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10月12日讯】【编者的话】 “信阳事件”是指从1959年10月到1960年4月发生在当时的河南省信阳专区出现的大面积饥荒和大批农民饿死的事件。大跃进运动开展后，信阳地区浮夸盛行，伴随人民公社运动，频现的“卫星运动”掩盖了浮夸风下粮食产量严重的虚报现象。庐山会议后在河南省反右倾风潮下，各级官员因担心被打成右倾，强行按虚报产量制定的粮食征购标准，向农民征粮。由于粮食征购目标仍难以完成，就采取吊、打、酷刑等极端方式逼迫农民将口粮交出。信阳地方政府封锁大面积饥荒的出现和蔓延的消息，并严格限制人口外流，一度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据河南信阳地方1961年呈报中共中央报告显示，该事件至少造成100万人非正常死亡。
民间有云：人吃人，狗吃狗，老鼠饿得啃砖头。那是一个怎样的时代！
禁书《信阳事件》 披露大饥荒真相(新唐人电视台视频截图）
不可遗忘的“信阳事件”
当今，凡是六十岁以上的人一提起“（19）59年”，都知道那是“过渡”、“过粮食关”的一年，都知道那是“得浮肿病”、“饿死人”的一年。1959年信阳饿死人的事件被人们普遍称为“信阳事件”。
最近读到信阳市委离休干部鲁嘉宾撰写的《“信阳事件”的前因后果》一文，其中写道：“‘信阳事件’已过去快半个世纪了。然而，今天同50岁以下的人谈起‘信阳事件’，他们却像听天书一样，惊诧不已，认为是‘天方夜谭’。而随着时光的流逝，那段悲惨历史的亲历者，多数已经离开了人世，他们记忆中那些珍贵的资料，随着他们的逝去已永远消失了。再过十年八载，这一代人越走越多，消失的记忆也就越来越多。几千万生命换来的血泪斑斑的教训，可能就会被后人遗忘了。”
一个网名叫武林的信阳息县人，他写了一篇《回忆1959年“信阳事件”的家乡》发表在网上，他也说道：在我的家乡，常听到一些老人感叹：“再过50年，还有人知道‘59年’的事吗？”，“我们现在把‘59年’的事说给你们年轻人听，你们将信将疑；等到你们说给将来的人听，他们还会相信吗？”……是啊，等这些老人都去世了，又有谁来见证这一事件呢？可见有多少人在呼吁要记录“信阳事件”，不可遗忘“信阳事件”。
就是这么一个空前绝后、惨绝人寰的“信阳事件”从开始到现在都是封闭的。
深圳的朱健国在《“信阳事件”中的“断网”悲剧》一文中说：“互联网虽然是在有了伊妹尔和手机简讯才出现的新语汇，但人类以通信网和通讯网组成的‘互联网’，早在十九世纪邮政局和电信局问世时就已经形成，只不过那时的通信网和通讯网只能是‘初级互联网’。因此，1959年到1960年，信阳地区公安部门与邮电部门一起共同禁止信阳850万人向信阳地区以外寄信和打电话、发电报，就是一次信阳地区公安实施的“断网”行动，可称“信阳事件”中的‘断网’阶段。”“于是乎，路宪文在吴芝圃支持下，为了不让干部群众向中央写信反映情况，专门开会让公安和各邮电局把关，对长途电话和外寄信件，一律严格审查，凡是反映情况的信，一律扣压追查。后来统计被扣压的信件达12000多封。”由于当时的信息封锁，这就让家是信阳地区光山县人的邓颖超“也长久得不到一点真消息”。
朱健国在他的另一篇文章《“毛、刘、李、邓”在“信阳事件”中的秘密表现》中说“‘信阳事件’主要责任者是毛泽东、吴芝圃、路宪文。毛、吴皆无关于“信阳事件”的全面回忆与反思，而路宪文的《“信阳事件”的历史、社会根源及经验教训》，虽然有诸多为自己推卸责任和自我表扬的非客观叙述，但仍然披露了不少张树藩、余德鸿等人所不知晓的重要史料，如毛泽东对‘饿死人’只算‘工作问题’轻描淡写态度，如李先念要求‘提前强行征购粮食’加剧了‘信阳事件’的饿死率，如邓小平对‘信阳事件’的无动于衷。”可能是由于这些，“信阳事件”过后，官方文件守口如瓶、密而不鲜，无论是新闻界、文学界、学术界也对此事件无人敢于涉足的真正原因。
然而，就是这么一个在一个地区就饿死一百多万人口，被《世界吉尼斯记录大全》列为世界上最大规模的饥荒的事件怎么能让人们一下子抹去记忆呢，仍有人试图将此事件记录下来，传给后人。鲁嘉宾在《“信阳事件”的前因后果》一文中说：“1980年笔者在《河南日报》任记者站长时，曾写过一篇《“信阳事件”应当重审》的建议文章。交总编辑何风德同志，并陈述了意见。何总编说，1950年代以来的大量冤假错案虽已平反改正，但这个‘事件’上面没有说法，可能还是个‘禁区’，不宜公开发表，先登内参看看反应。内参刊发后许久没有任何反应。何总编告诉我，这件事领导上无一人置可否，看来时机不成熟，不要再提此事了。”中央不提，省里说“不要再提此事了”，那么县一级更不敢提了。
原任信阳县地方史志办公室主任的曾昭辉在他写的《〈信阳县志〉为何没记载“信阳事件”》一文中说“我更清楚记得的是，在1988年9月2日上午（我有记录可查），地区史志办副主任郭克己来县志办公室，是专程为了“写不写信阳事件”而来的。因地区领导早已风闻我们为信阳事件的入志问题而争论不休，这次来是给我们做思想工作的，并特别指出我们现阶段坚决不写，也不能写，信阳事件是存在的客观事实不错，但不是时候，只能等若干年后，上级允许后我们再写，或者由后人来写……总而言之，我们不能写，这是党的纪律，是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不允许的。否则，谁写谁犯错误……
