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12月4日讯】 在《断裂》一书中，孙立平对中国当下社会概括为二个字——断裂。他着重从经济模式和社会构架方面进行了描述。
对这种经济上的断裂，在世界许多国家都存在，各国政府千方百计地通过税收和政策予以干预和弥合。在我国，这种断裂相对性更强。和30年前相比，这种经济上的落差并不是绝对地更大了，而是相对地更大了。断裂之下，温饱(吃饱饭、衣服无补丁)基本都达到了，唯有发展机会的不均，相对显得更加突出。
在这个断裂面上，文化的断裂比起经济来更显得触目惊心。
我们常说现在是信息社会，谁控制了信息，谁就控制了最有效的社会资源。现代社会发展的加速度提高就是因为信息传播速度的飞速提高。中国官方对民间的最有效的控制首先就是信息控制。信息在中国一直是稀缺资源，当然这是人为的。官员可以看内参看CNN，“普通老百姓”只配看CCTV。
从信息资源的占有情况，可以看到整个社会文化的断裂状况。大城市拥有的信息量最大，其次是中小城市。经过层层过滤，再加上手段落后，农村几乎得不到任何有价值的信息。
文化最发达的是一线城市：深圳、广州、上海、北京等。这些城市文化设施齐全(有些甚至集全国人的钱兴建)，文化资讯发达，文化活动频繁，交流广泛。这里的人们文化素养最高，特别是国际先进文化的影响，使社会公民意识已经初步萌芽，先进的人类文化开始在这里扎根。同时，媒体力量和民间思想日益紧逼官方的防线，正逐步成长;官吏的文化素养在物质丰沛后也在同步提高，使政府由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法理上的公务员意识有可能逐步取代传统的“父母官”思维。在资本自由社会的大背景下，社会正艰难地走向人类文明的权利文化。
其次是一般省会城市。中国的省会城市首先是政治城市。政治是这些城市的第一功能。政治导向在这里压倒一切，文化的多元性大大逊色于一线城市。在经济上抽取省域鲜血制造的繁荣中，文化上缺少鲜活的民间因素。一些省份在努力挖掘地方文化，最后挖出来的都是腐朽的古代忠孝专制官场文化和权力文化。这种文化的腐朽来源于城市权力者的保守愚昧，青年人在这种窒息中难以得到多少健康成长的机会，他们多处于被压制状态，找不到自己青春的舞台。
再往下就是一般地市一级城市。这类城市的凝固性非常明显，人口的流动远远弱于省会城市。区域文化的近亲繁殖使文化严重退化，文化设施较为简陋，除过“老干部活动中心”外，青少年宫、体育馆(场)、图书馆、公园、电影院、博物馆等大多关门大吉。权力笼罩之下，这类城市除过供官员免费享受(有人埋单)的“娱乐城”之外，吃文化是唯一发达的文化。另外还有国粹的“麻将文化”。网络在这类城市被妖魔化也极为严重。媒体力量从这里已经解体。青年人从这里开始也彻底失势。
如今中国的县城纷纷往“城市”的方向发展。在驱逐无数原住农民后，新城区在青纱帐里拔地而起，巍峨的政府大楼对着一个10几万平方米的大广场，这是通行全国的新县城模式。在大批怀有抱负的青年人逃离家园后，县城文化的没落不可避免。从毛万岁生理死亡之后，中国专制体制的权力就不断发生下移，从一人独裁到集体领导，再到群龙无首。中央与地方的博弈实际仍是中国传统的胥吏与文官的权力争夺，此消彼长，地方权力一直在扩张，权力的失控也主要体现在缺乏监管的地方一级。“县官不如现管”，作为中国最低一级的城市，地方官吏的地头蛇成色十足，法律在“天下无敌”的权力面前几乎付之阙如。从某种意义上说，县委书记集社团大佬、政府首脑、公司董事长和大法官于一身，权倾一方，是名副其实的“百里侯”。
