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8月22日讯】本书是一颗灵魂同一段历史的坦诚对话，更是一个民族被暴君蹂躏的史实旁证。笔者仅以自身的经历 —— 一个无辜受害者和幸存者的真实经历，站在人生斜阳中，用蘸着血泪的笔触折射一段历史。时间跨度大致是二十世纪50年代初至新世纪日出之后(计划到2009 年为止)。我之所以执意将这段经历留给未来的历史学家, 是我坚信后人不会再以粗线条来评述这段历史，尤其是其中的血泪史。要是那样, 我们这个民族就真的没有什幺希望了。
关于本书的样式，笔者拟在编年体例的基础上进行一定的些技术处理，既以重大事件为纲，又尽可能不漏掉各种鲜活的细节，拟以阳谋受害者的切身感受为主，辅以一系列的老照片和残存的资料原件，然后藉助史臣的目光，冷峻地观照已经逝去的岁月，而重点则是死者及生者的命运。为了便于未来史家的稽考，书中故事及事件发生的地点皆可查找并核实，多数人物的姓名也都是用的原名，尤其是其中的死难者。
真实就是力量。亲爱的读者，只要你对咱们这个东方古国多少还有一些兴趣, 我相信，我将以我的苦难和真诚，使你随着一个贱民的视角去真真切切地体味到当年的生存环境和社会风貌，以及众多受难者的心路历程, 看看被扭曲的人性和凶残的兽性是在如何狼狈为奸，如何携手制造种种罪孽的。而笔者也将不断拷问自已灵魂，在愤怒与呻吟声中使你看见世俗的人性在神权与邪恶面前何以顕得如此地卑贱而怯懦，何以酷似一个个被阉的太监，即使毛泽东“仙逝”之后也可不时见到他们佝偻的背影。诚然，由受难者首先拷问自已的灵魂乃是一件十分痛苦的事情，但，为了不致轻易忘却昨日的惨痛和数千万死难者无告的魂灵，笔者认为人类不断追究自身的原罪乃是十分必要的。暴君有暴君生成的土壤;罪孽有罪孽形成的气候。
胡风先生所言极是，咱们这个苦难的民族本来就是“充满精神奴役的创伤”的。在那人祸频频的年代里，试问华夏大地上的江河湖海，又何曾掀起过“水能覆舟”的惊涛骇浪?而对于历史老人的这个严正告诫，那个暴君又何曾有过丝毫的警醒与悔赎(除了表示“带头两年不吃红烧肉”之外)。很显然，这正是因为天下苍生不是被他的“专政”吓破了胆子，就是被他的“思想”与谎言掏空了灵魂。即使在大饥荒大死亡的“天堂路”上，幸存者们端起一碗“大锅清水汤”,或吞咽着“瓜菜半年粮”的时候，还会跟着“大救星”嘲笑别人盘中的“土豆加牛肉”呢，这岂不正是芸芸者辈的怯懦、麻木与接受死亡的平静心态在助长着暴君的罪行幺?因此，从这个特定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角度讲，对于昨天的空前苦难与耻辱，咱们人人都负有一份责任，尤其是一代又一代的中国知识分子。而作为一种赎补，当下最好的也是最起码的办法就是不要轻易忘记作天。一个失去记忆与思想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笔者认为这个命题对于如今的中国尤为重要，尽管不断指责小日本篡改历史教科书是无可厚非的，但是，首先正视自已的历史才是更为紧迫的事情。有些不明真象的年轻人如今仍将暴君视为“救星”乃不可不谓是一个非常可悲的证明与嘲讽，姑且暂不论及昔日的鹰犬馀孽还在香案面前发出的声声呼唤，诸如“二次文革”和“街头流血”等等。
为了尊重并确保史实的客观品格, 笔者也不拟仿效陀斯妥耶夫斯基对人物作大量的心理描写，何况笔者也没有他那样一泻千里的艺术才华。或许，笔者以史实为主干，注重细节而不堆砌细节，再辅以适度的文学铺陈(侧重情景再现)，力求托出一个三维空间还是不无价值的，倘若不嫌粗糙，本书不仅可在历史法庭上派上用场，而且也可提升它的认识价值和可读性。诚然，如果单从文学角度要求，尤其单从追求空灵的纯文学角度要求，本书也委实难免粗砺之嫌。只不过，好在本书的主要风格却也正是起于粗砺止于粗砺的，宛若摩崖题刻，只在夕阳古道上留下了残缺的阳刚与苍凉，而无完整的遒劲与美感。因为，我们这代人的灵魂本来就是残缺的。笔者之所以敢于将自已残缺的灵魂昭告天下及后世也者，也正是因为我们拥有被暴政与苦难铸就的这份独特优势乃尔，倘若让之化作一缕孤烟，那实在是民间史料和心灵史料资源的一个浪费了。
