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10月3日讯】中国人对红色一直很迷茫，这大概肇因于胜利者自我标榜式的政治宣传。当政治被赋予了颜色后，它不过是这种政治的涂层而已。那么被政治化的红色到底包含了什么元素呢？它表征的群体是无产阶级；它承载的理想是共产主义；它的行为方式是革命和专政。从这个意义上说，红色不过是一个政治理想的混沌表达罢了。
事实证明，这种用红色来做外衬的乌托邦式社会理想，只能权做唤起民众推翻一个“异色”政权的思想工具，如果在取得政权后付诸实践则无异于灾难，建国后的惨痛经历充分证明了这个观点。但在威权体制下，尽管经过了三十年的改革开放，红色在实际意义上已经成为一种历史的痕迹，但它却替代民意成了执政合法性基础，而内在的逻辑就是打天下者坐天下。这种政治上的担当让红色具备了一种宗教色彩。当然，要保持现有的政治体制，也唯其如此。正是意识到这点，有些人看准了红色文化的利用价值，将这种高度理想化的东西拿出来为已所用，往往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这种中看不中用的东西确实在唤起民众上有着独到的作用，同时它也是执政党无法切割的道义基础。
这是一种怎样的纠结，居庙堂者其实最有感触。既然不能改变现有权力结构和权力来源，就要把红色的价值进行无限的推崇，将其摆到至高无上的地位，这种从历史中找寻合法性的企图与家天下的时代并没有什么实质的区别，所不同的不过是政党取代了血统，这是只可意会又不可言传的真实存在。
因此，我们就发现了这样一种政治现象，尽管红色不过是有色光谱中的一个普通成员，但当它被赋予了特定的含义并承担一定的政治任务后，也就有了超乎自然的力量，这种颜色崇拜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逐步得到强化，并已经成为了特色中国“政治军火库”中一种极具杀伤力的超级武器，不管是谁，只要拿出这个“大杀器”，就似乎充满了正义，并又所向披糜，但行为者背后的动机则是轻如鸿毛的东西，“置疑权”因“道义”而被永久地赦免，这种“道义”也自然就成了伪道义。
尽管“表现型”多彩而炫目，但它们却是来源同一的“基因型”。以上提到的这种现象在当下中国俯拾即是，让你轻松的只须随手拈来：
2011年7月27日，《红网》发布了这样一篇报道：《湖南通道县官员集体参与电影拍摄，副县长扮国民党将军》，报道披露了这样一个事实，将于8月上旬上档的电影《通道转兵》里，一群地方官员集体“触电”：通道县一名副县长和司法局一名副局长扮演了国民党将军；另一名副县长杨少波，则率领商务局一名副局长、县政府办一秘书“投入”红色阵营，分别饰演任弼时、项英和红军军械科长。
据“中国网事”记者了解，为了拍摄《通道转兵》，通道县一度将其列入政府年度计划，并争取到了湖南省有关方面的支持，与潇湘电影集团开展合作。影片共投资800万元，其中政府投资占了很大的比重：湖南省委宣传部、省旅游局和怀化市政府各出资100万元；通道县政府出资150万元，县内企业和党政机关融资100万元。
做为湖南省的一个贫困县，投入如此之巨让官员们集体做秀，官方的“挡箭牌”居然是为了让人们保持“红色记忆”。饰演任弼时的副县长杨少波说：“之所以费尽力气要拍这部电影，一方面是想要还原通道会议作为红军长征过程中重要转折点的真实历史；另一方面也是想通过电影的播放，为通道县打响名气，促进旅游发展。”搭上了红色，地方官员就可以做起了“伶人”，这种“政府搭台官员唱戏”的糗事，仅因穿上“红马甲”就能防止明枪暗箭，政府官员因此也就成了不问政事大把撒银子的“戏班子”，而且是充满了正义，这和“红色”被神化有很大的关系，就好比道人做法事时，要求信徒们对此必须保持敬虔之心，容不得半点的怀疑。
这样极端的例子不胜枚举，比如社会对“三公”表示严重关切之时，公款旅游却大行其道，而其借口则是“红色之旅”；当访民们遭受来自各方力量的“围剿”时，他们高唱“红歌”来保护自己……
事实上，当这种现象屡见不鲜时，投机者们就要大量地出现了，他们俨然已经把“红马甲”当成了防弹衣。在这个群体中，不乏在学术光环笼罩下的学者教授。
那个把社会主义按照自己的理解进行“格式化”后，不时地将其拿出来做为武器，来任意诋毁与其持不同意见的北大教授孔庆东，也是精于此道，而且把这个招术玩得出神入化，他可以在视频访谈节目上满嘴“生殖器”，大骂别人是“美国爷爷日出来的”，而且是当着女主持人的面；他可以大骂那些捍卫中国法治的法学教授为“汉奸法学家”。殊不知他是在视人民为无物，亵渎中国人的智商。社会理想毕竟是理想，如果把它强加给整个社会，他无疑是把全体中国人当做它政治实验的小白鼠，其人格也严重地“纳粹化”了。
