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10月18日讯】西人有句名谚：“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同理，四十年前中国的那一场文化大革命，也绝非某一天突然发生的；作为一场给整个中华民族带来巨大灾难的空前浩劫，它可绝不像小行星撞地球那么简单，那么突然。无数逐渐披露出来的历史内幕表明，那绝对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政治阴谋的逐步实施与次第展开;从预谋、酝酿到临阵造势，从思想准备、舆论准备、组织准备到大规模动员，经过了一个历时数载的孕育过程。只是在它还没有发展成全面的灾难之前，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浑然不觉或假装看不见罢了。
文革的端绪，打远里说可以追溯到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的“反冒进”，打近处说，则缘起于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那一次大会，对三年“大跃进”造成的严重后果进行了部分清算，对此负有主要责任的毛泽东受到了从中央到地方广大党政干部的批评与指责，因此激怒了早已君临天下而凌驾于全党全国之上的毛泽东，让他得出了整个政权已经背叛革命、必须推倒重来的结论，甚至产生了“重上井冈山”的念头。但谙熟政治谋略的毛泽东心里也十分清楚，如此孤注一掷的政治豪赌，必须要得到军队的全力支持，否则绝无胜算。巧的是，恰在此时，执掌军队指挥权的国防部长林彪主动投怀送抱，向他明确表示了无条件的忠诚，由此，最终坚定了毛泽东实施“二次革命”的决心。
决心既定，手腕娴熟的毛泽东不久后就向全国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着名政治号召。这一政治号召虽然有悖于中共八大政治报告的精神，但阶级斗争学说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灵魂与核心”，党内任何人也不敢贸然予以否定。于是，在这一号召的加持、鼓舞和推动下，毛的文武两条胳膊便同时上下挥动，打起了一轮步步深入的政治太极拳。
文的一手，以四人帮为核心，开始了在文化战线的全面造势。他们一面推出以《夺印》为代表的大量戏剧电影作品，宣扬阶级斗争和煽动阶级仇恨，一面就挑选出一些所谓“黄色、反动、鼓吹阶级调和论、宣扬低级趣味”的戏剧、电影、歌曲等文艺作品来进行集中批判与挞伐。像《早春二月》、《北国江南》、《红日》等，便成为了他们在文化领域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一批祭品。而1964年在北京举办的全国京剧现代戏汇报演出，则成为了一桩标志性事件，它不仅揭开了文革的序幕，同时也将文革的旗手江青，正式推到了中国上层政治的前台。然而在当时，这一场现代戏汇演却几乎赢得了全国上下的一致叫好声。人们兴高采烈，欢呼工农兵光辉形象占领文艺舞台。
武的一手，在林彪元帅的主导下，开始了对军队思想的置换与掌控。林彪过人的聪明之处，就在于能适时揣摩到毛的心思，并加以创造性的运用。他首先在部队里推动学习毛着，跟着又把陈伯达等人弄出来的“毛主席语录”接过手来，精心编纂后推出了那一本不可一世的“红宝书”。同时，他还挖空心思，不断翻新政治思想工作的新花样。先是大讲突出政治，鼓吹“四个第一”;后来又发明“三忠于，四无限”;直到带头高呼“四个伟大”和倡导诵读“老三篇”。由于这一切努力都深惬圣意，他也就最终理所当然地跻身到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并被正式确定为毛的接班人。
当然，林彪对于文革的贡献还远不止于此。尤其值得一提的，则应该是他对学雷锋运动的巧妙利用。通过一系列的宣传操弄，他硬是把一位爱国奉献、助人为乐的道德模范雷锋，改造成了一名“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做毛主席的好战士”的虔诚领袖信徒，一名替他的造神运动充当先锋与表率的沙文式老兵。毛主席的爱憎就是雷锋的爱憎，毛主席指向哪里，雷锋就会毫不迟疑地打向哪里，并且对敌人“严冬一样残酷无情”。正是在这样的榜样与楷模感召下，三年后中国大地上才一下子涌现出了那千千万万横扫一切的红卫兵，并制造出了八亿中国人在一座座神像前早请示、晚汇报，唱语录歌、跳忠字舞的现代奇景。
然而，在文革最终酿成一场灾难、一场浩劫之前，对林彪江青罪恶集团的种种违法表演与倒行逆施，偌大的中国，包括满朝的文武大员，衮衮诸公，有几个曾提出过质疑?作出过防范?没有，几乎没有。因为他们有神灵的加持，大旗的庇护，所以一路绿灯。最可悲的，是当他们打倒第一批人的时候，那即将被打倒的第二批还在为他们摇旗呐喊、推涛助浪;到了铲除第二批时，第三批居然又及时顶上，充当了刚才第二批的角色。直到最后，当一个个都陷入了灭顶之灾时，似乎才清醒过来，然而为时已晚，除了引颈就戮、忍辱受死之外，已别无选择。这实在是一场浩劫，然而更是一起悲剧，值得中国人认认真真反思。一场巨大灾难，为何在其“起于青萍之末”时，甚至当其已造成了相当危害时，竟没有任何人出面质疑，没有任何力量出来阻止，中国执政党内的健康力量当时究竟躲到哪里去了?还是都充当了推波助澜的角色?
