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1月12日讯】你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
2011年新的网络流行语有一句改自中国传统励志名言：少壮不努力，一生在内地。这无非是冷嘲，是无权势者表达自身愤慨的近乎唯一的方式。但在2011年度，少壮的努力，似乎也开始变得无济于事，因为，你所有个体的奋斗，恐怕不再能够改变你的命运。从小学开始，绿领巾便成为身份的标识，这令人想起纳粹治下的波兰，犹太人被迫佩戴特殊的标记，以表明身份。历任领袖们都喜欢讲“从娃娃抓起”，莫非，卷土重来的等级制度，也需要从娃娃抓起？学校，本是一方净土，饶是几十年前的贫乏社会，教育的平等仍给人“知识改变命运”的希望。作为一个农民的大国，多少人曾经怀着这个梦想，埋头苦读，跳出农门，赢得改变命运的机会。
我也是如此，正是通过高考，才改变了农民的社会阶层，能在冬夜煮一杯咖啡，慨叹民生之多艰，尽管除此之外无能为力。近年来，高考在内地几乎成为唯一尚具备公信力的选拔，但在诸多丑闻之下，如今这一残存的公道，也开始丧失。湖南隆回县因迟到15分钟而被阻止参加高考的同学，你决绝地跳楼自杀，让人掬一把热泪。为什么，你不早生几年呢？至少那时，教育体制之病，还没有目前这么尖锐。还有广东贵阳两位自杀的考生，如果有人说你们的心理不够坚强，我将无言，我将向隅而泣：难道，不是高考制度病了，不是我们的社会病了，而是我们的孩子病了？
盲人歌手周云蓬，被内地知识界称为“当代荷马”。最代表他良知的歌曲，叫做《中国孩子》。在这首歌里，他列举了1998年克拉玛依大火烧死数百儿童、沙兰镇小学生溺死、河南艾滋病小孩、四川李思怡被饿毙等十数件内地孩子的悲剧，在歌曲的末尾，他以近乎嘶吼的声音唱到：
你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爸爸妈妈都是些怯懦的人。
为证明他们的铁石心肠，死到临头让领导先走。
这首歌作于2000年代早期，要是如今来写，周云蓬还将加入什么内容呢？三聚氰胺结石宝宝，前几年的南平屠童事件，还是今年甘肃校车超载事故？怪不得网友又说：中国有风险，投胎需谨慎。可怜甘肃老牛破车里超载而死的孩子们尸骨未寒，又爆出赠车马其顿的事件。是的，我们自己的孩子校车先可以不坐，让友邦的孩子先坐。这种逻辑与“让领导先走”一脉相承。我们不是常说孩子们是祖国的花朵吗，可总是轻易的让这些花朵遭到摧折。但是我们知道，一个国度如何对待自己的妇女儿童，完全可以看出这究竟是一个怎么样的国度。
还有那位据说感动了无数网友的背着弟弟上学的女孩。且慢感动，朋友，难道我们不应该先感到愤怒吗！社会保障在哪里，救援机制在哪里？三公消费的数据高到离谱，但我们的政府总有那多地方要花钱，花不够，只好丢下这个年仅9岁的衣衫褴褛的女孩子，和他弟弟一起自生自灭。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好在我们比屈大夫尚有进步，网络给了我们质询和追究责任人的可能。在这种质询展开之前的单方面感动，无论如何都是廉价的。可惜我们的主流媒体总是感动，除此之外不敢越雷池半步。莫非是想证明，确实都是宣传，没有舆论。
人教社小学五年级的课本中也有这么一个故事，来自一部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的电影。一个穷苦的学生为了完成学业，背着患病的父亲去上学。作文的要求是写出你的感动。但我们被感动的太多了，老是有人逼着你感动，能不能继续龙应台的追问：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社会保障缺位，政府机构失职，慈善组织无影！如果有一个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有足够的政府力量扶持，如果真的做到“天有旦夕祸福，我有人民保险”，从而让这个穷苦的学生，不必背着父亲，而能在社会的帮助下完成学业，恐怕远胜于所谓的感动吧。
一方面，这些极端的事例似乎在证明成年人并不管孩子们的死活，但一方面，孩子们越来越成人化。一时间在舆论风尖浪口的黄艺博小朋友，他与家人，恐怕至今仍不会明白，他们究竟为什么会受到这么多的关注。不过，也许事实是，绝大多数的关注者，同样对黄艺博个人充满了同情，批判者批判的不是他和他的家人，而是塑造他们的这个社会，这个教育体制。如上文所述的教材，如我们熟知的教育体制，出现个把黄艺博，不是很正常吗？况且，谁又不曾是黄艺博呢？从这个意义上讲，未来的接班人，要从娃娃抓起，倒真是做到了。
