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11月3日讯】如果说革命是要死人的，打仗是要死人的，这算是个主要理由。如果在建设时期，死于自然灾害，死于不可控的事故，也能说得过去。除此之外的死人，尤其是因为政治原因的死人，把死亡也当成实现个人政治目的的工具、成为实现所谓主义的工具，这样的死，就一定要探究，一定要追究责任。因为这样的死，违背了最基本的人权，违背了最基本的生命权。
一、大跃进死亡数字的不同答案
关于大跃进的死亡人数至今没有确切的答案。美国学者麦克法夸尔等在《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说：超过正常死亡率的死亡人数为1600万至2700万；美国的资深人口学家班久蒂研究统计的死亡人数是2987.1万人；美国的人口学教授安斯利•科尔的研究算出的死亡人数是2481万人；法国人口学研究所的所长卡洛研究算出的是2850.9万人；中国军事科学院的辛子凌认为：大跃进时期饿死人的总数是3755万8千人，比中共上台前2129年中国历史发生的203次（死亡人数万人以上的重大气候灾害）死亡2991万多人还多764万；丛进着《曲折发展的岁月》中说非正常死亡人数在4000万；金冲及在《二十世纪中国史纲》一书中说“三年自然灾害”期间饿死的民众达3860万人；金辉、王维志、曹树基三人得出的数字比较接近，即死亡人数在3250万-3500万之间；杨继绳在着作《墓碑》中确定死亡人数是3600万；[1]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所着《中国共产党历史》认为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1000万。[2]
孙景泽则认为1960年我国真实人口比1959年增加115万，而不是如《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一书的作者所说减少1000万！[3]孙景泽的研究成果已经到了不顾事实的程度，就连巩献田先生都不承认，巩献田认为，1961年各种原因死亡人数为940万。把这两年死亡汇总共计只有2649万人，比复辟狂所说的3755万人少了1106万人。西安交大蒋正华教授采用历年生命表参数计算和原国家统计局长李成瑞对美国科尔教授线性公式计算结果进行技术性修订（因存在矛盾或不符合中国实际情况），他们得出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在1691—2158万人，那种估算在3000-4000万人以上则是高估。无论死亡数字是多少，都改变不了非正常死亡、因饥饿死亡的事实。
具体到区和县，尤以安徽凤阳、河南信阳、河北人口死亡现象最为惊人。据凤阳的死亡统计数字，1959和1960两年，共死掉60245人，占农村人口的17.7%，其中死人严重的武店公社，原有53759人，死去14285人，占26.6%，小溪河公社死去14072人，占26.9%。宋集公社原有4743人，死去1139人，占24.2%。武店公社半井大队原有4100人，死去1627人，占39.7%。打庙公社夏黄庄原有70人死掉48人，占68.6%。全县死绝的有8404户，占总户数的3.4%。[4]
饿死人最严重的是河南信阳。当年的信阳地委报告死亡人数是150万，相关领导干部回顾是100万，当年中央监委（董必武书记）派出的调查组调查核实是70多万，《信阳地区志》记载全区饿死人数是48.49万等。《中国共产党历史》认为：“突出的如河南信阳地区，1960年有9个县死亡率超过100‰，为正常年份的好几倍。”[5]这是一个模糊的统计数字，反映了统计的困难。1959年庐山会议后，河南再次大跃进，反右倾、反瞒产，抓“小彭德怀”，使征购透底，吃空头粮，无米开饭。浮肿病流行，非正常死亡严重。“信阳地区农民因缺乏最基本的口粮而饿死的人数超过百万。”[6]1962年1月，吴芝圃给中南局的检查承认：“对河南58、59年粮食产量，我曾经作过远远高于实际的估算……不止一次向主席作了河南粮食数字的假报告……反映全省群众生活只有5％安排不好，其实那个时候正是信阳地区大批发生浮肿病和死人的时候。”吴芝圃沉痛地说：“省委和我犯的错误严重得很，罪恶也大得很……组织上无论如何严肃处理，我都没话讲的。处以极刑，我也应引颈受戮。”吴芝圃后来曾数次心痛地向人表示：“我欠河南五千万人民的债一辈子也还不清。”1966年，毛泽东看了吴芝圃的检查报告后，指示他不要再作检查了。[7]
徐水是当时共产主义的试验田。1958年风调雨顺，“插根筷子都发芽”。但是丰产没有丰收，为炼钢让路，收红薯用犁耕，烂在地里不少。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两个月就吃空粮库，人均口粮只有四五两，社员以树叶、野菜、山药蔓、玉米核充饥。1959年1月16日，保定地委在《关于浮肿病防治情况向省委的报告》中说：“浮肿病人在我区逐年增多，发病地区以徐水、涿县为主。”1960年3月29日，老头河公社26个村发生社员吃苍耳稞中毒事件，550人中毒，4人死亡。1960年全县浮肿病实际2447人，死亡329人。1961年灾难达到高峰，全县死亡1642人。[8]
二、死亡数字之争变成了意识形态之争