北大社会学博士生冯军旗以25万字的博士论文《中县干部》，极其典型地记录了一个中国县级权力体系，世袭的“政治家族”完全垄断了县域以内的所有政治、经济和暴力资源。该县21个大家族和140个小家族占据了各部门要职，基层权力完全被垄断，社会阶层走向固化，普通人家出身的年轻人根本不可能凭藉才干获取政治前途。该县2009年财政收入2亿多元，支出却达到8个多亿，全部被这些垄断家族挥霍一空。冯军旗的这份田野报告比当年费孝通的《江村经济》更加传神地成为一个中国隐喻。现实比小说更残酷更可怕，《红楼梦》在中国从来就不是一个梦。
因为文化的贫困，在县域这个封闭内向、逆向淘汰的官场酱缸，反智化和流氓化已经成为一种常态，家族化的黑社会色彩十分浓郁。主旋律文化是这里唯一的表面文章和道场文化，但常常反应迟钝，关公战秦琼，不能“与时俱进”，不少地方仍停留在毛时代，毛万岁得到了与关公和观音的同等地位。这种对毛万岁的“神化”既有中国传统多神教的习惯，也有民间化的“会道门”色彩。毛万岁最终沦为了钟馗。除过相对于官方思维的滞后，这也是一种熟视无睹，聊胜于无。官方权力对民间文化无情露骨地严厉打压，使道德危机在这里也最为严重。
乡镇农村是中国社会最底层的社会群落。现代信息的匮乏，使传统的草根文化在这里依然有所保持，但前景总有点黯淡。当一辈子没坐过电梯，没见过飞机的农民，坐在自己家的炕头上，打开电视，看到的是灯红酒绿的官场电视剧、无病呻吟的白领电视剧、变态阴谋的皇帝电视剧，那感觉就如同看外星人上吊一般荒诞。
文化是人类必须的东西，民间宗教近些年在乡村发展极为迅速。宗教作为文化之集大成者，为乡村提供了独特的文化色彩。社戏、庙会、祭祀庆典、诵经交流等等，这里的下里巴人文化绝对不同于那些自以为是的城市。这种草根文化充满几分自治精神，多少弥补了法律软弱和道德危机的困境。
相较之下，县城往往沦为最没有文化的地方，许多地市城市和省会城市也不过是一个稍大点的县城而已。官场文化一支独大，如东方不败之笑傲江湖。文化的萧条导致这里口腹之欲发达，吃文化无比繁荣，性生活数量较高而质量较低。这种反文化倾向也使人更容易产生满足感和幸福感。对他来说，世界就县城这么大，时间就今天这么长。也可以说，这种县城文化主流是一种文盲文化加流氓文化。或者说，是狗文化兼太监文化。
一线城市的文化发达和多元化使社会纷繁复杂，令人产生无以适从的感觉，郁闷和焦虑也极为普遍，这是文化产生的副作用。但就发达强健的文化总体而言，作为个体的人总可以从气象万千的文化中找到自己精神的皈依，使人生超越自我，成为一个文化的文明的人，这实际构成一个人的理想。
面对信息社会和全球化浪潮，中国乡村的未来前途未卜。与城市中老年人扭秧歌唱红歌相反，农村的无数中老年人自发组织起来，通过募捐修庙办庙会，对自己家园的文化建设之赤胆热衷着实令人感动;这些厚道传统的民间信仰和草根文化维护了底层中国人的生命尊严，丰富了人生的意义，体现了人对自己家园的热爱和善良人性。尽管其中有些东西对现代青年人不一定是很有帮助的，但作为一种文化自救活动，乡村力量无疑是令人敬佩的。这里有真正的民间，尽管经常受到官方的干涉，民间文化在这里仍然艰难地生长。这里也常常让许多人忽略和遗忘。
在传统智慧里，中国有“三生”的信仰，再加上宗族延续的稳定性，人们充满乡梓之情和羞耻感。从文化来说，人与自然的关系比较密切，生老病死都是一种对自然的接受。因此农村老人因为传统文化，常常更能坦然地面对死亡恐惧，这是“破除迷信”的城市老人所无法体会的。城市老人只相信此生此世，对未来唯一的责任就是自己的儿女，普遍存在对死亡的恐惧。
在《信任》一书中，美国学者福山把人类社会分为两类，一类是“高度信任社会”，以美国为代表;另一类是“低度信任社会”，以华人文化圈、意大利、韩国为代表。在“高度信任社会”中，经济发展呈现繁荣景象;而在“低度信任社会”中，经济状况却危机四伏。“在中国文化中，对外人的不信任通常阻碍了公司的制度化。”
