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11月9日讯】自从1989年以来，每年的11月9日，全世界都在纪念柏林墙的倒塌，除过中国在搞消防宣传。2009年11月9日适逢20周年，柏林墙倒塌纪念活动的主题形式是一个巨大的多米诺骨牌装置——延绵5公里的多米诺柏林墙，这让人不禁联想起1989年哗啦啦似大厦倾的共产主义专制集团。
在共产主义将要到来的1949年到1961年，大约有250万东德人冒着被东德军队射杀的危险逃入西柏林，约占当时东德总人口的八分之一。1961年6月15日，德国统一社会党总书记乌布利希还说：“没有人企图建立一座墙”；但两个月之后，即8月12日，乌布利希就宣布了建柏林墙的决定，“为了社会主义，我们必须这样做。”
1961年8月13日凌晨，就在铁丝网建成的柏林墙即将封闭的最后一瞬间，一个参与围墙行动的东德士兵突然跃过铁丝网，投奔西德一方。这一瞬间被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社摄影记者彼德•列宾定格，这张流传极广的照片成为20世纪人类政治历史的重要见证之一。这名士兵的名字叫康拉德•舒曼，在“舒曼的一跃”之后，他迁往巴伐利亚小镇钧茨伯格，30年间他承受了极大的压力和痛苦。他说，当他知道柏林墙倒塌之后才真正感觉到解脱和自由。这个幸运而又不幸的舒曼最终仍被痛苦淹没。
在一个奴役年代，柏林墙只能阻断来往，却阻不了人心的向往，于是翻墙奔向自由成为东德人前赴后继的悲剧，有1200人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看似铜墙铁壁的旧制度，早已被各人自由的意志击成千疮百孔。面对这个法西斯政府建立的“反法西斯防卫墙”，人们采用跳楼、挖地道、游泳、自制潜水艇、热气球等方式翻越柏林围墙，共有5043人成功地逃入西柏林，3221人被逮捕，239人死亡，260人受伤。1963年6月25日，美国总统肯尼迪在西德市政厅的柏林墙前发表着名的演说：“世界上的围墙都是防止外面的人闯进来的，只有一种围墙是防止里面的人出去的，那是什么？那就是监狱的围墙！……自由有许多困难，民主亦非完美，然而我们从未建造一堵墙把我们的人民关在里面，不准他们离开我们。自由是不可分割的，只要一人被奴役，所有的人都不自由。”
1989年11月9日，数以万计的市民走上街头，将这个象征着共产主义极权专制的柏林墙推倒。柏林墙的倒塌被日裔美国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称为“历史的终结”；福山指出，“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以自由民主制度为方向的人类普遍史”。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坚持认为，正是戈尔巴乔夫拆除了柏林墙。对民主德国来说，“名义上是民主，实质上是专制；名义上是共产主义，实际上是法西斯主义；名义上是为人民服务，实质上是为自己服务；名义上是‘反法西斯防卫墙’。实质上是反民主自由隔离墙”。
正如奥巴马所说：柏林墙的倒塌是对暴政的谴责。随着柏林墙的轰然倒塌，人们突然揭开了东德专制统治下种种不堪入目的内幕。东德秘密警察系统严密监视和控制人民的思想言论，建立了庞大的系统的监视告密制度。人们互相监视，互相揭发，所谓有问题的人的一言一行就这样被监控起来。在秘密警察的档案里，人们发现了妻子告密丈夫，儿子告密父母，同事互相告密，广受尊敬的艺术家文学家原来长期向秘密警察告密。东德的专制政府用德国人一贯的认真精细严密作风来实施这一控制人民的警察系统。他们记录下那些受怀疑的人们的言论、日记、电话交谈、个人爱好、家庭关系等等一切细节。他们甚至首创了保存人们的气味的技术，秘密地不为人知地用专门材料收集各人的气味，密封保存。这样的气味可以有效保存二十多年。到必要的时候，就可以用现成的气味让警犬捕捉任何他们想找的人。这样的一个专制独裁系统又一次让人们惊得目瞪口呆。