当然，孔庆东远没有那个为“唱红”做理论解说的苏伟教授强撼。苏教授说：我们的民主法制建设尚不能一蹴而就，当前肃贪主要靠官员中的“青天”主导，依靠群众，运用现有的法制资源来进行。所以在现象上，反腐斗争就表现为“青天”与“保护伞”的斗争。但他的企图则不是加强民主与法制建设，而是在奢望一个“青天”式的大救星来为中国人来救苦救难，他说：尽管巴黎公社只存在了72天，但正如马克思所说，“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而公社最主要的原则之一，就是“人民民主”。而“议行合一”，则是“人民民主”的高级表现形式。它将来一定会取代“三权分立”，成为世界主流政治形式的。“议行合一”是什么？难道不是专制么？那么苏教授的“议行合一”是“人民民主”的高级表现，其实就等同于专制是民主的高级表现，这样的教授可能连小学生者无法说服，却拿着人民的薪俸玩弄人民的智力，只因为他是在用红色的话语体系来解释问题。
当一个知识分子苦心孤诣地对权力进行“望闻问切”，从而建构了自己的话语体系，不管他说的多么冠冕堂皇，你都要保持高度的警惕，因为这样的人大量存在才是中国最大的危险，他们已经将知识做为一种谋生的手段，而不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已经放弃了“明知不对，少说为佳”的做人底限。
要避免把“红马甲”被野心勃勃的政客和各种投机者当成防弹衣，最首要的是要改变执政合法性的基础，让它回归给民意，而其实现途径则是“权为民所赋”。当然，在既得利益集团已经逐步坐大的当下，要实现这个目标注定是一个艰难且充满风险的过程。而在社会面临转型的关头，我们要坚决抵制那种用社会理想代替实现程序的思维方式，因为，这种思维方式酿成的社会悲剧已经上演了数十年，但我们却忽视了这一现实，就会社会理想因遭受了无所不在的体制之厄和政制之殇，最后让社会理想沦为一种不折不扣的欺骗。
毋庸置疑，过程永远重于目标，如果离开了过程，目标再远大再宏伟也不过是个“大忽悠”，因此说，没有实现目标的“可行性方案”和持之以恒的努力，大谈目标和理想无异于用谎言来建造海市蜃楼，其居心也就可想而知。
文章来源：《新浪》作者博客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事实证明，这种用红色来做外衬的乌托邦式社会理想，只能权做唤起民众推翻一个“异色”政权的思想工具，如果在取得政权后付诸实践则无异于灾难，建国后的惨痛经历充分证明了这个观点。但在威权体制下，尽管经过了三十年的改革开放，红色在实际意义上已经成为一种历史的痕迹，但它却替代民意成了执政合法性基础，而内在的逻辑就是打天下者坐天下。这种政治上的担当让红色具备了一种宗教色彩。当然，要保持现有的政治体制，也唯其如此。正是意识到这点，有些人看准了红色文化的利用价值，将这种高度理想化的东西拿出来为已所用，往往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这种中看不中用的东西确实在唤起民众上有着独到的作用，同时它也是执政党无法切割的道义基础。
这是一种怎样的纠结，居庙堂者其实最有感触。既然不能改变现有权力结构和权力来源，就要把红色的价值进行无限的推崇，将其摆到至高无上的地位，这种从历史中找寻合法性的企图与家天下的时代并没有什么实质的区别，所不同的不过是政党取代了血统，这是只可意会又不可言传的真实存在。
因此，我们就发现了这样一种政治现象，尽管红色不过是有色光谱中的一个普通成员，但当它被赋予了特定的含义并承担一定的政治任务后，也就有了超乎自然的力量，这种颜色崇拜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逐步得到强化，并已经成为了特色中国“政治军火库”中一种极具杀伤力的超级武器，不管是谁，只要拿出这个“大杀器”，就似乎充满了正义，并又所向披糜，但行为者背后的动机则是轻如鸿毛的东西，“置疑权”因“道义”而被永久地赦免，这种“道义”也自然就成了伪道义。
尽管“表现型”多彩而炫目，但它们却是来源同一的“基因型”。以上提到的这种现象在当下中国俯拾即是，让你轻松的只须随手拈来：