岁月无情。由阳谋诱杀于1957年的数十万生灵已在陆续消失了，而咱们这代无辜受害者本来都还是有话可讲的，只因那个众所周知的原因才是一律不让认真讲讲的，似乎天下人等尽皆成了阉人了，好像全体无辜受害者(无论生者与死者)都已乖乖地接受了“扩大化”障目的“改正”了，至于被毁灭的青壮年时光及其被毁灭的原因幺，则是一律不让问个究竟的。阉了就阉了，咋样?因为阳谋制造者的衣钵乃是有人维护的。笔者深知，如果硬要仿效被汉武大帝赐了腐刑的那位史臣的话，不仅仍需面对种种高压，而且还需承受难以在大陆出版面世而枉耗晚年时光的痛苦。如今的中国大陆还是多少保持着“莺歌燕舞”时期的那种惊世绝活儿的。毛泽东留下的专制阴影实在太大太浓了，中国当代史上的一切祸根都是集中在他的身上。
关于1957年，无论承认与否, 无论搪塞与否, 无论压制与否，兴许都是难以掩盖那场生灵大摧残乃是中国历史上的空前灾难与耻辱, 在客观上留下的创痕乃是永远不会消失的, 就像曾经发生的焚书坑儒和文字狱一样, 世世代代的中国人都不会遗忘。这的确是一个十分沉重的话题, 尽管这个话题已由不少好心的局外人讲了许多，但因他们少了一点切肤之痛，故讲的深度与广度都还是叫人不敢恭维的。而在当事者中，敢于道出或准备道出五分之一世纪之沉重灾难者，又都被罗织了新的罪名，或走了，或哑了，或死了。看来，这个话题不仅沉重，而且敏感, 它既可揭示中国历史尤其是中国当代史的真谛, 也会无情地触及到诸多方面的 “政治隐私”。这恐怕正是1957年的逻辑力量。尽管1957年举起的火炬已被扑灭了很久很久，但是，埋藏在灰烬中的火星却是没有熄灭的，因为，灰烬中分明还有圣女林昭、冯元春从天上盗来的火种啊，而且染有她们的鲜血……
记得恰在“反右” 30周年之际，试图问个究竟的人们又被封口了……两年后，大地上留下的履痕更是成了咱们这个民族的绝唱……一个偌大的中国仍不时被一个庞大的身影笼罩着。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1957年的冤案并未结束，毛时代的悲剧源头尚未切断，天安门的挂像和纪念堂的保鲜尸体恰是最鲜明的旁证，显然也是1978年末的“三中全会”留下来的一个尴尬。改革开放与抱残守缺不可能是一个硬弊的两面，尽管 “全会”不仅拯救了被毛泽东推入绝境的中国, 而且也在痛定思痛的理性反思之中，终于有胡耀帮等大好人勇敢地打开了冤狱之门, 解救了不少幸存者和他们的子孙。记得当时邓小平也不无怜悯地向1957年的蒙冤者们讲过这样的话：
“他们受了多年的委曲, 聪明才智无从发挥, 这不仅是他们个人的损失,也是党和人民的损失……”。
但是, 对于造成这种损失的原因，笔者以为即使不作深入追究, 恐怕也不能只作如此轻松的模糊处理吧。 因为, 历史应当从1957年汲取的教训实在太多太多了。 如果不是1957年紧接1955年的“肃反”而彻底割掉人民民主的舌头, 继之又促成1959年彻底割掉党内民主舌头的话, 那幺, 他毛泽东是绝然不敢把国家宪法当作手纸, 竟将他昔日的“亲密战友”兼国家元首也推上断头台的 。所以，从这个已经定格的历史角度看, 1957年的“反右”正是当代中国悲剧的源头并由它拉开了“文革”浩劫的序幕。而本书则从贱民视角对这个历史现象作了重点记述与剖析, 但视野却已远远超出了“一小撮”的命运，泪溅之处乃首先摄入了 “文革”之前的“大跃进”，和活活饿死在 “天堂路” 上的4000万以上的中国农民, 所以，书中的不少章节难免不是浸透鲜血并堆满了白骨的。很遗憾,(当然很不幸), 这就是历史，这就是一段真实而特珠的中国历史，也可称之为灾难史和心灵史，自然也是我的青春祭和血泪祭，而祭坛正是设在“水旱从人、不知饥馑”的成都平原。因为，我也是从这片沃野之上的一个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其时，肥得流油的川西大坝子乃活活饿死了36万人……
