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10月01日讯】一九二八年，中共在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操纵之下，公然举行武装叛乱，建立了一块一块所谓的“革命根据地”，在结束了满清帝制，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的中华民国的土地上，重新实行封建割据。在割据这个，即被中共称做“苏区”内，中共在经济上曾极尽“巧取豪夺”，与他夺取政权以后，对人民采用的掠夺手段极为相似。
1933年中共“红军”在中国福建泰宁张贴的标语:“只有武装动员起来,实行土地改革,用武装拥护苏联”。(摄影师刘贤健作品)
中共初期的发展，用毛泽东的话来说，我是采取农村包围城市和武装夺取此权的办法。因此，他们在南中国农村就用打土房，分田地手段来抢掠地主富农的财物，杀害有钱人，并将土地分给贫苦人民，诱使他们的子弟保卫分田分地的所谓革命果实，维持红军的发展，并扩大他们的苏区。但这种打家劫舍的政策，并不能在经济上维持很久。为筹钱，中共甚至采用绑票勒赎的方法，用中共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红军来时，当他的土豪、恶霸、奸商等都把贵重物品转移了，如将金银埋入地下。于是红军逮捕了他们之后，便通知其家属按时定量送金银来赎人。”实是一幅绑票的土匪咀脸。
尽管如此，中共领导的“工农红军”仍是捉襟见肘，入不敷出，甚至哀嚎“处于国民党军以四面包围之中，敌人实行经济封锁，日用急需品及现金的缺乏，已经成为根据地内的极大问题。”其困难之程度，从中共一九三四年出版的‘红色中华’报纸即可略知一、二。
为了解经济困难，中共曾自己建立铸币厂来伪造银元，铸造袁大头、孙头币及黑版鹰洋这三种银元，同时发行号称“东古平民银行”的纸币来兑付银元。但由于伪造的银元，制造工艺差，极易识破，不仅百姓拒用，而且难以去国统区采购物资。但中共很快发现，采取强迫“苏区”百姓使用自发纸币，以兑付真银元和合法纸币，却可以偷运到白区，换回自己所需的粮食、布匹，维持自己的生存。这比到处打土豪，抢浮财，造假银元花销渡日，真是高明多了。因而，中共开始大量印刷“苏区”的纸币，用以取代其控制区的真银元和合法纸币。一九三零年十月，赣西南特委书记刘士奇，就在给中央的信中得意地声称︰“经济封锁……没有土豪可打，耗费甚钜，均感困难……惟东古银行票币甚行畅销，几乎每天能印几万，都能销出。”于是，滥印纸币的方法，终于成为中共的一根救命稻草。一九三零年十一月廿一日，中共总前委竟发出“立即动手出票子”的号召，命令下属各苏区大量印刷“苏区”纸币，以解决自己的困难。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爆发，由于政府军不得不停止围剿中共的所谓第三次反围剿遂取得了伟大胜利。由是，赣南、闽西连成一片，形成一个拥有二十一个县城和二五十万人口的“中央革命根据地”。中共甚至藉国难建立了非法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并成立了自己的银行──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从此大规模发行苏区纸币，并在控制区内建立了自己的税务征收系统，形成了一个完全不受国民政府领导和完全独立的经济王国。自然这个王国是难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中共红军所血腥支撑的。
在这个独立王国内，中共规定“一切税收要完全交纳国家银行钞票及苏维埃二角银币，其馀辅币，概不收受”；“一元钞票一张兑付光洋一元”。从而，截收了全部应交国民政府的地税、农业税、商业税及一切税收，并用自己的货币收取和支付。一九三一年“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还颁布了要求，“外来的货币经一半兑换苏维埃自己发行的货币”这一政策。”同时，中共又开始了血腥的推行兑换政策。
中共苏维埃共和国一九三四年四月八日颁布的“惩治反革条例”，其中二十五条规定︰“以破坏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经济为目地，制造或输入假的苏维埃货币，公债票及信用券，或煽动居民拒绝使用苏维埃各种货币或抑低苏维埃各种货币而引起市场恐慌者，或煽动居民向苏维埃银行挤兑现金或藏匿大批现金或偷运大批现出口、故意扰乱苏维埃金融者，均处死刑。其情形较轻者，处六个月以上的监禁。”如此残酷的政策，使中共掠夺了控制区内全部的国民政府合法纸币的银元。