2011年7月27日，《红网》发布了这样一篇报道：《湖南通道县官员集体参与电影拍摄，副县长扮国民党将军》，报道披露了这样一个事实，将于8月上旬上档的电影《通道转兵》里，一群地方官员集体“触电”：通道县一名副县长和司法局一名副局长扮演了国民党将军；另一名副县长杨少波，则率领商务局一名副局长、县政府办一秘书“投入”红色阵营，分别饰演任弼时、项英和红军军械科长。
据“中国网事”记者了解，为了拍摄《通道转兵》，通道县一度将其列入政府年度计划，并争取到了湖南省有关方面的支持，与潇湘电影集团开展合作。影片共投资800万元，其中政府投资占了很大的比重：湖南省委宣传部、省旅游局和怀化市政府各出资100万元；通道县政府出资150万元，县内企业和党政机关融资100万元。
做为湖南省的一个贫困县，投入如此之巨让官员们集体做秀，官方的“挡箭牌”居然是为了让人们保持“红色记忆”。饰演任弼时的副县长杨少波说：“之所以费尽力气要拍这部电影，一方面是想要还原通道会议作为红军长征过程中重要转折点的真实历史；另一方面也是想通过电影的播放，为通道县打响名气，促进旅游发展。”搭上了红色，地方官员就可以做起了“伶人”，这种“政府搭台官员唱戏”的糗事，仅因穿上“红马甲”就能防止明枪暗箭，政府官员因此也就成了不问政事大把撒银子的“戏班子”，而且是充满了正义，这和“红色”被神化有很大的关系，就好比道人做法事时，要求信徒们对此必须保持敬虔之心，容不得半点的怀疑。
这样极端的例子不胜枚举，比如社会对“三公”表示严重关切之时，公款旅游却大行其道，而其借口则是“红色之旅”；当访民们遭受来自各方力量的“围剿”时，他们高唱“红歌”来保护自己……
事实上，当这种现象屡见不鲜时，投机者们就要大量地出现了，他们俨然已经把“红马甲”当成了防弹衣。在这个群体中，不乏在学术光环笼罩下的学者教授。
那个把社会主义按照自己的理解进行“格式化”后，不时地将其拿出来做为武器，来任意诋毁与其持不同意见的北大教授孔庆东，也是精于此道，而且把这个招术玩得出神入化，他可以在视频访谈节目上满嘴“生殖器”，大骂别人是“美国爷爷日出来的”，而且是当着女主持人的面；他可以大骂那些捍卫中国法治的法学教授为“汉奸法学家”。殊不知他是在视人民为无物，亵渎中国人的智商。社会理想毕竟是理想，如果把它强加给整个社会，他无疑是把全体中国人当做它政治实验的小白鼠，其人格也严重地“纳粹化”了。
当然，孔庆东远没有那个为“唱红”做理论解说的苏伟教授强撼。苏教授说：我们的民主法制建设尚不能一蹴而就，当前肃贪主要靠官员中的“青天”主导，依靠群众，运用现有的法制资源来进行。所以在现象上，反腐斗争就表现为“青天”与“保护伞”的斗争。但他的企图则不是加强民主与法制建设，而是在奢望一个“青天”式的大救星来为中国人来救苦救难，他说：尽管巴黎公社只存在了72天，但正如马克思所说，“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而公社最主要的原则之一，就是“人民民主”。而“议行合一”，则是“人民民主”的高级表现形式。它将来一定会取代“三权分立”，成为世界主流政治形式的。“议行合一”是什么？难道不是专制么？那么苏教授的“议行合一”是“人民民主”的高级表现，其实就等同于专制是民主的高级表现，这样的教授可能连小学生者无法说服，却拿着人民的薪俸玩弄人民的智力，只因为他是在用红色的话语体系来解释问题。
当一个知识分子苦心孤诣地对权力进行“望闻问切”，从而建构了自己的话语体系，不管他说的多么冠冕堂皇，你都要保持高度的警惕，因为这样的人大量存在才是中国最大的危险，他们已经将知识做为一种谋生的手段，而不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已经放弃了“明知不对，少说为佳”的做人底限。
要避免把“红马甲”被野心勃勃的政客和各种投机者当成防弹衣，最首要的是要改变执政合法性的基础，让它回归给民意，而其实现途径则是“权为民所赋”。当然，在既得利益集团已经逐步坐大的当下，要实现这个目标注定是一个艰难且充满风险的过程。而在社会面临转型的关头，我们要坚决抵制那种用社会理想代替实现程序的思维方式，因为，这种思维方式酿成的社会悲剧已经上演了数十年，但我们却忽视了这一现实，就会社会理想因遭受了无所不在的体制之厄和政制之殇，最后让社会理想沦为一种不折不扣的欺骗。
毋庸置疑，过程永远重于目标，如果离开了过程，目标再远大再宏伟也不过是个“大忽悠”，因此说，没有实现目标的“可行性方案”和持之以恒的努力，大谈目标和理想无异于用谎言来建造海市蜃楼，其居心也就可想而知。
文章来源：《新浪》作者博客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