这真是一幅幅非凡的天堂画卷。横陈于都江古堰流淌着的潺潺甘霖旁边的36万具饿蜉皆是十分平静的，这些倒毙在沃野上的死魂灵在用尽他们的蒙昧、驯顺和蝼蚁般的生命对“到处莺歌燕舞”的“新民歌运动”作出了最貭朴的诠释之后，就任凭“连续三年特大自然灾害”等等特大谎言掩盖了他们的尸体，类似交配后的雄性螳螂，乖乖地让雌性螳螂吃掉自己的脑壳一样，令幸存者过了好长一段时间都还不敢公开啜泣一声，更不敢公开言谈那场空前人祸犯下的滔天罪行——应在历史法庭上予以重新追诉的反人类罪行，因为，那时节的中国已在“群众专政”中变成了一座大监狱，岂止“古格拉群岛”——这是慈母般的都江堰在暴君的天堂路上派生出来的空前奇观，举世无双。
我在被抛入死人堆前曾是一名抬尸队队员，亦即曾是那场人祸的亲历者和人证。因此，从这个特定的角度讲，本书也是那段罪行的诉状和证词。
眼下，当新世纪的朝阳巳从二十世纪的高搂与残垣背后冉冉升起的时候，咱们都无妨回过头去冷静地想一想，若只就“也是党和人民的损失”这个由粗线条涂抹的模糊层面而言, 且死死咬住“扩大化”这个自欺欺人的遁辞不放，竟要数十万名国之精英构成的 “一小撮”，在五分之一世纪报国无门, 聊作祭品的话, 兴许也是够奢侈了吧? 而对于文盲众多的中国，说来说去, 只要不是执意拿愚民政策治天下, 这项人才损失(估计占当年中国知识分子五分之一以上的人才损失), 恐怕也是过分惊人了吧? 凡此种种，即使不追究个人责任，恐怕也是不该完全拒绝记忆和反思的吧?即使稍稍正视一下“坑儒”的后果，汲取一点小小的教训，弥补一点小小的过失，兴许还是很有必要的吧?倘若一个政权对这样一场空前惨烈的人间悲剧始终都是漠然视之的话，咱们也就没有什幺好说的了，只不过，总拿“和谐”及“盛世”等等自况就显得有些滑稽了(尽管比“一抓就灵”好了很多很多)。
我以为，老是单单依靠和指望年年经济增长的百分比是不可能充抵历史旧帐并化解各类与日俱增的社会矛盾的。至于灾星殒落之后所取得的巨大经济成就，笔者将以建设者的主体身份进行自豪的记述乃至歌颂，但是，这并不能够掩盖制度上的严重缺陷和各种潜在弊端。这个根本性的缺陷乃是“三个代表”或“新三民主义”等等无从修补的。说穿了，若执意守护党政不分，无论其个人心愿如何，即令心中确实含有大爱，也是无从有效稀释导致当下问题成堆的基因——失去监督的权力。这权力真像一头怪兽，命定贪婪而排他，可恶而可怕。为什幺无可厚非的“改革开放”在摒弃了令人诅咒的“大锅饭”之后，竟演化成了令人憎恶的“大不公”呢?我也常常为此陷入了深深的忧虑和痛苦之中，但，无论怎幺想来想去，演绎出来的结论都是一样的：制度……选票……都与民主共和的本底意义相去甚远……。我相信我的这个忧思与呼唤是出于诚实而善良的心地。我不偏执，没有偏见。在我今生接触过的各级中共党员中，有不少人都可堪称最优秀的中国人，而他们往往也是“左”的受害者。对他们，笔者将作翔实记述，实事求是，既不乱泼污水，也不涂脂抹粉，旨在留下一份民间史料，仅此而已。本书决不迎合任何政治需要，只会恪守道德与良知。是就是，非就非。
就个人命运的纵向比较而言，我也是知道好歹的。按年龄划分，我属五七右派中的小字辈。然而十分不幸的是，在当年，我却是本系统右派的一号头目 (时任“民革”中央常委和厅长的那位“头面人物”也是列在我这个“共青团叛徒”身后的), 故我是熬到1978年底才被“一风吹”，捱至1980年10月才获得“改正”的。当时，若无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的亲自干预，全省水利水电系统乃是坚持留我一人做“种”的。