巩献田等人把大跃进的死亡数字降低甚至抹杀，并以死亡数字划线。把死亡人数定为二千万以上的，称之为自由化知识分子，把死亡人数定在二千万以下的，就属于左派知识分子，在右派和左派知识分子之后还有相应的群体支持者。左派学者认为，把死亡数字定在三千万或三千万以上，与国内外反动势力和自由化分子们的说法相一致，是泼向“中国共产党的一盆污水”、是“射向中国共产党的一支毒箭”。用死亡数字划分左派知识分子和右派知识分子，左派知识分子和右派知识分子也就是程度不同，而不是性质不同。左派知识分子给右派分字定的罪名不但不成立，反而自己伤了自己，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死了两千万、三千万，而在于死没死人。按着左派知识分子的推理，死亡在两千万以下甚至死了一个人也是在向中国共产党泼污水、放毒箭。
本来就是死亡数字，是一加一等于二的问题，数字本身没有价值观念，没有立场，没有世界观和方法论，数字就是数字，它是社会调查的结果。由于每一个研究者研究的方法不同，研究的立场不同，研究的目的不同，所得的死亡数字也不同，死亡数字也变成了意识形态。曼海姆在其着作《意识形态与乌托邦》里对意识形态有两种解释，一种是特殊的意识形态，另一种是全面的意识形态。特殊的意识形态是指由于情境真相不符合其利益，所以对某一社会情境真相的掩饰或扭曲，包括有意识撒谎、半意识或无意识地掩饰、有心欺骗或自欺欺人，这实际上是体现了特殊集团的利益。全面的意识形态是对一种世界观或对一种生活方式的彻底信奉。作为一种统治工具，意识形态是代表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的情感、表象和观念的总和，其根本特征是自觉地或不自觉地用幻想的联系来取代并掩蔽现实的联系。大跃进的死亡数字因为变成了意识形态的一部分，数字的真相变成了幻象，这一死亡数字不但在制造中扭曲，而且在传播中扭曲、放大或缩小。
把死亡数字与意识形态勾连在一起，成为意识形态的一部分，本来也不是什么新鲜事，苏联“大肃反”的死亡数字就是在斯大林的“阶级斗争”、“人民的敌人”理论指导下进行的，凡是死亡的都是人民的敌人，凡是活着的都是人民或者是可以改造成人民的人。苏联解体后的各个国家的学者都在做还原真相的努力。还原真相，就是化解意识形态或淡化意识形态，让历史真正成为历史，让人们走进真正的历史。据沈志华转引罗伯特•康奎斯特在《大恐怖：斯大林在三十年代的清洗》一书中说，1936～1938年的大恐怖至少有600万人被捕，300万人被处死，200万人被埋葬在集中营。而《共产主义黑皮书》认为，1930年代被镇压的人数大约为1600万，其中：1932～1933年有600万人死于饥荒；1937～1938年有68万人直接根据国家政治保卫局和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判决被枪毙；1934年至1940年之间的集中营登记的死亡人数为30万人；有将近220万的被驱逐者或特别移民；1934～1941年间有600万人被关进集中营和流放区。[9]
大跃进之后的“文化大革命”，就是“大肃反”在中国的翻版，同样是以“阶级斗争”理论为指导，“文化大革命”的死亡人数至今是个谜，有人说在30万至300万之间。正如一九八○年邓小平对义大利女记者法拉奇所说的那样：“永远也统计不了。因为死的原因各种各样，中国又是那样广阔。总之，人死了很多。”[10]这是一个不精确的精确说法。
死了三四千万也好，死了一二千万也罢，这不仅是个数字问题，而是每一个活生生的人的非正常死亡问题。这种非正常死亡，都是权力者对生命及生命权的不尊重，都是对生命的无理侵占、侵犯、侵害和掠夺。
生命权的法律解释是：生命权是个人保有作为一个自然人的各种生理、心理特性的存在和延续的权利。生命是个人承担社会权利和义务的物质载体，拥有生命是个人作为社会人的最基本、最原始的权利。生命权的人权解释是：生命权是人权最基本的权利，是其它权利的前提和基础，没有生命权，其它的权利只能是虚置的权利，没有任何的实际意义。《世界人权宣言》第三条规定：“人有权享有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这不是简单的词的先后顺序问题，而是内容的先后顺序和逻辑顺序问题。没有生命，就没有自由，也就没有人身安全。裴多菲诗句里的“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其精神可嘉，但因生命的非神圣性而使爱情和自由都绝了根。
每一个来到这个世界的生命都是神圣的，都具有同等的价值和尊严。这种生命与尊严不会因为贫穷而受到贬损，不会因为富有而提升生命的奢华，不会因为身体的残疾而降低生命的质量，不会因为生命的短暂而减少生命的光芒，不会因为生在大都市就增加生命的高贵，不会因为生在农村就让生命布满歧视的灰尘。每一个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生命都是脆弱的，都是不可逆转的，每一个人都可能会因为天灾、人祸随时使生命戛然而止。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不可替代的，每一个人的生命都给这个世界带来色彩。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不可侵犯的，尤其是不能受权力的侵犯，不能成为权力者的工具。每一个生命都必须受到同等的珍视。同样，大跃进非正常死亡的每一个人都具有同等的尊严和价值，历史不能忘记他们。大跃进的死亡数字的真相，会通过历史来回答，在这一点上，刘少奇说得很清楚：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
三、绝对权力使死亡成了数字游戏