传统的中国乡土文化是一种熟人文化圈，一切就建立的“礼”之上，孔子曾经不遗馀力的恢复周礼，古老的“礼”文化保证了一种文明秩序。但随着现代化和城市化的发展，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变，这是中国3000年来从未有的变局，熟人圈消失之后，礼崩乐坏，社会又坠落到原始野蛮的“坏人社会”中去。
发生小悦悦悲剧的广佛五金城可以说是中国“陌生人社会”的一个缩影，人们对生活和工作在自己周围的人都漠不关心。眼下中国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迁移自由，人们离开了熟悉的有着长期稳定人际关系的乡村环境，来到城里。在这里亲情和友情通常都会让位于对财富的追求。金钱关系已经成为中国最普遍的人际关系。
对于“每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的“坏人社会”，西方世界一般是以宗教和法治来治理的，但中国既欠缺宗教精神，也欠缺法治精神，中国当局试图以政治来治理，或者说以权力来建立秩序。近些年官方向乡村派驻了大量的“村官”(河南省委书记甚至打算在各个大学增设“村官系”“村官专业”)，不知这些“官”会在多大意义上挽救或者扼杀这些微弱的乡村文化。但乳臭未干的“村官”带着三个表去乡村“布道”，对文化的建设意义是令人怀疑的。尽管乡村的“大锅”(卫视天线)已经被官家砸光了，但砸脑袋估计还需要点大无畏精神。
在陌生人生活变为坏人社会时，传统的礼文化出现了变异，就是黑社会化，以“规矩”(潜规则)来重新建立秩序，最终形成一个又一个的“圈子”，每个圈子内部构成一个熟人社会，也就是好人社会。这种圈子文化在中国各行各业都非常普遍，文人们党同伐异，同一个圈子内互相吹捧，不顾职业道德。法治社会始终难以在中国扎根，对于熟人和陌生人，往往有不同的“礼”，类似“华夷之别”。比如社团对内(熟人)用的是“家法”，双规。对外(陌生人)则直接就是刑拘。这种法制实际还是中国的礼文化，与人人平等的理性的“法治精神”相去甚远。
这种社会结构的文化断裂在互相隔绝中并不明显，甚至相安无事。一线城市的多数白领小资不了解其它“穷山恶水”——“何不食肉糜”;许多乡下“红脖子”也不理解城里的“大狗”——为何要冒着生命危险浪费自己的钱去登雪山……在社会日益频繁的交流中，这种鸡同鸭讲的局面往往显现出尴尬、无奈和难堪的个体体验。古老的乡村文化与现代的城市(大城市)文化大相迳庭，风牛马不相及。县城文化的抱残守缺和整体不振使其文化竞争力与大城市进一步拉大。
同时，作为文化的主体，人的价值在不同文化语境下的体现是完全不同的。青年人对文化的认可和传承决定着文化的未来力量。青年人接受力强，进入大城市接受现代文化的洗礼，使城市文化更加繁荣壮大。但对县城文化和乡村文化来说，青年人没有话语权和影响力，甚至处于被同化被边缘化的境地。从某种意义上，互联网对县城的意义比大城市更大一些，它使人们在一个虚拟的世界里摆脱了地理上的闭塞，世界在这里变平了。
县城文化在官场文化和权力文化的主导下，自然很难回归乡村式的草根文化，但向真正的城市文化进化也显得不甘心和不愿意。这种弱智丑陋的县城文化正大量体现在当下的主旋律文艺作品中，其结果是进一步壮大和发展了脱胎于小农意识的中国小市民文化——准确的说是市侩文化，而与健康的权利文化和公民文化渐行渐远。毫无疑问，总数量将近3000的这些县城是现实中国的主体构成；所谓大城市并不是真正的中国，而是当下中国的理想和虚拟，当然生活于其中的人们是幸运的。