当然，受害者的麻痹与侥幸心理纵然需要反省，但这一场浩劫之所以能够最终酿成，也实在是由于浩劫的制造者们手法高超，无比圣明。如果他们一开始就宣布只准上演八个样板戏，一开始就搞早请示、晚汇报，一开始就打倒刘邓、全面夺权，他们还能得逞吗?当然不能。他们高就高在一开始绕着弯儿从文艺切入，从读书切入，似乎与权力绝不相干。他们由浅入深，一步一步稳扎稳打，进行思想准备、舆论准备。这样如果当时就有人质疑，他们就会义正词严地质问你：在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中国，不号召读毛主席语录，难道要号召读蒋介石语录?不让工农兵形象占领艺术阵地，难道要把艺术阵地都让给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不鼓励唱革命歌曲，难道要鼓励唱反革命歌曲?而等到他们把大势造成，挟势夺权成功之后，再登高一呼，露出本来面目时，就全中国都奈何他不得了。
这一场浩劫，对所有中国人而言，恐怕都是一场深刻的教训。就不知所有善良的中国人，是否因此而长了记性，变得多了一点聪明。所幸的是，殷鉴不远，就在四十年前，经历过那一场旷世劫难者，如今尚有几亿人健在，情景历历在目，难以忘怀。所以一旦获悉又有权力者在劝阻人们只能读这种书而不能读那种书，只能看这种电视而不能看那种电视，只能唱这种歌而不能唱那种歌时，我等过来人就不能不分外引起疑虑。不论主事者的理由多么冠冕堂皇，但由一个或几个脑袋包办代替十三亿脑袋去思考的事，已被证明只会酿成民族的灾难；全体中国人的思想被一人主宰的时代，决不能再让其重复了。
中国是一个法制国家，已有了基本完备的法律体系。不论什么书、什么歌曲、什么电视节目，如果它因宣扬色情、暴力或危害国家而触犯法律，那就依法办理;如果它没有违法，那么其高下美丑，就应该交由民众来鉴别取舍，而不应实施行政干预。民众不是阿斗，香臭好歹分辨得出来。什么是俗，什么是雅，庙堂与江湖，官方与民间，历来口味不同。如果概由官方裁夺，那么《水浒》、《西游记》、《聊斋》、《红楼梦》等大批优秀古典作品，早就灰飞烟灭不复让我辈得见了。而尤其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在我们这个泱泱大国，为何政治的诉求，偏要绕着弯儿拿文艺说事?莫非上层的权力之争，又要拿小民们来涂炭一回不成?
文章来源：《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文革的端绪，打远里说可以追溯到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的“反冒进”，打近处说，则缘起于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那一次大会，对三年“大跃进”造成的严重后果进行了部分清算，对此负有主要责任的毛泽东受到了从中央到地方广大党政干部的批评与指责，因此激怒了早已君临天下而凌驾于全党全国之上的毛泽东，让他得出了整个政权已经背叛革命、必须推倒重来的结论，甚至产生了“重上井冈山”的念头。但谙熟政治谋略的毛泽东心里也十分清楚，如此孤注一掷的政治豪赌，必须要得到军队的全力支持，否则绝无胜算。巧的是，恰在此时，执掌军队指挥权的国防部长林彪主动投怀送抱，向他明确表示了无条件的忠诚，由此，最终坚定了毛泽东实施“二次革命”的决心。
决心既定，手腕娴熟的毛泽东不久后就向全国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着名政治号召。这一政治号召虽然有悖于中共八大政治报告的精神，但阶级斗争学说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灵魂与核心”，党内任何人也不敢贸然予以否定。于是，在这一号召的加持、鼓舞和推动下，毛的文武两条胳膊便同时上下挥动，打起了一轮步步深入的政治太极拳。
文的一手，以四人帮为核心，开始了在文化战线的全面造势。他们一面推出以《夺印》为代表的大量戏剧电影作品，宣扬阶级斗争和煽动阶级仇恨，一面就挑选出一些所谓“黄色、反动、鼓吹阶级调和论、宣扬低级趣味”的戏剧、电影、歌曲等文艺作品来进行集中批判与挞伐。像《早春二月》、《北国江南》、《红日》等，便成为了他们在文化领域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一批祭品。而1964年在北京举办的全国京剧现代戏汇报演出，则成为了一桩标志性事件，它不仅揭开了文革的序幕，同时也将文革的旗手江青，正式推到了中国上层政治的前台。然而在当时，这一场现代戏汇演却几乎赢得了全国上下的一致叫好声。人们兴高采烈，欢呼工农兵光辉形象占领文艺舞台。