大跃进非正常死亡具有多方面。有国内的原因，有国外的原因，有经济的原因，有政治的原因，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社会的原因。按着邓小平的说法，中国的体制是从苏联照抄照搬过来的，相同的体制具有惊人的复制能力和不可遏制的运转逻辑，死亡数字也是这一体制的逻辑展开。表面看来，大跃进死亡数字与苏联“大肃反”不同，在中国是发展经济体制运转逻辑的恶果，在苏联是搞政治体制运转逻辑带来的恶果，但实质都一样。苏联与中国的非正常死亡人数都是由绝对权力所推动，都在绝对权力的意识形态指导下进行。
绝对权力绝对滥用，绝对权力绝对腐败，绝对权力绝对腐蚀人的心灵，这是政治学的基本常识，也是几千年来人类政治智慧、政治经验的总结。从历史上说，当黄炎培与毛泽东问答如何避免中国历史的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时，黄可能做梦也没想到毛泽东提出的走向民主新路，让人民监督政府最终也回归了历史的巢穴。绝对权力有赤裸裸的滥用，这种滥用类似于屠夫与羔羊的权力。也有温情脉脉的滥用，这种滥用类似于父权，人的生命只有在绝对权力的父爱的呵护之下才有意义。父权以把人永远看成孩子为目的，如同瘟疫对人的影响，使人消沉、精神颓靡、麻木不仁、关注享乐、毁灭道德、破坏幸福，使公民的精神之火慢慢熄灭，心灵之光逐渐暗淡。就绝对权力与人的生命关系来说，父权思想的真实目的是把每一个人培育成实现其个人目的、维护个人统治的工具。绝对权力绝对支配和滥用人的生命，这种支配和滥用或把人推到崇高或把人降之以卑贱，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就是不把每一个人看作是平等而神圣不可侵犯的目的性生命体，从而使人的生命成为绝对权力的工具，人的生命仅仅具有工具性的价值和意义。在绝对权力那里，死亡只是一个没有生命的数字元号。死亡数字的复活，只是绝对权力玩的数字游戏，其目的是巩固绝对权力。
乌托邦主义是漠视个体生命的思想根源。阿伦特指出：“在极权主义拥有绝对控制权的地方，它就用灌输来代替宣传，使用暴力与其是说恐吓民众，不如说是为了经常实现其意识形态教条和谎言。”[11]绝对权力的谎言印有科学的标签，以示绝对正确，如同在民众面前做自我表演的广告。“群众领袖的主要资格是永远无误；他绝不承认错误。”[12]绝对权力的谎言总是宣告发现了历史的规律，任何人的质疑和反对都无异于螳螂挡车。权力者往往以历史规律发明者、发现者和运用者自居，使人们“从现实逃避进虚构，从偶合逃避进一致性，遂显得颇有生机”。[13]他们在夺取权力之前会编织出一个谎言世界，在夺取权力之后有千年至福的承诺，把谎言的实现推向一个遥不可及的未来。他们知道那是谎言，他们从来也没想实现。阿伦特对极权主义的分析有两个现实版本，一个是希特勒时期的德国，另一个是斯大林时期的苏联。绝对权力制造的人类空前大灾难都是以谎言的名义发动的，谎言成了群众献出生命的最好理由。顺便提及的是，“左”派的悲剧在于，失去了绝对权力，却沿用绝对权力的意识形态方式制造谎言。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阿伦特对当时的中国就表示了担忧，没想到这种担忧最终还是不幸地成了现实，毛泽东的乌托邦思想在中国成为现实之时，就是成为灾难之日，人的生命再一次成乌托邦的牺牲品。李锐和李泽厚的研究表明，毛泽东在青年时代也曾经憧憬乌托邦式的社会组织形式，毛泽东描绘道：“合若干之新家庭，即可创造一种新社会。新社会之种类不可尽举，举其着者：公共育儿院，公共蒙养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公共工作厂，公共消费社，公共剧院，公共病院，公园，博物馆，自治会。合此等之新学校，新社会，而为一‘新村’吾以为岳麓山一带，乃湘城附近最适宜建设新村之地也。”[14]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把这样的乌托邦社会蓝图通过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会化运动付诸实施，他“希望建立一个纯粹公有制成分、实行产品经济、分配上大体平均的、限制‘资产阶级权力’的自我封闭式的‘社会主义’乐园。在这个社会里，产品并不丰富，但是分配平均；社会分工极为模糊，但是‘公正’；所有制成分单一，但是纯洁。”在领袖好大喜功的精神指导下，中国大陆到处出现了“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这样的痴人妄语。[15]
群众主义是漠视个体生命的重要因素。群众这一概念在历史上一直被专制者所滥用。希特勒就是利用群众的典型代表，他说：群众“就象女人……宁可屈从坚强的男人，也不愿意统治懦弱的的男人;群众爱戴的是统治者，而不是恳求者，他们更容易被一个不宽容对手的学说所折服，而不容易满足于慷慨大方的高贵自由，他们对这种高贵自由能做些什么茫然不解，甚至很容易感到被遗弃了。他们既不会意识到对他们施以精神恐吓的冒失无礼，也不会意识到他们的人身自由已被粗暴剥夺，因为他们决不会弄清这种学说的真实含义。”凡是有群众的地方，就可能产生极权主义运动。[16]法国思想家勒庞在《乌合之众》对群体进行了心理学分析，认为群体中的个人不管是谁，只要他们变成了群体这一事实，就使他们形成了集体心理，受群体精神统一性的心理学规律的支配，这一规律通过如下特点表现出来：群体的冲动、易变和急躁。所有刺激因素都对群体有支配作用，并且它的反应会不停地发生变化。群体不会深思熟虑。群体易受暗示和轻信。它把头脑中产生的幻觉当做现实，且这种幻觉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一样的，群体中有教养的人和无知的人没有什么区别；群体情绪的夸张和单纯。群体不允许怀疑和不确定，它们的感情总是走向极端；群体的偏执、专横和保守。群体面对强权卑躬屈膝。群体中的道德可以高尚也可以低下。勒庞对群体的心理分析基本是贬义的，他的书名把群体称之为《乌合之众》很显然不是对群体的赞扬。