文章来源：《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对这种经济上的断裂，在世界许多国家都存在，各国政府千方百计地通过税收和政策予以干预和弥合。在我国，这种断裂相对性更强。和30年前相比，这种经济上的落差并不是绝对地更大了，而是相对地更大了。断裂之下，温饱(吃饱饭、衣服无补丁)基本都达到了，唯有发展机会的不均，相对显得更加突出。
在这个断裂面上，文化的断裂比起经济来更显得触目惊心。
我们常说现在是信息社会，谁控制了信息，谁就控制了最有效的社会资源。现代社会发展的加速度提高就是因为信息传播速度的飞速提高。中国官方对民间的最有效的控制首先就是信息控制。信息在中国一直是稀缺资源，当然这是人为的。官员可以看内参看CNN，“普通老百姓”只配看CCTV。
从信息资源的占有情况，可以看到整个社会文化的断裂状况。大城市拥有的信息量最大，其次是中小城市。经过层层过滤，再加上手段落后，农村几乎得不到任何有价值的信息。
文化最发达的是一线城市：深圳、广州、上海、北京等。这些城市文化设施齐全(有些甚至集全国人的钱兴建)，文化资讯发达，文化活动频繁，交流广泛。这里的人们文化素养最高，特别是国际先进文化的影响，使社会公民意识已经初步萌芽，先进的人类文化开始在这里扎根。同时，媒体力量和民间思想日益紧逼官方的防线，正逐步成长;官吏的文化素养在物质丰沛后也在同步提高，使政府由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法理上的公务员意识有可能逐步取代传统的“父母官”思维。在资本自由社会的大背景下，社会正艰难地走向人类文明的权利文化。
其次是一般省会城市。中国的省会城市首先是政治城市。政治是这些城市的第一功能。政治导向在这里压倒一切，文化的多元性大大逊色于一线城市。在经济上抽取省域鲜血制造的繁荣中，文化上缺少鲜活的民间因素。一些省份在努力挖掘地方文化，最后挖出来的都是腐朽的古代忠孝专制官场文化和权力文化。这种文化的腐朽来源于城市权力者的保守愚昧，青年人在这种窒息中难以得到多少健康成长的机会，他们多处于被压制状态，找不到自己青春的舞台。
再往下就是一般地市一级城市。这类城市的凝固性非常明显，人口的流动远远弱于省会城市。区域文化的近亲繁殖使文化严重退化，文化设施较为简陋，除过“老干部活动中心”外，青少年宫、体育馆(场)、图书馆、公园、电影院、博物馆等大多关门大吉。权力笼罩之下，这类城市除过供官员免费享受(有人埋单)的“娱乐城”之外，吃文化是唯一发达的文化。另外还有国粹的“麻将文化”。网络在这类城市被妖魔化也极为严重。媒体力量从这里已经解体。青年人从这里开始也彻底失势。
如今中国的县城纷纷往“城市”的方向发展。在驱逐无数原住农民后，新城区在青纱帐里拔地而起，巍峨的政府大楼对着一个10几万平方米的大广场，这是通行全国的新县城模式。在大批怀有抱负的青年人逃离家园后，县城文化的没落不可避免。从毛万岁生理死亡之后，中国专制体制的权力就不断发生下移，从一人独裁到集体领导，再到群龙无首。中央与地方的博弈实际仍是中国传统的胥吏与文官的权力争夺，此消彼长，地方权力一直在扩张，权力的失控也主要体现在缺乏监管的地方一级。“县官不如现管”，作为中国最低一级的城市，地方官吏的地头蛇成色十足，法律在“天下无敌”的权力面前几乎付之阙如。从某种意义上说，县委书记集社团大佬、政府首脑、公司董事长和大法官于一身，权倾一方，是名副其实的“百里侯”。
