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11月29日讯】近日，原深圳青年报副总编辑曹长青撰文纪念前南斯拉夫副总统吉拉斯。
米洛凡•吉拉斯，被《纽约时报》誉为“早期持不同政见者反抗共产主义的旗帜”。这位1995年就去世的南斯拉夫持不同政见者，曾官至南斯拉夫的副总统和“人民议会”议长，但他却选择了一条强烈批判斯大林和共产苏联、坚定反抗共产主义的道路，成为旗帜性人物。
米洛凡•吉拉斯曾写出三本重要的着作，一本是《新阶级》，1960年代中国就有了译本，是“内部参考书”，只限于党的高层干部等阅读，不对外发行。另一本是《与斯大林的对话》，最后一本是《新阶级的坠落：共产主义自我毁灭的历史》。这几本书是吉拉斯一生对共产主义思考的总结。吉拉斯的《新阶级》等书，都是对共产党的腐败、贪婪、残忍的近距离观察和批判。他的书不仅影响了东欧知识份子对共产主义的认识，也促使中国知识份子从共产谎言中惊醒。他的智慧和勇敢，启发了无数人对共产主义的认识。
吉拉斯是20世纪共产主义现象中一个特殊人物，无论作为一个知识人，还是一个共产党人，他都一个“异数”。纵观他的一生，至少“异”在这五个方面：
第一，身居高位，毅然反叛。
同样是共产主义的批判者，哈维尔，昆德拉，萨哈啰夫，索尔仁尼琴等，都是知识份子，从外部批判共产邪恶。但吉拉斯官至南斯拉夫副总统，是仅次于铁托的掌权者，他是从共产主义阵营的高层反叛，否定共产主义。
共产党内虽充满斗争，但几乎都是在肯定共产主义大前提下的不同策略的争执，更多是权力之争。例如列宁和布哈林，斯大林和托洛斯基，毛泽东和刘少奇等。被称为中共内部最敢言的彭德怀，只不过是对大跃进政策提出质疑，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稍有不满而已。但吉拉斯完全不同，他全面否定共产党，为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掘墓。在真实和高官之间，他宁可放弃炙手可热的巨大权力和新阶级的荣华富贵，而追求真实。
吉拉斯是法定的铁托接班人。只要他不坚持自己的理念，就可以顺利地接班，出任南斯拉夫国家元首。但当他认清了共产主义本质的时候，就毅然放弃了高层的官位、巨大的权力、辉煌的政治前途。这在整个共产主义历史中，还找不到第二人。
在前苏联，赫鲁晓夫反斯大林，但不反共产党。戈尔巴乔夫提倡新思维，意在改革共产党，修补共产主义。在中共内部，更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公开否定共产主义。被亿万民众怀念的胡耀邦，也从来就没有否定过共产主义。赵紫阳被软禁后仍然坚持共产主义，肯定党的领导，都远谈不上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有彻底的否定，只不过对某些具体做法和政策不满而已。而吉拉斯半个多世纪年前的智慧和勇气，即使今天，中国的共产党人也完全无法比拟。
第二，坚定反共，追求真理。
吉拉斯是老资格的共产党人，1930年代在贝尔格莱德大学当学生时，就参加了地下党，反对南斯拉夫君主政权。因此他被捕入狱，坐了3年牢。出狱后结识铁托，成为该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者。1950年代初，南斯拉夫和苏联决裂时，吉拉斯不仅批评斯大林，更批评整个共产党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因此在1954年他被撤销一切职务，开除出党。两年后，“匈牙利事件”爆发，吉拉斯在接受西方记者采访时，公开支持匈牙利人民革命，认为“匈牙利事件标志着共产主义崩溃的开始。”因此他被逮捕入狱，判刑7年，被监禁在当年君主政权关他的监狱。
