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9月26日讯】 虽然“中华思想”是日本学界出于对战争原因探讨从日本人的角度对中国文化思想做出的一种概括，这种概括的出发点就令作为被侵害方的中国人感到愤怒。但是，我认为我们还是应该认真地思考一下：唯我独尊的“中华思想”在中国究竟存在还是不存在呢？
中华文明和传统信仰，使得世代中国人内心深处有一种不可泯灭的自尊。（香港大屿山天坛大佛网络图片）
作为一个在中国大陆生活了五十多年并致力于中国思想史研究的中国学者，我认为“中华思想”在中国人身上是普遍存在的，即使在那些对中国传统文化极力否定并诋毁的中国人身上，也依然顽固地存在着。
事实上，世界上任何一个相对完整的文明系统，都存在着自我中心主义的倾向。西方文明所具有的西方中心主义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伊斯兰文明也有着强烈的伊斯兰中心主义色彩。所有的这些自我中心主义价值取向都与宗教信仰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中华文明的自我中心主义也不例外。
古代的中国人之所以把自己的国家称作“中国”，是在中国上古社会的首领部落垄断了对“天”祭祀的权利之后所建立的一种政治地理观念。这种政治地理观念不需要现实的地理结构实测数据作为依据，只是建立在一种强烈的宗教信仰的基础之上。这种信仰即中国人的最高信仰——“天信仰”。
有人说中华民族是一个多神论的民族，但是却看不到最高信仰与多神信仰之间的历史关系。从终极的意义上说，中国人的信仰与中国传统的政治结构是同构的，即“一元结构”。只是，在对“天”的祭祀权被最高统治者独享之后，中国古代社会才发展出了拥有众多神灵的“地信仰”系统，但“地信仰”系统在等级上是从属于“天信仰”系统的（下一章详细论述）。
在古代中国人看来，“天”是唯一的至上主格神，那么，作为相对“天”而存在的，就是“天下”，而居于“天下”并且唯一享有祭祀“天”的权利之人，当然就必须居于“天下之中”，因为这是“天下”距离“天”最近的地方。
在上古时期，“国”与现代的“城”是近义词，是大城，是城中之城，类似于现代的“首都”。所谓“中国”，就是居于“天下之中”的大城。只是到了秦代之后，“国”的概念得到了拓展，到了近代，更是与西方政治文化相互激荡，形成了今天的“国家”观念。
所以，在上古时代，所谓“中国人”，就是特指王城中的居民，也就是“王”的直接亲属和随从。随着不断的文化激荡和民族融合，“华夏”民族的内涵和外延都在持续扩充，其最高统治者的尊称也从“王”升格为“帝”（“帝”最初为“祀di”，是祭祀用语，专指死去后升天的“王”，其地位高于现实中的“王”），又进而升格为“皇帝”，其统治的区域也在极速拓展，“中国”的政治地理含义也随之扩大。虽然原来的“四夷”都被囊括在“中国”的范畴之内，但新的“四夷”也在不断地出现，“中国”所拥有的建立在“天信仰”之上的政治地理含义也在不断的扩充中得到巩固。同时，中华文明也在飞速地发展并且壮大，虽然迭经战乱，社会文明水平出现暂时的停滞甚至倒退，但其总体水平毕竟在向前发展，在三个相对平稳的历史阶段（西汉、东汉、唐）达到了农业文明鼎盛时期，相对于当时的世界各大洲的文明进展水平，中华文明真乃光芒万丈，达到了“四海宾服，万国来朝”的地步。想象一下，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横跨海峡在中日之间旅行是一件极其危险的事情，其成功率恐怕不到50％，也就是说有将近一半的渡海之人要葬身鱼赋。就是在这种条件下，日本国一次次向中国派出其勇气近似于敢死队的“遣唐使”队伍，向中国学习先进的文化和技术，比之今天中国学生蜂拥到美国留学，其热情不知要高出多少倍，其勇气更是不可同日而语。可见当时中华文明的巨大魅力和向心力。那么，在这种巨大的向心力的感召之下，无论是作为中华文明主体代表的中国人还是作为被中华文明所吸引的包括日本在内的外国人，其精神领域产生一种叫做“中华思想”的观念，是有着强大的现实基础的。
但是，日本学界所说日本在上个世纪对邻国发动扩张战争是受“中华思想”的影响，的确是有些强词夺理。