勒宠的观点可以用群众主义来概括。群众主义强调群体的至上性、不可制约性，并以群体的名义贬低、压制、抹杀个体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实际上，群体是表象化的，是虚拟的，只有个体才是真实的，群体往往有抹杀个体的逻辑惯性。以群体的尊严代替个体的尊严，以群体的生命代替个体的生命是群体生存的基本方式。群体是可以化约的，群体可以化约到个人，个人具有了不可化约性，个人的生命化约到个体才有了真实性、现实性，真实的生命从来都是个体的生命。群众是需要有代表的，群众代表的权力是不受限制的。在历史上发生的多起以人民的名义、以人民群众的名义、代表人民、代表人民群众滥杀无辜的事实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而大跃进的非正常死亡其中就包括上级领导干部代表群众对个体生命的戕害。比如在1958年，徐水县共逮捕4643人，其中多五类分子，有190人是生产队干部和党团员。据西留营、南张丰、八一农场三个劳改队统计，有30人捕后，死在劳改队，其中包括两名党支部书记。[17]
现实社会矛盾的积聚是漠视个体生命的现实基础。国外的研究学者和中国的知识分子研究并公布中国大跃进的死亡数字，也是通过还原真相和化解意识形态或淡化意识形态的方式做祛除谎言的努力，让人们牢记大跃进的历史教训，客观上也为执政党塑造新的合法性。这本来是一件好事，但因为中国社会矛盾积累严重、两极分化短期内难以解决、社会分配不公、正义的底线失守等因素，使得“左”的生存空间有了扩大的趋势。在历史上，“左”从来都是与绝对权力一拍即和，甚至成为绝对权力的代名词。改革开放之后在邓小平的防止右，主要是反“左”的指导下，“左”才因为缺少权力的依傍而第一次走下圣坛。当“左”傍不上权力的时候就只有傍群众，通过傍群众的方式试图要挟权力。中国的民众由于受历史传统诸如包青天、好皇帝思想的影响，群众在心理上、情感上选择超凡魅力的领袖、选择毛泽东也就有了部分合理性，也与“左”派的言论一拍即合。
绝对权力的绝对滥用，是大跃进人口非正常死亡的根本原因。乌托邦主义、群众主义是绝对权力的组成部分，现实社会的诸种社会矛盾又为新的绝对权力的滥用提供了部分基础。为大跃进每一个非正常死亡者立碑，给死亡者以尊严，给活人以尊重，给人权以神圣，是吸取历史教训的基本内容。建立宪政民主制度，实行权力分立，有效约束权力，才是避免历史悲剧重演的根本措施。
[1]丁学良：《你不能不看的墓碑：大跃进饿死3600万》，http://hi.baidu.com/freeysl/blog/item/d4c50608f01f1f3ae8248878.html
[2][5]《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中共中央党史研究所着，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1月第1版，第563页。
[3]巩献田：《坚决清除泼向中国共产党的这盆污水—关于《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一处谬误的分析》，中国选举与治理网，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203384
[4][17]李锐：《大跃进亲历记》（下卷），南方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第84页，第38页。
[6]章重：《信阳事件揭密》，《党史天地》，2004年04期，第42-44页。
[7]党史文苑：《吴芝圃检讨大跃进饿死人：处极刑我也应引颈受戮》，凤凰网,2010年5月25日，http://news.ifeng.com/history/zhongguoxiandaishi/detail_2010_05/25/1550662_0.shtml
[8]尧山璧：《徐水大跃进:共产主义神话的灾难》，
http://21ccom.net/articles/lsjd/lsjj/article_2010073114573_2.html
[9]沈志华：《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上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8月第1版，第360页。
[10]参见《邓小平：“文革害死多少人”？那是天文数字》，
http://www.bdlrl.com/ship/_private/01_wxys/004_dsbj/wg-06.html
[11][12][13]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林骧华译，三联书店，2008年6月第1版，第342页，第349页，第352页。
[14]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三联书店，2008年6月第1版，第140页。
[15]邓鹏：《“文革”前上山下乡运动与乌托邦理想》，《社会科学论坛》，2010年第14期。
