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10月18日讯】【编者的话】 “信阳事件”是指从1959年10月到1960年4月发生在当时的河南省信阳专区出现的大面积饥荒和大批农民饿死的事件。大跃进运动开展后，信阳地区浮夸盛行，伴随人民公社运动，频现的“卫星运动”掩盖了浮夸风下粮食产量严重的虚报现象。庐山会议后在河南省反右倾风潮下，各级官员因担心被打成右倾，强行按虚报产量制定的粮食征购标准，向农民征粮。由于粮食征购目标仍难以完成，就采取吊、打、酷刑等极端方式逼迫农民将口粮交出。信阳地方政府封锁大面积饥荒的出现和蔓延的消息，并严格限制人口外流，一度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据河南信阳地方1961年呈报中共中央报告显示，该事件至少造成100万人非正常死亡。
民间有云：人吃人，狗吃狗，老鼠饿得啃砖头。那是一个怎样的时代！
“反瞒产”把农民逼上死路（网络图片）
河南省是大跃进的红旗 信阳地区又是卫星放得最多的地区
当时的中央委员范文澜曾说：“在大跃进中哪一省卫星放得最多，那一省的灾荒就最严重。”河南就是卫星放得最多的省份之一。
1958年大跃进运动，“卫星田”的稻穗竟能托往一位小姑娘（网络图片）
一九九八年诺贝尔奖得主旅美物理学家崔琦是许昌地区宝丰县人。他姐姐将年仅十六岁的崔琦接走，逃到香港，辗转到了美国，成为一名科学家。而留在家乡的父母都在一九六○年前后的大饥荒中饿死。在记者采访中被问到一生中有无后悔之事时，他这样说：“若自己不出国，或许父母亲就不会在大陆双双饿死了。”说着流下了眼泪。
信阳地区又是河南省卫星放得最多的地区，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就出在该地区的遂平县。全信阳地区征收了十六亿斤，达当年产量的一半。结果农民的全年口粮平均只剩一百多斤，仅够食用四个月。潢山、光山等县，口粮甚至不足三个月。未到一九五九年底，大批公社食堂就已断粮停伙。五十年代担任过上海市财政局长等职、因被打成右派而下放到信阳地区劳动改造的顾淮(经济学家)在日记里写道：“严冬未届，路旁已见冻死之骨。”
“反瞒产”把农民逼上死路
产量减少，征购数却增加。这是怎么做到的呢？那就是“反瞒产”的结果。根据毛泽东“反瞒产私分”的指示，信阳地委第一书记路宪文动用民兵，指示指挥各县委挨门逐户搜查据说被农民和基层干部“隐瞒”、“私藏”了的粮食。
搜不出粮食，便刑讯拷打。潢川县涩港公社党委副书记韩得富打过三百多人。在潢川县委召开的万人大会上，县委第一书记梁德柱亲自动手打人。六千名到会代表都已饿得衰弱不堪，有个农民代表当场死亡，抬走尸后接着开会。会议结束，又有十几人死在回家的路上。全县先后饿死了五万六千多人。
为了追逼粮食，许多干部成了人性灭绝的禽兽。息县防胡公社妇联主任黄秀莲割了四个社员的耳朵，其中一人死去。光山县用罚冻的刑罚逼迫农民交出粮食，槐树店公社有十三个孤儿活活被冻死在山上。罗山县彭新公社有十七名预备党员，十六名在反瞒产中打了人的都光荣地转了正，只剩一个不得转正，因为他没打人，“反瞒产”不积极。
在“反瞒产”过程中，信阳地区逮捕了一万多人，其中七百多人死在拘留所和监狱。劫掠了农民的口粮、种子粮、牲口饲料粮，征购任务圆满完成。譬如息县产粮五千万公斤，征购了二千七百五十六万公斤，占产量的百分之五十五。
豫南一向富庶的信阳专区，在地委书记路宪文积极贯彻中央和省委反右倾精神所掀起的狂潮中，全区打人成风，手段千奇百怪，骇人听闻。许多县的县委扩大会议当即成为斗争大会，光山县委第一书记马龙山带头斗争“右倾”的县委书记张福洪，亲自动手毒打，众人拳打脚踢，将张福洪头发连头皮一道撕下，活活整死。这个县的另一个县委书记刘文彩，到槐店公社主持“反瞒产”运动，连续拷打四十多个农民，打死四人。整个光山县公社一级干部中亲自主持和动手打人者占93%。斛山公社的一个党委委员、团委书记，亲手拷打农民九十二人，打死四人。