首先，“中华思想”的主体是中国古代的大陆农业文明。农业文明的特质是安土重迁、自给自足的封闭性。作为大陆上的农业文明，在地理上就更加保守，更没有扩张领土的精神与现实需求，几千年来不断修筑的长城就是这种大陆农业文明地理保守主义的典型特征。这种大陆农业文明地理保守特征发展到极致，就是明朝（海禁起自元朝，盛于明朝）那种把海边的居民向内陆撤迁几十里，在上百年的时间内实行“片板不许入海”的锁国政策。但是，这种锁国政策的实行并非出自对位于“天下之中”这种人间至尊权威的放弃，而是出自一种高傲的、矜持的对自身至尊地位的维护，这从永乐皇帝发给日本政府“本”字勘合一百道，“诏日本十年一贡，人止二百，船止二艘，不得携军器，违者以寇论”（《明史》）这一历史记载就可以清楚地体现出来，明朝皇帝在实行海禁的同时对于海外“藩国”日本依然是十足的宗主国气派。
其次，近代以来对外扩张领土的殖民战争是建立在工业文明的发展需求之上的。规模化的大工业生产是建立在两大需求之上的，其一是资源，其二是市场。这二者都是工业化之前的国家政治地理分隔现状所不能满足的。由于西欧国家是工业文明的发源地，因此，西欧国家对于资源和产品的贸易需求也就特别强烈。但是，对于依然处于农业文明阶段或者农牧混合文明阶段的国家来说，不仅本身没有这种需求，对于别国强加在自己身上的这种贸易交流方式也不适应，并且会本能地出于自卫而进行抗拒。这样的两种文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的误会与冲突在清朝的干隆皇帝接见英国贸易代表团时表现得尤为充分。1793年，英国派马戛尔尼率领贸易代表团抵达中国，要求两国通商，互相开放口岸。但干隆皇帝却在给英王乔治三世的回信中说：“天朝抚有四海，惟励精图治，办理政务，奇珍异宝，并不贵重。尔国王此次赍进各物，念其诚心远献，特谕该管衙门收纳。其实天朝德威远被，万国来王，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尔之正使等所亲见。然从不贵奇巧，并无更需尔国制办物件。”今天读来，干隆皇帝的回信显得荒谬可笑，这是因为我们站在今天的市场经济的常识立场上去看两百年前发生的事情。但是设身处地去想一想，代表农业文明的干隆皇帝其实并没有说错什么。不过对于代表工业文明的英国来说，资源与市场的获得是生存与发展的根本所在，既然资源与市场不能用正常的贸易手段获得，那么就只能诉诸于扩张性的殖民战争。
日本作为亚洲工业化的先发国家，本身又处在资源贫乏的岛国，在进入工业文明的发展阶段之后，马上就面临严峻的资源与市场双重短缺的考验，再加上面前就有西方工业化国家用战争手段在亚洲掠夺资源与市场的成功先例，走上用军事手段对外扩张的战争之路就几乎是一种必然的选择。
国际关系，只有利益的博弈，历来毫无道德可言。但是作为战胜国，却可以用道德的武器去谴责战败国。这也是国际惯例。在这种谴责面前，作为战败国的日本，却拉上“中华思想”这块招牌作为武器进行抵挡，好像自己去战争手段去侵略别国是为了传播先进文明，这实在是文不对题的生拉硬扯。
但是，古老的中华文明和中华传统信仰，确实使得世世代代的中国人内心深处拥有一种不可泯灭的强烈自尊，这种强烈自尊使得中国人作为亚洲中心文明的主体拥有者，在各个历史阶段表现出与别国人迥异的心理状态和行为模式，并且至今仍然左右着中国人的价值取向。
在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在亚洲碰撞的初期，作为亚洲农业文明的主体代表，中国人的这种强烈自尊表现在行动上显现的僵硬而又愚钝。当作为中华文化的次文化国家日本已经心悦诚服地全盘接纳工业文明的思维模式和生产方式之时，中国人还在为自己的文化自尊付出沉重的代价。直到这种代价达到极致，面临亡国之危、亡种之危时，中国人才在最后的关头承认现实，并且掀开了一场持续了一百多年的“救亡运动”的序幕。