与赵紫阳一行在巴颜喀拉山下的那次偶遇，使我如今仍然觉得冥冥之中确乎偶有命运之神在眷顾。关于这些不乏人性关怀的细节，我将作动情记述，包括胡耀帮任团中央书记时，我向他发出《我控诉》之后所得到过的关注——那是1955年“肃反”竟将一个19岁的年轻人也视为“胡风分子”的遭遇——这样的关注很像阳光，透过乌云，一缕缕，不仅特别温暖，而且含有不测的凄美……
最终得到对第一次“可划可不划”的“改正通知”的否定性函件，即“完全错划、彻底改正”的结论时，我已过44岁了，剩下的在岗时间只有16年了，已经来不及喟叹岁月匆匆，也来不及感伤夕阳黄昏了。面对破碎河山，我没有选择消沉与怨恨，而是拿出了献身的热情为国分忧，在蜀水巴山取得的成就频频令人称道,也可堪称我今生日落前的一段华彩乐章。
为什幺我站在青壮年时光的废墟上还能捂住伤口为祖国献身与歌唱呢?为什幺我始终敢于恪守人格的独立并作着无畏的求索与思考呢?为什幺我的脸上常有泪水纵横呢?这可套用艾青先生的一句诗：“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再者，还有不少无辜死难者的身影令我久久挥之不去……
现需特别申明的是：关于将在本书高频出现的祖国一词乃是特指祖先留给我们的法定疆域，生息在这片土地上的各族同胞，和博大精深的历史文化。在我心中，她类似英语“祖国”一词的合成：母亲+大地。而大地母亲的神圣乃是不容玷污的，任何人都没有资格凌驾在她的头上，而只能用真正的宪政民主来守护她。这才是我愿为之献身的祖国。被囚禁在蜀王陵寝时，我也未曾丧失这份蓝色梦幻——与墓中小草一样，不屈地探向天光……
这个梦幻始终是我的内在动力。在我供职的某个甲级设计院里, 被十年“文革”造成了十分惊人的人才积压和人才断层，但是，我仍然从夹缝之中脱颖而出了——在红眼病和各种偏见的追剿中，难灭的才气仍如出墙的红杏，果实累累，或见诸于国家级学术刊物，或获得省部级科技成果奖励，令褒之者称人才，贬之者称鬼才。在充耳作痛的褒贬声中，我不仅被推荐录入了《世界优秀专家名典》等，而且还担任了技术部门的领导职务，诸如主任或处长等职。据之不难反证，我那被毁灭的青壮年时光又该为自已的祖国做出何等样的贡献呢，再沿此推断，在数十万(或上百万)“一小撮” 中，尤其当年已是专家、学者的人们又该为他们挚爱的中国做出何等巨大的贡献呢?对此, 笔者在书中作了翔实而悲惨的记述, 并将我的痛惜和怀念之情，献给己经辞世的尤其是被活活折磨毙命的一个个十分优秀的中国人。因为，他们睡在荒冢中得到的“改正”乃远远不够抚慰他们的魂灵。他们应当得到国家道歉，即使只说一声“对不起”。作为死人堆中爬出的幸存者，我仍在久久地替他们等待着这声“对不起” ……
系于人的尊严与命运, 笔者还在书中记述了一个个爱情故事,有的如鸳鸯分飞, 有的如大雁坠谷, 有的如鬼狐幽会, 有的如文君苦盼，有的如猫咪叫春，而更多的则是依靠意淫和手淫打发着全部的青壮年时光。他们时而像戴着铁链舞蹈的塔曼果，时而像一个个佝偻的太监，令我至今都还听得见奴隶们的千古绝唱, 一曲曲，一声声，在长夜中消耗着或耗净了生命的全部元气和才华……于是，在“大破大立”的瓦砾堆中，利用1957年设起的祭坛，秉承“杀鸡给猴看”和“枪打出头鸟”的血腥机制，毛泽东就十分成功地把一代又一代人的灵魂和良知掏空了，令一个民族的血性随之萎缩了，只在“莫非王土”的华夏大地上留下了不少佝偻的身影……尤其是众多迷茫的身影和愚昧的身影，叫人见了就想哭。
此刻, 沐在人生夕照中,望着一个民族缺乏思想和信仰的背影，我是饱含热泪的。我深知属于我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我只能将我刚烈而善良的魂灵化作啼血的杜鹃, 遁入青城, 在幽谷中祈祷与歌唱。我希望新的世纪变得很不错, 我的祖国也不错。我祝愿子辈能踩在父辈的肩头与苦难之上，托起祖国美好的明天。