中共当时的“红色中华”报刊就大量地记载了中共血腥的镇压手段。例如︰一九三三年三月十五日该报所载“黄龙春和赖抡波，竟和帝国主义、国民党里应外合来破坏苏维埃经济，经常使用国家银行纸币故意跌价，抬高现洋价格，搜藏现洋，企图造成苏区金融恐慌，以颠复苏维埃政权，国家政治保卫局查明了这些罪状，经过该犯供认不讳，已解至瑞汀卫戌司令部处以死刑。”
同年四月二日该报又报导称︰“石城县保卫局最近破获一个反革命份子，有计划地阴谋破坏苏维埃经济政策，在街上买卖货物时，拒用国家银行钞票，并且故意把现银元价格提高，想这样来煽动群众挤兑……故意破坏苏维的经济制度，现该犯已于廿五日执行枪决。”
同年八月十六日报导︰“黄安区禾安乡地主赖以辉，假装去广东买货，实际上偷运来破坏我们苏维埃经济的假毫子一七十元，企图运到我们苏区使用，破坏我们苏维埃货币许多信用，扰乱我们苏维埃的金融流通……处以死刑。“对照中共自己伪造银元、偷运到白区购货的伎俩，真是一幅“只许中共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恶霸嘴脸。
一九三四年二月廿二日该报还报导说︰“汀洲仙灵观前余天昌老板，因为有破坏金融、抬高价格收买现洋的反革命行动，他经常用纸币收买现洋……为着巩固苏维埃经济和镇压一切反革命行动，已将抬高现洋价格破坏苏维埃国信用的经济反革命份子余天昌老板公审后枪决了。”
同年二月二十日的另一则报导称︰“国家政治保卫局本于十一日破获瑞金河背街振昌恒老板胡夏洲，以三元苏维埃纸币收卖现洋一块，后来又将所收的现洋以三元五角出卖给别人，实行捣乱经济、操纵金融的反革命行动……以上四个反革命份子，经过保卫局拘留询问后，即日将各犯戴高帽子游行，由四犯自己向群众说明反革命罪状，并于十一月下午二时，由国家政治保卫局直接执行，将胡夏洲……提出枪决了”。中共草菅人命，为了区区五毛钱的倒卖盈利而杀人，可见他的巧取豪夺和强取强夺的经济手段，从来就是建立在血腥镇压的基础上的。
在这种血腥的经济政策下，中共集中了其所控制区内全部国民政府的纸币及银元，并系运到国统区，买回了急需的布匹、粮油、盐、西药及金属，养活了自己，发展了“共产革命”。而且，由于用自己发行的纸币，强迫流通于自己的控制区，截留了全部的税收，因而也养肥了自己。如同正常人身上的癌症肿瘤，虽吸你的血，却膨胀了自己，最终只会蔓延到全身。害死了一个健康的人 - 中华民国。
原标题: 中共曾在“苏区”巧取豪夺
文章来源：黄花岗杂志 第一期
1933年中共“红军”在中国福建泰宁张贴的标语:“只有武装动员起来,实行土地改革,用武装拥护苏联”。(摄影师刘贤健作品)
中共初期的发展，用毛泽东的话来说，我是采取农村包围城市和武装夺取此权的办法。因此，他们在南中国农村就用打土房，分田地手段来抢掠地主富农的财物，杀害有钱人，并将土地分给贫苦人民，诱使他们的子弟保卫分田分地的所谓革命果实，维持红军的发展，并扩大他们的苏区。但这种打家劫舍的政策，并不能在经济上维持很久。为筹钱，中共甚至采用绑票勒赎的方法，用中共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红军来时，当他的土豪、恶霸、奸商等都把贵重物品转移了，如将金银埋入地下。于是红军逮捕了他们之后，便通知其家属按时定量送金银来赎人。”实是一幅绑票的土匪咀脸。
尽管如此，中共领导的“工农红军”仍是捉襟见肘，入不敷出，甚至哀嚎“处于国民党军以四面包围之中，敌人实行经济封锁，日用急需品及现金的缺乏，已经成为根据地内的极大问题。”其困难之程度，从中共一九三四年出版的‘红色中华’报纸即可略知一、二。
为了解经济困难，中共曾自己建立铸币厂来伪造银元，铸造袁大头、孙头币及黑版鹰洋这三种银元，同时发行号称“东古平民银行”的纸币来兑付银元。但由于伪造的银元，制造工艺差，极易识破，不仅百姓拒用，而且难以去国统区采购物资。但中共很快发现，采取强迫“苏区”百姓使用自发纸币，以兑付真银元和合法纸币，却可以偷运到白区，换回自己所需的粮食、布匹，维持自己的生存。这比到处打土豪，抢浮财，造假银元花销渡日，真是高明多了。因而，中共开始大量印刷“苏区”的纸币，用以取代其控制区的真银元和合法纸币。一九三零年十月，赣西南特委书记刘士奇，就在给中央的信中得意地声称︰“经济封锁……没有土豪可打，耗费甚钜，均感困难……惟东古银行票币甚行畅销，几乎每天能印几万，都能销出。”于是，滥印纸币的方法，终于成为中共的一根救命稻草。一九三零年十一月廿一日，中共总前委竟发出“立即动手出票子”的号召，命令下属各苏区大量印刷“苏区”纸币，以解决自己的困难。