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10月2日讯】 各位听众你们好，我是王丹。最近我翻阅旧期刊，偶然看到2004年10月号的《当代》杂志上，刊登的一篇仲维光的文章《人性，责任和才华的凝结》。仲维光在 介绍海外学人王友琴对于中国的“文革”受难者的研究之后，把它跟卡玛拍摄的有关“文革“中红卫兵的表现的纪录片《八九点钟的太阳》做了对比。然后，同他特 别针对知识份子的价值伦理进行了阐述。其中特别引起我共鸣的是这段话：“卡玛希望从罪恶的背后发现非罪恶的东西，王友琴却认为，罪恶就是罪恶，不管以什么名义犯下。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随便打死人。”
我之所以感慨，是因为现在有太多的所谓学者，知识份子，总是喜欢标榜自己的立场是很学术的，因而是“客观”，“中立”和“公正”的。而所谓“客 观”，“中立”和“公正”，往往表现为对于事物的判断，回避主观的判断，尽量维持评判的平衡度，面对是非双方力争各打五十大板，也就是仲维光指出的：“希 望从罪恶的背后发现非罪恶的东西。”而对于带有比较明显的价值倾向的判断，则跳出来指责不够“专业”，不够“客观”。
例如在八九民运的评价的时候，总是有人希望能够站在政府与学生之间的所谓平衡立场上，试图去发现双方都有责任的依据，以显示自己的理性温 和，甚至提出要学生先“交待真相”，然后再与政府和解等等。这种表面上的公正其实是最大的不公正，因为它回避了一个基本的事实，那就是过去的某些历史本身 就是不公正的。在没有纠正历史的不公正之前，当下的所谓公正说到底也还是不公正的状态。举例来说，就像是一个已经失衡的天平，如果你以所谓“客观公正”为理由，在天平的两端各放上相同的砝码，那样的结果其实还是不能达到真正的平衡。
还有就是对于强大的国家机器，当它开动起来进行残暴统治的时候，有些知识份子总会试图为政权寻找一些“为难”之处，或者“不得不为”的理由。在对于当权者压倒性的批判声浪中，总会有人跳出来呼吁另类思考。例如对 于毛泽东的评价就是如此。尽管“文革”的发动已经被定性为民族的灾难，但是至今仍然有受过完整高等教育的学者专家站出来，要求看到毛泽东内心所谓“浪漫主义”，“道德理想”的一面。把暴君的残暴统治一定要罩上一层理想的光芒。
我以为，知识份子也是人，应当有良知，而良知这种东西，其实本身就不是绝对客观中立的，就是天然带有一定程度的个人的主观判断和坚持的的。那些标榜自己客观的人，其实无非是回避比较具有争议性的判断，这种行为本身就不够“专业”。真正的专业，应当是实事求是，即使提出的判断或许会被认为具有意识形态性，但是只要是符合事实的，就应当坚持，而不是乡愿地坚持一个“中立” 的立场。毕竟，“罪恶就是罪恶”。
文章来源：《自由亚洲电台》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我之所以感慨，是因为现在有太多的所谓学者，知识份子，总是喜欢标榜自己的立场是很学术的，因而是“客观”，“中立”和“公正”的。而所谓“客 观”，“中立”和“公正”，往往表现为对于事物的判断，回避主观的判断，尽量维持评判的平衡度，面对是非双方力争各打五十大板，也就是仲维光指出的：“希 望从罪恶的背后发现非罪恶的东西。”而对于带有比较明显的价值倾向的判断，则跳出来指责不够“专业”，不够“客观”。
例如在八九民运的评价的时候，总是有人希望能够站在政府与学生之间的所谓平衡立场上，试图去发现双方都有责任的依据，以显示自己的理性温 和，甚至提出要学生先“交待真相”，然后再与政府和解等等。这种表面上的公正其实是最大的不公正，因为它回避了一个基本的事实，那就是过去的某些历史本身 就是不公正的。在没有纠正历史的不公正之前，当下的所谓公正说到底也还是不公正的状态。举例来说，就像是一个已经失衡的天平，如果你以所谓“客观公正”为理由，在天平的两端各放上相同的砝码，那样的结果其实还是不能达到真正的平衡。
还有就是对于强大的国家机器，当它开动起来进行残暴统治的时候，有些知识份子总会试图为政权寻找一些“为难”之处，或者“不得不为”的理由。在对于当权者压倒性的批判声浪中，总会有人跳出来呼吁另类思考。例如对 于毛泽东的评价就是如此。尽管“文革”的发动已经被定性为民族的灾难，但是至今仍然有受过完整高等教育的学者专家站出来，要求看到毛泽东内心所谓“浪漫主义”，“道德理想”的一面。把暴君的残暴统治一定要罩上一层理想的光芒。
我以为，知识份子也是人，应当有良知，而良知这种东西，其实本身就不是绝对客观中立的，就是天然带有一定程度的个人的主观判断和坚持的的。那些标榜自己客观的人，其实无非是回避比较具有争议性的判断，这种行为本身就不够“专业”。真正的专业，应当是实事求是，即使提出的判断或许会被认为具有意识形态性，但是只要是符合事实的，就应当坚持，而不是乡愿地坚持一个“中立” 的立场。毕竟，“罪恶就是罪恶”。
文章来源：《自由亚洲电台》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