我坚信，明天的中国必将从血色历史映红的朝霞中，从林昭、冯元春盗来的火种中，从先知先觉者的啼血呼唤中，从大彻大悟中，从沧海碧波及大漠黄沙中，冉冉升起一轮新鲜的太阳。到那时，我在地下也会奋起欢呼：
万岁，我的中国……
文章来源：《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关于本书的样式，笔者拟在编年体例的基础上进行一定的些技术处理，既以重大事件为纲，又尽可能不漏掉各种鲜活的细节，拟以阳谋受害者的切身感受为主，辅以一系列的老照片和残存的资料原件，然后藉助史臣的目光，冷峻地观照已经逝去的岁月，而重点则是死者及生者的命运。为了便于未来史家的稽考，书中故事及事件发生的地点皆可查找并核实，多数人物的姓名也都是用的原名，尤其是其中的死难者。
真实就是力量。亲爱的读者，只要你对咱们这个东方古国多少还有一些兴趣, 我相信，我将以我的苦难和真诚，使你随着一个贱民的视角去真真切切地体味到当年的生存环境和社会风貌，以及众多受难者的心路历程, 看看被扭曲的人性和凶残的兽性是在如何狼狈为奸，如何携手制造种种罪孽的。而笔者也将不断拷问自已灵魂，在愤怒与呻吟声中使你看见世俗的人性在神权与邪恶面前何以顕得如此地卑贱而怯懦，何以酷似一个个被阉的太监，即使毛泽东“仙逝”之后也可不时见到他们佝偻的背影。诚然，由受难者首先拷问自已的灵魂乃是一件十分痛苦的事情，但，为了不致轻易忘却昨日的惨痛和数千万死难者无告的魂灵，笔者认为人类不断追究自身的原罪乃是十分必要的。暴君有暴君生成的土壤;罪孽有罪孽形成的气候。
胡风先生所言极是，咱们这个苦难的民族本来就是“充满精神奴役的创伤”的。在那人祸频频的年代里，试问华夏大地上的江河湖海，又何曾掀起过“水能覆舟”的惊涛骇浪?而对于历史老人的这个严正告诫，那个暴君又何曾有过丝毫的警醒与悔赎(除了表示“带头两年不吃红烧肉”之外)。很显然，这正是因为天下苍生不是被他的“专政”吓破了胆子，就是被他的“思想”与谎言掏空了灵魂。即使在大饥荒大死亡的“天堂路”上，幸存者们端起一碗“大锅清水汤”,或吞咽着“瓜菜半年粮”的时候，还会跟着“大救星”嘲笑别人盘中的“土豆加牛肉”呢，这岂不正是芸芸者辈的怯懦、麻木与接受死亡的平静心态在助长着暴君的罪行幺?因此，从这个特定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角度讲，对于昨天的空前苦难与耻辱，咱们人人都负有一份责任，尤其是一代又一代的中国知识分子。而作为一种赎补，当下最好的也是最起码的办法就是不要轻易忘记作天。一个失去记忆与思想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笔者认为这个命题对于如今的中国尤为重要，尽管不断指责小日本篡改历史教科书是无可厚非的，但是，首先正视自已的历史才是更为紧迫的事情。有些不明真象的年轻人如今仍将暴君视为“救星”乃不可不谓是一个非常可悲的证明与嘲讽，姑且暂不论及昔日的鹰犬馀孽还在香案面前发出的声声呼唤，诸如“二次文革”和“街头流血”等等。
为了尊重并确保史实的客观品格, 笔者也不拟仿效陀斯妥耶夫斯基对人物作大量的心理描写，何况笔者也没有他那样一泻千里的艺术才华。或许，笔者以史实为主干，注重细节而不堆砌细节，再辅以适度的文学铺陈(侧重情景再现)，力求托出一个三维空间还是不无价值的，倘若不嫌粗糙，本书不仅可在历史法庭上派上用场，而且也可提升它的认识价值和可读性。诚然，如果单从文学角度要求，尤其单从追求空灵的纯文学角度要求，本书也委实难免粗砺之嫌。只不过，好在本书的主要风格却也正是起于粗砺止于粗砺的，宛若摩崖题刻，只在夕阳古道上留下了残缺的阳刚与苍凉，而无完整的遒劲与美感。因为，我们这代人的灵魂本来就是残缺的。笔者之所以敢于将自已残缺的灵魂昭告天下及后世也者，也正是因为我们拥有被暴政与苦难铸就的这份独特优势乃尔，倘若让之化作一缕孤烟，那实在是民间史料和心灵史料资源的一个浪费了。