在所有的共产主义专制语境中，只有“人民”或“群众”，而没有“公民”和独立的“人”。作家克里思•马修斯在《硬球》中评价前东德时说过一句话：“那是一种美化抽象的民众、却对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无动于衷、肆意羞辱的体制。”影响了当代波兰历史的知识分子米奇尼克曾说：“极权统治的实质就是消除一切自发的政治生活，把社会中的人分裂成一个个原子，其目的在于使每个人只能孤立地面对整个制度，从而使人感到形单影只，而且往往茫然若失，敢怒不敢言。”为什么没有人挺身而出捍卫个人的自由和权利？为什么民众面对暴政束手无策？一个从纳粹集中营劫后馀生的德国神父如是说：“当他们来抓工会组织者的时候，我没有站出来反对，我想我反正不是工会的人。当他们来抓犹太人的时候，我没有站出来反对，我想我反正不是犹太人。当他们来抓天主教徒的时候，我没有站出来反对，我想我反正不是天主教徒。后来，当他们来抓我的时候，已经没有人能站出来为我说话了。”
“现在，它居然倒掉了，则普天之下的人民，其欣喜为何如？”如果说雷峰塔是女人的诅咒，那么柏林墙就是人类的诅咒。22年前，专制的共产主义阵营随着柏林墙的倒塌土崩瓦解，正像一场巨大的政治多米诺骨牌接连倒塌，全世界自由的人和向往自由的人都为之欣喜。只是在中国，坦克和军人成为这场正义大潮之中的中流砥柱，使红色中国成为摇摇欲坠的共产主义砖制大厦硕果仅存的独木。22年前，东德以奥运金牌大国闻名；22年后，统一的德国成为富裕文明的人类理想国。22年前，东欧的共产主义集团作鸟兽散，从此淡出中国官方的媚体；22年来，他们陆续融入欧洲大家庭，成为人类最民主的一个族群，而他们的经济水平同样使中国难以望其项背，东欧各国人均GDP是中国的数倍。
在2008年《经济学人》杂志推出的世界各国民主程度排名中，捷克排名19；中国排在第136，好在还不是孙山，后面有缅甸利比亚和朝鲜；在卡扎菲处死、昂山素季自由之后，中国只能与地狱般的朝鲜沆瀣一气相濡以沫了。22年后的今天，中国成为世界上唯一坚持中国特色柏林墙路线的国家。中国的柏林墙随着民众日益增长的怒火，还在以维稳主义的暴力方式不断地加固加高。
在柏林墙时代，红色中国被封闭在一个更大更高更森严的“柏林墙”内。1964年，瑞士记者斯塔奇在《大墙之内的国土》中说，中国除了那道着名的长城之外，还有层层叠叠的无数道无形的墙，将中国紧密地包裹起来，与外界彻底地隔离开来，那些无形的墙委婉地说就是所谓的“竹帘”，但这种“竹帘”比铁幕更严密。从签证、旅行社到陪同你的翻译、会见你的官员与群众代表，所有这些手段与人，实际上的作用都不是让你看到什么，而且是想方设法让你看不到什么，或者说，设法只让你看到他们希望你看到的东西。任何西方人只要一进入中国，就进入了一种真空，所见所闻的一切，都是为你导演好的。
毫无疑问，户籍隔离制度是中国最古老的柏林墙。户籍制度由秦始皇首创，毛万岁发扬光大，把中国人分为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这一伟大创举，在全球化的今天依然被中国官方奉为圭皋。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这两种不同的中国人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医疗等等各方面所受到的公民待遇判若云泥。不仅人权待遇差之千里，甚至在同样的事故中，两种人的生命价值也“同命不同价”。在每一个开学季节，每一个中国孩子都被按户口分为城市人和非城市人。前者可免费进入最好的学校接受最好的教育，后者则连其最简陋的学校亦被拆毁。对很多非北京户口的孩子来说，就是考出更高的分数已无法进入北京大学。在安徽，15079名考生才能有一个考上北大；而在北京，每287个学生中就有一个人能考上北大。在这种柏林墙之下，北京人的精子比安徽人的精子所获得的公共教育资源要高出50多倍。持续的社会资源畸形分配，使北大农村学生的比例从上世纪50年代的70%降至如今的1%。被隔离在权力底层的中国农民已经彻底丧失了社会上升的正义管道。