[16][法]古斯塔夫•勒宠：《乌合之众——大众心理学研究》，冯克利译，中央翻译出版社，2004年1月第1版,第22-23页。
文章来源：《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一、大跃进死亡数字的不同答案
关于大跃进的死亡人数至今没有确切的答案。美国学者麦克法夸尔等在《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说：超过正常死亡率的死亡人数为1600万至2700万；美国的资深人口学家班久蒂研究统计的死亡人数是2987.1万人；美国的人口学教授安斯利•科尔的研究算出的死亡人数是2481万人；法国人口学研究所的所长卡洛研究算出的是2850.9万人；中国军事科学院的辛子凌认为：大跃进时期饿死人的总数是3755万8千人，比中共上台前2129年中国历史发生的203次（死亡人数万人以上的重大气候灾害）死亡2991万多人还多764万；丛进着《曲折发展的岁月》中说非正常死亡人数在4000万；金冲及在《二十世纪中国史纲》一书中说“三年自然灾害”期间饿死的民众达3860万人；金辉、王维志、曹树基三人得出的数字比较接近，即死亡人数在3250万-3500万之间；杨继绳在着作《墓碑》中确定死亡人数是3600万；[1]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所着《中国共产党历史》认为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1000万。[2]
孙景泽则认为1960年我国真实人口比1959年增加115万，而不是如《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一书的作者所说减少1000万！[3]孙景泽的研究成果已经到了不顾事实的程度，就连巩献田先生都不承认，巩献田认为，1961年各种原因死亡人数为940万。把这两年死亡汇总共计只有2649万人，比复辟狂所说的3755万人少了1106万人。西安交大蒋正华教授采用历年生命表参数计算和原国家统计局长李成瑞对美国科尔教授线性公式计算结果进行技术性修订（因存在矛盾或不符合中国实际情况），他们得出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在1691—2158万人，那种估算在3000-4000万人以上则是高估。无论死亡数字是多少，都改变不了非正常死亡、因饥饿死亡的事实。
具体到区和县，尤以安徽凤阳、河南信阳、河北人口死亡现象最为惊人。据凤阳的死亡统计数字，1959和1960两年，共死掉60245人，占农村人口的17.7%，其中死人严重的武店公社，原有53759人，死去14285人，占26.6%，小溪河公社死去14072人，占26.9%。宋集公社原有4743人，死去1139人，占24.2%。武店公社半井大队原有4100人，死去1627人，占39.7%。打庙公社夏黄庄原有70人死掉48人，占68.6%。全县死绝的有8404户，占总户数的3.4%。[4]
饿死人最严重的是河南信阳。当年的信阳地委报告死亡人数是150万，相关领导干部回顾是100万，当年中央监委（董必武书记）派出的调查组调查核实是70多万，《信阳地区志》记载全区饿死人数是48.49万等。《中国共产党历史》认为：“突出的如河南信阳地区，1960年有9个县死亡率超过100‰，为正常年份的好几倍。”[5]这是一个模糊的统计数字，反映了统计的困难。1959年庐山会议后，河南再次大跃进，反右倾、反瞒产，抓“小彭德怀”，使征购透底，吃空头粮，无米开饭。浮肿病流行，非正常死亡严重。“信阳地区农民因缺乏最基本的口粮而饿死的人数超过百万。”[6]1962年1月，吴芝圃给中南局的检查承认：“对河南58、59年粮食产量，我曾经作过远远高于实际的估算……不止一次向主席作了河南粮食数字的假报告……反映全省群众生活只有5％安排不好，其实那个时候正是信阳地区大批发生浮肿病和死人的时候。”吴芝圃沉痛地说：“省委和我犯的错误严重得很，罪恶也大得很……组织上无论如何严肃处理，我都没话讲的。处以极刑，我也应引颈受戮。”吴芝圃后来曾数次心痛地向人表示：“我欠河南五千万人民的债一辈子也还不清。”1966年，毛泽东看了吴芝圃的检查报告后，指示他不要再作检查了。[7]
徐水是当时共产主义的试验田。1958年风调雨顺，“插根筷子都发芽”。但是丰产没有丰收，为炼钢让路，收红薯用犁耕，烂在地里不少。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两个月就吃空粮库，人均口粮只有四五两，社员以树叶、野菜、山药蔓、玉米核充饥。1959年1月16日，保定地委在《关于浮肿病防治情况向省委的报告》中说：“浮肿病人在我区逐年增多，发病地区以徐水、涿县为主。”1960年3月29日，老头河公社26个村发生社员吃苍耳稞中毒事件，550人中毒，4人死亡。1960年全县浮肿病实际2447人，死亡329人。1961年灾难达到高峰，全县死亡1642人。[8]
二、死亡数字之争变成了意识形态之争
巩献田等人把大跃进的死亡数字降低甚至抹杀，并以死亡数字划线。把死亡人数定为二千万以上的，称之为自由化知识分子，把死亡人数定在二千万以下的，就属于左派知识分子，在右派和左派知识分子之后还有相应的群体支持者。左派学者认为，把死亡数字定在三千万或三千万以上，与国内外反动势力和自由化分子们的说法相一致，是泼向“中国共产党的一盆污水”、是“射向中国共产党的一支毒箭”。用死亡数字划分左派知识分子和右派知识分子，左派知识分子和右派知识分子也就是程度不同，而不是性质不同。左派知识分子给右派分字定的罪名不但不成立，反而自己伤了自己，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死了两千万、三千万，而在于死没死人。按着左派知识分子的推理，死亡在两千万以下甚至死了一个人也是在向中国共产党泼污水、放毒箭。
