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丹:知识份子有真正的中立吗?

2011年10月02日评论
【新唐人2011年10月2日讯】 各位听众你们好,我是王丹。最近我翻阅旧期刊,偶然看到2004年10月号的《当代》杂志上,刊登的一篇仲维光的文章《人性,责任和才华的凝结》。仲维光在 介绍海外学人王友琴对于中国的“文革”受难者的研究之后,把它跟卡玛拍摄的有关“文革“中红卫兵的表现的纪录片《八九点钟的太阳》做了对比。然后,同他特 别针对知识份子的价值伦理进行了阐述。其中特别引起我共鸣的是这段话:“卡玛希望从罪恶的背后发现非罪恶的东西,王友琴却认为,罪恶就是罪恶,不管以什么名义犯下。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随便打死人。”

我之所以感慨,是因为现在有太多的所谓学者,知识份子,总是喜欢标榜自己的立场是很学术的,因而是“客观”,“中立”和“公正”的。而所谓“客 观”,“中立”和“公正”,往往表现为对于事物的判断,回避主观的判断,尽量维持评判的平衡度,面对是非双方力争各打五十大板,也就是仲维光指出的:“希 望从罪恶的背后发现非罪恶的东西。”而对于带有比较明显的价值倾向的判断,则跳出来指责不够“专业”,不够“客观”。

例如在八九民运的评价的时候,总是有人希望能够站在政府与学生之间的所谓平衡立场上,试图去发现双方都有责任的依据,以显示自己的理性温 和,甚至提出要学生先“交待真相”,然后再与政府和解等等。这种表面上的公正其实是最大的不公正,因为它回避了一个基本的事实,那就是过去的某些历史本身 就是不公正的。在没有纠正历史的不公正之前,当下的所谓公正说到底也还是不公正的状态。举例来说,就像是一个已经失衡的天平,如果你以所谓“客观公正”为理由,在天平的两端各放上相同的砝码,那样的结果其实还是不能达到真正的平衡。

还有就是对于强大的国家机器,当它开动起来进行残暴统治的时候,有些知识份子总会试图为政权寻找一些“为难”之处,或者“不得不为”的理由。在对于当权者压倒性的批判声浪中,总会有人跳出来呼吁另类思考。例如对 于毛泽东的评价就是如此。尽管“文革”的发动已经被定性为民族的灾难,但是至今仍然有受过完整高等教育的学者专家站出来,要求看到毛泽东内心所谓“浪漫主义”,“道德理想”的一面。把暴君的残暴统治一定要罩上一层理想的光芒。

我以为,知识份子也是人,应当有良知,而良知这种东西,其实本身就不是绝对客观中立的,就是天然带有一定程度的个人的主观判断和坚持的的。那些标榜自己客观的人,其实无非是回避比较具有争议性的判断,这种行为本身就不够“专业”。真正的专业,应当是实事求是,即使提出的判断或许会被认为具有意识形态性,但是只要是符合事实的,就应当坚持,而不是乡愿地坚持一个“中立” 的立场。毕竟,“罪恶就是罪恶”。

文章来源:《自由亚洲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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