对国家主义的既得利益群体来说，体制内外隔离制度是当下中国最伟大的柏林墙，并因此衍生出富于中国特色的“维稳主义”。体制的特点就是垄断暴利低效无能傲慢冷酷，与艰难生存的体制外民间截然相反。封闭化世袭化的体制控制了这个国家的一切权力和财富，食利自肥，对体制外民众刻意去公民化和愚化，将其视为“不明真相”的群众、“普通老百姓”等等傻瓜一族，以严酷的暴力予以防范和迫害，层层壁垒，步步设防。国家福利制度的阳光只限于体制内，体制外民众只能向市场自行解决，国家还要乘机敲诈勒索，教育、住房、医疗等等莫不如此。
柏林墙是一种人为的政治隔离制度，基于一种深刻的分裂和不信任，甚至是仇视。人视我为草芥，我视人如仇寇。孙立平教授曾经指出，1990年代后，中国社会进一步走向断裂，中国社会是一个断裂的社会。实际上这种断裂就是一种分裂，因为制度和体制导致的分裂。贫富落差只是表象，公平和正义的缺失使中国陷入一种不能自拔的深层分裂，而这种制度柏林墙就是其根源。它一方面堵死了底层民众向上流动的路径，另一方面保护少数人继续垄断享有这种养猪体制的天生幸福。一方为刀俎，一方为鱼肉。不可混淆。
《左传》曰：“人之有墙，以蔽恶也”。《墨子•七患》中说：“城者，所以自守也。”墙是人类最反自然的发明。一个法国旅行家看到中国长城后说：“这是一项由长不大的孩子在专制君主的驱使下完成的工程。”卡夫卡曾经写过一篇关于中国的小说《万里长城建造时》，他将长城看作帝国的隐喻，“最为含混不清的机构莫过于帝国本身了。”修筑长城并不是防御匈奴，而是使帝国这个庞然怪物展现出它荒诞惊人的神秘和力量。人们可以从金字塔了解埃及帝国，从角斗场了解罗马帝国，从万里长城了解中华帝国，疯狂的建筑往往象征着帝国内部高度组织化的权力结构。从长城开始，中国成为世界上一个最热衷于墙的国度，墙外套墙，墙里有墙，层层叠叠，篱樊重重。在这个国家当下，每个不幸出生在墙外的人都在想尽办法钻过这个柏林墙；每个出生在墙里、高高在上的“上帝选民”都为高高的柏林墙而感到安全和骄傲。对无数生活在中国的人来说，体制就是中国的柏林墙。
所谓“柏林墙定律”，就是专制必然失败，民主必然胜利，这是不可改变的历史规律。民主者昌，专制者亡。做恶者总是以为他可以永远做恶，正如鲁迅先生在《论雷峰塔的倒掉》中所说：“莫非他造塔的时候，竟没有想到塔是终究要倒的么？”从奇奥塞斯库到卡扎菲，历史总是对柏林墙定律的一次次重复；柏林墙没有倒的时候，没有人相信它会倒塌。只有是柏林墙，它必然要臭名昭彰地倒掉。但只要柏林墙还在，就会有无数恶棍以柏林墙的名义作恶，他们甚至永远也不相信自己会被正义和历史清算。1991年9月，统一后的柏林法庭上，举世瞩目的柏林围墙守卫案将要开庭宣判。这次接受审判的是4个年轻人都20多岁，他们曾经是柏林墙的东德守卫。
两年前一个冬夜里，刚满20岁的克利斯和一个好朋友，名叫高定，一起偷偷攀爬柏林墙企图逃向自由。几声枪声响，一颗子弹由克利斯前胸穿入，高定的脚踝被另一颗子弹击中。克利斯很快就断了气。他不知道，他是这堵墙下最后一个遇难者。那个射杀他的东德卫兵，叫英格•亨里奇。当然他也绝没想到，短短9个月之后，围墙被柏林人推到，而自己最终会站在法庭上因为杀人罪而接受审判。