在狱中，吉拉斯不仅没有悔过，还写出《新阶级》一书。吉拉斯根据他官居高位对共产党的近距离观察指出：共产党已成为欺压人民的新阶级，比它所反对的资产阶级更腐败、更贪婪，更残忍，“共产党统治的世界，如同一个没有观众的大剧场，只有那些演员——高级共产神父们在自享自乐，他们既是警察，同时又是新闻的主人。”1962年，他在狱中写出第二本批判共产主义的着作《与斯大林的对话》。吉拉斯以他两次去莫斯科见到斯大林的经历，指出斯大林是“历史上最残忍的罪犯；是个阴险、狡猾、冷酷的家伙。”
《新阶级》被偷运到西方出版后，立即闻名世界，被翻译成60种文字，发行了三百多万册。吉拉斯的书，不仅使东欧的知识份子了解共产邪恶，也促使西方那些对共产主义存在幻想的左派人士从共产谎言中觉醒。在共产党国家，有不少人是读到吉拉斯的书，才走上了反对共产主义的道路。像后来的萨哈啰夫，索尔仁尼琴，哈维尔等，都受过吉拉斯的影响。吉拉斯因《新阶级》一书被加刑五年。他在狱中翻译弥尔顿的《失乐园》，因为没有纸，最初的译稿写在了三千张厕纸上。吉拉斯从监狱出来后受邀到英美访问。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做访问教授期间，发生了“布拉格之春”，苏军坦克开进了捷克。吉拉斯公开发表谈话，谴责苏联侵略。为此他的护照被吊销，被迫在西方流亡了18年。
第三，洞察共产邪恶本质。
吉拉斯在最后一本着作《新阶级的坠落》中，再次重申他的一贯看法：共产邪恶本质是永远不会改变的。即使在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受到世界瞩目时，吉拉斯仍坚定地认为，共产党的唯一出路是退出历史舞台，任何改革都无济于事。吉拉斯在接受《纽约时报》记者采访时说，“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还有其他人，都认为他们能够改革共产主义。但这是完全不可能的，因为意识形态是无法改革的。”
吉拉斯的这番话不是情绪的产物，而是他对共产党半个多世纪的观察和思考得出的真知灼见。正是这种完全否定共产党的思路，才导致东欧人民将共产政权一个接一个地推翻，赢得自由。而中国的知识份子们，有的宣导新权威主义；有的还要“告别革命”，主张稳定和经济建设第一，人的自由第四；海外某些异议人士，也在做着“朝野良性互动”的梦。
第四，超越民族主义，视自由为最高原则。
在波斯尼亚问题上，吉拉斯又是独树一帜。他是塞尔维亚人，但他同情波斯尼亚人民，认为他们有独立的权利，并严词批评塞尔维亚领袖，和对波斯尼亚的侵略。在这一点上，吉拉斯也给中国知识份子启示。很多中国人，认为宁可使用武力镇压，也不许人民自由选择。在他们看来，土地、边界和国家等等概念比人的自由和尊严还重要。而恰恰是这种视国家高于一切的思维才导致义和团的蠢血沸腾和中国的落后，愚弄和专制人民。
第五，确信和向往西方文明。
去吉拉斯家里采访的西方记者发现，他的书架上有几十种美国学者最近写的书。和那种反西方、批评美国是世界警察的论调完全相反，吉拉斯一直强调美国要承担领导世界的角色。在他去世前最后一次接受《纽约时报》记者采访时，他最担忧的是美国从这个领导世界的角色后退；“我的感觉，也许不是正确的，美国正在变得软弱，从她在世界担任的角色后退，这意味着任何坏的事情都可能发生，可能会是灾难。”吉拉斯之所以强调美国要承担领导的角色，要做“世界警察”，道理很简单，因为这个世界有太多的强盗、恶棍，可以想像，一个没有警察而地痞流氓横行霸道的世界会是多么可怕。如果没有美国的自由力量，今天的世界就不会是这样。