可怜的是亳州感染丙肝的孩子，他们的一生可能就这样成为伴随着病苦的一生，他们成为了制度的牺牲品。这么看来，黄艺博尽管也来自下岗工人家庭，但他的遭遇并不是最糟糕的。对亳州的孩子来说，这一切本来可以不发生。如果，政府更好地负责和监管；如果，我们的国度，目前尚不存在严重的城乡差异。乃至中山小悦悦，我们为她哀伤不已，也曾遗憾家长的失职，可是，我不能不说，这是社会溃败的一个表征。
于建嵘先生发起的随手拍解救被拐儿童的公益行动，以及邓飞等媒体人主持的免费午餐，几乎是这个黯淡的2011年仅有的几件令我们感到温暖的善事。中国的被拐儿童的命运，如果拍成电影，我想只要是纪实，一定远胜于印度那个《贫民窟百万富翁》。这里，没有奇迹，更多的是没有明天的漫漫黑夜。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这些被拐的孩子，他们如何在暴力的胁迫和侵害之下，等待着他们永远等不来的黎明？现在，媒体、学者、公安机关的大力介入，至少给我们提供了一线希望。这样，作为一个孩子的父亲，我的提心吊胆其来有自。每次，带孩子外出时，我与孩子妈始终不敢将眼光从孩子身上移开。免于恐惧的自由，我何曾拥有？而邓飞等媒体人，努力想要给那些饥饿的孩子们带去的，恐怕可算作是免于匮乏的自由。只是幅员辽阔，杯水车薪，我能想见他们的急迫感与无力感。但至少，他们开始做了。对于那些已经得到帮助的孩子，这就是全部。
温州动车事故中的小伊伊，已经渐近康复了。为此我感激温州那位特警队长邵曳戎。这确实是一个奇迹，王勇平真的没说错。在黯淡的2011年，小伊伊竟然在草菅人命中死里逃生。不管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这是唯一的一个奇迹。我友经营一家本地网站，他为2011年两大新闻事件做了汽车的车贴，一个是“五道杠”，一个便是王勇平这句话。我将这两个车贴，粘贴在我座驾的左右两边车尾，凡出行，必示之于众：我是五道杠，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乍看之下，均以为我这是反讽。但作为一个中国孩子的父亲，请你相信，我真的盼望王勇平先生的奇迹每天都能发生：空气变好；水质变清；饮料中没有激素；食物中没有毒药；上学途中没有车祸；学校里，能教给孩子常识。这是一个今日中国的普通父亲的梦想。很难相信，但我尝试去相信。
文章来源：《凯迪社区》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2011年新的网络流行语有一句改自中国传统励志名言：少壮不努力，一生在内地。这无非是冷嘲，是无权势者表达自身愤慨的近乎唯一的方式。但在2011年度，少壮的努力，似乎也开始变得无济于事，因为，你所有个体的奋斗，恐怕不再能够改变你的命运。从小学开始，绿领巾便成为身份的标识，这令人想起纳粹治下的波兰，犹太人被迫佩戴特殊的标记，以表明身份。历任领袖们都喜欢讲“从娃娃抓起”，莫非，卷土重来的等级制度，也需要从娃娃抓起？学校，本是一方净土，饶是几十年前的贫乏社会，教育的平等仍给人“知识改变命运”的希望。作为一个农民的大国，多少人曾经怀着这个梦想，埋头苦读，跳出农门，赢得改变命运的机会。
我也是如此，正是通过高考，才改变了农民的社会阶层，能在冬夜煮一杯咖啡，慨叹民生之多艰，尽管除此之外无能为力。近年来，高考在内地几乎成为唯一尚具备公信力的选拔，但在诸多丑闻之下，如今这一残存的公道，也开始丧失。湖南隆回县因迟到15分钟而被阻止参加高考的同学，你决绝地跳楼自杀，让人掬一把热泪。为什么，你不早生几年呢？至少那时，教育体制之病，还没有目前这么尖锐。还有广东贵阳两位自杀的考生，如果有人说你们的心理不够坚强，我将无言，我将向隅而泣：难道，不是高考制度病了，不是我们的社会病了，而是我们的孩子病了？
盲人歌手周云蓬，被内地知识界称为“当代荷马”。最代表他良知的歌曲，叫做《中国孩子》。在这首歌里，他列举了1998年克拉玛依大火烧死数百儿童、沙兰镇小学生溺死、河南艾滋病小孩、四川李思怡被饿毙等十数件内地孩子的悲剧，在歌曲的末尾，他以近乎嘶吼的声音唱到：
你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爸爸妈妈都是些怯懦的人。
为证明他们的铁石心肠，死到临头让领导先走。
这首歌作于2000年代早期，要是如今来写，周云蓬还将加入什么内容呢？三聚氰胺结石宝宝，前几年的南平屠童事件，还是今年甘肃校车超载事故？怪不得网友又说：中国有风险，投胎需谨慎。可怜甘肃老牛破车里超载而死的孩子们尸骨未寒，又爆出赠车马其顿的事件。是的，我们自己的孩子校车先可以不坐，让友邦的孩子先坐。这种逻辑与“让领导先走”一脉相承。我们不是常说孩子们是祖国的花朵吗，可总是轻易的让这些花朵遭到摧折。但是我们知道，一个国度如何对待自己的妇女儿童，完全可以看出这究竟是一个怎么样的国度。