这场浩大的救亡运动，由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等人发起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运动开始，期间经历了康有为、梁启超以及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主导的“戊戌变法”改良运动；孙中山、黄兴等主导的推翻满清皇帝的辛亥革命；蒋介石领导的包括“北伐战争”和“剿共战争”在内的失败的第一次国内统一战争；蒋介石领导的、国共两党共同主导、全国人民共同参与的抗日战争；毛泽东、刘少奇等领导的、国共两党共同主导的惨烈的第二次国内统一战争，毛泽东、刘少奇领导的包括“土改运动”、“剥夺资本家”、“人民公社、大跃进”在内的血腥的共产主义经济建设运动；毛泽东领导的荒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胡耀邦、邓小平等人领导的“思想解放运动”；邓小平领导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开放外国资本进入中国的“实用主义”运动......直到今天——2011年1月，虽然中国的经济总量在世界上已经高居第二位，但是这场持续了一百多年的“中华民族救亡运动”还在有力地向前延续着，“亡国亡种”、“落后挨打”的危机意识依然像一把利剑悬在中国人——特别是那些知识精英们的头顶上，虽然这些知识精英们内部派别林立、壁垒鲜明，但有一点认识却是统一的，那就是——今天的中国依然面临着巨大的危机。
在这一百多年当中，无论穿着什么衣裳，打着什么旗号，走着什么路径，使着什么手段，一以贯之的主体只有一个，那就是“民族救亡”。
“民族救亡”不仅在现实层面是行动的最高目的，在精神层面也成为判断是非的最高价值。
纵观世界，无论在历史上还是现实中，（或许除了犹太人建立的以色列国之外）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一样在持续180年的时间里、通过十几代人的献身和奋斗，把一场“民族救亡”运动进行得如此悲壮和坚韧。
在这场“民族救亡”运动的背后，屹立着一个在现实中也许并非合理、在精神上却是无比强大的存在——中国——天下之中的中国。
如果说这个信念就是“中华思想”，那么这个“中华思想”是的确存在的。
《脸背后的中国》节选
文章来源：作者博客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中华文明和传统信仰，使得世代中国人内心深处有一种不可泯灭的自尊。（香港大屿山天坛大佛网络图片）
作为一个在中国大陆生活了五十多年并致力于中国思想史研究的中国学者，我认为“中华思想”在中国人身上是普遍存在的，即使在那些对中国传统文化极力否定并诋毁的中国人身上，也依然顽固地存在着。
事实上，世界上任何一个相对完整的文明系统，都存在着自我中心主义的倾向。西方文明所具有的西方中心主义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伊斯兰文明也有着强烈的伊斯兰中心主义色彩。所有的这些自我中心主义价值取向都与宗教信仰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中华文明的自我中心主义也不例外。
古代的中国人之所以把自己的国家称作“中国”，是在中国上古社会的首领部落垄断了对“天”祭祀的权利之后所建立的一种政治地理观念。这种政治地理观念不需要现实的地理结构实测数据作为依据，只是建立在一种强烈的宗教信仰的基础之上。这种信仰即中国人的最高信仰——“天信仰”。
有人说中华民族是一个多神论的民族，但是却看不到最高信仰与多神信仰之间的历史关系。从终极的意义上说，中国人的信仰与中国传统的政治结构是同构的，即“一元结构”。只是，在对“天”的祭祀权被最高统治者独享之后，中国古代社会才发展出了拥有众多神灵的“地信仰”系统，但“地信仰”系统在等级上是从属于“天信仰”系统的（下一章详细论述）。
在古代中国人看来，“天”是唯一的至上主格神，那么，作为相对“天”而存在的，就是“天下”，而居于“天下”并且唯一享有祭祀“天”的权利之人，当然就必须居于“天下之中”，因为这是“天下”距离“天”最近的地方。
在上古时期，“国”与现代的“城”是近义词，是大城，是城中之城，类似于现代的“首都”。所谓“中国”，就是居于“天下之中”的大城。只是到了秦代之后，“国”的概念得到了拓展，到了近代，更是与西方政治文化相互激荡，形成了今天的“国家”观念。