吉拉斯为他的与众不同付出了昂贵的代价。他坐了10年牢，被迫在海外流亡18年。但他说，“蹲过监狱的人会更倾向于权力。希特勒坐过5年牢，斯大林5次入狱。但监狱使我从一个共产主义者变成了人道主义者。”
1992年，吉拉斯才被“平反”，撤销了当年对他的判决。但他还是受到当局的批判和新闻界的围剿，因为他同情波斯尼亚人。民众在长期的错误信息引导下，把吉拉斯视为民族叛徒。《纽约时报》的记者说，他们去吉拉斯家里采访时，一位南斯拉夫出租车司机说：“吉拉斯是个坏人，是个民族叛徒。”吉拉斯逝世时，他的国家也没有给他一点荣誉。他自从批评共产党之后，就被强迫从政府别墅搬出，住进一个公寓。他80岁的时候，一只眼睛失明，听力下降，还患有严重的心脏病，有时停电，他要十分艰难地爬楼梯到自己的公寓。但他至死也没有向“新阶级”和荣华富贵屈服，宁可活在孤独和贫寒中。
易卜生说，“最孤独的人，是最有力量的人。”吉拉斯的一生证明，这位超越了共产主义、民族主义和意识形态的孤独者，有着强大的心灵。哈佛大学前苏联研究中心主任乌拉姆对这个共产世界的异数评价说：“这位曾对共产主义无情批判的先驱，会被世界上所有追求自由的人崇敬地怀念。”
其实，现在纪念吉拉斯，还有新的现实意义。吉拉斯是在反法西斯主义时期成长起来的共产主义战士；在后来的生涯中才逐渐若认识到，其实法西斯主义就是共产主义的变种。德、日法西斯在二战时期的惨败，不仅剿灭了法西斯，也给共产主义的信奉者敲响了沉闷的警钟，即便现在还有像希特勒和广田弘毅一样疯狂的法西斯分子，他们也不敢再对外贸然实施侵略扩张，前车之覆摆在了面前。
新时期的法西斯为免重蹈覆辙，也有所变种；对利弊得失有着精心的权衡和算计，成为法西斯主义后的共产主义新变种。新变种后的共产主义，主要表现形式为“窝里横”，在共产主义潜意识的惯性作用下，新共产主义对本国人民的各种天赋人权，惯常以不可理喻的手段予以本能的剥夺和排斥。“内政”是共产主义新变种手上常提着的一块盾牌，他们日渐发现：蹂躏国人，践踏人权，通常情况下会是相对安全的。当年德、日法西斯为害人间，世界各国群情激愤，纷纷自觉投身于反法西斯战争。而新共产主义以“窝里横”的形式，在本国无休止践踏人权，联合国和世界各国长期以来，多半熟视无睹，鲜有强烈反应。新共产主义就此得到鼓舞，更加放荡和骄横。
所以，世人对于新共产主义应予以高度警惕，并该意识到无视人权，就是在奉行法西斯主义。《大英百科》对法西斯主义的定义是：“个人的地位被压制于集体——例如某个国家、民族、种族或社会阶级之下的社会组织。”而新共产主义惯于凶狂压制的，正是个人的权利和自由。新共产主义同时也是一种极端形式的集体主义，它的信奉者常要求法律、道德和人权等等，必须为其小集团的利益让路。在暴政铁蹄下不能依法享有基本人权和人类尊严的社会成员，其“个人的地位”自然是无从谈起，而且也无从具体感受到人之为人，所该享有的尊严和幸福。
没有哪个社会成员，是为了饱遭压制而降生于红尘的。
人长了一张嘴巴，除了用于饮食和接吻，还有一个常用的功能，即用以言说。只因为自己掌握了公权力，就甩出种种吓人的大帽子，今天不让张三说话，明天不让李四言说，这就构成了压制，就是在奉行法西斯主义。言说，从盘古开天到如今就是天赋人权，不可予夺。而负屈衔冤者不论他以何种形式鸣冤，都属于言说之列，也是人权的一部分，将其不由分说关进黑监狱，这就又构成了对个人权利的压制，同时也是在奉行法西斯主义。