柏林法庭最终的判决是：判处开枪射杀克利斯的卫兵英格•亨里奇三年半徒刑，不予假释。他的律师辩称，他们仅仅是执行命令的人，根本没有选择的权利，罪不在己。法官当庭指出：“东德的法律要你杀人，可是你明明知道这些唾弃暴政而逃亡的人是无辜的，明知他无辜而杀他，就是有罪。作为警察，不执行上级命令是有罪的，但是打不准是无罪的。作为一个心智健全的人，此时此刻，你有把枪口抬高一厘米的主权，这是你应主动承担的良心义务。”
此前的二战中，盟军对德国党卫队成员一律就地处决，而不用上报；理由是党卫队员不是军人，没有战俘待遇。战争结束后，曾有人提出党卫队等同军人的疑问。时任纽伦堡军事法庭首席审判长那瓦伦斯淡淡地说：“军人不会对内开枪，不会屠杀国民，不会忠于某个政党或个人。所以，他们是匪徒，不是军人。”
陈光诚，一个生活在黑暗中的中国公民，让一个将权力延伸到村庄和街道的体制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可见中国柏林墙之恐惧和脆弱。据说在船要沉之前，老鼠总会最先逃命；在天文数字的维稳暴力下，无远弗届的官吏们（裸官）和精英们纷纷携黑金出逃或送妻女移民。铁道部运输局局长张曙光为其国外的妻女在瑞士银行存款28亿美金，而它只能算是中国这艘破船上小老鼠。作为柏林墙在地球上的最后一块残垣断壁，中国注定也逃脱不了“柏林墙定律”；因为人心向善，人类世界不会永远容许一个不正义的利益集团继续做恶；否则，那将是人类的耻辱。
在这个世界上，良知是最高的准则，不允许任何人用任何借口来践踏良知。无论什么时候，人的权利永远高于政治的权力，政府只是民众豢养的一条狗，人类不可能永远甘心用自己的血汗饲养一条疯狗。人类数千年文明史证明，自然法永远高于国家法，这就如同天永远高于地，是不言而喻的。香港末代总督彭定康在他的新书中写道：“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在外人看来或许有很多是奥妙难解的，再加上多年封闭和极权体制使之变得更为神秘，但我实在难以相信，难道这种不透明度就可以让中国在自己的盟友内或世界上称孤道寡吗？”
文章来源：《天涯社区》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在共产主义将要到来的1949年到1961年，大约有250万东德人冒着被东德军队射杀的危险逃入西柏林，约占当时东德总人口的八分之一。1961年6月15日，德国统一社会党总书记乌布利希还说：“没有人企图建立一座墙”；但两个月之后，即8月12日，乌布利希就宣布了建柏林墙的决定，“为了社会主义，我们必须这样做。”
1961年8月13日凌晨，就在铁丝网建成的柏林墙即将封闭的最后一瞬间，一个参与围墙行动的东德士兵突然跃过铁丝网，投奔西德一方。这一瞬间被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社摄影记者彼德•列宾定格，这张流传极广的照片成为20世纪人类政治历史的重要见证之一。这名士兵的名字叫康拉德•舒曼，在“舒曼的一跃”之后，他迁往巴伐利亚小镇钧茨伯格，30年间他承受了极大的压力和痛苦。他说，当他知道柏林墙倒塌之后才真正感觉到解脱和自由。这个幸运而又不幸的舒曼最终仍被痛苦淹没。
在一个奴役年代，柏林墙只能阻断来往，却阻不了人心的向往，于是翻墙奔向自由成为东德人前赴后继的悲剧，有1200人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看似铜墙铁壁的旧制度，早已被各人自由的意志击成千疮百孔。面对这个法西斯政府建立的“反法西斯防卫墙”，人们采用跳楼、挖地道、游泳、自制潜水艇、热气球等方式翻越柏林围墙，共有5043人成功地逃入西柏林，3221人被逮捕，239人死亡，260人受伤。1963年6月25日，美国总统肯尼迪在西德市政厅的柏林墙前发表着名的演说：“世界上的围墙都是防止外面的人闯进来的，只有一种围墙是防止里面的人出去的，那是什么？那就是监狱的围墙！……自由有许多困难，民主亦非完美，然而我们从未建造一堵墙把我们的人民关在里面，不准他们离开我们。自由是不可分割的，只要一人被奴役，所有的人都不自由。”