所以，在上古时代，所谓“中国人”，就是特指王城中的居民，也就是“王”的直接亲属和随从。随着不断的文化激荡和民族融合，“华夏”民族的内涵和外延都在持续扩充，其最高统治者的尊称也从“王”升格为“帝”（“帝”最初为“祀di”，是祭祀用语，专指死去后升天的“王”，其地位高于现实中的“王”），又进而升格为“皇帝”，其统治的区域也在极速拓展，“中国”的政治地理含义也随之扩大。虽然原来的“四夷”都被囊括在“中国”的范畴之内，但新的“四夷”也在不断地出现，“中国”所拥有的建立在“天信仰”之上的政治地理含义也在不断的扩充中得到巩固。同时，中华文明也在飞速地发展并且壮大，虽然迭经战乱，社会文明水平出现暂时的停滞甚至倒退，但其总体水平毕竟在向前发展，在三个相对平稳的历史阶段（西汉、东汉、唐）达到了农业文明鼎盛时期，相对于当时的世界各大洲的文明进展水平，中华文明真乃光芒万丈，达到了“四海宾服，万国来朝”的地步。想象一下，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横跨海峡在中日之间旅行是一件极其危险的事情，其成功率恐怕不到50％，也就是说有将近一半的渡海之人要葬身鱼赋。就是在这种条件下，日本国一次次向中国派出其勇气近似于敢死队的“遣唐使”队伍，向中国学习先进的文化和技术，比之今天中国学生蜂拥到美国留学，其热情不知要高出多少倍，其勇气更是不可同日而语。可见当时中华文明的巨大魅力和向心力。那么，在这种巨大的向心力的感召之下，无论是作为中华文明主体代表的中国人还是作为被中华文明所吸引的包括日本在内的外国人，其精神领域产生一种叫做“中华思想”的观念，是有着强大的现实基础的。
但是，日本学界所说日本在上个世纪对邻国发动扩张战争是受“中华思想”的影响，的确是有些强词夺理。
首先，“中华思想”的主体是中国古代的大陆农业文明。农业文明的特质是安土重迁、自给自足的封闭性。作为大陆上的农业文明，在地理上就更加保守，更没有扩张领土的精神与现实需求，几千年来不断修筑的长城就是这种大陆农业文明地理保守主义的典型特征。这种大陆农业文明地理保守特征发展到极致，就是明朝（海禁起自元朝，盛于明朝）那种把海边的居民向内陆撤迁几十里，在上百年的时间内实行“片板不许入海”的锁国政策。但是，这种锁国政策的实行并非出自对位于“天下之中”这种人间至尊权威的放弃，而是出自一种高傲的、矜持的对自身至尊地位的维护，这从永乐皇帝发给日本政府“本”字勘合一百道，“诏日本十年一贡，人止二百，船止二艘，不得携军器，违者以寇论”（《明史》）这一历史记载就可以清楚地体现出来，明朝皇帝在实行海禁的同时对于海外“藩国”日本依然是十足的宗主国气派。
其次，近代以来对外扩张领土的殖民战争是建立在工业文明的发展需求之上的。规模化的大工业生产是建立在两大需求之上的，其一是资源，其二是市场。这二者都是工业化之前的国家政治地理分隔现状所不能满足的。由于西欧国家是工业文明的发源地，因此，西欧国家对于资源和产品的贸易需求也就特别强烈。但是，对于依然处于农业文明阶段或者农牧混合文明阶段的国家来说，不仅本身没有这种需求，对于别国强加在自己身上的这种贸易交流方式也不适应，并且会本能地出于自卫而进行抗拒。这样的两种文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的误会与冲突在清朝的干隆皇帝接见英国贸易代表团时表现得尤为充分。1793年，英国派马戛尔尼率领贸易代表团抵达中国，要求两国通商，互相开放口岸。但干隆皇帝却在给英王乔治三世的回信中说：“天朝抚有四海，惟励精图治，办理政务，奇珍异宝，并不贵重。尔国王此次赍进各物，念其诚心远献，特谕该管衙门收纳。其实天朝德威远被，万国来王，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尔之正使等所亲见。然从不贵奇巧，并无更需尔国制办物件。”今天读来，干隆皇帝的回信显得荒谬可笑，这是因为我们站在今天的市场经济的常识立场上去看两百年前发生的事情。但是设身处地去想一想，代表农业文明的干隆皇帝其实并没有说错什么。不过对于代表工业文明的英国来说，资源与市场的获得是生存与发展的根本所在，既然资源与市场不能用正常的贸易手段获得，那么就只能诉诸于扩张性的殖民战争。