本来就是死亡数字，是一加一等于二的问题，数字本身没有价值观念，没有立场，没有世界观和方法论，数字就是数字，它是社会调查的结果。由于每一个研究者研究的方法不同，研究的立场不同，研究的目的不同，所得的死亡数字也不同，死亡数字也变成了意识形态。曼海姆在其着作《意识形态与乌托邦》里对意识形态有两种解释，一种是特殊的意识形态，另一种是全面的意识形态。特殊的意识形态是指由于情境真相不符合其利益，所以对某一社会情境真相的掩饰或扭曲，包括有意识撒谎、半意识或无意识地掩饰、有心欺骗或自欺欺人，这实际上是体现了特殊集团的利益。全面的意识形态是对一种世界观或对一种生活方式的彻底信奉。作为一种统治工具，意识形态是代表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的情感、表象和观念的总和，其根本特征是自觉地或不自觉地用幻想的联系来取代并掩蔽现实的联系。大跃进的死亡数字因为变成了意识形态的一部分，数字的真相变成了幻象，这一死亡数字不但在制造中扭曲，而且在传播中扭曲、放大或缩小。
把死亡数字与意识形态勾连在一起，成为意识形态的一部分，本来也不是什么新鲜事，苏联“大肃反”的死亡数字就是在斯大林的“阶级斗争”、“人民的敌人”理论指导下进行的，凡是死亡的都是人民的敌人，凡是活着的都是人民或者是可以改造成人民的人。苏联解体后的各个国家的学者都在做还原真相的努力。还原真相，就是化解意识形态或淡化意识形态，让历史真正成为历史，让人们走进真正的历史。据沈志华转引罗伯特•康奎斯特在《大恐怖：斯大林在三十年代的清洗》一书中说，1936～1938年的大恐怖至少有600万人被捕，300万人被处死，200万人被埋葬在集中营。而《共产主义黑皮书》认为，1930年代被镇压的人数大约为1600万，其中：1932～1933年有600万人死于饥荒；1937～1938年有68万人直接根据国家政治保卫局和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判决被枪毙；1934年至1940年之间的集中营登记的死亡人数为30万人；有将近220万的被驱逐者或特别移民；1934～1941年间有600万人被关进集中营和流放区。[9]
大跃进之后的“文化大革命”，就是“大肃反”在中国的翻版，同样是以“阶级斗争”理论为指导，“文化大革命”的死亡人数至今是个谜，有人说在30万至300万之间。正如一九八○年邓小平对义大利女记者法拉奇所说的那样：“永远也统计不了。因为死的原因各种各样，中国又是那样广阔。总之，人死了很多。”[10]这是一个不精确的精确说法。
死了三四千万也好，死了一二千万也罢，这不仅是个数字问题，而是每一个活生生的人的非正常死亡问题。这种非正常死亡，都是权力者对生命及生命权的不尊重，都是对生命的无理侵占、侵犯、侵害和掠夺。
生命权的法律解释是：生命权是个人保有作为一个自然人的各种生理、心理特性的存在和延续的权利。生命是个人承担社会权利和义务的物质载体，拥有生命是个人作为社会人的最基本、最原始的权利。生命权的人权解释是：生命权是人权最基本的权利，是其它权利的前提和基础，没有生命权，其它的权利只能是虚置的权利，没有任何的实际意义。《世界人权宣言》第三条规定：“人有权享有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这不是简单的词的先后顺序问题，而是内容的先后顺序和逻辑顺序问题。没有生命，就没有自由，也就没有人身安全。裴多菲诗句里的“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其精神可嘉，但因生命的非神圣性而使爱情和自由都绝了根。
每一个来到这个世界的生命都是神圣的，都具有同等的价值和尊严。这种生命与尊严不会因为贫穷而受到贬损，不会因为富有而提升生命的奢华，不会因为身体的残疾而降低生命的质量，不会因为生命的短暂而减少生命的光芒，不会因为生在大都市就增加生命的高贵，不会因为生在农村就让生命布满歧视的灰尘。每一个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生命都是脆弱的，都是不可逆转的，每一个人都可能会因为天灾、人祸随时使生命戛然而止。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不可替代的，每一个人的生命都给这个世界带来色彩。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不可侵犯的，尤其是不能受权力的侵犯，不能成为权力者的工具。每一个生命都必须受到同等的珍视。同样，大跃进非正常死亡的每一个人都具有同等的尊严和价值，历史不能忘记他们。大跃进的死亡数字的真相，会通过历史来回答，在这一点上，刘少奇说得很清楚：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
三、绝对权力使死亡成了数字游戏
大跃进非正常死亡具有多方面。有国内的原因，有国外的原因，有经济的原因，有政治的原因，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社会的原因。按着邓小平的说法，中国的体制是从苏联照抄照搬过来的，相同的体制具有惊人的复制能力和不可遏制的运转逻辑，死亡数字也是这一体制的逻辑展开。表面看来，大跃进死亡数字与苏联“大肃反”不同，在中国是发展经济体制运转逻辑的恶果，在苏联是搞政治体制运转逻辑带来的恶果，但实质都一样。苏联与中国的非正常死亡人数都是由绝对权力所推动，都在绝对权力的意识形态指导下进行。