岁月无情。由阳谋诱杀于1957年的数十万生灵已在陆续消失了，而咱们这代无辜受害者本来都还是有话可讲的，只因那个众所周知的原因才是一律不让认真讲讲的，似乎天下人等尽皆成了阉人了，好像全体无辜受害者(无论生者与死者)都已乖乖地接受了“扩大化”障目的“改正”了，至于被毁灭的青壮年时光及其被毁灭的原因幺，则是一律不让问个究竟的。阉了就阉了，咋样?因为阳谋制造者的衣钵乃是有人维护的。笔者深知，如果硬要仿效被汉武大帝赐了腐刑的那位史臣的话，不仅仍需面对种种高压，而且还需承受难以在大陆出版面世而枉耗晚年时光的痛苦。如今的中国大陆还是多少保持着“莺歌燕舞”时期的那种惊世绝活儿的。毛泽东留下的专制阴影实在太大太浓了，中国当代史上的一切祸根都是集中在他的身上。
关于1957年，无论承认与否, 无论搪塞与否, 无论压制与否，兴许都是难以掩盖那场生灵大摧残乃是中国历史上的空前灾难与耻辱, 在客观上留下的创痕乃是永远不会消失的, 就像曾经发生的焚书坑儒和文字狱一样, 世世代代的中国人都不会遗忘。这的确是一个十分沉重的话题, 尽管这个话题已由不少好心的局外人讲了许多，但因他们少了一点切肤之痛，故讲的深度与广度都还是叫人不敢恭维的。而在当事者中，敢于道出或准备道出五分之一世纪之沉重灾难者，又都被罗织了新的罪名，或走了，或哑了，或死了。看来，这个话题不仅沉重，而且敏感, 它既可揭示中国历史尤其是中国当代史的真谛, 也会无情地触及到诸多方面的 “政治隐私”。这恐怕正是1957年的逻辑力量。尽管1957年举起的火炬已被扑灭了很久很久，但是，埋藏在灰烬中的火星却是没有熄灭的，因为，灰烬中分明还有圣女林昭、冯元春从天上盗来的火种啊，而且染有她们的鲜血……
记得恰在“反右” 30周年之际，试图问个究竟的人们又被封口了……两年后，大地上留下的履痕更是成了咱们这个民族的绝唱……一个偌大的中国仍不时被一个庞大的身影笼罩着。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1957年的冤案并未结束，毛时代的悲剧源头尚未切断，天安门的挂像和纪念堂的保鲜尸体恰是最鲜明的旁证，显然也是1978年末的“三中全会”留下来的一个尴尬。改革开放与抱残守缺不可能是一个硬弊的两面，尽管 “全会”不仅拯救了被毛泽东推入绝境的中国, 而且也在痛定思痛的理性反思之中，终于有胡耀帮等大好人勇敢地打开了冤狱之门, 解救了不少幸存者和他们的子孙。记得当时邓小平也不无怜悯地向1957年的蒙冤者们讲过这样的话：
“他们受了多年的委曲, 聪明才智无从发挥, 这不仅是他们个人的损失,也是党和人民的损失……”。
但是, 对于造成这种损失的原因，笔者以为即使不作深入追究, 恐怕也不能只作如此轻松的模糊处理吧。 因为, 历史应当从1957年汲取的教训实在太多太多了。 如果不是1957年紧接1955年的“肃反”而彻底割掉人民民主的舌头, 继之又促成1959年彻底割掉党内民主舌头的话, 那幺, 他毛泽东是绝然不敢把国家宪法当作手纸, 竟将他昔日的“亲密战友”兼国家元首也推上断头台的 。所以，从这个已经定格的历史角度看, 1957年的“反右”正是当代中国悲剧的源头并由它拉开了“文革”浩劫的序幕。而本书则从贱民视角对这个历史现象作了重点记述与剖析, 但视野却已远远超出了“一小撮”的命运，泪溅之处乃首先摄入了 “文革”之前的“大跃进”，和活活饿死在 “天堂路” 上的4000万以上的中国农民, 所以，书中的不少章节难免不是浸透鲜血并堆满了白骨的。很遗憾,(当然很不幸), 这就是历史，这就是一段真实而特珠的中国历史，也可称之为灾难史和心灵史，自然也是我的青春祭和血泪祭，而祭坛正是设在“水旱从人、不知饥馑”的成都平原。因为，我也是从这片沃野之上的一个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其时，肥得流油的川西大坝子乃活活饿死了36万人……