北大社会学博士生冯军旗以25万字的博士论文《中县干部》，极其典型地记录了一个中国县级权力体系，世袭的“政治家族”完全垄断了县域以内的所有政治、经济和暴力资源。该县21个大家族和140个小家族占据了各部门要职，基层权力完全被垄断，社会阶层走向固化，普通人家出身的年轻人根本不可能凭藉才干获取政治前途。该县2009年财政收入2亿多元，支出却达到8个多亿，全部被这些垄断家族挥霍一空。冯军旗的这份田野报告比当年费孝通的《江村经济》更加传神地成为一个中国隐喻。现实比小说更残酷更可怕，《红楼梦》在中国从来就不是一个梦。
因为文化的贫困，在县域这个封闭内向、逆向淘汰的官场酱缸，反智化和流氓化已经成为一种常态，家族化的黑社会色彩十分浓郁。主旋律文化是这里唯一的表面文章和道场文化，但常常反应迟钝，关公战秦琼，不能“与时俱进”，不少地方仍停留在毛时代，毛万岁得到了与关公和观音的同等地位。这种对毛万岁的“神化”既有中国传统多神教的习惯，也有民间化的“会道门”色彩。毛万岁最终沦为了钟馗。除过相对于官方思维的滞后，这也是一种熟视无睹，聊胜于无。官方权力对民间文化无情露骨地严厉打压，使道德危机在这里也最为严重。
乡镇农村是中国社会最底层的社会群落。现代信息的匮乏，使传统的草根文化在这里依然有所保持，但前景总有点黯淡。当一辈子没坐过电梯，没见过飞机的农民，坐在自己家的炕头上，打开电视，看到的是灯红酒绿的官场电视剧、无病呻吟的白领电视剧、变态阴谋的皇帝电视剧，那感觉就如同看外星人上吊一般荒诞。
文化是人类必须的东西，民间宗教近些年在乡村发展极为迅速。宗教作为文化之集大成者，为乡村提供了独特的文化色彩。社戏、庙会、祭祀庆典、诵经交流等等，这里的下里巴人文化绝对不同于那些自以为是的城市。这种草根文化充满几分自治精神，多少弥补了法律软弱和道德危机的困境。
相较之下，县城往往沦为最没有文化的地方，许多地市城市和省会城市也不过是一个稍大点的县城而已。官场文化一支独大，如东方不败之笑傲江湖。文化的萧条导致这里口腹之欲发达，吃文化无比繁荣，性生活数量较高而质量较低。这种反文化倾向也使人更容易产生满足感和幸福感。对他来说，世界就县城这么大，时间就今天这么长。也可以说，这种县城文化主流是一种文盲文化加流氓文化。或者说，是狗文化兼太监文化。
一线城市的文化发达和多元化使社会纷繁复杂，令人产生无以适从的感觉，郁闷和焦虑也极为普遍，这是文化产生的副作用。但就发达强健的文化总体而言，作为个体的人总可以从气象万千的文化中找到自己精神的皈依，使人生超越自我，成为一个文化的文明的人，这实际构成一个人的理想。
面对信息社会和全球化浪潮，中国乡村的未来前途未卜。与城市中老年人扭秧歌唱红歌相反，农村的无数中老年人自发组织起来，通过募捐修庙办庙会，对自己家园的文化建设之赤胆热衷着实令人感动;这些厚道传统的民间信仰和草根文化维护了底层中国人的生命尊严，丰富了人生的意义，体现了人对自己家园的热爱和善良人性。尽管其中有些东西对现代青年人不一定是很有帮助的，但作为一种文化自救活动，乡村力量无疑是令人敬佩的。这里有真正的民间，尽管经常受到官方的干涉，民间文化在这里仍然艰难地生长。这里也常常让许多人忽略和遗忘。
在传统智慧里，中国有“三生”的信仰，再加上宗族延续的稳定性，人们充满乡梓之情和羞耻感。从文化来说，人与自然的关系比较密切，生老病死都是一种对自然的接受。因此农村老人因为传统文化，常常更能坦然地面对死亡恐惧，这是“破除迷信”的城市老人所无法体会的。城市老人只相信此生此世，对未来唯一的责任就是自己的儿女，普遍存在对死亡的恐惧。
在《信任》一书中，美国学者福山把人类社会分为两类，一类是“高度信任社会”，以美国为代表;另一类是“低度信任社会”，以华人文化圈、意大利、韩国为代表。在“高度信任社会”中，经济发展呈现繁荣景象;而在“低度信任社会”中，经济状况却危机四伏。“在中国文化中，对外人的不信任通常阻碍了公司的制度化。”