日本作为亚洲工业化的先发国家，本身又处在资源贫乏的岛国，在进入工业文明的发展阶段之后，马上就面临严峻的资源与市场双重短缺的考验，再加上面前就有西方工业化国家用战争手段在亚洲掠夺资源与市场的成功先例，走上用军事手段对外扩张的战争之路就几乎是一种必然的选择。
国际关系，只有利益的博弈，历来毫无道德可言。但是作为战胜国，却可以用道德的武器去谴责战败国。这也是国际惯例。在这种谴责面前，作为战败国的日本，却拉上“中华思想”这块招牌作为武器进行抵挡，好像自己去战争手段去侵略别国是为了传播先进文明，这实在是文不对题的生拉硬扯。
但是，古老的中华文明和中华传统信仰，确实使得世世代代的中国人内心深处拥有一种不可泯灭的强烈自尊，这种强烈自尊使得中国人作为亚洲中心文明的主体拥有者，在各个历史阶段表现出与别国人迥异的心理状态和行为模式，并且至今仍然左右着中国人的价值取向。
在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在亚洲碰撞的初期，作为亚洲农业文明的主体代表，中国人的这种强烈自尊表现在行动上显现的僵硬而又愚钝。当作为中华文化的次文化国家日本已经心悦诚服地全盘接纳工业文明的思维模式和生产方式之时，中国人还在为自己的文化自尊付出沉重的代价。直到这种代价达到极致，面临亡国之危、亡种之危时，中国人才在最后的关头承认现实，并且掀开了一场持续了一百多年的“救亡运动”的序幕。
这场浩大的救亡运动，由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等人发起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运动开始，期间经历了康有为、梁启超以及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主导的“戊戌变法”改良运动；孙中山、黄兴等主导的推翻满清皇帝的辛亥革命；蒋介石领导的包括“北伐战争”和“剿共战争”在内的失败的第一次国内统一战争；蒋介石领导的、国共两党共同主导、全国人民共同参与的抗日战争；毛泽东、刘少奇等领导的、国共两党共同主导的惨烈的第二次国内统一战争，毛泽东、刘少奇领导的包括“土改运动”、“剥夺资本家”、“人民公社、大跃进”在内的血腥的共产主义经济建设运动；毛泽东领导的荒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胡耀邦、邓小平等人领导的“思想解放运动”；邓小平领导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开放外国资本进入中国的“实用主义”运动......直到今天——2011年1月，虽然中国的经济总量在世界上已经高居第二位，但是这场持续了一百多年的“中华民族救亡运动”还在有力地向前延续着，“亡国亡种”、“落后挨打”的危机意识依然像一把利剑悬在中国人——特别是那些知识精英们的头顶上，虽然这些知识精英们内部派别林立、壁垒鲜明，但有一点认识却是统一的，那就是——今天的中国依然面临着巨大的危机。
在这一百多年当中，无论穿着什么衣裳，打着什么旗号，走着什么路径，使着什么手段，一以贯之的主体只有一个，那就是“民族救亡”。
“民族救亡”不仅在现实层面是行动的最高目的，在精神层面也成为判断是非的最高价值。
纵观世界，无论在历史上还是现实中，（或许除了犹太人建立的以色列国之外）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一样在持续180年的时间里、通过十几代人的献身和奋斗，把一场“民族救亡”运动进行得如此悲壮和坚韧。
在这场“民族救亡”运动的背后，屹立着一个在现实中也许并非合理、在精神上却是无比强大的存在——中国——天下之中的中国。
如果说这个信念就是“中华思想”，那么这个“中华思想”是的确存在的。
《脸背后的中国》节选
文章来源：作者博客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