这真是一幅幅非凡的天堂画卷。横陈于都江古堰流淌着的潺潺甘霖旁边的36万具饿蜉皆是十分平静的，这些倒毙在沃野上的死魂灵在用尽他们的蒙昧、驯顺和蝼蚁般的生命对“到处莺歌燕舞”的“新民歌运动”作出了最貭朴的诠释之后，就任凭“连续三年特大自然灾害”等等特大谎言掩盖了他们的尸体，类似交配后的雄性螳螂，乖乖地让雌性螳螂吃掉自己的脑壳一样，令幸存者过了好长一段时间都还不敢公开啜泣一声，更不敢公开言谈那场空前人祸犯下的滔天罪行——应在历史法庭上予以重新追诉的反人类罪行，因为，那时节的中国已在“群众专政”中变成了一座大监狱，岂止“古格拉群岛”——这是慈母般的都江堰在暴君的天堂路上派生出来的空前奇观，举世无双。
我在被抛入死人堆前曾是一名抬尸队队员，亦即曾是那场人祸的亲历者和人证。因此，从这个特定的角度讲，本书也是那段罪行的诉状和证词。
眼下，当新世纪的朝阳巳从二十世纪的高搂与残垣背后冉冉升起的时候，咱们都无妨回过头去冷静地想一想，若只就“也是党和人民的损失”这个由粗线条涂抹的模糊层面而言, 且死死咬住“扩大化”这个自欺欺人的遁辞不放，竟要数十万名国之精英构成的 “一小撮”，在五分之一世纪报国无门, 聊作祭品的话, 兴许也是够奢侈了吧? 而对于文盲众多的中国，说来说去, 只要不是执意拿愚民政策治天下, 这项人才损失(估计占当年中国知识分子五分之一以上的人才损失), 恐怕也是过分惊人了吧? 凡此种种，即使不追究个人责任，恐怕也是不该完全拒绝记忆和反思的吧?即使稍稍正视一下“坑儒”的后果，汲取一点小小的教训，弥补一点小小的过失，兴许还是很有必要的吧?倘若一个政权对这样一场空前惨烈的人间悲剧始终都是漠然视之的话，咱们也就没有什幺好说的了，只不过，总拿“和谐”及“盛世”等等自况就显得有些滑稽了(尽管比“一抓就灵”好了很多很多)。
我以为，老是单单依靠和指望年年经济增长的百分比是不可能充抵历史旧帐并化解各类与日俱增的社会矛盾的。至于灾星殒落之后所取得的巨大经济成就，笔者将以建设者的主体身份进行自豪的记述乃至歌颂，但是，这并不能够掩盖制度上的严重缺陷和各种潜在弊端。这个根本性的缺陷乃是“三个代表”或“新三民主义”等等无从修补的。说穿了，若执意守护党政不分，无论其个人心愿如何，即令心中确实含有大爱，也是无从有效稀释导致当下问题成堆的基因——失去监督的权力。这权力真像一头怪兽，命定贪婪而排他，可恶而可怕。为什幺无可厚非的“改革开放”在摒弃了令人诅咒的“大锅饭”之后，竟演化成了令人憎恶的“大不公”呢?我也常常为此陷入了深深的忧虑和痛苦之中，但，无论怎幺想来想去，演绎出来的结论都是一样的：制度……选票……都与民主共和的本底意义相去甚远……。我相信我的这个忧思与呼唤是出于诚实而善良的心地。我不偏执，没有偏见。在我今生接触过的各级中共党员中，有不少人都可堪称最优秀的中国人，而他们往往也是“左”的受害者。对他们，笔者将作翔实记述，实事求是，既不乱泼污水，也不涂脂抹粉，旨在留下一份民间史料，仅此而已。本书决不迎合任何政治需要，只会恪守道德与良知。是就是，非就非。
就个人命运的纵向比较而言，我也是知道好歹的。按年龄划分，我属五七右派中的小字辈。然而十分不幸的是，在当年，我却是本系统右派的一号头目 (时任“民革”中央常委和厅长的那位“头面人物”也是列在我这个“共青团叛徒”身后的), 故我是熬到1978年底才被“一风吹”，捱至1980年10月才获得“改正”的。当时，若无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的亲自干预，全省水利水电系统乃是坚持留我一人做“种”的。
与赵紫阳一行在巴颜喀拉山下的那次偶遇，使我如今仍然觉得冥冥之中确乎偶有命运之神在眷顾。关于这些不乏人性关怀的细节，我将作动情记述，包括胡耀帮任团中央书记时，我向他发出《我控诉》之后所得到过的关注——那是1955年“肃反”竟将一个19岁的年轻人也视为“胡风分子”的遭遇——这样的关注很像阳光，透过乌云，一缕缕，不仅特别温暖，而且含有不测的凄美……