1989年11月9日，数以万计的市民走上街头，将这个象征着共产主义极权专制的柏林墙推倒。柏林墙的倒塌被日裔美国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称为“历史的终结”；福山指出，“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以自由民主制度为方向的人类普遍史”。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坚持认为，正是戈尔巴乔夫拆除了柏林墙。对民主德国来说，“名义上是民主，实质上是专制；名义上是共产主义，实际上是法西斯主义；名义上是为人民服务，实质上是为自己服务；名义上是‘反法西斯防卫墙’。实质上是反民主自由隔离墙”。
正如奥巴马所说：柏林墙的倒塌是对暴政的谴责。随着柏林墙的轰然倒塌，人们突然揭开了东德专制统治下种种不堪入目的内幕。东德秘密警察系统严密监视和控制人民的思想言论，建立了庞大的系统的监视告密制度。人们互相监视，互相揭发，所谓有问题的人的一言一行就这样被监控起来。在秘密警察的档案里，人们发现了妻子告密丈夫，儿子告密父母，同事互相告密，广受尊敬的艺术家文学家原来长期向秘密警察告密。东德的专制政府用德国人一贯的认真精细严密作风来实施这一控制人民的警察系统。他们记录下那些受怀疑的人们的言论、日记、电话交谈、个人爱好、家庭关系等等一切细节。他们甚至首创了保存人们的气味的技术，秘密地不为人知地用专门材料收集各人的气味，密封保存。这样的气味可以有效保存二十多年。到必要的时候，就可以用现成的气味让警犬捕捉任何他们想找的人。这样的一个专制独裁系统又一次让人们惊得目瞪口呆。
在所有的共产主义专制语境中，只有“人民”或“群众”，而没有“公民”和独立的“人”。作家克里思•马修斯在《硬球》中评价前东德时说过一句话：“那是一种美化抽象的民众、却对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无动于衷、肆意羞辱的体制。”影响了当代波兰历史的知识分子米奇尼克曾说：“极权统治的实质就是消除一切自发的政治生活，把社会中的人分裂成一个个原子，其目的在于使每个人只能孤立地面对整个制度，从而使人感到形单影只，而且往往茫然若失，敢怒不敢言。”为什么没有人挺身而出捍卫个人的自由和权利？为什么民众面对暴政束手无策？一个从纳粹集中营劫后馀生的德国神父如是说：“当他们来抓工会组织者的时候，我没有站出来反对，我想我反正不是工会的人。当他们来抓犹太人的时候，我没有站出来反对，我想我反正不是犹太人。当他们来抓天主教徒的时候，我没有站出来反对，我想我反正不是天主教徒。后来，当他们来抓我的时候，已经没有人能站出来为我说话了。”
“现在，它居然倒掉了，则普天之下的人民，其欣喜为何如？”如果说雷峰塔是女人的诅咒，那么柏林墙就是人类的诅咒。22年前，专制的共产主义阵营随着柏林墙的倒塌土崩瓦解，正像一场巨大的政治多米诺骨牌接连倒塌，全世界自由的人和向往自由的人都为之欣喜。只是在中国，坦克和军人成为这场正义大潮之中的中流砥柱，使红色中国成为摇摇欲坠的共产主义砖制大厦硕果仅存的独木。22年前，东德以奥运金牌大国闻名；22年后，统一的德国成为富裕文明的人类理想国。22年前，东欧的共产主义集团作鸟兽散，从此淡出中国官方的媚体；22年来，他们陆续融入欧洲大家庭，成为人类最民主的一个族群，而他们的经济水平同样使中国难以望其项背，东欧各国人均GDP是中国的数倍。