当时的县委书记是余自顺，县长周相寅，副书记刘德福等，具体负责县志工作的是常务副县长李锋明。地区领导的意见我们向领导汇报后，他们都一致指示：按上级精神办，不叫写不能勉强。”从此看来，从上到下，没有人敢记述“信阳事件”了。
官方可以阻挡，却不能阻挡老百姓对“信阳事件”的记忆，据香港《争鸣》杂志报道《信阳人捐建“信阳事件纪念碑”》说：“家在河南省信阳专区光山县十里（原城郊）公社高大店大队吴围孜村民组的青年农民吴晔兴，和父亲吴永宽一起，搜集整理了一份本村一九五九年饿死人的名单。他说：‘我的良心驱使我花了一些钱，委托村里的人，在今年（二零零四年）清明节为那些冤死的人（包括我的爷爷）立下两块纪念碑。我也请求父亲回忆并写下当时的情况。我想为这段最黑暗、最苦难的历史，做一点点见证。’现在吴围孜村一九五九年饿死者纪念碑已立在村里。
吴晔兴二零零四年四月代父亲吴永宽铭刻的碑文写道‘……一九五九年我们生产队同历年比，算是个丰收年，夏季小麦就收一万二千斤，豆子三千五百斤，说把国家任务完成后再提留，实际上一点粮食也没有了。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天天开会斗人，若不交粮，就要交人，整天大队办公室成了打人的办公室。人人都恐慌起来，没有粮食吃，都到外边找野菜野草和刮树皮吃，到了最后野菜也没有了，树皮也刮光了，就磨起糠渣子度日子吃，之后还拉不出大便来，就这样把人连饿带折磨，每天都死去好几个；有的小孩死了，被大人把小孩的肉煮着吃，吃了小孩的肉人又得黄肿病，就这样不到半个月的时间，有一百二十人的小村庄，就死去了七十多人……以上这些惨剧是我亲身所见，望天下人记住这段历史，让历史不再重演。’碑后附有全村七十一名饿死者和四十五户绝户的名单。”
2009年我已60岁了，光荣的退休了。闲来无事突然想起已经过去50年的“信阳事件”来，翻阅平时积累的剪报资料只找到1999年1月16日《农民日报》转载《百年潮》杂志刊登的张树藩撰写的《信阳事件：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打开电脑，从“百度”上搜索“信阳事件”，虽然有数千条关于“信阳事件”的信息，但发生在1959年的“信阳事件”的信息却没有新近发生的“计程车司机闹事”、“最牛的处级别墅”和“新县警察参赌、计生委主任猝死包厢”的信息多。好在从中找到原信阳行署专员张树藩、原信阳行署专员张树藩的秘书余德鸿和原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及其他人写的回忆文章。
朱健国在《“毛、刘、李、邓”在“信阳事件”中的秘密表现》一文中说：“迄今为止，真正作为‘信阳事件’全局性核心机密或现场知情者的回忆录，只有三篇文章，一是1993年春天，原信阳行署专员张树藩因身患直肠癌，抱病写出近二万字的《信阳事件：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删节稿载《百年潮》1998年12月第6期）；二是原信阳行署专员张树藩的秘书余德鸿，在患贲门癌历经八年的思索酝酿后，于2001年9月17日定稿了二万多字的《痛忆“信阳事件”全程》（载2002年卷《中国农村研究》，中国社科院2003年7月出版）；三是原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1993年8月11日定稿，2006年才在极少数人中流传的《“信阳事件”的历史、社会根源及经验教训》。”其中路宪文的文章至今未见公开发表。
文章来源：《中华文史周刊》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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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凡是六十岁以上的人一提起“（19）59年”，都知道那是“过渡”、“过粮食关”的一年，都知道那是“得浮肿病”、“饿死人”的一年。1959年信阳饿死人的事件被人们普遍称为“信阳事件”。
最近读到信阳市委离休干部鲁嘉宾撰写的《“信阳事件”的前因后果》一文，其中写道：“‘信阳事件’已过去快半个世纪了。然而，今天同50岁以下的人谈起‘信阳事件’，他们却像听天书一样，惊诧不已，认为是‘天方夜谭’。而随着时光的流逝，那段悲惨历史的亲历者，多数已经离开了人世，他们记忆中那些珍贵的资料，随着他们的逝去已永远消失了。再过十年八载，这一代人越走越多，消失的记忆也就越来越多。几千万生命换来的血泪斑斑的教训，可能就会被后人遗忘了。”
