整个金融体系的崩盘和经济的崩溃，进而演变成巨大的社会动荡……
如果我们不做任何实质性的改变，10年左右时间中国社会必然走向崩溃。这是我依据近20年来几个公开的主要经济数据，结合近来一些反常的社会现象，反覆推算后得出的结论。因为有太多不确定性的前提假设，这个结论或许没有严格的经济学和社会学的科学意义，时间上或略有提前或延后，但大趋势不会改变。
中国社会管理秩序的突然崩溃，必须导致无数大小规模的流血冲突，或许在短暂的极端制度复辟之后，最终会迎来民主制度的建立，但付出的代价可能是几千万人的死亡和一、两代人的幸福。最为可悲的是，国际社会面对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的大国，加之中国民众不信神、不信鬼和极端的自私自利，即使发生象文革那样惨绝人寰的悲剧，世界各国除了寄于同情并尽可能提供必要的人道主义援助，没有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敢于直接派兵干预，惟有国人同胞自求多福。
作为一个乐观主义者，我相信民主制度是任何国家历史发展的必然，象中国这样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即使付出几百万人甚至数千万人的生命代价，幸存下来的以汉人为主体的中华民族，仍然是世界上人数最多、最强大的民族之一，民主制度的建立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最终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挡。问题在于，我们有必要付出这样的代价么?
从现在此刻算起，我们还有未来10年左右的时间做出选择和改变。正在悬崖边上走钢丝的中国社会，惟一的现实出路是：一边通过强力“维稳”，小心翼翼地平衡好左的和右的冒进，赢得做出实质性改变并初见成效的时间准备;一边立即着手逐步缓解目前深层次的社会矛盾，并切实着力解决国人道德和信仰缺失的深层次问题。这首先需要政府官员和富豪们做出必要的自我牺牲和表率作用，与其到头来鱼死网破、玉石俱焚，倒不如给他人一条生路，顺应民心，造福于子孙后代。
正因为道德的劝说是如此苍白无力，而国人对权利和金钱是如此贪得无厌，我不认为中华民族真能抓住这最后10年左右的反省和改正机会。如果中国未来几年不在缓解社会矛盾、提升社会道德、重塑人民信仰三个方面做出实质性的改善，该来的一定会来。如果悲剧早晚无法避免，那就让暴风雨来得更快、更猛烈一些吧。万一出现这种最坏的结局，国人同胞千万不要怨天尤人，从我们大多数人几十年前梦想着不功而获的一开始，在我们放弃道德、信仰的那一天，当我们追求权力、金钱贪得无厌的时候，面对危机四伏我们却仍然高唱和谐盛世的赞歌并因此失去了最后的反省机会，这就注定了我们这个民族的悲剧性命运——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
当此和谐盛世，一般民众或许认为我关于中国社会10年左右后必然走向崩溃的说法是危言耸听，但许多先知先觉者正在以实际行动逃离中国这个看似一片繁华的火药桶。君不见，在世界上享有最大权力却缺少应有监督的中国官员们，本应该让家人在国内充分享受无处不在的特权利益，却千方百计地把他们的配偶和子孙送往国外，甚至不少官员本人暗中违规办理了其他国家的护照，随时准备一走了之，“裸官”现象成为中国官场一道奇特的风景。这既是腐败官员为逃避法律追究为自己预留的后路，也是掌握中国社会最真实情况的一群人对未来社会变革极度悲观的内心恐惧。如果说贪官家属移民是因为惧怕法律制裁的话，或许更能说明问题的是，不管是官商勾结、为富不仁的暴发户，还是通过勤劳致富先富起来的一部分国人，甚至有大量虽不富有但却拥有一技之长的知识分子，近年来都争先恐后地办理举家海外移民，以致出国中介服务成为中国近五年来成长最快的行业，几个主要西方国家驻中国领事馆预约签证面谈的时间通常要排到两个月之后。据估计，资产超过千万元的中国富裕家庭中，家人已经出国或一年内准备出国的比例加起来超过70%!一个生活质量和人权保障比美国好5倍的国家，大量既没有权力也没有金钱却拥有一技之长的知识精英纷纷举家技术移民，而最有权力和最富裕的一群人却不惜花费至少几百万元甚至上千万元投资移民，这样一种世界末日即将来临的逃亡浪潮，难道不能引起我们这些既无权、又无钱、且无技术专长，注定只能埋骨在这片土地上的屁民们的警觉？！
在历史的长河中，每个人不到百年的短暂生命，如同宇宙中划过的流星，在亿万芸芸众生之中，除了极少数伟大的思想家，所有人都不过是地球上的匆匆过客，随着生命的终结，一切荣华富贵都将烟消云散。那些手握影响社会命运走向的权力者，为何不能正视中国社会的现实，多一点自我牺牲与奉献，多一点悲天悯人的情怀，多一点为民造福舍我其谁的勇气，让我们的国家和世族不必付出那么惨重的代价，就能实现民族复兴和人民幸福的终极目标?!
无论如何，我相信历史潮流任何人无法阻挡，或许只需要10年，也许需要50年、100年，天道循环，物极必反，13亿中华儿女的子孙后代无论经历多大的磨难，一定能凤凰涅磐，找回做人的自尊与自信，过上自由、幸福的生活。
但愿我是杞人忧天。
文章来源：《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