庐山会议以后，从一九五九年十一月至六0年七月为止，整个信阳地区为追逼粮食，正式由公安机关逮捕1774人，其中36人死在狱中；拘留10720人，其中死在拘留所667人。群众形容当时的恐怖气氛说：“干部好似阎王爷，大队好似阎王殿；只见活人去，不见活人还！”
路宪文怕真实情况传到外界，指令各县，“不准农民生火做饭，不准外出逃荒要饭，不准向上级反映情况。”各县派民兵封锁村庄，街头、交通要道都设了关卡。农民无处可逃，只剩下饿死一途。这就是后来确认的“信阳事件”。
信阳事件“罪魁祸首”路宪文的认罪书。（网络图片）
嫁祸于“敌人”，大小祸首免惩罚
“信阳事件”刚暴露时，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为保自己，逮捕了路宪文和信阳地区的八个县委第一书记。按一九八四年时的河南驻马店地委书记王德政说：“从地委书记一直抓到生产队长”。但不久，全河南省的问题的严重性被揭发，他也被撤了职。
不过，毛泽东明白，吴芝圃和路宪文虽应承担具体罪责，但若仔细追究，势必牵涉到祸源：大跃进、反右倾。尤其吴芝圃一贯积极追随毛泽东，是毛麾下的大跃进积极分子。所以毛泽东能保则保，无意严惩。一九六一年三月，中央在广州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吴坐在后边低头不语，毛泽东高声与他打招呼：“芝圃同志，犯了错误，还是要抬起头来。坐到前边来嘛！要看到光明啊！”这样，吴芝圃不仅中央委员的头衔都没丢，而且不久就又调任中南局书记处书记，只比原职低了半级。
“信阳事件”本是干部的“业绩”，可是信阳地委却说是敌人搞破坏造成的。一九六○年十二月，信阳地委写了个报告送河南省委并报中央，嫁祸于十年前就在“土改”中被消灭了的地主、富农：由于地主、富农在土改时“漏了网”，“大批地混进了革命阵营内部”，“实行反革命阶级复辟”，“封建势力大大作怪”，造成“群众生活异常困难”……。言外之意，坏事都是混进的“漏网地主”、“漏网富农”干的。因此必须“进行彻底的民主革命补课，像土改一样……把领导权夺过来。”
“民主革命补课”还没搞完，“四清”运动就开始了。“四清”尚未结束，文革之火已经燃起，又有数百万人成了新的阶级敌人，又有数百万人成了政治运动的牺牲品。
（待续）
（据《中华文史周刊》、《中国新闻周刊》、《上海法治报》等有关资料综合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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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有云：人吃人，狗吃狗，老鼠饿得啃砖头。那是一个怎样的时代！
“反瞒产”把农民逼上死路（网络图片）
河南省是大跃进的红旗 信阳地区又是卫星放得最多的地区
当时的中央委员范文澜曾说：“在大跃进中哪一省卫星放得最多，那一省的灾荒就最严重。”河南就是卫星放得最多的省份之一。
1958年大跃进运动，“卫星田”的稻穗竟能托往一位小姑娘（网络图片）
一九九八年诺贝尔奖得主旅美物理学家崔琦是许昌地区宝丰县人。他姐姐将年仅十六岁的崔琦接走，逃到香港，辗转到了美国，成为一名科学家。而留在家乡的父母都在一九六○年前后的大饥荒中饿死。在记者采访中被问到一生中有无后悔之事时，他这样说：“若自己不出国，或许父母亲就不会在大陆双双饿死了。”说着流下了眼泪。
信阳地区又是河南省卫星放得最多的地区，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就出在该地区的遂平县。全信阳地区征收了十六亿斤，达当年产量的一半。结果农民的全年口粮平均只剩一百多斤，仅够食用四个月。潢山、光山等县，口粮甚至不足三个月。未到一九五九年底，大批公社食堂就已断粮停伙。五十年代担任过上海市财政局长等职、因被打成右派而下放到信阳地区劳动改造的顾淮(经济学家)在日记里写道：“严冬未届，路旁已见冻死之骨。”
“反瞒产”把农民逼上死路
产量减少，征购数却增加。这是怎么做到的呢？那就是“反瞒产”的结果。根据毛泽东“反瞒产私分”的指示，信阳地委第一书记路宪文动用民兵，指示指挥各县委挨门逐户搜查据说被农民和基层干部“隐瞒”、“私藏”了的粮食。