武的一手，在林彪元帅的主导下，开始了对军队思想的置换与掌控。林彪过人的聪明之处，就在于能适时揣摩到毛的心思，并加以创造性的运用。他首先在部队里推动学习毛着，跟着又把陈伯达等人弄出来的“毛主席语录”接过手来，精心编纂后推出了那一本不可一世的“红宝书”。同时，他还挖空心思，不断翻新政治思想工作的新花样。先是大讲突出政治，鼓吹“四个第一”;后来又发明“三忠于，四无限”;直到带头高呼“四个伟大”和倡导诵读“老三篇”。由于这一切努力都深惬圣意，他也就最终理所当然地跻身到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并被正式确定为毛的接班人。
当然，林彪对于文革的贡献还远不止于此。尤其值得一提的，则应该是他对学雷锋运动的巧妙利用。通过一系列的宣传操弄，他硬是把一位爱国奉献、助人为乐的道德模范雷锋，改造成了一名“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做毛主席的好战士”的虔诚领袖信徒，一名替他的造神运动充当先锋与表率的沙文式老兵。毛主席的爱憎就是雷锋的爱憎，毛主席指向哪里，雷锋就会毫不迟疑地打向哪里，并且对敌人“严冬一样残酷无情”。正是在这样的榜样与楷模感召下，三年后中国大地上才一下子涌现出了那千千万万横扫一切的红卫兵，并制造出了八亿中国人在一座座神像前早请示、晚汇报，唱语录歌、跳忠字舞的现代奇景。
然而，在文革最终酿成一场灾难、一场浩劫之前，对林彪江青罪恶集团的种种违法表演与倒行逆施，偌大的中国，包括满朝的文武大员，衮衮诸公，有几个曾提出过质疑?作出过防范?没有，几乎没有。因为他们有神灵的加持，大旗的庇护，所以一路绿灯。最可悲的，是当他们打倒第一批人的时候，那即将被打倒的第二批还在为他们摇旗呐喊、推涛助浪;到了铲除第二批时，第三批居然又及时顶上，充当了刚才第二批的角色。直到最后，当一个个都陷入了灭顶之灾时，似乎才清醒过来，然而为时已晚，除了引颈就戮、忍辱受死之外，已别无选择。这实在是一场浩劫，然而更是一起悲剧，值得中国人认认真真反思。一场巨大灾难，为何在其“起于青萍之末”时，甚至当其已造成了相当危害时，竟没有任何人出面质疑，没有任何力量出来阻止，中国执政党内的健康力量当时究竟躲到哪里去了?还是都充当了推波助澜的角色?
当然，受害者的麻痹与侥幸心理纵然需要反省，但这一场浩劫之所以能够最终酿成，也实在是由于浩劫的制造者们手法高超，无比圣明。如果他们一开始就宣布只准上演八个样板戏，一开始就搞早请示、晚汇报，一开始就打倒刘邓、全面夺权，他们还能得逞吗?当然不能。他们高就高在一开始绕着弯儿从文艺切入，从读书切入，似乎与权力绝不相干。他们由浅入深，一步一步稳扎稳打，进行思想准备、舆论准备。这样如果当时就有人质疑，他们就会义正词严地质问你：在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中国，不号召读毛主席语录，难道要号召读蒋介石语录?不让工农兵形象占领艺术阵地，难道要把艺术阵地都让给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不鼓励唱革命歌曲，难道要鼓励唱反革命歌曲?而等到他们把大势造成，挟势夺权成功之后，再登高一呼，露出本来面目时，就全中国都奈何他不得了。
这一场浩劫，对所有中国人而言，恐怕都是一场深刻的教训。就不知所有善良的中国人，是否因此而长了记性，变得多了一点聪明。所幸的是，殷鉴不远，就在四十年前，经历过那一场旷世劫难者，如今尚有几亿人健在，情景历历在目，难以忘怀。所以一旦获悉又有权力者在劝阻人们只能读这种书而不能读那种书，只能看这种电视而不能看那种电视，只能唱这种歌而不能唱那种歌时，我等过来人就不能不分外引起疑虑。不论主事者的理由多么冠冕堂皇，但由一个或几个脑袋包办代替十三亿脑袋去思考的事，已被证明只会酿成民族的灾难；全体中国人的思想被一人主宰的时代，决不能再让其重复了。
中国是一个法制国家，已有了基本完备的法律体系。不论什么书、什么歌曲、什么电视节目，如果它因宣扬色情、暴力或危害国家而触犯法律，那就依法办理;如果它没有违法，那么其高下美丑，就应该交由民众来鉴别取舍，而不应实施行政干预。民众不是阿斗，香臭好歹分辨得出来。什么是俗，什么是雅，庙堂与江湖，官方与民间，历来口味不同。如果概由官方裁夺，那么《水浒》、《西游记》、《聊斋》、《红楼梦》等大批优秀古典作品，早就灰飞烟灭不复让我辈得见了。而尤其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在我们这个泱泱大国，为何政治的诉求，偏要绕着弯儿拿文艺说事?莫非上层的权力之争，又要拿小民们来涂炭一回不成?
文章来源：《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