在2008年《经济学人》杂志推出的世界各国民主程度排名中，捷克排名19；中国排在第136，好在还不是孙山，后面有缅甸利比亚和朝鲜；在卡扎菲处死、昂山素季自由之后，中国只能与地狱般的朝鲜沆瀣一气相濡以沫了。22年后的今天，中国成为世界上唯一坚持中国特色柏林墙路线的国家。中国的柏林墙随着民众日益增长的怒火，还在以维稳主义的暴力方式不断地加固加高。
在柏林墙时代，红色中国被封闭在一个更大更高更森严的“柏林墙”内。1964年，瑞士记者斯塔奇在《大墙之内的国土》中说，中国除了那道着名的长城之外，还有层层叠叠的无数道无形的墙，将中国紧密地包裹起来，与外界彻底地隔离开来，那些无形的墙委婉地说就是所谓的“竹帘”，但这种“竹帘”比铁幕更严密。从签证、旅行社到陪同你的翻译、会见你的官员与群众代表，所有这些手段与人，实际上的作用都不是让你看到什么，而且是想方设法让你看不到什么，或者说，设法只让你看到他们希望你看到的东西。任何西方人只要一进入中国，就进入了一种真空，所见所闻的一切，都是为你导演好的。
毫无疑问，户籍隔离制度是中国最古老的柏林墙。户籍制度由秦始皇首创，毛万岁发扬光大，把中国人分为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这一伟大创举，在全球化的今天依然被中国官方奉为圭皋。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这两种不同的中国人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医疗等等各方面所受到的公民待遇判若云泥。不仅人权待遇差之千里，甚至在同样的事故中，两种人的生命价值也“同命不同价”。在每一个开学季节，每一个中国孩子都被按户口分为城市人和非城市人。前者可免费进入最好的学校接受最好的教育，后者则连其最简陋的学校亦被拆毁。对很多非北京户口的孩子来说，就是考出更高的分数已无法进入北京大学。在安徽，15079名考生才能有一个考上北大；而在北京，每287个学生中就有一个人能考上北大。在这种柏林墙之下，北京人的精子比安徽人的精子所获得的公共教育资源要高出50多倍。持续的社会资源畸形分配，使北大农村学生的比例从上世纪50年代的70%降至如今的1%。被隔离在权力底层的中国农民已经彻底丧失了社会上升的正义管道。
对国家主义的既得利益群体来说，体制内外隔离制度是当下中国最伟大的柏林墙，并因此衍生出富于中国特色的“维稳主义”。体制的特点就是垄断暴利低效无能傲慢冷酷，与艰难生存的体制外民间截然相反。封闭化世袭化的体制控制了这个国家的一切权力和财富，食利自肥，对体制外民众刻意去公民化和愚化，将其视为“不明真相”的群众、“普通老百姓”等等傻瓜一族，以严酷的暴力予以防范和迫害，层层壁垒，步步设防。国家福利制度的阳光只限于体制内，体制外民众只能向市场自行解决，国家还要乘机敲诈勒索，教育、住房、医疗等等莫不如此。
柏林墙是一种人为的政治隔离制度，基于一种深刻的分裂和不信任，甚至是仇视。人视我为草芥，我视人如仇寇。孙立平教授曾经指出，1990年代后，中国社会进一步走向断裂，中国社会是一个断裂的社会。实际上这种断裂就是一种分裂，因为制度和体制导致的分裂。贫富落差只是表象，公平和正义的缺失使中国陷入一种不能自拔的深层分裂，而这种制度柏林墙就是其根源。它一方面堵死了底层民众向上流动的路径，另一方面保护少数人继续垄断享有这种养猪体制的天生幸福。一方为刀俎，一方为鱼肉。不可混淆。
《左传》曰：“人之有墙，以蔽恶也”。《墨子•七患》中说：“城者，所以自守也。”墙是人类最反自然的发明。一个法国旅行家看到中国长城后说：“这是一项由长不大的孩子在专制君主的驱使下完成的工程。”卡夫卡曾经写过一篇关于中国的小说《万里长城建造时》，他将长城看作帝国的隐喻，“最为含混不清的机构莫过于帝国本身了。”修筑长城并不是防御匈奴，而是使帝国这个庞然怪物展现出它荒诞惊人的神秘和力量。人们可以从金字塔了解埃及帝国，从角斗场了解罗马帝国，从万里长城了解中华帝国，疯狂的建筑往往象征着帝国内部高度组织化的权力结构。从长城开始，中国成为世界上一个最热衷于墙的国度，墙外套墙，墙里有墙，层层叠叠，篱樊重重。在这个国家当下，每个不幸出生在墙外的人都在想尽办法钻过这个柏林墙；每个出生在墙里、高高在上的“上帝选民”都为高高的柏林墙而感到安全和骄傲。对无数生活在中国的人来说，体制就是中国的柏林墙。