一个网名叫武林的信阳息县人，他写了一篇《回忆1959年“信阳事件”的家乡》发表在网上，他也说道：在我的家乡，常听到一些老人感叹：“再过50年，还有人知道‘59年’的事吗？”，“我们现在把‘59年’的事说给你们年轻人听，你们将信将疑；等到你们说给将来的人听，他们还会相信吗？”……是啊，等这些老人都去世了，又有谁来见证这一事件呢？可见有多少人在呼吁要记录“信阳事件”，不可遗忘“信阳事件”。
就是这么一个空前绝后、惨绝人寰的“信阳事件”从开始到现在都是封闭的。
深圳的朱健国在《“信阳事件”中的“断网”悲剧》一文中说：“互联网虽然是在有了伊妹尔和手机简讯才出现的新语汇，但人类以通信网和通讯网组成的‘互联网’，早在十九世纪邮政局和电信局问世时就已经形成，只不过那时的通信网和通讯网只能是‘初级互联网’。因此，1959年到1960年，信阳地区公安部门与邮电部门一起共同禁止信阳850万人向信阳地区以外寄信和打电话、发电报，就是一次信阳地区公安实施的“断网”行动，可称“信阳事件”中的‘断网’阶段。”“于是乎，路宪文在吴芝圃支持下，为了不让干部群众向中央写信反映情况，专门开会让公安和各邮电局把关，对长途电话和外寄信件，一律严格审查，凡是反映情况的信，一律扣压追查。后来统计被扣压的信件达12000多封。”由于当时的信息封锁，这就让家是信阳地区光山县人的邓颖超“也长久得不到一点真消息”。
朱健国在他的另一篇文章《“毛、刘、李、邓”在“信阳事件”中的秘密表现》中说“‘信阳事件’主要责任者是毛泽东、吴芝圃、路宪文。毛、吴皆无关于“信阳事件”的全面回忆与反思，而路宪文的《“信阳事件”的历史、社会根源及经验教训》，虽然有诸多为自己推卸责任和自我表扬的非客观叙述，但仍然披露了不少张树藩、余德鸿等人所不知晓的重要史料，如毛泽东对‘饿死人’只算‘工作问题’轻描淡写态度，如李先念要求‘提前强行征购粮食’加剧了‘信阳事件’的饿死率，如邓小平对‘信阳事件’的无动于衷。”可能是由于这些，“信阳事件”过后，官方文件守口如瓶、密而不鲜，无论是新闻界、文学界、学术界也对此事件无人敢于涉足的真正原因。
然而，就是这么一个在一个地区就饿死一百多万人口，被《世界吉尼斯记录大全》列为世界上最大规模的饥荒的事件怎么能让人们一下子抹去记忆呢，仍有人试图将此事件记录下来，传给后人。鲁嘉宾在《“信阳事件”的前因后果》一文中说：“1980年笔者在《河南日报》任记者站长时，曾写过一篇《“信阳事件”应当重审》的建议文章。交总编辑何风德同志，并陈述了意见。何总编说，1950年代以来的大量冤假错案虽已平反改正，但这个‘事件’上面没有说法，可能还是个‘禁区’，不宜公开发表，先登内参看看反应。内参刊发后许久没有任何反应。何总编告诉我，这件事领导上无一人置可否，看来时机不成熟，不要再提此事了。”中央不提，省里说“不要再提此事了”，那么县一级更不敢提了。
原任信阳县地方史志办公室主任的曾昭辉在他写的《〈信阳县志〉为何没记载“信阳事件”》一文中说“我更清楚记得的是，在1988年9月2日上午（我有记录可查），地区史志办副主任郭克己来县志办公室，是专程为了“写不写信阳事件”而来的。因地区领导早已风闻我们为信阳事件的入志问题而争论不休，这次来是给我们做思想工作的，并特别指出我们现阶段坚决不写，也不能写，信阳事件是存在的客观事实不错，但不是时候，只能等若干年后，上级允许后我们再写，或者由后人来写……总而言之，我们不能写，这是党的纪律，是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不允许的。否则，谁写谁犯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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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健国在《“毛、刘、李、邓”在“信阳事件”中的秘密表现》一文中说：“迄今为止，真正作为‘信阳事件’全局性核心机密或现场知情者的回忆录，只有三篇文章，一是1993年春天，原信阳行署专员张树藩因身患直肠癌，抱病写出近二万字的《信阳事件：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删节稿载《百年潮》1998年12月第6期）；二是原信阳行署专员张树藩的秘书余德鸿，在患贲门癌历经八年的思索酝酿后，于2001年9月17日定稿了二万多字的《痛忆“信阳事件”全程》（载2002年卷《中国农村研究》，中国社科院2003年7月出版）；三是原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1993年8月11日定稿，2006年才在极少数人中流传的《“信阳事件”的历史、社会根源及经验教训》。”其中路宪文的文章至今未见公开发表。
文章来源：《中华文史周刊》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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