鸟有鸟巢，狗有狗窝。官商勾结者以“国家建设”等名目进行血腥强拆，随便扔给被拆迁人几个小钱，就携“强拆部队”汹汹而来，要强占人家的祖屋和地产，甚至逼得人以死抗争，此乃恃强凌弱，对个人就构成了压制，无视的是基本人权，同时也是在奉行法西斯主义。……
对新共产主义而言，生命的个体并无真正的权利可言，所有社会成员只能从属、依附于唯我独尊的团体，事事要听其摆布，甚而个人的生死荣辱，也要由“组织上”来决定，一切都可予可夺。有了这种新共产主义的惯性思维，也就有了对公权践踏人权的长期默许和纵容。新共产主义对民主制度怀有深深的恐惧，因为选举权和罢免权也是人权的一部分，民主会让每一个生命的个体天然成为自我的主宰，能让国民自由选择一个自己信得过的政治团队，主持国家事务。新共产主义为了恒久保有小集团的特权，自甘僵化成民主和人权的“死敌”。
专制，历来就是扰人心智的魔鬼，它让一个本可能是正常的人或正常的团队，在独断专行中滑向深渊，变得无视人权，信奉的是压制的力量，忽略的是心灵的感召，迷失的是理性，丧失的是人心。新共产主义在渐行渐远中并没有想过，无视人权其实就是在奉行法西斯主义。
新共产主义的危害已是无处不在。要将无视人权的专制冻土优化成尊重人权的公有园林，必须有所抗争，也需要文明社会能将关爱的目光，投向正在经受炼狱的人群。当世人普遍意识到无视人权就是在奉行法西斯主义时，人权的光辉终将穿越阴霾，世界也将因此而云舒霞卷。
其实，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也好，旧封建主义、新共产主义也罢，共同点就是专制独裁；它们和北非、中东乃至东北亚的独裁本质都是一样的，只不过名称不同而已。当人们认识到这种共同本质的一致性以后，人类社会也就有了共同一致的对策，分化、瓦解和消灭这种名目不一的反人类的独裁专制主义。
文章来源：《大中华思想门户》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米洛凡•吉拉斯，被《纽约时报》誉为“早期持不同政见者反抗共产主义的旗帜”。这位1995年就去世的南斯拉夫持不同政见者，曾官至南斯拉夫的副总统和“人民议会”议长，但他却选择了一条强烈批判斯大林和共产苏联、坚定反抗共产主义的道路，成为旗帜性人物。
米洛凡•吉拉斯曾写出三本重要的着作，一本是《新阶级》，1960年代中国就有了译本，是“内部参考书”，只限于党的高层干部等阅读，不对外发行。另一本是《与斯大林的对话》，最后一本是《新阶级的坠落：共产主义自我毁灭的历史》。这几本书是吉拉斯一生对共产主义思考的总结。吉拉斯的《新阶级》等书，都是对共产党的腐败、贪婪、残忍的近距离观察和批判。他的书不仅影响了东欧知识份子对共产主义的认识，也促使中国知识份子从共产谎言中惊醒。他的智慧和勇敢，启发了无数人对共产主义的认识。
吉拉斯是20世纪共产主义现象中一个特殊人物，无论作为一个知识人，还是一个共产党人，他都一个“异数”。纵观他的一生，至少“异”在这五个方面：
第一，身居高位，毅然反叛。
同样是共产主义的批判者，哈维尔，昆德拉，萨哈啰夫，索尔仁尼琴等，都是知识份子，从外部批判共产邪恶。但吉拉斯官至南斯拉夫副总统，是仅次于铁托的掌权者，他是从共产主义阵营的高层反叛，否定共产主义。
共产党内虽充满斗争，但几乎都是在肯定共产主义大前提下的不同策略的争执，更多是权力之争。例如列宁和布哈林，斯大林和托洛斯基，毛泽东和刘少奇等。被称为中共内部最敢言的彭德怀，只不过是对大跃进政策提出质疑，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稍有不满而已。但吉拉斯完全不同，他全面否定共产党，为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掘墓。在真实和高官之间，他宁可放弃炙手可热的巨大权力和新阶级的荣华富贵，而追求真实。