还有那位据说感动了无数网友的背着弟弟上学的女孩。且慢感动，朋友，难道我们不应该先感到愤怒吗！社会保障在哪里，救援机制在哪里？三公消费的数据高到离谱，但我们的政府总有那多地方要花钱，花不够，只好丢下这个年仅9岁的衣衫褴褛的女孩子，和他弟弟一起自生自灭。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好在我们比屈大夫尚有进步，网络给了我们质询和追究责任人的可能。在这种质询展开之前的单方面感动，无论如何都是廉价的。可惜我们的主流媒体总是感动，除此之外不敢越雷池半步。莫非是想证明，确实都是宣传，没有舆论。
人教社小学五年级的课本中也有这么一个故事，来自一部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的电影。一个穷苦的学生为了完成学业，背着患病的父亲去上学。作文的要求是写出你的感动。但我们被感动的太多了，老是有人逼着你感动，能不能继续龙应台的追问：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社会保障缺位，政府机构失职，慈善组织无影！如果有一个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有足够的政府力量扶持，如果真的做到“天有旦夕祸福，我有人民保险”，从而让这个穷苦的学生，不必背着父亲，而能在社会的帮助下完成学业，恐怕远胜于所谓的感动吧。
一方面，这些极端的事例似乎在证明成年人并不管孩子们的死活，但一方面，孩子们越来越成人化。一时间在舆论风尖浪口的黄艺博小朋友，他与家人，恐怕至今仍不会明白，他们究竟为什么会受到这么多的关注。不过，也许事实是，绝大多数的关注者，同样对黄艺博个人充满了同情，批判者批判的不是他和他的家人，而是塑造他们的这个社会，这个教育体制。如上文所述的教材，如我们熟知的教育体制，出现个把黄艺博，不是很正常吗？况且，谁又不曾是黄艺博呢？从这个意义上讲，未来的接班人，要从娃娃抓起，倒真是做到了。
可怜的是亳州感染丙肝的孩子，他们的一生可能就这样成为伴随着病苦的一生，他们成为了制度的牺牲品。这么看来，黄艺博尽管也来自下岗工人家庭，但他的遭遇并不是最糟糕的。对亳州的孩子来说，这一切本来可以不发生。如果，政府更好地负责和监管；如果，我们的国度，目前尚不存在严重的城乡差异。乃至中山小悦悦，我们为她哀伤不已，也曾遗憾家长的失职，可是，我不能不说，这是社会溃败的一个表征。
于建嵘先生发起的随手拍解救被拐儿童的公益行动，以及邓飞等媒体人主持的免费午餐，几乎是这个黯淡的2011年仅有的几件令我们感到温暖的善事。中国的被拐儿童的命运，如果拍成电影，我想只要是纪实，一定远胜于印度那个《贫民窟百万富翁》。这里，没有奇迹，更多的是没有明天的漫漫黑夜。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这些被拐的孩子，他们如何在暴力的胁迫和侵害之下，等待着他们永远等不来的黎明？现在，媒体、学者、公安机关的大力介入，至少给我们提供了一线希望。这样，作为一个孩子的父亲，我的提心吊胆其来有自。每次，带孩子外出时，我与孩子妈始终不敢将眼光从孩子身上移开。免于恐惧的自由，我何曾拥有？而邓飞等媒体人，努力想要给那些饥饿的孩子们带去的，恐怕可算作是免于匮乏的自由。只是幅员辽阔，杯水车薪，我能想见他们的急迫感与无力感。但至少，他们开始做了。对于那些已经得到帮助的孩子，这就是全部。
温州动车事故中的小伊伊，已经渐近康复了。为此我感激温州那位特警队长邵曳戎。这确实是一个奇迹，王勇平真的没说错。在黯淡的2011年，小伊伊竟然在草菅人命中死里逃生。不管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这是唯一的一个奇迹。我友经营一家本地网站，他为2011年两大新闻事件做了汽车的车贴，一个是“五道杠”，一个便是王勇平这句话。我将这两个车贴，粘贴在我座驾的左右两边车尾，凡出行，必示之于众：我是五道杠，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乍看之下，均以为我这是反讽。但作为一个中国孩子的父亲，请你相信，我真的盼望王勇平先生的奇迹每天都能发生：空气变好；水质变清；饮料中没有激素；食物中没有毒药；上学途中没有车祸；学校里，能教给孩子常识。这是一个今日中国的普通父亲的梦想。很难相信，但我尝试去相信。
文章来源：《凯迪社区》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