搜不出粮食，便刑讯拷打。潢川县涩港公社党委副书记韩得富打过三百多人。在潢川县委召开的万人大会上，县委第一书记梁德柱亲自动手打人。六千名到会代表都已饿得衰弱不堪，有个农民代表当场死亡，抬走尸后接着开会。会议结束，又有十几人死在回家的路上。全县先后饿死了五万六千多人。
为了追逼粮食，许多干部成了人性灭绝的禽兽。息县防胡公社妇联主任黄秀莲割了四个社员的耳朵，其中一人死去。光山县用罚冻的刑罚逼迫农民交出粮食，槐树店公社有十三个孤儿活活被冻死在山上。罗山县彭新公社有十七名预备党员，十六名在反瞒产中打了人的都光荣地转了正，只剩一个不得转正，因为他没打人，“反瞒产”不积极。
在“反瞒产”过程中，信阳地区逮捕了一万多人，其中七百多人死在拘留所和监狱。劫掠了农民的口粮、种子粮、牲口饲料粮，征购任务圆满完成。譬如息县产粮五千万公斤，征购了二千七百五十六万公斤，占产量的百分之五十五。
豫南一向富庶的信阳专区，在地委书记路宪文积极贯彻中央和省委反右倾精神所掀起的狂潮中，全区打人成风，手段千奇百怪，骇人听闻。许多县的县委扩大会议当即成为斗争大会，光山县委第一书记马龙山带头斗争“右倾”的县委书记张福洪，亲自动手毒打，众人拳打脚踢，将张福洪头发连头皮一道撕下，活活整死。这个县的另一个县委书记刘文彩，到槐店公社主持“反瞒产”运动，连续拷打四十多个农民，打死四人。整个光山县公社一级干部中亲自主持和动手打人者占93%。斛山公社的一个党委委员、团委书记，亲手拷打农民九十二人，打死四人。
庐山会议以后，从一九五九年十一月至六0年七月为止，整个信阳地区为追逼粮食，正式由公安机关逮捕1774人，其中36人死在狱中；拘留10720人，其中死在拘留所667人。群众形容当时的恐怖气氛说：“干部好似阎王爷，大队好似阎王殿；只见活人去，不见活人还！”
路宪文怕真实情况传到外界，指令各县，“不准农民生火做饭，不准外出逃荒要饭，不准向上级反映情况。”各县派民兵封锁村庄，街头、交通要道都设了关卡。农民无处可逃，只剩下饿死一途。这就是后来确认的“信阳事件”。
信阳事件“罪魁祸首”路宪文的认罪书。（网络图片）
嫁祸于“敌人”，大小祸首免惩罚
“信阳事件”刚暴露时，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为保自己，逮捕了路宪文和信阳地区的八个县委第一书记。按一九八四年时的河南驻马店地委书记王德政说：“从地委书记一直抓到生产队长”。但不久，全河南省的问题的严重性被揭发，他也被撤了职。
不过，毛泽东明白，吴芝圃和路宪文虽应承担具体罪责，但若仔细追究，势必牵涉到祸源：大跃进、反右倾。尤其吴芝圃一贯积极追随毛泽东，是毛麾下的大跃进积极分子。所以毛泽东能保则保，无意严惩。一九六一年三月，中央在广州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吴坐在后边低头不语，毛泽东高声与他打招呼：“芝圃同志，犯了错误，还是要抬起头来。坐到前边来嘛！要看到光明啊！”这样，吴芝圃不仅中央委员的头衔都没丢，而且不久就又调任中南局书记处书记，只比原职低了半级。
“信阳事件”本是干部的“业绩”，可是信阳地委却说是敌人搞破坏造成的。一九六○年十二月，信阳地委写了个报告送河南省委并报中央，嫁祸于十年前就在“土改”中被消灭了的地主、富农：由于地主、富农在土改时“漏了网”，“大批地混进了革命阵营内部”，“实行反革命阶级复辟”，“封建势力大大作怪”，造成“群众生活异常困难”……。言外之意，坏事都是混进的“漏网地主”、“漏网富农”干的。因此必须“进行彻底的民主革命补课，像土改一样……把领导权夺过来。”
“民主革命补课”还没搞完，“四清”运动就开始了。“四清”尚未结束，文革之火已经燃起，又有数百万人成了新的阶级敌人，又有数百万人成了政治运动的牺牲品。
（待续）
（据《中华文史周刊》、《中国新闻周刊》、《上海法治报》等有关资料综合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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