吉拉斯是法定的铁托接班人。只要他不坚持自己的理念，就可以顺利地接班，出任南斯拉夫国家元首。但当他认清了共产主义本质的时候，就毅然放弃了高层的官位、巨大的权力、辉煌的政治前途。这在整个共产主义历史中，还找不到第二人。
在前苏联，赫鲁晓夫反斯大林，但不反共产党。戈尔巴乔夫提倡新思维，意在改革共产党，修补共产主义。在中共内部，更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公开否定共产主义。被亿万民众怀念的胡耀邦，也从来就没有否定过共产主义。赵紫阳被软禁后仍然坚持共产主义，肯定党的领导，都远谈不上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有彻底的否定，只不过对某些具体做法和政策不满而已。而吉拉斯半个多世纪年前的智慧和勇气，即使今天，中国的共产党人也完全无法比拟。
第二，坚定反共，追求真理。
吉拉斯是老资格的共产党人，1930年代在贝尔格莱德大学当学生时，就参加了地下党，反对南斯拉夫君主政权。因此他被捕入狱，坐了3年牢。出狱后结识铁托，成为该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者。1950年代初，南斯拉夫和苏联决裂时，吉拉斯不仅批评斯大林，更批评整个共产党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因此在1954年他被撤销一切职务，开除出党。两年后，“匈牙利事件”爆发，吉拉斯在接受西方记者采访时，公开支持匈牙利人民革命，认为“匈牙利事件标志着共产主义崩溃的开始。”因此他被逮捕入狱，判刑7年，被监禁在当年君主政权关他的监狱。
在狱中，吉拉斯不仅没有悔过，还写出《新阶级》一书。吉拉斯根据他官居高位对共产党的近距离观察指出：共产党已成为欺压人民的新阶级，比它所反对的资产阶级更腐败、更贪婪，更残忍，“共产党统治的世界，如同一个没有观众的大剧场，只有那些演员——高级共产神父们在自享自乐，他们既是警察，同时又是新闻的主人。”1962年，他在狱中写出第二本批判共产主义的着作《与斯大林的对话》。吉拉斯以他两次去莫斯科见到斯大林的经历，指出斯大林是“历史上最残忍的罪犯；是个阴险、狡猾、冷酷的家伙。”
《新阶级》被偷运到西方出版后，立即闻名世界，被翻译成60种文字，发行了三百多万册。吉拉斯的书，不仅使东欧的知识份子了解共产邪恶，也促使西方那些对共产主义存在幻想的左派人士从共产谎言中觉醒。在共产党国家，有不少人是读到吉拉斯的书，才走上了反对共产主义的道路。像后来的萨哈啰夫，索尔仁尼琴，哈维尔等，都受过吉拉斯的影响。吉拉斯因《新阶级》一书被加刑五年。他在狱中翻译弥尔顿的《失乐园》，因为没有纸，最初的译稿写在了三千张厕纸上。吉拉斯从监狱出来后受邀到英美访问。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做访问教授期间，发生了“布拉格之春”，苏军坦克开进了捷克。吉拉斯公开发表谈话，谴责苏联侵略。为此他的护照被吊销，被迫在西方流亡了18年。
第三，洞察共产邪恶本质。