传统的中国乡土文化是一种熟人文化圈，一切就建立的“礼”之上，孔子曾经不遗馀力的恢复周礼，古老的“礼”文化保证了一种文明秩序。但随着现代化和城市化的发展，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变，这是中国3000年来从未有的变局，熟人圈消失之后，礼崩乐坏，社会又坠落到原始野蛮的“坏人社会”中去。
发生小悦悦悲剧的广佛五金城可以说是中国“陌生人社会”的一个缩影，人们对生活和工作在自己周围的人都漠不关心。眼下中国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迁移自由，人们离开了熟悉的有着长期稳定人际关系的乡村环境，来到城里。在这里亲情和友情通常都会让位于对财富的追求。金钱关系已经成为中国最普遍的人际关系。
对于“每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的“坏人社会”，西方世界一般是以宗教和法治来治理的，但中国既欠缺宗教精神，也欠缺法治精神，中国当局试图以政治来治理，或者说以权力来建立秩序。近些年官方向乡村派驻了大量的“村官”(河南省委书记甚至打算在各个大学增设“村官系”“村官专业”)，不知这些“官”会在多大意义上挽救或者扼杀这些微弱的乡村文化。但乳臭未干的“村官”带着三个表去乡村“布道”，对文化的建设意义是令人怀疑的。尽管乡村的“大锅”(卫视天线)已经被官家砸光了，但砸脑袋估计还需要点大无畏精神。
在陌生人生活变为坏人社会时，传统的礼文化出现了变异，就是黑社会化，以“规矩”(潜规则)来重新建立秩序，最终形成一个又一个的“圈子”，每个圈子内部构成一个熟人社会，也就是好人社会。这种圈子文化在中国各行各业都非常普遍，文人们党同伐异，同一个圈子内互相吹捧，不顾职业道德。法治社会始终难以在中国扎根，对于熟人和陌生人，往往有不同的“礼”，类似“华夷之别”。比如社团对内(熟人)用的是“家法”，双规。对外(陌生人)则直接就是刑拘。这种法制实际还是中国的礼文化，与人人平等的理性的“法治精神”相去甚远。
这种社会结构的文化断裂在互相隔绝中并不明显，甚至相安无事。一线城市的多数白领小资不了解其它“穷山恶水”——“何不食肉糜”;许多乡下“红脖子”也不理解城里的“大狗”——为何要冒着生命危险浪费自己的钱去登雪山……在社会日益频繁的交流中，这种鸡同鸭讲的局面往往显现出尴尬、无奈和难堪的个体体验。古老的乡村文化与现代的城市(大城市)文化大相迳庭，风牛马不相及。县城文化的抱残守缺和整体不振使其文化竞争力与大城市进一步拉大。
同时，作为文化的主体，人的价值在不同文化语境下的体现是完全不同的。青年人对文化的认可和传承决定着文化的未来力量。青年人接受力强，进入大城市接受现代文化的洗礼，使城市文化更加繁荣壮大。但对县城文化和乡村文化来说，青年人没有话语权和影响力，甚至处于被同化被边缘化的境地。从某种意义上，互联网对县城的意义比大城市更大一些，它使人们在一个虚拟的世界里摆脱了地理上的闭塞，世界在这里变平了。
县城文化在官场文化和权力文化的主导下，自然很难回归乡村式的草根文化，但向真正的城市文化进化也显得不甘心和不愿意。这种弱智丑陋的县城文化正大量体现在当下的主旋律文艺作品中，其结果是进一步壮大和发展了脱胎于小农意识的中国小市民文化——准确的说是市侩文化，而与健康的权利文化和公民文化渐行渐远。毫无疑问，总数量将近3000的这些县城是现实中国的主体构成；所谓大城市并不是真正的中国，而是当下中国的理想和虚拟，当然生活于其中的人们是幸运的。
文章来源：《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