所谓“柏林墙定律”，就是专制必然失败，民主必然胜利，这是不可改变的历史规律。民主者昌，专制者亡。做恶者总是以为他可以永远做恶，正如鲁迅先生在《论雷峰塔的倒掉》中所说：“莫非他造塔的时候，竟没有想到塔是终究要倒的么？”从奇奥塞斯库到卡扎菲，历史总是对柏林墙定律的一次次重复；柏林墙没有倒的时候，没有人相信它会倒塌。只有是柏林墙，它必然要臭名昭彰地倒掉。但只要柏林墙还在，就会有无数恶棍以柏林墙的名义作恶，他们甚至永远也不相信自己会被正义和历史清算。1991年9月，统一后的柏林法庭上，举世瞩目的柏林围墙守卫案将要开庭宣判。这次接受审判的是4个年轻人都20多岁，他们曾经是柏林墙的东德守卫。
两年前一个冬夜里，刚满20岁的克利斯和一个好朋友，名叫高定，一起偷偷攀爬柏林墙企图逃向自由。几声枪声响，一颗子弹由克利斯前胸穿入，高定的脚踝被另一颗子弹击中。克利斯很快就断了气。他不知道，他是这堵墙下最后一个遇难者。那个射杀他的东德卫兵，叫英格•亨里奇。当然他也绝没想到，短短9个月之后，围墙被柏林人推到，而自己最终会站在法庭上因为杀人罪而接受审判。
柏林法庭最终的判决是：判处开枪射杀克利斯的卫兵英格•亨里奇三年半徒刑，不予假释。他的律师辩称，他们仅仅是执行命令的人，根本没有选择的权利，罪不在己。法官当庭指出：“东德的法律要你杀人，可是你明明知道这些唾弃暴政而逃亡的人是无辜的，明知他无辜而杀他，就是有罪。作为警察，不执行上级命令是有罪的，但是打不准是无罪的。作为一个心智健全的人，此时此刻，你有把枪口抬高一厘米的主权，这是你应主动承担的良心义务。”
此前的二战中，盟军对德国党卫队成员一律就地处决，而不用上报；理由是党卫队员不是军人，没有战俘待遇。战争结束后，曾有人提出党卫队等同军人的疑问。时任纽伦堡军事法庭首席审判长那瓦伦斯淡淡地说：“军人不会对内开枪，不会屠杀国民，不会忠于某个政党或个人。所以，他们是匪徒，不是军人。”
陈光诚，一个生活在黑暗中的中国公民，让一个将权力延伸到村庄和街道的体制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可见中国柏林墙之恐惧和脆弱。据说在船要沉之前，老鼠总会最先逃命；在天文数字的维稳暴力下，无远弗届的官吏们（裸官）和精英们纷纷携黑金出逃或送妻女移民。铁道部运输局局长张曙光为其国外的妻女在瑞士银行存款28亿美金，而它只能算是中国这艘破船上小老鼠。作为柏林墙在地球上的最后一块残垣断壁，中国注定也逃脱不了“柏林墙定律”；因为人心向善，人类世界不会永远容许一个不正义的利益集团继续做恶；否则，那将是人类的耻辱。
在这个世界上，良知是最高的准则，不允许任何人用任何借口来践踏良知。无论什么时候，人的权利永远高于政治的权力，政府只是民众豢养的一条狗，人类不可能永远甘心用自己的血汗饲养一条疯狗。人类数千年文明史证明，自然法永远高于国家法，这就如同天永远高于地，是不言而喻的。香港末代总督彭定康在他的新书中写道：“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在外人看来或许有很多是奥妙难解的，再加上多年封闭和极权体制使之变得更为神秘，但我实在难以相信，难道这种不透明度就可以让中国在自己的盟友内或世界上称孤道寡吗？”
文章来源：《天涯社区》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