吉拉斯在最后一本着作《新阶级的坠落》中，再次重申他的一贯看法：共产邪恶本质是永远不会改变的。即使在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受到世界瞩目时，吉拉斯仍坚定地认为，共产党的唯一出路是退出历史舞台，任何改革都无济于事。吉拉斯在接受《纽约时报》记者采访时说，“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还有其他人，都认为他们能够改革共产主义。但这是完全不可能的，因为意识形态是无法改革的。”
吉拉斯的这番话不是情绪的产物，而是他对共产党半个多世纪的观察和思考得出的真知灼见。正是这种完全否定共产党的思路，才导致东欧人民将共产政权一个接一个地推翻，赢得自由。而中国的知识份子们，有的宣导新权威主义；有的还要“告别革命”，主张稳定和经济建设第一，人的自由第四；海外某些异议人士，也在做着“朝野良性互动”的梦。
第四，超越民族主义，视自由为最高原则。
在波斯尼亚问题上，吉拉斯又是独树一帜。他是塞尔维亚人，但他同情波斯尼亚人民，认为他们有独立的权利，并严词批评塞尔维亚领袖，和对波斯尼亚的侵略。在这一点上，吉拉斯也给中国知识份子启示。很多中国人，认为宁可使用武力镇压，也不许人民自由选择。在他们看来，土地、边界和国家等等概念比人的自由和尊严还重要。而恰恰是这种视国家高于一切的思维才导致义和团的蠢血沸腾和中国的落后，愚弄和专制人民。
第五，确信和向往西方文明。
去吉拉斯家里采访的西方记者发现，他的书架上有几十种美国学者最近写的书。和那种反西方、批评美国是世界警察的论调完全相反，吉拉斯一直强调美国要承担领导世界的角色。在他去世前最后一次接受《纽约时报》记者采访时，他最担忧的是美国从这个领导世界的角色后退；“我的感觉，也许不是正确的，美国正在变得软弱，从她在世界担任的角色后退，这意味着任何坏的事情都可能发生，可能会是灾难。”吉拉斯之所以强调美国要承担领导的角色，要做“世界警察”，道理很简单，因为这个世界有太多的强盗、恶棍，可以想像，一个没有警察而地痞流氓横行霸道的世界会是多么可怕。如果没有美国的自由力量，今天的世界就不会是这样。
吉拉斯为他的与众不同付出了昂贵的代价。他坐了10年牢，被迫在海外流亡18年。但他说，“蹲过监狱的人会更倾向于权力。希特勒坐过5年牢，斯大林5次入狱。但监狱使我从一个共产主义者变成了人道主义者。”
1992年，吉拉斯才被“平反”，撤销了当年对他的判决。但他还是受到当局的批判和新闻界的围剿，因为他同情波斯尼亚人。民众在长期的错误信息引导下，把吉拉斯视为民族叛徒。《纽约时报》的记者说，他们去吉拉斯家里采访时，一位南斯拉夫出租车司机说：“吉拉斯是个坏人，是个民族叛徒。”吉拉斯逝世时，他的国家也没有给他一点荣誉。他自从批评共产党之后，就被强迫从政府别墅搬出，住进一个公寓。他80岁的时候，一只眼睛失明，听力下降，还患有严重的心脏病，有时停电，他要十分艰难地爬楼梯到自己的公寓。但他至死也没有向“新阶级”和荣华富贵屈服，宁可活在孤独和贫寒中。
易卜生说，“最孤独的人，是最有力量的人。”吉拉斯的一生证明，这位超越了共产主义、民族主义和意识形态的孤独者，有着强大的心灵。哈佛大学前苏联研究中心主任乌拉姆对这个共产世界的异数评价说：“这位曾对共产主义无情批判的先驱，会被世界上所有追求自由的人崇敬地怀念。”
其实，现在纪念吉拉斯，还有新的现实意义。吉拉斯是在反法西斯主义时期成长起来的共产主义战士；在后来的生涯中才逐渐若认识到，其实法西斯主义就是共产主义的变种。德、日法西斯在二战时期的惨败，不仅剿灭了法西斯，也给共产主义的信奉者敲响了沉闷的警钟，即便现在还有像希特勒和广田弘毅一样疯狂的法西斯分子，他们也不敢再对外贸然实施侵略扩张，前车之覆摆在了面前。