绝对权力绝对滥用，绝对权力绝对腐败，绝对权力绝对腐蚀人的心灵，这是政治学的基本常识，也是几千年来人类政治智慧、政治经验的总结。从历史上说，当黄炎培与毛泽东问答如何避免中国历史的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时，黄可能做梦也没想到毛泽东提出的走向民主新路，让人民监督政府最终也回归了历史的巢穴。绝对权力有赤裸裸的滥用，这种滥用类似于屠夫与羔羊的权力。也有温情脉脉的滥用，这种滥用类似于父权，人的生命只有在绝对权力的父爱的呵护之下才有意义。父权以把人永远看成孩子为目的，如同瘟疫对人的影响，使人消沉、精神颓靡、麻木不仁、关注享乐、毁灭道德、破坏幸福，使公民的精神之火慢慢熄灭，心灵之光逐渐暗淡。就绝对权力与人的生命关系来说，父权思想的真实目的是把每一个人培育成实现其个人目的、维护个人统治的工具。绝对权力绝对支配和滥用人的生命，这种支配和滥用或把人推到崇高或把人降之以卑贱，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就是不把每一个人看作是平等而神圣不可侵犯的目的性生命体，从而使人的生命成为绝对权力的工具，人的生命仅仅具有工具性的价值和意义。在绝对权力那里，死亡只是一个没有生命的数字元号。死亡数字的复活，只是绝对权力玩的数字游戏，其目的是巩固绝对权力。
乌托邦主义是漠视个体生命的思想根源。阿伦特指出：“在极权主义拥有绝对控制权的地方，它就用灌输来代替宣传，使用暴力与其是说恐吓民众，不如说是为了经常实现其意识形态教条和谎言。”[11]绝对权力的谎言印有科学的标签，以示绝对正确，如同在民众面前做自我表演的广告。“群众领袖的主要资格是永远无误；他绝不承认错误。”[12]绝对权力的谎言总是宣告发现了历史的规律，任何人的质疑和反对都无异于螳螂挡车。权力者往往以历史规律发明者、发现者和运用者自居，使人们“从现实逃避进虚构，从偶合逃避进一致性，遂显得颇有生机”。[13]他们在夺取权力之前会编织出一个谎言世界，在夺取权力之后有千年至福的承诺，把谎言的实现推向一个遥不可及的未来。他们知道那是谎言，他们从来也没想实现。阿伦特对极权主义的分析有两个现实版本，一个是希特勒时期的德国，另一个是斯大林时期的苏联。绝对权力制造的人类空前大灾难都是以谎言的名义发动的，谎言成了群众献出生命的最好理由。顺便提及的是，“左”派的悲剧在于，失去了绝对权力，却沿用绝对权力的意识形态方式制造谎言。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阿伦特对当时的中国就表示了担忧，没想到这种担忧最终还是不幸地成了现实，毛泽东的乌托邦思想在中国成为现实之时，就是成为灾难之日，人的生命再一次成乌托邦的牺牲品。李锐和李泽厚的研究表明，毛泽东在青年时代也曾经憧憬乌托邦式的社会组织形式，毛泽东描绘道：“合若干之新家庭，即可创造一种新社会。新社会之种类不可尽举，举其着者：公共育儿院，公共蒙养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公共工作厂，公共消费社，公共剧院，公共病院，公园，博物馆，自治会。合此等之新学校，新社会，而为一‘新村’吾以为岳麓山一带，乃湘城附近最适宜建设新村之地也。”[14]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把这样的乌托邦社会蓝图通过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会化运动付诸实施，他“希望建立一个纯粹公有制成分、实行产品经济、分配上大体平均的、限制‘资产阶级权力’的自我封闭式的‘社会主义’乐园。在这个社会里，产品并不丰富，但是分配平均；社会分工极为模糊，但是‘公正’；所有制成分单一，但是纯洁。”在领袖好大喜功的精神指导下，中国大陆到处出现了“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这样的痴人妄语。[15]
群众主义是漠视个体生命的重要因素。群众这一概念在历史上一直被专制者所滥用。希特勒就是利用群众的典型代表，他说：群众“就象女人……宁可屈从坚强的男人，也不愿意统治懦弱的的男人;群众爱戴的是统治者，而不是恳求者，他们更容易被一个不宽容对手的学说所折服，而不容易满足于慷慨大方的高贵自由，他们对这种高贵自由能做些什么茫然不解，甚至很容易感到被遗弃了。他们既不会意识到对他们施以精神恐吓的冒失无礼，也不会意识到他们的人身自由已被粗暴剥夺，因为他们决不会弄清这种学说的真实含义。”凡是有群众的地方，就可能产生极权主义运动。[16]法国思想家勒庞在《乌合之众》对群体进行了心理学分析，认为群体中的个人不管是谁，只要他们变成了群体这一事实，就使他们形成了集体心理，受群体精神统一性的心理学规律的支配，这一规律通过如下特点表现出来：群体的冲动、易变和急躁。所有刺激因素都对群体有支配作用，并且它的反应会不停地发生变化。群体不会深思熟虑。群体易受暗示和轻信。它把头脑中产生的幻觉当做现实，且这种幻觉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一样的，群体中有教养的人和无知的人没有什么区别；群体情绪的夸张和单纯。群体不允许怀疑和不确定，它们的感情总是走向极端；群体的偏执、专横和保守。群体面对强权卑躬屈膝。群体中的道德可以高尚也可以低下。勒庞对群体的心理分析基本是贬义的，他的书名把群体称之为《乌合之众》很显然不是对群体的赞扬。