最终得到对第一次“可划可不划”的“改正通知”的否定性函件，即“完全错划、彻底改正”的结论时，我已过44岁了，剩下的在岗时间只有16年了，已经来不及喟叹岁月匆匆，也来不及感伤夕阳黄昏了。面对破碎河山，我没有选择消沉与怨恨，而是拿出了献身的热情为国分忧，在蜀水巴山取得的成就频频令人称道,也可堪称我今生日落前的一段华彩乐章。
为什幺我站在青壮年时光的废墟上还能捂住伤口为祖国献身与歌唱呢?为什幺我始终敢于恪守人格的独立并作着无畏的求索与思考呢?为什幺我的脸上常有泪水纵横呢?这可套用艾青先生的一句诗：“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再者，还有不少无辜死难者的身影令我久久挥之不去……
现需特别申明的是：关于将在本书高频出现的祖国一词乃是特指祖先留给我们的法定疆域，生息在这片土地上的各族同胞，和博大精深的历史文化。在我心中，她类似英语“祖国”一词的合成：母亲+大地。而大地母亲的神圣乃是不容玷污的，任何人都没有资格凌驾在她的头上，而只能用真正的宪政民主来守护她。这才是我愿为之献身的祖国。被囚禁在蜀王陵寝时，我也未曾丧失这份蓝色梦幻——与墓中小草一样，不屈地探向天光……
这个梦幻始终是我的内在动力。在我供职的某个甲级设计院里, 被十年“文革”造成了十分惊人的人才积压和人才断层，但是，我仍然从夹缝之中脱颖而出了——在红眼病和各种偏见的追剿中，难灭的才气仍如出墙的红杏，果实累累，或见诸于国家级学术刊物，或获得省部级科技成果奖励，令褒之者称人才，贬之者称鬼才。在充耳作痛的褒贬声中，我不仅被推荐录入了《世界优秀专家名典》等，而且还担任了技术部门的领导职务，诸如主任或处长等职。据之不难反证，我那被毁灭的青壮年时光又该为自已的祖国做出何等样的贡献呢，再沿此推断，在数十万(或上百万)“一小撮” 中，尤其当年已是专家、学者的人们又该为他们挚爱的中国做出何等巨大的贡献呢?对此, 笔者在书中作了翔实而悲惨的记述, 并将我的痛惜和怀念之情，献给己经辞世的尤其是被活活折磨毙命的一个个十分优秀的中国人。因为，他们睡在荒冢中得到的“改正”乃远远不够抚慰他们的魂灵。他们应当得到国家道歉，即使只说一声“对不起”。作为死人堆中爬出的幸存者，我仍在久久地替他们等待着这声“对不起” ……
系于人的尊严与命运, 笔者还在书中记述了一个个爱情故事,有的如鸳鸯分飞, 有的如大雁坠谷, 有的如鬼狐幽会, 有的如文君苦盼，有的如猫咪叫春，而更多的则是依靠意淫和手淫打发着全部的青壮年时光。他们时而像戴着铁链舞蹈的塔曼果，时而像一个个佝偻的太监，令我至今都还听得见奴隶们的千古绝唱, 一曲曲，一声声，在长夜中消耗着或耗净了生命的全部元气和才华……于是，在“大破大立”的瓦砾堆中，利用1957年设起的祭坛，秉承“杀鸡给猴看”和“枪打出头鸟”的血腥机制，毛泽东就十分成功地把一代又一代人的灵魂和良知掏空了，令一个民族的血性随之萎缩了，只在“莫非王土”的华夏大地上留下了不少佝偻的身影……尤其是众多迷茫的身影和愚昧的身影，叫人见了就想哭。
此刻, 沐在人生夕照中,望着一个民族缺乏思想和信仰的背影，我是饱含热泪的。我深知属于我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我只能将我刚烈而善良的魂灵化作啼血的杜鹃, 遁入青城, 在幽谷中祈祷与歌唱。我希望新的世纪变得很不错, 我的祖国也不错。我祝愿子辈能踩在父辈的肩头与苦难之上，托起祖国美好的明天。
我坚信，明天的中国必将从血色历史映红的朝霞中，从林昭、冯元春盗来的火种中，从先知先觉者的啼血呼唤中，从大彻大悟中，从沧海碧波及大漠黄沙中，冉冉升起一轮新鲜的太阳。到那时，我在地下也会奋起欢呼：
万岁，我的中国……
文章来源：《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