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爆发，由于政府军不得不停止围剿中共的所谓第三次反围剿遂取得了伟大胜利。由是，赣南、闽西连成一片，形成一个拥有二十一个县城和二五十万人口的“中央革命根据地”。中共甚至藉国难建立了非法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并成立了自己的银行──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从此大规模发行苏区纸币，并在控制区内建立了自己的税务征收系统，形成了一个完全不受国民政府领导和完全独立的经济王国。自然这个王国是难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中共红军所血腥支撑的。
在这个独立王国内，中共规定“一切税收要完全交纳国家银行钞票及苏维埃二角银币，其馀辅币，概不收受”；“一元钞票一张兑付光洋一元”。从而，截收了全部应交国民政府的地税、农业税、商业税及一切税收，并用自己的货币收取和支付。一九三一年“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还颁布了要求，“外来的货币经一半兑换苏维埃自己发行的货币”这一政策。”同时，中共又开始了血腥的推行兑换政策。
中共苏维埃共和国一九三四年四月八日颁布的“惩治反革条例”，其中二十五条规定︰“以破坏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经济为目地，制造或输入假的苏维埃货币，公债票及信用券，或煽动居民拒绝使用苏维埃各种货币或抑低苏维埃各种货币而引起市场恐慌者，或煽动居民向苏维埃银行挤兑现金或藏匿大批现金或偷运大批现出口、故意扰乱苏维埃金融者，均处死刑。其情形较轻者，处六个月以上的监禁。”如此残酷的政策，使中共掠夺了控制区内全部的国民政府合法纸币的银元。
中共当时的“红色中华”报刊就大量地记载了中共血腥的镇压手段。例如︰一九三三年三月十五日该报所载“黄龙春和赖抡波，竟和帝国主义、国民党里应外合来破坏苏维埃经济，经常使用国家银行纸币故意跌价，抬高现洋价格，搜藏现洋，企图造成苏区金融恐慌，以颠复苏维埃政权，国家政治保卫局查明了这些罪状，经过该犯供认不讳，已解至瑞汀卫戌司令部处以死刑。”
同年四月二日该报又报导称︰“石城县保卫局最近破获一个反革命份子，有计划地阴谋破坏苏维埃经济政策，在街上买卖货物时，拒用国家银行钞票，并且故意把现银元价格提高，想这样来煽动群众挤兑……故意破坏苏维的经济制度，现该犯已于廿五日执行枪决。”
同年八月十六日报导︰“黄安区禾安乡地主赖以辉，假装去广东买货，实际上偷运来破坏我们苏维埃经济的假毫子一七十元，企图运到我们苏区使用，破坏我们苏维埃货币许多信用，扰乱我们苏维埃的金融流通……处以死刑。“对照中共自己伪造银元、偷运到白区购货的伎俩，真是一幅“只许中共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恶霸嘴脸。
一九三四年二月廿二日该报还报导说︰“汀洲仙灵观前余天昌老板，因为有破坏金融、抬高价格收买现洋的反革命行动，他经常用纸币收买现洋……为着巩固苏维埃经济和镇压一切反革命行动，已将抬高现洋价格破坏苏维埃国信用的经济反革命份子余天昌老板公审后枪决了。”
同年二月二十日的另一则报导称︰“国家政治保卫局本于十一日破获瑞金河背街振昌恒老板胡夏洲，以三元苏维埃纸币收卖现洋一块，后来又将所收的现洋以三元五角出卖给别人，实行捣乱经济、操纵金融的反革命行动……以上四个反革命份子，经过保卫局拘留询问后，即日将各犯戴高帽子游行，由四犯自己向群众说明反革命罪状，并于十一月下午二时，由国家政治保卫局直接执行，将胡夏洲……提出枪决了”。中共草菅人命，为了区区五毛钱的倒卖盈利而杀人，可见他的巧取豪夺和强取强夺的经济手段，从来就是建立在血腥镇压的基础上的。
在这种血腥的经济政策下，中共集中了其所控制区内全部国民政府的纸币及银元，并系运到国统区，买回了急需的布匹、粮油、盐、西药及金属，养活了自己，发展了“共产革命”。而且，由于用自己发行的纸币，强迫流通于自己的控制区，截留了全部的税收，因而也养肥了自己。如同正常人身上的癌症肿瘤，虽吸你的血，却膨胀了自己，最终只会蔓延到全身。害死了一个健康的人 - 中华民国。
原标题: 中共曾在“苏区”巧取豪夺
文章来源：黄花岗杂志 第一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