新时期的法西斯为免重蹈覆辙，也有所变种；对利弊得失有着精心的权衡和算计，成为法西斯主义后的共产主义新变种。新变种后的共产主义，主要表现形式为“窝里横”，在共产主义潜意识的惯性作用下，新共产主义对本国人民的各种天赋人权，惯常以不可理喻的手段予以本能的剥夺和排斥。“内政”是共产主义新变种手上常提着的一块盾牌，他们日渐发现：蹂躏国人，践踏人权，通常情况下会是相对安全的。当年德、日法西斯为害人间，世界各国群情激愤，纷纷自觉投身于反法西斯战争。而新共产主义以“窝里横”的形式，在本国无休止践踏人权，联合国和世界各国长期以来，多半熟视无睹，鲜有强烈反应。新共产主义就此得到鼓舞，更加放荡和骄横。
所以，世人对于新共产主义应予以高度警惕，并该意识到无视人权，就是在奉行法西斯主义。《大英百科》对法西斯主义的定义是：“个人的地位被压制于集体——例如某个国家、民族、种族或社会阶级之下的社会组织。”而新共产主义惯于凶狂压制的，正是个人的权利和自由。新共产主义同时也是一种极端形式的集体主义，它的信奉者常要求法律、道德和人权等等，必须为其小集团的利益让路。在暴政铁蹄下不能依法享有基本人权和人类尊严的社会成员，其“个人的地位”自然是无从谈起，而且也无从具体感受到人之为人，所该享有的尊严和幸福。
没有哪个社会成员，是为了饱遭压制而降生于红尘的。
人长了一张嘴巴，除了用于饮食和接吻，还有一个常用的功能，即用以言说。只因为自己掌握了公权力，就甩出种种吓人的大帽子，今天不让张三说话，明天不让李四言说，这就构成了压制，就是在奉行法西斯主义。言说，从盘古开天到如今就是天赋人权，不可予夺。而负屈衔冤者不论他以何种形式鸣冤，都属于言说之列，也是人权的一部分，将其不由分说关进黑监狱，这就又构成了对个人权利的压制，同时也是在奉行法西斯主义。
鸟有鸟巢，狗有狗窝。官商勾结者以“国家建设”等名目进行血腥强拆，随便扔给被拆迁人几个小钱，就携“强拆部队”汹汹而来，要强占人家的祖屋和地产，甚至逼得人以死抗争，此乃恃强凌弱，对个人就构成了压制，无视的是基本人权，同时也是在奉行法西斯主义。……
对新共产主义而言，生命的个体并无真正的权利可言，所有社会成员只能从属、依附于唯我独尊的团体，事事要听其摆布，甚而个人的生死荣辱，也要由“组织上”来决定，一切都可予可夺。有了这种新共产主义的惯性思维，也就有了对公权践踏人权的长期默许和纵容。新共产主义对民主制度怀有深深的恐惧，因为选举权和罢免权也是人权的一部分，民主会让每一个生命的个体天然成为自我的主宰，能让国民自由选择一个自己信得过的政治团队，主持国家事务。新共产主义为了恒久保有小集团的特权，自甘僵化成民主和人权的“死敌”。
专制，历来就是扰人心智的魔鬼，它让一个本可能是正常的人或正常的团队，在独断专行中滑向深渊，变得无视人权，信奉的是压制的力量，忽略的是心灵的感召，迷失的是理性，丧失的是人心。新共产主义在渐行渐远中并没有想过，无视人权其实就是在奉行法西斯主义。
新共产主义的危害已是无处不在。要将无视人权的专制冻土优化成尊重人权的公有园林，必须有所抗争，也需要文明社会能将关爱的目光，投向正在经受炼狱的人群。当世人普遍意识到无视人权就是在奉行法西斯主义时，人权的光辉终将穿越阴霾，世界也将因此而云舒霞卷。
其实，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也好，旧封建主义、新共产主义也罢，共同点就是专制独裁；它们和北非、中东乃至东北亚的独裁本质都是一样的，只不过名称不同而已。当人们认识到这种共同本质的一致性以后，人类社会也就有了共同一致的对策，分化、瓦解和消灭这种名目不一的反人类的独裁专制主义。
文章来源：《大中华思想门户》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