勒宠的观点可以用群众主义来概括。群众主义强调群体的至上性、不可制约性，并以群体的名义贬低、压制、抹杀个体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实际上，群体是表象化的，是虚拟的，只有个体才是真实的，群体往往有抹杀个体的逻辑惯性。以群体的尊严代替个体的尊严，以群体的生命代替个体的生命是群体生存的基本方式。群体是可以化约的，群体可以化约到个人，个人具有了不可化约性，个人的生命化约到个体才有了真实性、现实性，真实的生命从来都是个体的生命。群众是需要有代表的，群众代表的权力是不受限制的。在历史上发生的多起以人民的名义、以人民群众的名义、代表人民、代表人民群众滥杀无辜的事实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而大跃进的非正常死亡其中就包括上级领导干部代表群众对个体生命的戕害。比如在1958年，徐水县共逮捕4643人，其中多五类分子，有190人是生产队干部和党团员。据西留营、南张丰、八一农场三个劳改队统计，有30人捕后，死在劳改队，其中包括两名党支部书记。[17]
现实社会矛盾的积聚是漠视个体生命的现实基础。国外的研究学者和中国的知识分子研究并公布中国大跃进的死亡数字，也是通过还原真相和化解意识形态或淡化意识形态的方式做祛除谎言的努力，让人们牢记大跃进的历史教训，客观上也为执政党塑造新的合法性。这本来是一件好事，但因为中国社会矛盾积累严重、两极分化短期内难以解决、社会分配不公、正义的底线失守等因素，使得“左”的生存空间有了扩大的趋势。在历史上，“左”从来都是与绝对权力一拍即和，甚至成为绝对权力的代名词。改革开放之后在邓小平的防止右，主要是反“左”的指导下，“左”才因为缺少权力的依傍而第一次走下圣坛。当“左”傍不上权力的时候就只有傍群众，通过傍群众的方式试图要挟权力。中国的民众由于受历史传统诸如包青天、好皇帝思想的影响，群众在心理上、情感上选择超凡魅力的领袖、选择毛泽东也就有了部分合理性，也与“左”派的言论一拍即合。
绝对权力的绝对滥用，是大跃进人口非正常死亡的根本原因。乌托邦主义、群众主义是绝对权力的组成部分，现实社会的诸种社会矛盾又为新的绝对权力的滥用提供了部分基础。为大跃进每一个非正常死亡者立碑，给死亡者以尊严，给活人以尊重，给人权以神圣，是吸取历史教训的基本内容。建立宪政民主制度，实行权力分立，有效约束权力，才是避免历史悲剧重演的根本措施。
[1]丁学良：《你不能不看的墓碑：大跃进饿死3600万》，http://hi.baidu.com/freeysl/blog/item/d4c50608f01f1f3ae8248878.html
[2][5]《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中共中央党史研究所着，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1月第1版，第563页。
[3]巩献田：《坚决清除泼向中国共产党的这盆污水—关于《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一处谬误的分析》，中国选举与治理网，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203384
[4][17]李锐：《大跃进亲历记》（下卷），南方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第84页，第38页。
[6]章重：《信阳事件揭密》，《党史天地》，2004年04期，第42-44页。
[7]党史文苑：《吴芝圃检讨大跃进饿死人：处极刑我也应引颈受戮》，凤凰网,2010年5月25日，http://news.ifeng.com/history/zhongguoxiandaishi/detail_2010_05/25/1550662_0.shtml
[8]尧山璧：《徐水大跃进:共产主义神话的灾难》，
http://21ccom.net/articles/lsjd/lsjj/article_2010073114573_2.html
[9]沈志华：《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上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8月第1版，第360页。
[10]参见《邓小平：“文革害死多少人”？那是天文数字》，
http://www.bdlrl.com/ship/_private/01_wxys/004_dsbj/wg-06.html
[11][12][13]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林骧华译，三联书店，2008年6月第1版，第342页，第349页，第352页。
[14]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三联书店，2008年6月第1版，第140页。
[15]邓鹏：《“文革”前上山下乡运动与乌托邦理想》，《社会科学论坛》，2010年第14期。
[16][法]古斯塔夫•勒宠：《乌合之众——大众心理学研究》，冯克利译，中央翻译出版社，2004年1月第1版,第22-23页。
文章来源：《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