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选在即 阿根廷通膨受瞩目

2011年10月22日财经
【新唐人2011年10月22日讯】(中央社记者唐雅陵圣保罗特稿)阿根廷10月底将举行总统选举,无论哪一政党候选人胜出,下一任总统都得想办法在两年内将通货膨胀率控制在个位数,这一课题已受到专家学者相当的关注。

20世纪末,受到经济和金融危机的影响,阿根廷失业率上升,社会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终致民怨四起,国家也进入一个动荡不安的时期。

阿根廷是南美第二大国,曾为西班牙殖民地,1816年宣布独立后,开始接受欧洲其他国家移民及文化薰陶,欧式建筑林立,人文发展指数高,繁华的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也被冠上“南美巴黎”的称号;而探戈、足球、骑马学校和彭巴草原,更是一般人提到阿根廷时都会联想到的特色风情。

19世纪至20世纪初的阿根廷确实因优美的探戈、富庶的社会和经济迅速发展闻名全球,在种种优越条件下尽情享受生活的阿根廷人,也难免养成骄傲自负的心态。但到了20世纪末,国家却进入一个动荡不安的时期。

2001年底,不满的民众上街示威抗议,与警察发生暴力冲突,死伤无数,银行、商店遭洗劫,整个国家只能用一个“乱”字形容,半个月内换了5位总统。

其中一位甚至对外宣布阿根廷无力偿还1500多亿美元的外债,使得阿根廷成为全球有史以来最大的倒债国,人民对政府失去信任,直至2003年基西纳(Nestor Kirchner)总统掌权后,国家才慢慢步上轨道。

阿根廷自1853年立宪以来,即实行三权分立制度与民主宪政,而代表反美左翼力量的基西纳在2003年当选总统后,虽采取与1990年代新自由主义相反的经济改革政策,但并没有像古巴、委内瑞拉或玻利维亚那般极端,而是与美国保持若即若离的外交关系。

阿根廷在基西纳的领导下,与国际货币基金(IMF)协商偿还了债务,国家经济逐渐恢复成长,但仍受到多方批评,尤其是基西纳实施的群众路线政经策略,被反对派人士指为国家朝现代化更迅速发展的阻力。

巴西南大河联邦大学国际关系系教授冈萨维斯(William Goncalves)指出,基西纳与阿根廷前总统裴隆(Juan Peron)的政治作风相近,坚信国家社会的平衡发展须仰赖投资工业生产,扩大并多元开发工业园区,以达到提高就业机会、薪资和税收的目的,让广大民众成为国家财富的基础。

阿根廷为落实此一经济模式,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政权,基西纳于是将之前民营化的部分企业恢复国有化,积极投资公共建设,在国家工业发展重点计画的主轴下,多方在公共政策方面释出利多;但政府却因此忽略市场需求,践踏商业道德和经济伦理,一面倒向行政机关,虽减少贫穷和降低失业率,却未改变社会的不平等现象。

2003年至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阿根廷经济成长了65%,而2011年经济成长预测上修至8.2%,但国内通货膨胀严重,政府仍摆脱不掉曾经是全球最大倒债国的臭名,也说服不了全世界接受这类被指为哗众取宠、营造低通膨假象的群众主义,是落实国家永续发展的正确治理模式。

基西纳的妻子费南德兹(Cristina Fernandez Kirchner)2007年10月当选为阿根廷首位民选女总统后,基本上延续了基西纳的政经政策。拉丁美洲经济研究基金会指出,2010年阿根廷的通膨率约达25%,但官方数据却显示为10.9%,这都是因为阿根廷政府自2006年10月开始干预“国家统计调查机构”(INDEC),而国内外投资人也从那时开始失去对阿根廷的信任。

阿根廷天主教大学(UCA)经济学教授欧康纳(Ernesto A.O'Connor)表示,通货膨胀并非阿根廷独有,南美其他左翼政府也呈现相同问题,尤其是委内瑞拉,2010年的通货膨胀甚至超过26%。

反观巴西、智利和秘鲁,近年来成功营造出吸引国内外投资人的氛围,采取严谨的公共支出和货币管制政策,舒缓了阻碍国家经济发展的瓶颈。然而,随着国际经济环境恶化,这三个国家的通货膨胀虽仍维持在6%上下,现在也开始呈现上升趋势。

经济学家虽担心阿根廷通货膨胀失控的问题,但社会大众似乎比10年前更有耐心,至今尚未对费南德兹政府“发飙”。Poliarquia谘商公司2011年初进行的一项调查指出,阿根廷人最担心的是社会治安(占34%)和失业(15%)问题,最后才是通货膨胀(8%)。

因此,专家不相信通货膨胀问题会对10月底阿根廷总统选举扮演决定性角色。而以8月中旬,阿根廷举行总统选举初选,费南德兹获得49.51%选票的结果来看,她连任成功的机会很大,同时也反映出“基西纳主义”并没有因这位阿根廷前总统在去年10月猝逝而消失。

无论如何,阿根廷下一任总统还是得想办法在两年内将通货膨胀控制在个位数。欧康纳建议新政府采取软硬兼施的治理政策,提高中央银行独立性,与IMF达成新协议,重审经济指数的测量方法和重新整顿INDEC,并采取合理的货币稽征措施。

冈萨维斯认为,阿根廷下一任政府首要任务应谨守量入为出的原则,力求收支平衡;另一方面则需加强社会安全、生产安全,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在短时间内提高生产性投资,刺激服务业发展,以带动整体经济产业结构转型,不再只依赖工业和初级农牧产品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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